2007年3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朱鸿林教授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演讲，其演讲题目是“明代思想史研究的空间与进路”，下面是经其本人校订后的演讲稿：
其实这是一个传统的命题。所有的研究都会有一个空间，也会有一个进路的问题。我今天来这里向大家讨教，要说的并不全新，但希望也不完全是旧的。明代思想史这一块，因为它是宋明理学史这个大潮流下的一部分，以往的做法都是比较宏观和整体，包括这套两大册的好书《宋明理学史》在内，处理的是个大的整体的空间，而以一个概论式的整体布局来加以描述。它的研撰策略——我这里讲的没有评价优劣的意思——因为体例的关系，是一种我称之为大面盖小点的做法。这个做法的面向很宽，但是里面的点是比较小的，没有办法什么都照顾。这类书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另外一个做法就是以一种粗的线条，写出一个大的轮廓。当然，我并不是说“粗”就是不好（在绘画里粗线条也是重要的）。我所了解的以往的做法，大概就是这样。它整个表述的框架，首先是一个理论的认定。比如说在宋明理学中，或是在什么时代的什么学术中，它先会在若干重要的概念范畴里面给它认定出什么什么的理念、主张，然后再加以叙述。在这个基础上面，它又会处理不同的学派，说每一个学派演变是怎么样的。这是以往的做法。
接下来，我想讲几点思想史界定的问题。第一点是，我们从事思想史，那么到底我们关心的范围是什么？我们研究的对象又是什么？我先声明，今天我说的思想史主要指明代的思想史，再扩大也顶多是宋元明清初阶段的思想史，因为每一个朝代有它自己的特色，太跨朝代是不容易概括起来的。在界定方面，第一要关心的就是思想本体，像理念，理论，主张，像英文词汇中结尾有“ism”、所谓主义等等，都是我们要研究的。但我认为，不一定是每一个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都需要把这些理念、理论的东西来重复地说。理念、理论之类固然重要，研究者也必须知道它们，但在他的著述里面，却不一定都要把这些重复再讲一次。为什么？你讲它们的时候，你提出了一个见解，如果这个见解是老旧的，那么你就可以引用他人已有而能够成立之说，不需要重复说以表示自己的独到。重复旧的东西，只会对读者增加负担。总之，在认定思想史的范围上，没有错，我们要认定思想的本体，但却不一定要很深入地去谈它。有一些思想有价值而没人谈过的，当然就可以大谈多谈。相反，人家已经说过的，就不必多谈了。尤其是在理念、理论方面，应该这样。理念、理论的诠释，本身哲学性较高，如果你总在谈它，那么就会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主观性太强。你在解释说这是明代某个人物讲的概念、理念、理论时，你讲的其实不一定是他讲的，只是你认为是这样而已，这样做的主观性是很强的。读历史的人，他不是要读你的意见，而是要透过你的述析，去了解这真的是明代或者宋代什么时代的那一个人的思想、说法。明代或宋代的那一个人，才是读者兴趣的对象。因此，如果你就是抓了几个理念无限地讲的时候，情况变成了你是主角，那个历史人物、思想家反而不是主角了。所以我认为，是否我们应该说，至少在研究历史方面，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个思想、理念本身不应该研究，而是说这研究更大地应该是哲学家的责任。他们可以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之加以诠释或加以批判或做什么的，这是他们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是，不必要的重复。假设你讲了，也都讲对了，但前辈们都讲过了，而你讲的又没有新知，那就在时间上很不经济，没什么意思了。我想提的范围界定，大概便是这些。
第二点是，思想史关心的研究对象中，有一个是思想的形成或者是理论的构成的过程。刚才讲到本体，说的是那个思想是什么，现在你需要知道那个思想本体形成的一个过程。对于这一点我的兴趣很大。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往往由于数据的限制而不容易说，要么说得不够，要么说得太多，说思想家所没有说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讲思想形成的过程？我想是应该的。这个就是思想史。这历史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思想传承的历史，一个就是思想形成自己的历史。