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史学危机重重？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著名的保守派评论家乔治·威尔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高等教育充满臆想：这或许帮助特朗普胜选》的文章，矛头直指美国大学教育，尤其是人文学科教育。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威尔举了一大堆事例，包括一篇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的博士论文使用“女性主义方法”研究女童子军的饼干销售如何“强化了占霸权地位的性别角色分配”，另一篇文章探讨南瓜如何“反映了城乡地区的种族与阶级分野”，还有一篇文章分析“性别、科学与冰山间的关系”。与此相关的是，威尔援引美国董事与校友协会的一项调查称，排名美国前七十五名的大学中，绝大多数学校并不要求学生修美国史相关课程，哪怕是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也是如此。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微观史”课程，如“现代成瘾：二十世纪吸烟史”“穷小子遇上富家女”“巫术与附体”“疯男与疯女”“美国的说唱、政治与青年文化”“美国娱乐圈中的犹太人”。其造成的结果是：超过一半的高校毕业生不知华盛顿是约克镇战役的指挥官，近一半的人不知西奥多·罗斯福对巴拿马运河的挖掘至关重要、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期有多长，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无法指出美国内战发生的年代，不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新政的缔造者，百分之五十八的人不知阿登战役发生在“二战”期间。
从威尔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他所不满的恰恰是史学界近数十年来的发展趋势，即从由政治外交军事史主导的历史向强调性别、种族与阶级分析方法的社會史与文化史的转向，认为这些变化使美国大众对历史丧失了兴趣，进而无法从历史中汲取相应的经验教训来防止特朗普的崛起。专业历史学者或许会对此项指责不屑一顾，毕竟新方法与新议题的引入极大丰富和扩展了史学领域，使史学研究充满生机和活力。然而威尔所指向的更多是历史学家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两项职责，一是教书育人，进而影响学生世界观的塑造与形成；另一项是与公众展开积极的对话，从而对公共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认知做出贡献。在这方面，美国历史学家就不那么充满自信了。我记得在美国高校的第一门专业研讨课上，导师便反复让研究生们思考历史学家如何写出生动的作品，以胜过写作历史故事的记者乃至业余历史爱好者。而在二〇一七年一门关于内战与重建史的研究生课上，任课老师也感慨历史学已不再研究像不公正的选区划分这类重要问题了。
老师们的发问是美国史学界近十几年来危机重重的一个缩影，只不过特朗普的崛起与当选进一步刺激了历史学家的焦虑，这种心态在二〇一八年十二月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得到体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哈尔·布兰德斯与弗朗西丝·J. 加文撰文称“历史专业正在慢性自杀中”：自二〇〇八年以来，以历史学为专业的本科生数量下降达百分之三十，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他们看来，经济不景气之类的外部因素固然有一定影响，但“历史学科当前的困境更多是自己造成的。近几十年来，专业历史学越来越与学生和大众脱节，也越来越与解决关键的政治、外交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无关……历史学专业一直在逃离自己的双重使命，即与外部世界交流看法，探讨美国面临的重大基本问题”。接着他们回忆起历史学家的“黄金年代”：威尔逊总统在为凡尔赛会议做准备时寻求美国顶尖外交史学家的帮助，威廉·兰格、小阿瑟·施莱辛格、厄内斯特·梅、理查德·派普斯在冷战期间为政府服务，献计献策，小施莱辛格、丹尼尔·布尔斯廷、C. 范恩·伍德沃德和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作品推动了公众对政治改革、民众主义、麦卡锡主义和美国政治传统的讨论。在他们看来，目前美国史学界只有吉尔·勒波尔还在努力承担着与公众对话的责任。
两位作者也谈及历史学的流转大势。他们指出，历史学的开山之作便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学系曾挂着以下格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当代的历史。”历史学和政治的关联一向是自然而紧密的。他们承认，曾经占据主流的政治外交军事史固然为有权者张目，而忽略了无权者的呼声；但他们认定，如今历史学这种对种族、性别与阶级的过分关注使得原本重要的政治史研究被边缘化，探讨军国大事决策问题的历史学家被同行打上老派、冥顽不化和保守的标签，外交史教授职位日渐消亡，所开设的课程也日益减少，幸存者为了自保，也纷纷研究起外交军事事务中的体育、性别及文化因素，而非探讨军国大事本身，这无助于学生们理解当今美国政治与外交走向。
