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作为中国最辉煌灿烂的文学遗产之一，一直是中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从二十世纪起，相较于本土学者仍坚守“义理、词章、考据” 的研究路径，部分西方汉学家更倾向于将书籍作为物质实体和历史对象，对文本的产生与流变做全面梳理，关注文本内容的不稳定性、质疑作者的权威几乎成为共识。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北美汉学界，在这种思路下对中古文学文献史做出了种种颠覆性叙述，物质文化与写本研究蔚然大兴。其中，倪健《有诗自唐来》一书系统描述了唐诗的生产、编纂与传播，以“他山之玉”的视角，使我们对唐诗与唐代抄本文化有了新感知。
此书脱胎于作者的博士毕业论文，自二0一一年出版以来即在北美汉学界引起巨大关注，并于次年获得列文森图书奖。而与西方的追捧有所出入的是，此书在国内反响并不强烈；十年后中译本问世， 似乎也讨论者寥寥。中西学界的不同反响背后，是不同的学术立场和对各自传统研究理路的继承与运用。
倪健师从北美汉学家宇文所安，与老师一样关注唐代文学作为物质文化的创作与流传过程。全书旨在剥离诗歌的文学性，将唐诗视作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讨论它从产生、流传到演变的一系列历史变迁，尤其关注传播过程中识记、口传、书写等各个环节对文本内容产生的影响。通过这些环节，诗人不再对自己的作品有绝对掌控力，传世的诗歌离最初的作者越来越远——如此一来，传统文学研究所强调的“知人论世”的作者本位立场便可商榷。在原始版、传播版到今版的漫长演变中，每一份文本、每一位抄刻者，甚至每个记忆或背诵过唐诗的人，都切实参与了唐诗的流传与形塑，这是他试圖论证的主要观点。
在具体写作中，全书第一章就直接从唐代诗歌写本的具体例子入手， 对比了韦庄《秦妇吟》的八份敦煌写本，认为每个版本的抄写者与读者都或多或少改变了文本形态，后人在面对这些物质实体（写卷）时，很难还原作者的最初意图。此章的观点并非新见，西方汉学一直强调诗歌形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不看重“原本”作者或“原作”时刻；而国际敦煌学中，写本的对比研究早已蔚为大观。倪健却在这里使用了一份极为特殊的材料——敦煌文献中的《秦妇吟》写本“们”。第一，这首诗在唐代即声名大噪、广泛流传；第二，诗歌文本却在宋代以后长期失传，缺乏传统文学文献史的参考；第三，敦煌文献中有大量不同版本，用以对比和想象异文的产生。换而言之，这些条件让倪健有了研究所谓“文本流动性”的可能，来自敦煌的支流曾长久封闭在看似干涸封闭的异域，却在重见天日后携带历史的浮光掠影，汇入主流文学史的汪洋。
一如原版书名的直译：《发于言，书于纸：诗歌在唐代的生成与流传》（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 ），倪健格外强调唐诗从产生到传播的动态过程，全书第二到五章就从识记、口传、书写与编集四个角度讨论各个环节造成文本的不确定性，他称之为“文本流动性”。这种对唐诗具体生产流通环节的研究取径受到了西方学术的深刻影响，他本人也毫不避讳这点。第二章讨论识记对诗歌流动的影响时，将记忆与道德联系，直接与西方“记忆术”进行对比，认为“中世纪欧洲人主要依赖思维上对文本的掌握和视觉上的联想”，而中古中国少见对记忆方法的描述，由此得出中国通过抄写和背诵，一字不落地反复复制文本的结论，为版本的异文寻找成因。但他未曾明言的预设在于，西方自古罗马时就产生的“记忆术”前提是将记忆视作一种可习得的技能，与歌唱、绘画一样都需要通过技巧来掌握。这是西方记忆研究的起点， 书中所引用的卡鲁瑟斯、阿斯曼等人的观点，都无一不在此背景下；倪健本人却用这个传统来审视中国文献中的记忆描写，默认中国也将记忆视为“技”，需要习得方法。
与此相对，近年来本土学界并非缺乏中西比较的视角。同样面对中古文献缺乏对记忆的方法论描述的问题，不同于倪健将这些识记实践分类、指出其中格律诗一类具有特殊结构，这使记忆格律诗更容易；于溯《行走的记忆》则先指出时人将文献记忆直接视为一种文献的倾向，再分析记忆本与写本的优劣，得出文献记忆和物质文献共同参与了中古文献的形成和流通的结论。全文立足文献考据，从现象到成因层层递进。二者相较，可见中西研究背景与路径的巨大差异。
书中第三章对唐诗口语性的考察同样借鉴了西方口头文学理论。洛德《故事的歌手》构建出一个口语诗模型，揭示了口语诗歌创作和表演结合的过程，这一理论很早便被王靖献、宇文所安等人运用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倪健的开拓则在于弥补了既往研究倾向于将口语与书面截然二分的缺陷，考虑到唐代诗人与听众都具有识字能力的现实，从创作、传播、观众与商业市场各层面考虑唐诗口语性承载的文化偏好，试图与书面性互为补充，勾勒唐诗流传的全景。实际上如果严格按照洛德的体系，中国古代很难有契合的样本或抓手；正是因地制宜地取舍，使他面对唐诗口传的不确定性时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诠释。
以上评述此书的种种理路，都能看到西方学术风潮的启发色彩；实际上近半个世纪的北美汉学，都处在对西方学科理论和视角的借鉴中。譬如近代新目录学理论强调作为物质形式存在的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强调印刷时代之前作者失去对原作品的“著作权”，相关的抄写者、刻工、读者、编选者都是物质文本的“共同作者”，他们对文本的理解、附会与改写都影响着我们对作品的认知，现存每一种文献的形成都是历史上众多机缘巧合的结果，因此任何文本的确定性和作者的绝对权威都值得质疑。