在这个形成的过程里面，思想是表达出来了，但表达思想的毕竟是一个人，所以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研究的对象。这个思想家我们要研究的，包括他的一生，他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的思维方式。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在某些点上都是独立的，不一样的，但因为他是在一个传统里面成长的，因此也有一大部分是与人共通的。这点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研究对象的思维模式是如何形成、展现的，我想这是思想史应该研究的。马上要注意的，就是他活在的那个传统。比如说，过去五十年来，在我们国内成长的学者，他的思维模式跟一百年前是不一样的。因为环境不一样了，思维也是不一样的，他自己承接的学术、文化、思想传统也会受到影响。有一些人在原来的传统里面跳不出来，有一些人就能跳出来，但不管是否跳得出来，其实他首先就是从那个传统里面经历过的。所以在研究思想或者理论的形成或者构成的过程时，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然，最理想的情形就是让思想家自己说话。如果有一个明代的学者，他有文字留下，就可以让他用自己的话来介绍自己的思想是怎么样形成的。王阳明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他不同的思想经历，在他不同的交谈之中，是可以看得出来和能够重组起来的。但是，往往并不一定会有数据可以让我们这样做。
第三点，我想谈一个思想来源的问题。这可以分两方面谈。第一个方面就是刚才所讲的人物生活的那个传统。在那个传统里面有什么现代话讲的重要的主义，或是什么重要的主张，人们对思想家的期待是怎么样的，批判是怎么样的，这点我们要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就更加可以了解这个思想的来源。情况往往是，一些孤单的学者，他们在乡下写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很好，但是都存不下来。文字能够传出来的人，都是我们现在讲的文化人，他多少跟当时那些重要的政治、教育、文化制度是有关的。所以在谈思想的来源的时候，恐怕对制度要比较重视一点。另外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就是思想的对象。你要思想流传，离不开述和作；你要述作的时候，尤其想要所述所作获得流传，你就不可能坐在那里无的放矢，而需要有具体的说话对象。就好像我今天一样，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搞历史的，我今天才会说这番话。如果今天是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在一起，那么我可能就不会讲以上所讲这些。所以当研究思想的来源的时候，我认为，你须要知道这思想是为谁而想的，为谁而说的，为谁而写的。这个问题就大了。它有一个活的背景在里面，到底是什么事情引发了思想家构思和表达他所构思和表达的东西？这问题有时候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往往发现，同一个人同一个思想家，有时候看起来是很矛盾的，有时候这个话这么讲，有时候又在否定自己。如果能够从这个思想发表的对象那里来研究的时候，恐怕就有机会能够找到一个好一点的解释。
第四点，我想研究明代思想史可以关心、研究的对象就是思想的外边的东西。我指的是思想本身所发挥的影响、思想内涵的修订、思想或思潮的消亡之类。谈到影响，你怎么知道这思想有影响？我们以往的做法也不是不对：比如说，这个思想影响了某一个人。你看某人谈理气，某人接下来也谈理气，即使谈的和前者谈的中间有不同，也肯定是前者有其影响，不然后者也不会继续同样的命题。但这只是一方面的影响，是在哲学概念、哲学范畴的抽象方面的影响。谈这类影响的我们做的很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尽量吸收、借镜我们前辈的研究成果；我自己就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里。我并不是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但当我觉得前辈们说的已经很好，如果我来说我不会超过他们的，那么我就干脆忠实地引用他们，说明我这是根据侯外庐先生、我这是根据容肇祖先生来说的。思想内涵和影响其实是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来看的，从政治制度、从社会礼俗等也可以看出来。往往很多明朝的儒者在述作的时候，真的是把自己的志气、期望渗透在其述作中的。你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研究他，问到底他所志在哪里，所望在哪里，那么你也就可以有方向看到他的影响何在和影响多少。
