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通货膨胀问题时隔多年又成了欧美宏观经济的热点。从多种物价指数上看，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主要经济体如今都显现出了明确的通货膨胀的趋势。从世界范围来看，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现象，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普遍通胀这个局面不同寻常，可以说是四十年以来的一次大的变动。
对于美国这样的世界经济中心来说，得益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高效运转，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物价虽然常随市场波动，但总体上涨是相对温和的，尤其是生活必需品。当下，这种帝国中心的经济稳定局面似乎是颇为不稳了。以食品类为例，从二00八年经济危机到疫情之前的这十三年里，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多轮刺激政策，价格只不过平均上涨了一成半左右。而从二0二一年五月到二0二二年五月，这短短一年，食品类价格就上涨了一成，其他如汽油等本来就波动频繁的商品的价格涨幅也达到了近二十年来最高，而总体物价指数相比起一年前已经上涨了超过8%。对于很多美国老百姓来说，这已不再是报纸新闻里的遥远数字，而是实实在在地变成了肉眼可见的日常生活成本增加。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部门也开始采取动作，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美联储）就在近期的数次会议上不断提高联邦储备拆借利率的目标，在最近的数次会议上更是连续几次提高了0.75 个百分点，这种幅度的增加为一九九四年以来首次。欧美央行官方纷纷表态要强硬对付通胀，这也意味着，这种剧烈的利率调整还要持续相当的时间。与此同时，英国和欧洲央行同样也开始进行数年甚至数十年来最大的提高利率的操作。那么，这种宏观经济治理术是否会起作用呢？
在最简单化的对宏观经济的描述中，中央银行能够通过控制自己手里的利率，从而带动市场上的各种利率。而利率的变动又会直接影响各种资本投资的决策，进而会影响到就业和老百姓的收入。在理论教材和实务操作中，中央银行的政策手段往往不尽相同。比如课本上的中央银行往往直接控制货币供给量，而实际上美联储却更多是调整联邦储备的拆借利率，或者是直接购买金融资产。
不管具体的操作手段如何，“二战”后形成的这种习以为常的对货币和利率水平的调整，就被笼统称为货币政策。比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经常能引发市场的关注和波动。从根本上说，货币政策的精髓在于“保守”二字。何以见得？在市场经济当中，最终控制经济决策的市场主体既不是中央银行，也不是其他商业银行，而是大大小小的资本。虽然说起来，中央银行的每个动作都牵连甚广，但是对于资本来说，利率或者贷款成本只是投资决策的一部分罢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只可能通过几重间接的影响来对经济产生作用。货币政策的着眼点基本就是利率，而不主动直接去影响实际的社会投资和就业，这就区别于以工代赈式的公共投资政策。
从经济政策效果上说，天然“保守”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某种鲜明的不对称性，可以说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层面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经济本身处于困境，社会资本可能有千百种原因不去进行投资。货币政策在推动国家经济这辆车前进的时候，再怎么降低利率，甚至变成零，也往往如隔靴搔痒，因为其他的诸多制约条件并没有变化。而一旦货币政策想要变成刹车的时候，利率上升的空间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只要提得够高，一定能够消灭资本投资的意愿，从而让经济陷入衰退。
这种不对称性，正好可以用美国过去四十余年经历的两次主要的经济危机来注解。在一九八0年左右的数年时间里，美联储曾经充分展示了货币政策紧缩的破坏力。当时，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很严重，美联储拿出的前无古人的应对方法是大幅度提高联邦储备拆借利率，在短时间内从大约10% 的水平翻了一番到了约20%。这个可能是美联储出现之后最高的利率水平，非常有效而迅速地让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在二00八年左右的经济危机则提供了一个反面的证据，当时美联储迅速放宽了货币政策，在短时间内就把拆借利率从5% 左右降到了接近零。但是这样的慷慨，并没有如教科书一般引发资本的投资热情。实际上，美国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量增加的超额银行储备金，虽然其形成原因也不简单，但归根到底，离不开资本从银行贷款来投资的意愿大幅度下降这个根本因素，所以货币政策就只能是浮在银行账目上。
有趣的是，恰恰是这种“保守”以及“败事有余”的不对称性，或者说可以人为制造衰退的能力，让货币政策，乃至中央银行本身拥有了宏观经济治理中的独特地位。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当代美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线索。
