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东京经济大学名誉教授刘进庆（1931-2005）是研究战后台湾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战后前往日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一代华人学者。他在东京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论文《战后台湾经济分析》（1972年）是第一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分析战后台湾经济结构和运作方式的专著，而“植民地性”和“半封建性”则是此书对战后二十年台湾经济本质的批判性定位。与绝大多数均以美化战后台湾经济为宗旨的著作相比，《战后台湾经济分析》显得相当另类。由于这部反对美化战后台湾经济的著作提出态度鲜明的批判，加上刘进庆本人也积极参与旅日华侨爱国统一运动，导致这部著作在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1975年）[3]之后便成为台湾当局忌讳的“禁书”，不能在台湾流通。刘进庆本人也长期被禁止返台。直到1990和1992年，这部著作的简体中文版和繁体中文版才先后在海峡两岸推出，[4]并获得《中国时报》1992年“开卷十大好书讲”。此书自此成为经济系学子研究台湾经济时的必读物。

《战后台湾经济分析》汉译后不久，刘进庆和其师隅谷三喜男（1916-2003）、其友凃照彦（1936 -2007）合著的《台湾之经济》（1992年）[5]也推出繁体中文版（1993）和简体中文版（1996）。[6]至此，刘进庆自评为理论生涯代表作的两部著作都获得汉译。虽然刘进庆将《台湾之经济》视为《战后台湾经济分析》的发展和检讨，但几乎没有中文读者认真辩析二书的异同。此外，尽管近年也开始有不少论著反思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经验，提出“未竟的奇迹”或“不成功转型”之说，[7]但早就举起批判旗帜的刘进庆著作并未在近期的反省思路中得到认真对待。这些阅读症候集中反映出中文世界理解刘进庆著作的实际状况，即：刘进庆的思路可能从未真正伴随著作汉译而得到中文读者的真正理解。这提示了重新认识刘进庆著作的重要性。

本文将试著介绍刘进庆如何形成自己对战后台湾经济的批判。而他的人生、他的学术传承、以及《战后台湾经济分析》的要旨和其后的理论反省，将是本文著重介绍的背景。

一、走向旅日华侨爱国统一运动的“抵抗”之路

刘进庆曾以“抵抗”（レジスタンス＝resistance）和“学问”总结自己的人生道路。“抵抗”指的是他投身华侨爱国统一运动的历程；“学问”则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为支持自身的“抵抗”而发展出来的战后台湾经济论。抵抗与学问是其人生不可分的两方面。如果要理解刘进庆的“学问”，就得认识他的“抵抗”；如果要理解刘进庆的“抵抗”，刘进庆晚年形成的两篇自述则是可靠且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它们分别是刘进庆的自传《我的抵抗与学问》，以及驹込武先生对他做的访谈：《生在没有“战后”的东亚・台湾》。[8]刘进庆自述：地主-商人家庭出身的他，因为父亲的身教而在植民地条件下坚持汉民族的家庭生活，并配合着不识字的母亲而使用汉语闽南话。家内潜移默化的民族教育，成为他超克“皇民化运动”的情感基础，并更深地感受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构成的“二重社会“的苛烈。虽然刘进庆欢欣鼓舞地迎接1945年的台湾光复，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国民党在1950年代发动的台湾农地改革却带给他巨大的冲击。前者让他深刻感受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后者则让刘家家道中落。

刘进庆截至农地改革为止的经历，是其同世代者都说得出来的共同“证言”。然而刘进庆努力超克这样的共同经验。在银行获得稳定工作的他，决定辞职前往东京大学经济学科深造，并在隅谷三喜男门下攻读硕博士学位（1963-1972）。在东大，他学习到本科时代（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绝对禁止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以此研究战后台湾经济。他的“学问”由此形成。同时，他也逐步走上认同社会主义祖国的中国统一运动之路，并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体验。他的“抵抗”于焉展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同样的个人体验却造成不同的政治认同，这是其同世代的台湾人之间常见的“同根异果”现象。因此，与同世代人相比，地主家庭出身的他积极承认农地改革的必要性，对于战后台湾没有“清算对日协力者”也有深刻的反省。这是刘进庆两篇自述也能看到的贵重证言。