思想的修订是思想内部的事情。但修订以后，还有一些外缘会影响到它的再修改，而修改以后它会有一个质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就像王学的发展一样，本来它从王阳明这里开始，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变成一个新的面貌出来了。而且不单是新的面貌，也还有新的体质，虽然像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等的观念名称还是原来的。凡此种种的改变，包括以后的衰落，都是一个过程。所以这也是思想史研究应该面对的一个课题。
总而言之，在思想史的关心范围和研究对象的问题上，我有这样的看法。抽象的、逻辑上的分析我们要注意，但是这方面如果前辈做的研究已经可以接受了，而我们没有更完整的论述，没有比他逻辑更强、数据更多、分析更深的研究，那就不必要自己再在这方面搞很多的分析。我们可以吸收它，而且应该吸收它。此外，思想本身乃至围绕思想外边的东西都是要看的，所以研究思想史、明代思想史，就不单只是限于研究这个理念和那个哲学范畴的演变过程，而要兼及这些理念或范畴外延涉及的事情。具体地说，一个思想是怎么样影响另一个思想，它是怎么样影响到人，它又受什么的冲击、挑战，又如何受人家的影响？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
接下来我想讲讲明代思想史研究的空间问题。
在大的空间里面明代思想史只是宋元明到清初思想史的一部分。整体来讲，就好像我开始时说的，明代思想史已经给拟定了一个范围，我们今天能够做的，最好还是先从点上面做。一方面我们挖深一点，二方面我们可以多作一些补充。具体地说，比如侯外庐等的《宋明理学史》和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它们都是通论性概述式的著作。《明代思想史》已经比它之前的著作强很多，因为它注意到很多传统学术史所不讲的人物。《宋明理学史》述析了明初的三部《大全》和清初的两部《学案》各自的来源和时代意义，更是新的内容。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明代重要的、在明代有不少人提的人物、著作和事情，是没有包括在这两部书里面的。这个不是作者们的问题，因为这两书的体例就是这样。但我想这方面可以加强——个别人物的理念和行事的叙述可以加强。这也与一些思想潮流有关。潮流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当时小的潮流。比如十几个人在某地讲学，人数上在明代的中国当然是很少的，但却可以形成一个我们认为的潮流。另外一种潮流是大的，它是经世的思潮。这思潮是很强的，只是以往学者们在界定思想史的时候，并不把它作为思想史应该处理的内容，所以在思想史的著述中它并不彰显。
我认为，可以继续研究和加强开拓的研究空间有这样几个。第一个是元明之交时的金华学派和徽州学派的研究。我觉得徽州方面恐怕研究做的还不够，需要深入一点做去。和金华学者一样，徽州学者也是面对经学、面对程朱理学。他们所采取的做法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好的形容词来形容，但基本上他们的做法和金华学派是不太一样的。我想这个异同问题和与之相关的问题都值得研究。因为明太祖其实也很相信徽州那班学者，而不单只是留意宋元以来的浙东学术传统。因为徽州那套经学在明朝一开始的时候就受最高统治者所欣赏，至少没有排拒它，所以以后它要发挥影响。这影响就体现在那三部《大全》上。三部《大全》跟科举又连成了一个研究空间，当中我们也可以有研究上的补点之处。
第二个是帝王的思想。照我读书的理解，毕竟在一个帝制的中国，不像我们今天，帝王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我们也不能假设帝王没有思想，没一定的立场，没一定的主张。实际上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明朝早期的几个皇帝很有自己的立场和对学术、思想和文学的看法。而且他们的影响很大，他们透过制度，或者通过直接影响高级文官，来施加影响。当然，帝王的思想有很强的政治性，但是在政治性这帽子下面，它也包含很多其它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空间，从皇帝的思维和作为来看看明代思想的发展。我看到的一个情形是，帝王们不少也讲经史，他们也尊崇或者说比较喜欢表彰一种说经的做法；这做法是用简单的、一般人易懂的注疏来解释经典。明太祖就是这样。另外，他们的经学对民众的教化性也比较强。帝王思想这方面，恐怕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值得研究。