二、美国史学界的回应
上述两篇文章的三位作者都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威尔是一名保守派政治评论家，保守派对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正确历来深恶痛绝，认为它过度强调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历史，妨碍了对白人男性经历和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探讨。布兰德斯和加文都任职于国际关系学院，自然极力强调政治外交军事史的重要性。但鉴于这两篇文章的巨大影响，美国历史学界觉得有必要做出回应。
历史学界对两篇文章的回应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学的研究议题，二是历史学家的发声意愿，三是历史学家的发声渠道。就历史学的研究议题而言，历史学家强调他们从未放弃对政治史的探讨与研究，只不过是在政治史研究中注入了文化维度。我二〇一七年曾旁听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一场讨论，主题是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新方向。瑞秋·谢尔顿考察的是美国内战前国会议员们的社会活动与私交，任何当代华府政治的观察者都了解，政治家们在公共场合的一举一动只是权力政治运作的一小方面，他们在私底下有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国家的政治进程。乔安娜·弗里曼的新作关注美国内战前国会议员间发生的诸多暴力冲突事件，这与当下民主共和两党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获得两党议员一致支持的法案越来越难以通过。恐怕作者本人在写作时也不会预见到，二〇二一年“国会山事件”中，几位两党众议员差点真的挥拳相向。
此外，特朗普的崛起也使一些政治史问题重新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特朗普对于下层民众的煽动与动员、他对华尔街的口头谴责乃至他在椭圆形办公室摆放雕像和参观杰克逊故居的举动都使得历史学家不禁将他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相提并论。值得一提的是，对两者的类比甚至在美国早期史学会中引发了一场风波，杰克逊总统文件的编辑者在二〇二〇年年会上指责学者们因为特朗普而夸大了杰克逊总统所犯下的罪过，尤其是他的印第安人政策，甚至称一位女性同行“不称职”。该学会主席表示理解同行学者们对编辑此番言论的愤怒，但绝不会因此便禁止多元化的学术观点表达，结果该学会的委员会写信要求主席辞职，以维护学术团体的多元化，纳入更多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声音，而不是简单地将杰克逊时代与“美国民主的兴起”画等号。与此同时，主席的支持者则认为政治的介入把原本正常的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批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不相信我们和我们的作品”。除杰克逊之外，曾因重建政策过于保守而遭弹劾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滥用职权的尼克松总统，以及擅长作秀的里根总统也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
而正如《美国历史评论》所指出的那样，在政治史研究之外，其他的历史研究课题同样具有现实意义，政治军事外交问题并非唯一的国家与社会大事，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对不同社会群体和文化风气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事实上，当今多元化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刺激下催生出的产物，为那些边緣化的群体发声正是历史学社会参与的表现，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纷繁复杂的美国。美国历史学家组织曾就特朗普崛起问题邀请三位历史学家做讲座，他们探讨的题目无一例外是性别史或种族史。就特朗普执政期间引发轰动的事件而言，单纯的政治史研究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自二〇一七年夏天起前南部邦联军政领导人及士兵的雕像会成为社会运动的热点，需借助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角方能得出更充分全面的认识。例如有历史学家指出，奴隶制而非州权问题是引发美国内战的关键原因，因此南部邦联将领们是为了奴隶制而战。此外，这些雕像大多设立于重建或世纪之交的南方，由南军老兵的配偶或子女负责倡议和筹款，纪念的是南方关于内战是“功败垂成的事业”的叙事，以及庆祝白人重新掌握了南方各州的政治权力，所以这些占据着城市天际线的雕像纪念的是白人至上主义而非战争本身。又如有历史学家认为，离开了性别研究方法，女性生育选择权问题的讨论根本无从谈起，特朗普政府多次试图推翻最高法院一九七三年关于堕胎合法化的判决，既是为了争取宗教保守派的支持，又是为了重建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权。