刘进庆“抵抗”人生的高潮是1970年代中期与其他台湾旅日青年秘密成立“中国统一促进会”。 [9]他们不但与认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旅日华侨组织产生联系（如“台湾省民会”、“东京华侨总会”），刘先生个人也和台湾岛内的中国统一运动者结为“生死之交”。旅日华侨爱国统一运动因日本当局的严密打压而长期处在艰难，但刘进庆却也因此成为运动中的代表人物。1983年他代表旅日学者赴北京参加建国以来首次由两岸学者共同参与的“台湾之将来”学术研讨会。1999年代表旅日侨胞赴北京参与建国五十周年活动。2001年担任“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新世纪东京大会”执行副主席。2001年退休后全心投注于中国统一运动，在日本成立“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并任首届主任。直到2005年因病过世。

二、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的“学问”

从材料上来说，刘进庆的“学问”既体现在一般读者都能找到的专著和论文，更蕴含在未刊的东京大学笔记和博士论文原稿。刘进庆保留的东京大学笔记共26本，其中巨细靡遗记录了1960年代刘进庆求学东京大学经济学科期间的课堂速记，以及台湾经济史料的阅读摘要。由于刘进庆每次写笔记的时候都会标注日期，因此他在1964-1969年之间的修课记录与思考过程，甚至可以在逐日逐月的时间表上重现出来。刘进庆的硕士论文原稿和博士论文原稿则分别保存在东京大学的总图书馆和经济学图书馆。共1949页的博士论文手写原稿（分为六册）就是日后正式出版的《战后台湾经济分析》的母体，但又包含了正式出版时删除的第一章，因此这部原稿具有特别的理论价值。[10]

刘进庆的东京大学笔记可说是读者进入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1]的一把钥匙，也是刘进庆对1960年代东京大学经济学科教学现场的素描。1930年代因为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而分化的“讲座派”和“劳农派”在刘进庆求学东大之际犹然存在。山田盛太郎（1897-1980）、大塚久雄（1907-1996）、隅谷三喜男所代表的“讲座派”传统，是刘进庆直接继承的学脉。然而，宇野弘藏（1897-1977）与大内力（1918-2009）批判继承的“劳农派”传统，也构成刘进庆知识体系的有机部分。虽然“讲座派”和“劳农派”往往被视为对立的两种学术传承，刘进庆却在分析战后台湾经济的过程中，找到两者之间的共同点。

“讲座派”注意到维新后的日本经济因为各种前资本主义残余而无法在一国范围内均质实现资本主义化（日本战败之前是资本主义与“半封建”的并存；战败之后则是“二重构造”的存在[12]）。因此“讲座派”将“好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变革的阶段性任务。他们期待民主主义变革实现之后的日本经济能由统一的资本主义原理所支配，并为下一个阶段的社会变革提供准备。山田盛太郎撰写《日本资本主义分析》为《战后台湾经济分析》提供了基本框架。这正是刘进庆亦以“分析”命名该书的原因。

劳农派则认为日本经济在维新之后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更重视探究资本主义原理本身。劳农派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是宇野弘藏为纯化《资本论》体系而在“原理论”层次上提出的“纯粹资本主义”概念。虽然“纯粹资本主义”只是一个近乎韦伯“理想典型”（ideal type）的抽象，但对刘进庆而言，“纯粹资本主义”正是“好的资本主义”，从而也成为他衡量战后台湾经济的潜在标准。或者说，刘进庆对战后台湾经济的批判态度，让他在“讲座派”和“劳农派”之间找到了日本学界未必重视的共同点。