这一思路正是倪健割裂唐诗作者与作品间稳定联系的理论源泉。如美国目录学家G. 托马斯·坦瑟勒所言：“文献的世界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即使后人通过精细校勘和翔实考据力图还原印刷术规模化运用前的文献原貌，再如何努力都只能在想象中逼近，具有极强流动性的诗歌写本并不一定指向它的署名作者，也不能用已知作者的惯习反推一字一句—这种不确定性对传统的“作者- 作品”关系提出了有力质疑。
但对历史文献的质疑同样需要接受新一轮质疑：记录者和编纂者同样在作品中留下了痕迹，用这些痕迹消解作者权威，未必具有更广泛的效力；“文献不足征”不仅是针对作者，也是针对流传过程中的每个角色。如果只是预设这些现象后的种种可能性，而不落实到具体的史实考证，那结论只能是假说，甚至是研究者代替历史角色、制造新文本。于是全书尽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版本，将唐诗文献视为一个整体关照对象，考虑帝京主流外的边陲支流、关照知名藏书家群体之外的普通文人，避免某一特定环节具有新的权威；力图截取一个个过去未被关注的瞬间，钩沉完整的唐诗传播脉络。
倪健还将自己对欧洲抄本研究的熟稔带入中国的写本研究，这种中西比较弥足珍贵。中国的版本校勘学强调对校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西方却总尝试着更进一步，通过选择和推测建立版本谱系，还原传承链条。倪健想象八份《秦妇吟》如何被制造、被记忆、被参考，不正是在写本间建立族谱吗？虽然结论未必可信，但无疑提示了我们，面对西方学术在思维、理论与路径上的巨大差异时，完全可以借以拓宽思路，对旧问题做出新回答。
书中也有白璧微瑕处。与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大量的预设假说相对的是，全书在材料支撑上稍嫌薄弱。此书立论的重要论据只有来自敦煌的八份《秦妇吟》残卷，样本极其有限，这点早为麦大维、罗吉伟等汉学家指出。作者将论题和材料局限在唐代，所能依赖的材料本就不多；作品文本分析除《秦妇吟》外几乎阙如，而此诗在篇幅、产生与流传上都具有特殊性，用来代表整个唐诗世界也未必恰如其分。
更值得商榷的是全书过强的预设色彩。倪健基于西方一直以来强调作品流动性、质疑作者权威的视角，强调唐诗作品也这样远离了作者。但细考《秦妇吟》之流传，即使短时期内韦庄无法阻止作品的流变，但从更长时期来看它确实消失在“正统”的文学史中—至少从结果来看并未偏离作者意图。也就是说，文本的短期空间流动并不意味着长期时间传承；如果没有敦煌藏经洞的偶然开启，这股支流也只能长埋地下，更无法汇入变动不居的唐诗“有形世界”。
借“文本流动性”质疑传世文献，是倪健着意所在；但他低估了传世本，尤其是大量宋本的可靠性。实际上宋人并非没有意识到文本的不确定性，也不会随意刊刻未经校考的写本。麦大维为倪健此书撰写书评，曾指出书中举出有些敦煌写本用于童蒙的例子，但如同今日学校中学生默写课文出错、试卷被保留下来，能说明此时这篇文章有了很大流动性或作者与作品的联系变弱了吗？这对倪健论述中的逻辑漏洞做了生动的类比。因此，过分夸大唐诗文本的流动性并不妥当。
另外， 全书翻译整体可靠，但些许瑕疵也让人遗憾。书据英文人名回译而生误，如第213 页误“ 孟云卿” 为“ 孟韵卿”， 第272页误“陆希聲”为“陆系声”。还有部分错误来自倪健本人对材料的误读，如第208页，“吾尊师”实为“吴尊师”，即吴筠，而非“我的尊师”之意。
《有诗自唐来》诚然有所缺憾，但毕竟已是十年前的著作，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在今日已有了长足推进。本土学界中于溯、程苏东等学者在文本生成、作者观念、记忆研究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而微的探讨；海外更接续“文本流动”的理路，如宇文所安新作《只是一首歌》同样立足文学口语性、质疑作者权威，认为歌者代替“作者”成为歌词文本形成过程的关键。倪健在书中格外强调对敦煌文献的运用，近年来敦煌写本与传世文献的相异也同样为中国学者所关注，陈尚君、胡可先等学者都利用敦煌残卷对单篇传世文献做出新论，伏俊琏更致力于将敦煌文献用于中古文学写本的综合研究。从这个角度看，《有诗自唐来》的许多结论可以被视作中古文学文献研究的生长点，提醒我们唐诗流传至今的漫长旅程。
宇文所安曾饱含深情地说：“我们唯一能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这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海外汉学关注文本传播的物质性质，试图弥补传统研究中强调“作者”、忽视文本传播中不同角色对文本影响的缺陷；由此，宇文所安、田晓菲、柯马丁、倪健等西方学者的视角，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相比争论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他山之玉还是削足适履，不如理性对待中西方的文化和学术差异，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观察那个硕大无朋又变动不居的唐诗世界。
（《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 美] 倪健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