在传统国际关系学者眼中，移民问题或许无足轻重，然而在历史上对移民的限制多次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冲突的焦点，中美关系与美日关系便是证明。二〇二〇年的新冠大流行使原本为公众所忽视的医疗史一跃成为社会热点，当年第二期《美国历史评论》发表题为《拉起吊桥》的社论，还原美国应对一九一八年西班牙流感的历史情境，点出对移民的排斥与歧视借着疾病的流行而愈发强烈。文章也指出，西班牙流感暴露出美国在国家治理与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催生了许多改进措施和建议。这些历史事件对当下的美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文章直指特朗普政府借着新冠流行推广自身反移民的政策主张，以及其在此之前对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投入的削减。这些例子都表明， 只有深入探究社会史和文化史，才能更全面深刻地认识特朗普执政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多方面影响。
至于历史学家的发声意愿问题，不可否认有学者追求纯粹的学术研究，极力避免当前事件对学术探索产生影响，但美国史学者大多还是乐于就当前问题发声的。在特朗普于二〇一六年七月正式获得共和党提名之际，约八百名历史学家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警示特朗普会给美国带来的威胁：“不同专业、时代和地区的历史学家了解蛊惑民心者的持久魅力，民粹主义的承诺与危险，以及偏执和寻找替罪羊在政治上的运用……历史教训驱使我们发声反对一场根植于恐惧和威权主义的运动。”在这封公开信之外，美国历史学家也通过其他渠道讨论特朗普。作为美国公共史学界有影响力的人物，肯·伯恩斯和大卫·麦卡洛设立了一个脸书主页，专供历史学家上传短视频，解释为什么特朗普的竞选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参与的历史学家研究领域涵盖移民史、总统史、非裔美国人史、社会运动史、性别史、金融史等领域，将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与美国历史上排斥移民的“一无所知运动”、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尼克松滥用总统权力、宗教保守主义运动等事件联系在一起，有六万多人关注了该页面。他们还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像埃里克·方纳便指出前阿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竞选时便大打种族牌，调动白人对民权运动取得成就的仇恨，这与特朗普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美国重建史的代表人物，方纳也时常将这段历史引入对特朗普的讨论中。
此外，在各种大型基金与奖学金的申请中，学者所研究问题与当前时事的关联是绕不开的，事实上，与时事有所关联的选题往往更容易得到评审委员会的青睐。有时，与学生的交往也在敦促着学者思考当下问题。二〇一九年第一期《 美国历史杂志》发表了题为《一门课，两位总统，三年时间：在特朗普的美国讲授和平史》的文章，作者回顾了她过去三年如何处理本科生教学中现实问题与历史探索间的关系。她曾经尝试尽可能减少将现实问题带入课堂讨论的次数，结果却徒劳无功，甚至“伤害了我的职业与个人品格，明显限制了学生的学习”。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背景下，“把我作为公民的行为与我作为学者的行为区分开或许能够使我免于‘灌输教条的指责，但将来我会后悔自己选择做一名旁观者”。约翰·杜威早就指出，“教学本身就是一项政治活动”。斯坦福教育学家山姆·温伯格也认为老师在课程设计和课堂上所表达的并不是个人或左或右的政治观点，而是“对历史本质和目的的理解，我们作为老师和学生时代的经历，我们的文化与社会框架，以及我们对学生需求的揣摩”。此外，将现实问题带入思考有助于学生们提出问题，老师可以借机引导他们如何使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来寻找答案，并使学生区分历史与现实语境，例如对纳粹德国宣传话语与特朗普政府“假新闻”说法的交叉讨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就历史学家的发声渠道而言，报纸专栏、博客、播客、在线新闻网、广播、地方历史协会、博物馆、纪录片与公众听证会都回响着历史学家的声音。此外，历史学家也注意到了游戏这一新兴娱乐形式对公众历史观的影响，二〇二一年第一期《美国历史评论》专门辟出版面分析三款《刺客信条》游戏中的历史。“不管是好是坏，许多年轻人从该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形式中获取他们对历史时代、人物和事件的最初印象，历史学家应该关注这些对过去的视觉化呈现。”而电影电视这两种更加悠久的视觉艺术自然也不会逃过历史学家的眼睛，同期《美国历史评论》探讨了六部影视作品呈现出的历史。
三、倍感乏力的历史学家
综上所述，面对史学危机反思，美国历史学界进行了有力的回应。在以上三方面中，最成问题的可能是历史学家的发声渠道，这也是目前美国历史学界面临的最大危机。