刘进庆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承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方法，正是《战后台湾经济分析》并未得到读者真正理解的地方。（1）尽管读者可能知道《战后台湾经济分析》是批判战后台湾经济、控诉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著作，却无人提及刘进庆应用在这本书中的方法。（2）另一方面，由于1992年推出的繁体中文版没有很好地翻译出刘进庆使用的术语以及相关的理论表述，因此繁体版读者客观上不可能真正读懂此书。相较之下，1990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的简体中文版更为精准，却因过早绝版而少人讨论。（3）更重要的是，正式出版的《战后台湾经济分析》以节省篇幅为由删除了原稿的第一章以及全书与第一章相关的论述。第一章不但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特色，也交代了整本书使用的基本范畴。因此，原稿第一章的删除实际上造成读者不可能真的理解刘进庆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式。这是此书的一大遗憾。

刘进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吗？刘进庆从未如此自称。实际上，其绝大多数著作更多采用了近代西方经济学的计量和分析方法。然而《战后台湾经济分析》却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假设单个社会的历史演进具有马克思“唯物史观公式”所揭示的阶段性，并假设每个历史阶段都具有能够反映该阶段特征的经济本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3]虽然马克思此言针对的是以各种拜物教形式遮蔽经济现象及其本质之区别与联系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战后台湾经济研究的悖论正是在混淆现象和本质的基础上，预设经济增长即等于经济的“近代化”，甚至预设“资本的存在”即等于“资本主义的存在”。正因如此，《战后台湾经济分析》使用了现在的台湾经济研究几乎不可能使用的各种概念。比方：“半封建性”、“植民地性”、“二重经济”、“绝对主义”（或“家产制国家”）、“前期的资本“、”官僚资本“、”小农以下“，等等。这些都是用于指涉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术语。[14]与此同时──正如刘进庆所言──这部著作几乎没有采用“资本主义”一语（这正是此书不叫“资本主义分析”而称“经济分析”的原因）。尽管台湾经济的蓬勃增长已经是1960年代的刘进庆直观可见的事实，但他不认为这样的经济增长等于经济发展，也不认为“资本的存在”即等于“资本主义的存在”，因此他才尝试区别战后台湾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本质。若用一句话来概括《战后台湾经济分析》，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要具体论证战后二十年间台湾经济本质因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而带有强烈的前资本主义性格，即前近代性。这样的判断背后蕴含着刘进庆对战后台湾政经体制的谴责。

旅日华人学者游仲勲认为《战后台湾经济分析》为了考虑台湾读者而刻意回避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因而只征引了许涤新的《官僚资本论》，却没有征引王亚南等著名理论家的论著。[15]但刘进庆并不是回避中国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是选择性地找寻“适用”的论点（比方1920年代陶希圣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时的见解），而且试图在中日两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自的理论成果中，找出共同点：

1.    第一个共同点是关注“国家机器”。“讲座派”主张维新后成立的“绝对主义”天皇制国家为资本开辟了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在1945-1949年间高度关注国民党政权与官僚资本相结合的现象。虽然中日两国的历史背景很不相同，但刘进庆注意到绝对主义论和官僚资本主义论都强调“资本”与“前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结合，甚至留意到韦伯所称的“家产官僚制”也有内容相当的意涵。因此《战后台湾经济分析》（特别是原稿）可以看到“绝对主义”、“官僚资本”，以及“家产官僚制”三者同时指向战后国民党政权。

2.    第二个共同点是关注“半封建性”。如果暂且将“封建性”定义为“传统经济特有的前近代性”，那么“半封建性”就是受到近代资本主义影响而发生自我演化、自我保存的“封建性“。中日两国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用“半封建性”指涉本国本地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本质。不过，“讲座派”主张“封建性→半封建性”的演化动力来自日本自身，特别是维新后成立的绝对主义国家和本国资本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封建性→半封建性”的演化动力来自外部，特别是外国资本主义以及土著社会被强加的植民地性。《战后台湾经济分析》兼具以上两种观点。