抽象地说，中央银行从诞生之日起一直是整个国家治理的一部分。中央银行推行国家的货币政策也总是要为了一定的国家政治目标服务，这本来对于诞生于大萧条之中的宏观经济学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政府宏观调控的排斥，西方中央银行的管理哲学却逐渐开始强调所谓的央行独立性。在这种类似于寓言的经济学理论中，政府的市场干预和公共投资长期来看是没有积极效果的，而只会倾向于制造通货膨胀，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就可以使其免于被政府影响，而把重心始终放在控制物价上。
这样的理论无疑是过分偏执的。物价的上升，无疑有很多可能因素。这里面有良性的物价变化，也有恶性的，每种不同的原因，实际上需要不同的宏观政策来应对。但是过去数十年流行的西方宏观经济分析却颇为死板地认定通胀的根本因素甚至唯一因素就是发行货币数量太多。比如一种典型的思路就是，发行货币增加之后，老百姓钱包鼓起来了，这让其觉得自己收入增长，所以会增加消费支出，而在总产出跟不上的情况下，物价就自然上涨，那么正确的应对就应该是紧缩货币。这种情况自然是一种可能性，但是理论上和现实中影响物价的其他可能性尚有很多，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实际工作中，依靠货币政策来制造衰退，从而控制价格，已经几乎成了默认选项。
在过去四十年占主导地位的这种以紧缩货币防通胀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思想，在实质上颇为近似西方过去长期盛行的“放血疗法”，而且并不比其更高明。在“放血疗法”的医学理论里，疾病可能是血液太多，或者是相對于其他“体液”来说太多，因此需要放血来恢复健康—简直包治百病。这种让人通过失血进入“衰退”状态的做法，或许能够在某些时候（比如高血压）有点用，但很难说是一种可靠的通用办法。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治理方法，着眼点就是从社会层面直接通过抬高利率的办法来“放血”，使得社会经济进入“衰退”。一旦经济开始衰退，消费和投资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减少，在极大压缩有效需求之后，物价自然也就抬不起来了。如果通胀是由于消费特别高涨，投资特别热情，那这种“放血”虽然代价颇高，也能有效果，比如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于一九八0年左右的美联储利率高涨，因为之后的衰退的确也伴随着物价的下降。但是很明显，不是所有的通胀都适合用“放血”来解决。
我们可以更细致地考察本次正在进行中的通货膨胀。本次的通胀起始点大概是在二0二一年春季，国际能源价格出现持续上涨，而能源类商品价格的涨幅不管在欧洲还是美国，都是最突出的。这里面有市场的供求因素变化，也有二0二0年新冠疫情期间能源类商品需求减少，导致价格下跌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市场低价反弹的过程中，涨幅会显得特别大。而二0二二年春季发生的俄乌战事，以及之后的种种国际政治问题，更是导致了能源供给的进一步收紧，价格愈发高涨。与此同时，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长期严丝合缝的国际商品供应链被不断地打破。比如，世界半导体芯片的设计集中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而其实际生产大半发生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疫情发生后，由于不同地区的疫情和防控政策不同，旧有的供应链难以发挥作用，导致美国等地芯片紧缺，而依赖芯片的汽车也出现了短缺，推动汽车价格大涨。
由此说来，此次通胀的最突出的动因都跟疫情和国际市场变动有关系。那么美国国内货币发放是否有影响呢？应该是有的，比如美国给家庭发过数量不一的疫情救济款，这些救济款可能也让劳动者不急于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寻找下一份工作。这或许能解释，二0二一年以来，美国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不断有劳力紧缺的呼声，而美国劳工重返市场的积极性似乎有限，直到最近的统计，美国的就业量才接近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劳动力市场趋紧自然能够推动工资上涨，这也是通胀的一种可能来源，然而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影响并不特别突出。
从财经界的声音来看，希望制造衰退的压力越来越大，已经有不少声音要求官方拿出政治决心来。前美联储官员米什金的观点就有代表性，这位学者曾写过货币金融学的权威教材，甚至在中国也有颇多读者。米什金就直白地说，如果害怕引发工人失业，害怕造成衰退，在政策上反复，只会让战胜通胀之路更加漫长而痛苦。这言下之意就是，衰退必须要有，而且要坚持到底。有趣的是，美国官方在对通胀强硬表态的同时，又暗暗表现出一种犹豫。比如一边强调要紧缩货币，并相信这会控制物价，另一边则表示加息可能不会让经济陷入衰退。这或许不完全是一种政治修辞和侥幸心理，而是真切地反映出了美国上层对于套用老办法应对新问题缺乏信心。
为什么会缺乏信心？美国目前积极推动的货币紧缩政策，除了可能通过经济衰退而压低本国工资之外，不太可能对美国/ 西方范围之外的通胀因素产生影响。换句话说，这一次哪怕是“放血”，也不一定能够控制住价格。美国和西方刚刚从新冠危机的谷底走出来，似乎有了经济复苏的迹象，却马上主动选择了制造下一场后果未知的衰退，这无疑耐人寻味。当然，在西方货币紧缩、利率大涨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会面临巨大挑战，资本外逃、债务危机都可能会出现，然而这些危机本身不一定能够迅速改善西方自己的宏观治理。
