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惠敏《满大人的荷包》一书，是对清代中期以降喀尔喀蒙古的衙门和商号所做的专门研究， 尤其聚焦在恰克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四地。因在喀尔喀蒙古主政的几乎都是满人，在乌里雅苏台的衙门和商号两章中，生动的经济生活史资料来源，除了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的日记《蒙古及蒙古人》外，便是两部满大人—额勒和布与祥麟—的日记。不过该书由于研究地点的限定， 主要利用了祥麟担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时期的日记（ 光绪十二年至十六年， 一八八六至一八九0年）， 其实现存祥麟所撰的日记， 还包括在哈密担任最后一任办事大臣（光绪十年至十一年，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后续紧接乌里雅苏台日记），以及察哈尔都统任内的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这些日记散藏海内外，且传抄体系复杂，虽早经学者发现，但一直未能合璧加以整理。
近日《祥麟日记》全帙由北京大学张剑、易爱华整理，同样由中华书局出版。张剑近年来在整理研究近代日记领域成果丰硕，不仅整理了《翁心存日记》《莫友芝日记》《翁斌孙日记》《徐敦仁日记》《高心夔日记》《绍英日记》《晚清军机大臣日记五种》（与郑园合作）等，在此基础上还完成了《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和《晚清日记中的世情、人物和文学》两本研究论文的结集。此次整理的《祥麟日记》梳理了散藏各处的版本关系，收录祥麟三个时期的所有日记。同时鉴于祥麟在《国史传》和《清史稿》中均未列传的情况，还编订了祥麟年谱，以及人名、地名索引，并将第一历史档案馆授权的一百四十余通相关奏折和道光时期彦德的《定边日记》一并整理作为附录，力求最大程度复原日记主人的生平概况和关系网络，颇便读者。
祥麟的日记中，其上任途中的部分日记与近代众多出使、考察日记颇为相似。不过其在记录旅途耗费、行程交通和驿站接待等方面可说是不厌其详，世所罕见。而笔者在读完《祥麟日记》后，与“前言”作者朱玉麒教授同感的是，祥麟对于自己的日记将来要付梓流传“垂示方来”的愿望非常强烈，每月的家信中必定要附上前一月所记日记，并以抄录的方式，将之化身万千。如与祥麟份属同年的张佩纶因马尾败绩而被发配张家口军台时，其《出塞日记》（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六年）中便附有一份转抄而来更为精简的《祥仁趾同年行程日记》（一八八六年），不过仅保留了张家口到乌里雅苏台的地名、里程和沿途的景观。由此也可想见，这份记录在当时和后来有相同需求的人手中不断借阅、传抄的景象。不过这也引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祥麟日记》的私密性大为降低了。不仅是传抄借阅，祥麟在写作时，始终有一个读者的对象存在。日记中反复出现“ 阅者”字样，前后近二十次之多。有时因所记内容于旅途有益，提醒“阅者详之”；有时因所记闲笔过多，而请“阅者谅之”。故《祥麟日记》虽篇幅不小， 且本人身居高位，但除了对于同僚偶有抱怨外，所记内容关乎政局动荡、官场内幕、人物评骘的较少，且多留有余地，少直抒胸臆之语。因此虽然整理者辑佚整理了极大篇幅的相关奏折，于公开的政治活动做了很好的充实，但由于日记中提到的大量书信、电报等私密材料的缺失，其真实心思多隐藏在日记文字之下了。
不过毕竟祥麟品秩已高，因此日记中的点滴记录，为了解晚清政局变化仍提供了不少细节。如哈密日记中，由于时处甲申年，因此多中法战争的记载。而察哈尔日记中，由于时处戊戌年，且自身已是独当一面的都统之职，因此从六月底到十月中旬的日记，保留了对戊戌变法的观察。其中所记新政内容先后包括科举改制、改设学堂、裁撤闲官、罢礼部六堂官，以及政变前后的人事变动等，即使其评价性的文字仍较少，仅就这些记录和些许评语，仍可窥探祥麟的大致立场和为官之道。从这几个月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尤其在戊戌政变前后，祥麟与京中权贵之间的书信、电报联系密切，其中就包括荣禄、裕禄等人。而对于新政，一开始数次表露出一定的支持，如七月五日，称赞“新政维明”。七月十一日，“各直省府厅州县遍立学堂，不列祀典庙宇，均改肄业之所，诚善政也”。八月三十一日，“内裁通、大、詹、光、仆、鸿六署， 外汰楚、滇、粤三巡抚暨河督，并闲漕粮道各缺，去闲留繁，诚善政也”。九月十三日，仍赞颂“我皇上新政孜孜，力除壅蔽”。而当政变翻覆的严旨下来后，则立刻决定“当饬所司查照成案，敬谨办理”，对于康有为“惑世诬民”大加斥责，反过来称赞“ 科场仍用四书文取士，罢经济科，除申报馆，洵善政也”。同一“善政”，既可翻手用之于立新政， 又可覆手用之于废新政，由此可以看出祥麟为官的圆滑世故，加之此时的交际网络，则其立场也就不测可知了。