3.    第三个共同点则是关注“前近代资本”。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有两条道路，第一条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的道路，这条道路真正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起源。第二条则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这条道路则经常危及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16]第二条道路意味着资本不必然产生资本主义，这样的观点带给日本的大塚久雄以及中国的陶希圣等人以灵感。他们都认为商人资本就是前近代资本，就是马克思所称的“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17]（大塚称为“前期的资本”，王亚南称为“原始性资本”）。前近代资本不但往往无法持续推动资本主义生产，还可能反过来强化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本身。刘进庆着重吸收了大塚和陶希圣的观点，进而主张战后台湾经济内部的各种资本都多多少少具有“前近代资本”的特性。

推出《战后台湾经济分析》繁体中文版的作家陈映真曾说：“刘进庆教授是第一个以‘新植民地半封建社会’规定1945年到1965年的台湾社会性质的学者。”[18]虽然刘进庆晚年经常使用“新植民地”一语指称战后台湾，但“新植民地”在《战后台湾经济分析》的出现频率其实非常低。准确地说，这本书更常使用的概念是“植民地性”（以及“植民地的”）。然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植民地性”？《战后台湾经济分析》所界定的“植民地性”并不是一个情绪性用语，而是在“植民地”、“半植民地”、“新植民地”之间抽象出来的共同特性。依据J. H. Boeke的“二重经济论”，只要某地经济长期并存着外来性（资本主义）与土著性（如半封建性），这种二重经济就体现出“植民地性”，刘进庆删除的《战后台湾经济分析》原稿第一章对此提供了详细的界说。就此而言，“植民地性”的概念其实甚至可以应用于表面上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只要此处实际上存在二重经济。

三、《战后台湾经济分析》之后的思考

虽然《战后台湾经济分析》以“植民地性”与“半封建性”界定战后二十年的台湾社会性质，但当台湾在1980年代成为“新兴工业经济地域”（NIEs）的一个典型，刘进庆也开始承认台湾的资本主义化。此时的刘进庆仍然试图区别经济现象和经济本质，但他开始从“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类型”的视角重塑自己的理论：

1.    他将“半封建性”的适用时段严格限制在战后二十年。这段期间是不同于“开发独裁”的“收夺独裁”阶段。

2.    他更多地用“新殖民地”而非“植民地性”来界定战后台湾在国际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特殊处境。

3.    他将NIEs普遍出现的高速增长视为“原始积累”的过程。

4.    他主张台湾的半封建社会在“收夺独裁”和“原始积累”之后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台湾资本主义形成了特殊的类型，而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这种台湾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何在？刘进庆认为是渗透了台湾资本主义周身的“商人资本性格”，也就是在资本身上残存的前近代性。

商人资本性格其实不是刘进庆个人的看法，而是其师隅谷三喜男和其友凃照彦共有的思考。他们在1990年代合著的《台湾之经济》总结的商人资本性格是：地下金融与投机盛行、生产研发意愿与能力薄弱，家族企业普遍存在，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态度更像商人而不是工人阶级，等等。今天来看，商人资本性格论所关注的问题正是目前“经济社会学”关心的课题（可着重参见中研院社会所的研究成果[19]）。刘进庆的思考也许还能在经济社会学获得持续的对话和推进。

商人资本性格论体现出刘进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对他来说，台湾的理想社会至少应该要超克商人资本性格，成为一个合理且纯粹的“好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台湾还不是这样的社会，但“勤劳的台湾劳动大众”一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20]因此他特别注意研究台湾历史不同阶段推动经济进步的本土经营主体：（1）清代是“小租户”（多重地权下的土地实际所有者）以及清末纵横两岸贸易的“豪族资本”；（2）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是与日本资本相对立的台湾人“土著资本”；（3）战后则是与公营企业相对立的“民间资本”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刘进庆意在勾勒台湾经济史的进步主线。在这条进步主线上，一代又一代的经营主体先后出现，资本主义的活力也越来越强。这些经营主体一方面被台湾历史积累起来的各种二元性（二重经济、二重构造、二重社会）所束缚，却又成为挑战二元性的中坚力量。如果将这条进步主线称为“台湾本土资产阶级”的历史系谱，也不为过。