在文章最开头说过，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是不寻常的。是的，在美国群体记忆里，上次通货膨胀还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时美国经历了“二战”后数十年黄金时代后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这不仅表现在当时国际金融秩序的重组（美元金汇兑体系无法维系），国际市场上出现了来自日本、西德等国家的有力挑战以及阿拉伯石油国家的反抗，也表现在国内的反战情绪和社会运动的高涨、工会力量的增强等。其中一部分的经济后果，就是随着国内劳动成本的不断提高，而资本为了维持其利润率，不断提高价格，导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面对这个颇为棘手的局面，美国政经界采取了多种策略，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办法：一方面，一九八0年左右美联储推出“放血疗法”，经济走向衰退，劳动力成本上升势头被打断；同时，美国从里根政府开始采取鲜明的反工会的政治立场，美国工会开始长期衰落。由此，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被长期稳定下来。美国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就是，在扣除了物价因素之后，当代美国普通工人的小时工资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基本一致。另一方面，美国以跨国公司为先导，极力推动生产过程的外包，把大量原有的制造业岗位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发展中国家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动力来压低成本，以便能通过竞争获得更多的产业转移。如此一来，产业外包给美国企业提供了无须技术进步就可以迅速提高效益的方法。类似这样的做法，在英国等西方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了。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方面在内部通过“放血疗法”及其他配套改革，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在外部，通过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外包，把很大一部分生产成本降到最低，这两方面还互相促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等国才能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似乎真正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而“放血疗法”也几乎成了金科玉律一般的宏观治理政策。
但是问题在于，类似美国这样的一套治理办法并不是天然灵验的，而需要一定历史条件支撑，一旦条件不再满足，过去有用的办法就可能失效。如前所述，在某个国家内部实行的“放血疗法”的确可以压低该国国内劳动力成本，然而，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已经持续多年，很多工业产品和中间品需要进口，国内雇佣劳动力大多在各种服务业，而这些劳动力成本的降低对于国际市场上定价的各种工业品和原材料的价格的影响并不那么直接。
更关键的是，当美国把外包作为一种解决办法的时候，它就已经把宏观治理的权力部分让渡给了世界市场。这里面的核心在于，美国（连同其他西方阵营的发达国家）能否有效地左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冷战之后，美国的确曾经近乎获得了世界领袖地位，这种权力让渡似乎不成问题。美国的军事力量保障世界市场的安全，科技水平保障其对垄断利润的攫取，美元的地位保障美国金融的核心地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产业外包才能展开，美国的宏观治理也无须忧虑世界市场的问题。但是新世纪以来，美国的这种领袖地位事实上在不断遭到削弱，不管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美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这并不是说美国的霸权已然不再，但是霸权的衰落是无疑的。在新冠危机之前，美国已经撕毁了自己曾经高举的经济全球化的旗帜，来对中国发动所谓贸易战，这本身就意味着美国没有了过去作为世界领袖的政治自觉和雄心。
而且在这次新冠危机当中，美国实际上没有办法保障国际能源和食品的稳定供给，甚至也没法确保跟自己关系紧密的经济体稳定供应电子元件。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随着当代美国的领袖地位逐渐衰落，“放血疗法”及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宏观治理法则也会迅速失去过往的威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欧美拿出自残式的宏观经济治理办法来应对通货膨胀，也的确是迫不得已。因为哪怕强大如美国，在世界性的挑战面前，又不愿意管制资本来触及自身社会的分配问题，似乎能做的也只是在自己民族国家范围内制造衰退，进而把整个世界经济拖下水。讽刺的是，在本身霸权削弱的情况下，如此制造衰退，一方面很可能会继续削弱美国乃至西方的世界領导权，另一方面，在美国和欧洲内部，这样的衰退无疑会给本来就影响日增的反全球化的政治阵营增加支持，这些因素都会使得未来的宏观经济问题愈发难解。山重水复，进退维谷，这正是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美国乃至西方整体宏观经济治理的境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