《祥麟日记》中涉及的交际网络，除了前面提到的张佩纶、荣禄、裕禄外，还涉及众多晚清重臣名臣，重要的如刘锦棠、张曜、刚毅、陶模、魏光焘、宝鋆、端方、怀塔布、那彦图、安维峻等，以及其他众多边吏同僚、满蒙贵族。其中与刚毅的关系尤为值得一说，由于刚毅个人资料的欠缺，可信的研究材料实属不多。其实从《清史稿》本传简单的篇幅中可以看出， 刚毅在传统的官场旧轨中，除去戊戌到庚子这段历史，实可称得上是一员循吏。在《祥麟日记》中可以看出，其与刚毅关系颇为交好，且有同乡之谊。一八八五年六月七日，祥麟在阅看《京报》得知刚毅升任山西巡抚后，称其“廉介有为”“洵当今人才也”。而后在哈密回京路上，正好要路过山西， 又与刚毅有过直接接触。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途中接到刚毅信函后又称二人乃“意气相投”。此后祥麟担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由于同山西有着经费公事上的往来，因此与刚毅有着更多的交集。如一八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记载：“议缠金开屯置戍奏稿，条分缕晰，有裨时局，洵不愧有为之良臣。”一八八七年三月二日，“议论晋省吏治如指诸掌，洵称尽心国事民情之大吏也，當为朝廷赋得人之盛”等。凡此对于刚毅的事迹或可略有小补，而日记中涉及其他人物的记载也是如此。
稿本文献，非整理无以有效地广为学界所利用。从目前留存的祥麟日记稿抄本来看， 其笔迹并不难识读， 但当中涉及大量新疆、蒙古的地名， 大小官员、商人、仆役等的人名字号，同时日记间有满文， 所以解决此类问题的难度实属不小。笔者在细读之后， 鉴于手头仅有上海图书馆所藏察哈尔日记的稿本影印件， 故将二者粗略核对， 也发现了一些小疵和疑问，在此提出以供探讨。
首先是一些识读和断句的问题，如第805页，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率三司三翼司员协领等，文武官员恭诣龙亭外”，其中逗号应删去。同页脚注①中，顾廷龙先生在日记稿本上所作的跋语， 其最后的年份应为辛巳（一九四一年），而非辛丑。第806页，一月二十五日：“以大花雕酒三坛遣赠大新德禄雪樵”，“大新德”与“禄雪樵”之间应加一顿号，大新德是旅蒙商之一，禄雪樵乃是科布多参赞大臣，二者不可连排。第922页脚注中，上图稿本日记末页所钤顾廷龙先生的印记应为“顾廷龙观”而非“顾起潜观”。另外有一处人名的疑问，在第898页，整理者推测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八日所记的“成建甫与成端甫疑为同一人，皆是成勋”。而在九月二十七日，又将原文“成端成”改为“成端甫”，则是认为成建甫、成端甫与成端成三者为一人（不过在人名索引中，将成端成单列，与另外两者区分）。通过日记前后文比对和相关材料的印证，仅出现一次的“成建甫”为“成端甫”的笔误应可成立，因为在一八九八年任吉林副都統的确为成勋，即日记中多次提到的成端甫。但同样仅出现一次的“成端成”恐不能成立，据九月二十七日记载可知，“欣悉成端成兄除太常少卿”，通过检索史料可知，同月二十八日《申报》报道称：二十六日“成章补授太常寺少卿”。故成端成应为成章而非成勋，只是目前对于成章本人的了解尚缺乏更多的相关资料，有待进一步坐实。
此外，由于祥麟生平资料的欠缺，目前对其早年身世和晚年结局所知尤少。所幸整理者利用日记、奏折等资料完成了《祥麟年谱简编》， 其中早年经历多利用祥麟日记中的回忆和档案履历，晚年结局则通过遗折自述，大体勾勒了日记主人完整的一生。不过毕竟除了日记所载数年较为详细外，由于所附档案的授权限制等因素，其余时段的经历缺漏断裂仍较多。笔者检索《申报》数据库，发现其中所附《京报》等新闻的片断记载，也有助于补充个别空缺年份的事迹。比如《〈祥麟日记〉相关奏折》中收录的最晚奏折为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一八九九年一月三十日），而在《申报》一九00年四月二日所附《京报》中收录有《奏为效力各废员均届三年期满无力完缴台费照例改拟杖徒完结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一折，此时距离其察哈尔都统正式开缺的七月十日尚有数月之久，所奏内容仍属汇报所管辖的张家口流放废员情况的例行公事。《京报》奏折虽为《申报》所转，非出于原档，但全文完整，可补附录之缺。此类奏折笔者未能一一核查，但或许不止一篇。同理，利用《申报》数据库检索可知，祥麟开缺后的时间里，直至一九0六年病逝，仍有片断记载。其中主要是继任者奎顺（祥麟之后是芬车，但所任时间甚短， 之后是奎顺， 在任时间为一九00年八月至一九0五年一月）的奏折中，提到了些许祥麟任上的事迹。虽然也多为如张家口废员处置等例行公事，但也提到了如庚子年因“中外多事，军务吃紧”，祥麟在任上曾奉旨“侦探俄情”“筹备边防”“调集察哈尔马队二千名，扼要驻扎，以资震慑”等事，可补年谱之缺。
近代日记尤其是晚清日记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满人日记的存世数量颇为可观。目前整理出版的日记中，少数是《闲窗录梦》这样满文书写的日记，而更多的是直接用汉文书写的日记，如《醇亲王载沣日记》《溥仪日记》《额勒和布日记》《那桐日记》《恩光日记》《豫敬日记》《英和日记》《绍英日记》《耆龄日记》等等，加上这部《祥麟日记》，其体量已远非同为非汉族政权的元代可比，也是历朝历代罕见的文化现象。个中原因或许是满人的文化素养较高，或许是晚近日记风气兴盛所致。其中固然又以官员的公事日记为多，但既然留存体量如此，则对于具体而微地了解满人官场应酬、风俗习惯、生计用度等日常生活来说，多为绝好且可信的私密资料，也值得进一步做通盘的研究。
（《祥麟日记》 全三册，[ 清] 祥麟撰，张剑、易爱华整理，中华书局二0二二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