刘进庆对“台湾本土资产阶级”历史系谱的探索还可从“小农”问题谈起。《战后台湾经济分析》曾沿用《日本资本主义分析》的方法，指出农地改革后的台湾农民只是“小农以下”的“零细农民”。所谓“小农”，就是独立自由的自营农民，也就是大塚久雄以英国“ヨーマン”（Yeoman）为典型而提出的“中产的生产者”。“中产的生产者”就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的道路的承担者。[21]他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追求民主主义的主力军。因此“小农以下”意味着“零细农民”不可能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体。尽管刘进庆没办法在战后台湾找到“小农”，他却找到了民间资本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就是战后台湾自己的“中产的生产者”。刘进庆认为中小企业还是带有商人资本性格，但他仍然认为中小企业是台湾经济内部最具资本主义活力与韧性的经营主体（相对于低效率的公营企业），甚至认为民间资本走向垄断之后也难以摆脱中小企业特性。[22]

刘进庆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但他始终以经营主体是否具有资本主义活力作为评价和针贬的标准。只要经营主体能在各种前资本主义因素的制约中最大限度发挥出“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原理，而不是与这些因素妥协，他便予以好评。因此其多数著作都不直接讨论台湾是否存在“民族经济”或“民族资产阶级”。相较之下，同样受到讲座派特别是大塚史学影响的韩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朴玄埰（박현채）则试图找寻有民族主义意志的经营主体，进而在韩国近代史上勾勒出“民族经济”的发展系谱。即便这样的经营主体属于前资本主义，朴玄埰也将其列入民族经济的谱系。[23]

刘进庆直到过世前几年才开始谈民族经济与民族资产阶级。他从两岸经贸整合的前景涉及这个问题，而且是从台湾能否产生具有中国民族主义取向的民族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谈起的：“台湾的产业升级，仍然只有透过与大陆的合作互补来解决才有出路，别无他途。”“这对改造社会的进步运动来说，也是目前为止，台湾能够摆脱在战后所形成的‘新殖民地型’边陲经济发展模式的唯一道路。借着两岸间的互补的分工协作体系所客观形成的‘民族经济体’，将一向依附外资、外国市场、外国技术的台湾资产阶级转变为民族资本家。将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价值（财富）的转移，尽量地不被外资转移至海外，这也会对台湾劳工争取其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合理分配更有利。”[24]

总体而言，刘进庆努力在台湾历史上寻找自主而且进步的经营主体。这种思考非常接近于努力论证独立的“个人”之成立的“近代主义者”（如大塚久雄、丸山真男）或“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如平田清明[25]），这也导致刘进庆从不以未来的社会主义作为批判当下现实的准则。此处可以窥见战后日本思想对刘进庆的积极影响和消极限制。

小结

“在客观分析中拒绝客观主义、在经济分析中严拒经济主义。”──这是毛利健三对《日本资本主义分析》的评价，[26]但这样的评价也适用于《战后台湾经济分析》以及刘进庆的全部著作。在抵抗中锻鍊学问的刘进庆期许自己勿以“不能说出真话”的“奴隶的语言”（奴隸の言葉）分析战后台湾经济，[27]因此这部著作不但洋溢着“强烈的阳性的主体性”[28]，也努力超越各种”政治正确“的羁绊而提出自己的判断。对于抱持着不同的“政治正确”的台湾读者而言，刘进庆在书中提出的各种判断一定有“政治不正确”之处，因此各种判断之间可能存在矛盾。然而，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判断正是对战后二十年台湾经济最全面的素描，而且恰恰帮助这部“政治不正确”的著作不被台湾现实政治中的各种力量所收编。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今天的台湾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非常丰硕的成果，《战后台湾经济分析》对“奴隶的语言”的拒绝仍是研究者可以参考的态度，也是台湾经济史研究永远的警钟。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研究”（批准号：18BZS008 ）的阶段性成果。主要内容曾宣读于2022年6月日本“新世代アジア史研究会”。

[2] 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3] 劉進慶：《戦後台湾経済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