二〇一八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主席演讲题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借用一九三一年贝克尔的主席演讲题目，探讨历史学在当前条件下面临的新挑战。该演讲注意到了在新媒体时代越来越多人都在发布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与思想观点，进而宣称自己掌握了某种历史知识。“电影、广播和电视本已使得个人制造出的记忆高度分层化，而电子化的媒体更加速了这一进程……在线论坛充斥着对各种历史的争论。提供电子资源的公司推动家庭谱系追溯变成美国人最热衷的事务之一。纪录电影利用了制作和传播的新手段与新渠道，大量涌现。”与医学和法学等需要专业训练的学科不同，“任何可以写作并进行研究的人都可以称自己是历史学家”。与此同时，“专业历史学家对电子化的呈现却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这既有态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技术方面的限制。因此该文章也只是称历史学家将“继续开发以更小和更快的形式介绍专业历史知识的方法，如博客、读者来信、推特、公众会议上的评论，从而将我们的学科引入对它有益的对话中”。
上述建议并没有包括影视和游戏这两种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接触历史的形式，毕竟除纪录片外，只要电影电视和游戏发行方缺乏征求历史学家意见的动力，历史學家便无从参与它们的制作。此外，电影电视与游戏的逐利本质决定了它们更多根据市场与受众的需要来设计内容，而非追求历史真实。在某些情况下，电影电视与游戏甚至会刻意歪曲历史来达到其制作者的目的，这些扭曲的历史借着可视化与带入感的优势深入人心。作为美国最早的电影之一，《一个国家的诞生》对美国内战后的重建极尽抹黑之能事，印第安人在约翰·韦恩的西部片中永远以反派的形象出现。后世历史学家尽管努力纠正公众的这些认识，但收效甚微，他们的工作所能达到的效果还不如《与狼共舞》《为奴十二年》《刺客信条三》（玩家可扮演印第安人角色）和《刺客信条：解放》（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刺客信条》）等新作品。
以上情况折射出专业历史学在影响大众历史观方面的局限性。早在一九九二年，《美国历史评论》发表了题为《历史学家与公共领域》的文章，其中便指出小施莱辛格等前辈历史学家虽然看似在政坛呼风唤雨，但他们的意见很多时候也不为决策者所认真听取，决策者所需要的只不过是能够强化自身定见的历史先例。信息爆炸的当代以及美国政治的部落化趋势使得这种从历史中寻找符合自己需求的成例的情况越发突出。信息数量激增带来的一个副产品便是信息的碎片化，而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人们更倾向于接受简单明了的信息，而不愿意接触复杂且深邃的智力思考，讲究反复求证和历史情境的历史学在这方面处于劣势。此外，两党间的对立状态使其各自的支持者不再相互对话，而是从符合自己政治立场的社交媒体朋友、报纸及电视新闻那里获取信息。其中，共和党及其支持者称美国高校已经沦为左派运用经过种族理论和性别理论改造过的历史洗脑学生的场域。在此情况下，专业历史学无论如何努力，都很难影响那些爱谈军国大事、对性别和种族问题不甚敏感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在这群人心目中，“二战”历史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美国内战史。我记得一部关于“九一一”事件的纪录片中，一名乘客的遗孀提到她的亡夫生前喜读美国内战史书籍，当时尤其钦佩葛底斯堡战役中南军皮克特部面对北军固定阵地的决死冲锋，这可能驱使着他参加冲击驾驶舱，试图从恐怖分子手中夺回飞机的控制权。维护奴隶制的垂死挣扎与对抗恐怖主义的英雄壮举在这里神奇地结合在一起。
在此情况下，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只是继续拓展美国史研究中的多样性，并积极与公众对话，期待自己的声音能够为女性、少数族裔和受教育的群体所接纳，同时也保持一颗平常心，明白自己的努力在塑造公众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影响有限。在我写作本文时，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结果出炉，共和党候选人胜选，这是二〇〇九年以来首次出现，且弗吉尼亚原已连续四次在总统大选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二〇二〇年在该州赢了特朗普十个百分点。出口处民调显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是经济与就业，这是历史学家所鞭长莫及的领域，属于经济学家的专长。此外，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时大肆攻击学校课程中关于种族与性别问题的课程，表示“我们绝不教育孩子从种族视角看待每件事”。他还强调家长也应在学校课程设置中享有话语权，这为他赢得了保守主义选民的支持，调动起了他们的投票热情。历史学家无奈地发现，经历了二〇一七年围绕着罗伯特·李雕像发生的夏洛茨维尔事件后，不管他们多少次发声强调种族问题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曾作为南部邦联中枢的弗吉尼亚似乎又摆回到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