第三个空间是15世纪。这是如同研究整体明史一样的。多年前我就注意到，明朝的研究是一个哑铃的状态，两头大，中间小。开国时期很多人研究，研究到永乐、郑和下西洋等等，亡国时期也很多人研究。16世纪开始，因为社会经济改变，所以也有很多人研究。15世纪是哑铃最瘦的那部分，研究的人很少。我想这需要平衡一下，需要增加一些研究。就是从传统的思想史来讲，它也值得研究。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从尊从朱学到慢慢修正朱学的过程。
16世纪初，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之后，王阳明出来了，变成一个基本上反朱的状态。所以，15世纪本身在理学潮流之中有一个特别地位，需要增加研究。当时的理学是怎么样表述朱子，当时的学者是怎么样总结朱子的思想和学术，怎么样传播朱子的思想和学术，对朱子所揭示的政治、社会、学术的主张怎么样来体验，凭借什么方法来施行，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思想史可以研究的。那个时代也有很多人讲经学，因为经学是共同的，大家都要学的，但是时人谈经学的特色还没有真的找出来。那时候经学的特色，看起来是介乎宋元系统和阳明学二者之间的一个过渡，但具体情形其实还不清楚。无论如何，15世纪思想我想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研究空间，是我们可以用功的。
接下来的一个空间，就是经世思潮或者经世传统在那个时候的展现和延续的情形。“致君泽民”这个观念，对明朝的读书人其实吸引力真是很大。所以他们往往把他们的思维灌输在那里，希望有实在一点的效果出来。在经世行动方面，基本上我认为可以分两层。上层的就是所谓“致君尧舜上”。你能抓到皇帝就好了。你影响到他、你可以说服他的时候，自然有办法在制度上、在大规模的政策上可以发挥影响。这讲的是在国家制度和政策的拟定方面人家是怎么样论述的事情。这其实也是思想的事情。事情往往是从最抽象的理气这些观念开始，但最终会落实到国家怎么样治理，人民怎么样管理，皇帝本身怎么样修养、做学问之类的问题。我从前做过从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到丘浚的《大学衍义补》的研究，对于这个上层的经世传统有点了解。但一个人总是没办法将事情做尽，我觉得这类书的研究还是有空间的。
接下来就说我所谓的下层的经世。读书人不单是给皇帝“致君”，还要助他“泽民”。实际上，他们也想过很多东西，通过很多方法，构想出一些做法、一些制度来。他们处理的，是对地方社会的礼俗生活怎么样来模塑的问题。举例来说，朱子的《家礼》是如何在那时候被人家加以推行的呢？宋朝的背景和明朝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明朝《朱子家礼》的文本还不变，但是《家礼》的注释和解释却非常之多。在明代，人们根据什么来变动《家礼》的仪节呢？在什么背景之下，什么思维之下，出现了什么变化，这些我们都可以研究。顺着这个思路，总结起来就是，明代学者关心的问题，应该就是研究明代思想史的人所需要关心的问题。这就不单指哲学范畴里面那些理念性的内容，还有具体的，跟政治事件、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经济生活有关的内容。我认为在研究明代思想史时，研究这些内容所涵盖的事情也是合适的。
最后，我想谈一谈思想史研究的进路。首先声明，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并不代表什么学派。我首先认为，就是刚才我讲过的一点，我们大概不需要重复很多已有的论述；已有的论述我们看到它可用的时候就用，如果你认为不对那当然你可以再做，不然就不必做了。一个思想总有方方面面，你在谈一个思想的时候我想你总想什么都包，但人家已经表述过的重点，你需要再说时便可以简单一点。你真的需要的是明示你根据什么而说；你明说你根据的是《宋明理学史》或者是哪一本书，读者自然会去查证，看看你说的是否无误、根据的是否合理。