[4] 刘进庆：《战后台湾经济分析》（雷慧英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王宏仁、林继文、李明峻译）。台北：人间出版社，1992。

[5] 隅谷三喜男、劉進慶、凃照彥合著：《台湾の経済—典型NIEsの光と影》。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

[6] 隅谷三喜男、刘进庆、凃照彦合著：《台湾之经济—典型NISE之成就与问题》（朱天顺监译，雷慧英、吴伟健、耿景华译）。台北：人间出版社，1993。隅谷三喜男、刘进庆、凃照彦合著：《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的典例分析》（汪慕恒、陈大冰译、汪慕恒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

[7] 分见：李宗荣、林宗弘编：《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台北：中研院社会所，2017。瞿宛文：《台湾的不成功转型：民主化与经济发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20。

[8]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東京経大学会誌』第233号（2003）：第13-24頁。劉進慶、駒込武「追悼特別掲載：「戦後」なき東アジア．台湾に生きて」『前夜』第1期（2006），第229-246頁。

[9]“中国统一促进会”曾以“牛马社”名义刊行机关刊物《洪流》，旗帜鲜明地宣传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体现了旅日华侨爱国统一运动的特色。但这样的运动也可视为1970年代日本以“华青斗”（华侨青年斗争委员会）为代表的少数族群（マイノリティ）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华青斗”曾以“海燕社”名义发行机关刊物《底流》。类似的社团名称和类似的刊物名称说明了“华青斗”与“中国统一促进会”的内在联系。

[10] 著重参见邱士杰《战后台湾经济的左翼分析：刘进庆思想评传》。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2。

[11] 日本学界更常去掉“主义”之后称之“マルクス経済学”（马克思经济学）。刘进庆也遵循此传统。

[12] 二重构造指的是工业内部的大企业资本及中小企业资本之间因种种差异（经营方式与理念的差异、劳动者的工资差异、生产力差异等）而形成的对立和联系。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925页。

[14] 刘进庆自创的其他术语也大多用于指涉前近代性。比方：公业、私业、官商资本。

[15] 游仲勲「劉進慶著『戦後台湾経済分析』」『アジア研究』第22巻第3号（1975），第87頁。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3-374页。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71页。

[18] 陈映真：《东望云天：纪念刘进庆教授》，《联合报》（台北），2005年11月20日，E7版。

[19]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李宗荣、林宗弘编：《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

[20] “经济成长的因素无他，无论任何时代，基本上应该归功于这些勤劳的台湾劳动大众。如果说是归功于当代统治政权的本领，那末，日据期之成长应归功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殖民地统治，清末期之成长应归功于满清腐败政权或者英帝国主义之支配。站在民众立场，这是说不通的。”参见：刘进庆：《从历史观点探讨台湾经济成长问题》，《台湾学术研究会志》第2号（1987），第94-95页。

[21] 大塚久雄「株式會社發生史論」『大塚久雄著作集』第1巻。東京：岩波書店，1969，第1-522頁。

[22] 劉進慶「台湾の中小企業問題と国際分業—その華商資本的性格に関する一考察」『アジア経済』第30巻第12号（1989），第38-65頁。

[23] 박현채(朴玄埰)：《민족경제론의 기초이론〔民族经济论的基础理论〕》。서울：서출판돌베개，1989，第74-75頁。

[24] 刘进庆：《当前台湾的经济困境与劳动处境及其未来出路》（2001年），邱士杰主编《刘进庆文选》上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第285、288页。

[25]《战后台湾经济分析》特别征引：平田清明「範疇と日常語：市民社会と唯物史観」『思想』第526号（1968，東京），第1-25頁。

[26] 毛利健三「ファシズム下における日本資本主義論争」，長幸男、住谷一彦編『近代日本経済思想史II』。東京：有斐閣，1971，第155頁。

[27] 劉進慶「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第18頁。

[28] 凃照彦「書評：劉進慶，『戦後台湾経済分析』— 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で— 昭和50年2月 東京大学出版会刊，398ページ」『経済学論集』第41卷第3号（1975），第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