第二，具体关于明代人怎么样来讲什么的话、用什么方法和什么论述来展现新儒家宋明理学各种主张方面。你怎么知道譬如王阳明、陈献章、胡居仁、薛瑄、王廷相、高攀龙等人他们是怎么样来讲其所讲，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而这样讲呢？我想有两个方面，如果钻进去恐怕一定会有成果出来。
第一个方面就是传记，个别人物的传记。我们既有的思想史的写法，就好像从前的学案的写法一样，也是从传记开始。但它所见的某个传记往往是以一个更早的传记来做根据，要么就是根据正史，要么就是从方志来，要么就是从碑传来。它那个基础就不是原创的了。我觉得从前的学者比较不容易做传记研究，因为他们的信息不那么发达。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便利条件，在研究机构的尤其如此，情况颇不一样。我有个体会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们所知道和了解的明代的制度、人物等等，比起很多明朝人知道和了解的要多。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更多。比如当时有人跟天下一百个学者通信，我们现在都看到了，而当时的人，哪怕是他最好的朋友，也不就能看个十封八封而已吗？官府的规章、条令什么的啊，全部的《会典》，很多的政书，我们都看得到，而当时的很多官员，一般没有机会在翰林院工作的都看不到。当然，我们也有难以企及之处，因为我们毕竟所处的背景不同，我们不在那个人物的交游圈，所以在感觉事情上比不上当时的人。这也就是研究的挑战所在。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研究？只能通过传记，有多深，做多深，进去以后，大概就可能更精确地知道一个思想的原意，它什么时候受到刺激，什么时候形成、变化，因为什么原因而有所改变等等。
第二个方面，就是人物本身的著述。你看朱子、王阳明都有这样一个相同的立场：学生给他做笔记，做语录，他说到最后你这还不能代表我的，代表我的，要么你看我怎么样做人，要么就看我自己的文字。譬如讲对《四书》的解释。朱子就讲，它有《四书章句集注》在那里，那里才是他最后的解释所在。我的意思是说，自撰文字是最重要的，口传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研究的对象他有文字留下来时，哪怕是一个短篇，或者是一个专门的著作，我们都要很冷静、很耐心地尽量去掌握、读通。人物的传记加上他的著述的深入研究，这就是我所讲的进路。这些研究都是要费时间才能做成的。在我们这个每年都要报缴有数据的研究成果的时代，这也是一种另类的挑战。但可以感到欣慰的是，这挑战我们能够克服时，我们也就能够达到朱子所说的：“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对事物的了解和领会就能达到另一个境界，对读者就能提出新的知识、新的见解，在不刻意求新之中而有理有据地推陈出新。
下面的问题是，那么多的文本，我们怎么办？特别是有志于做这段思想史研究的大学生应怎么样做？我想我们要认定一些重要的明朝著作出来。譬如薛瑄《读书录》、胡居仁《居业录》、丘浚《大学衍义补》、王阳明《传习录》等等。哪一些是相对更重要的，哪一些是什么时候很多人读的谈的，它们虽然都是老书，前辈也都读过用过，但我们还是好好地深入研读它们的好。另外一点就是注意民间流传的文本。儒学思想是不限于士大夫的，士大夫他们透过宗族的关系以及社区的关系将这思想植入基层，所以影响大。在基层流行的那种思想，有时候连作者也不能够太肯定是谁，但是，书就在那里，还是可以研究。像《菜根谭》、《了凡四训》、《明心宝鉴》等等说人生智慧和带有教化性的书籍，都可以属于这类。
总的来讲，今天我带个头，讲了明代思想史应该可以关心的范围、研究的对象是怎样的，存在的研究空间有些什么，我个人认为要做研究时什么是值得做的等等。我就做了以上这样一个报告。再想说的是，我们期待，总有一天，（好像桌面上这本《宋明理学史》）这样的综合性的概论性的书籍是要出来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念一本（像桌面上这本《中国经学思想史》）这么厚的书，如果你有一本即使只是一半厚的书，但是表述精确，深入浅出，大众看起来容易懂的，那也是一种贡献，就有着普及的意义了。但是，要达到这个境界，就要实事求是地从很多个案开始做。就我个人来讲，如果我这一辈子，没有写出来一本概论性的书，我也不会后悔，但是如果连几个比较坚实、可以让大家有所利用的个案性的研究都没有的话，那我会很惭愧。
［本文由我所郑任钊博士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朱鸿林教授在思想史研究室演讲录音整理而成，并经朱教授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