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文化是世界各国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或许是受到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思想的影响，中国学者对鬼的研究，远没有对人的研究那么积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讲过一段故事：有个画家为齐王作画，齐王问，画什么最难？ 画家答：犬马最难。齐王又问，画什么容易？画家答：鬼魅最容易。人们对犬马很熟悉，每天都能看到，画不好很容易被发现，所以画起来难；可是鬼没有人见过，所以画起来就很容易。这个故事如果放到历史研究上，结果恰恰相反，研究具体历史现象相对容易一些，然而研究鬼的历史就困难得多。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蒲慕州知难而进，其新著《早期中国的鬼》，打开了一扇研究鬼的历史的大门。该书原以英文写作，书名为Ghosts and Religious Life in Early China，2022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早期中国的鬼》由黄咨玄博士翻译，新星出版社2023年出版。

该书对早期中国的断限是从远古到公元六世纪隋唐之前，这段时间可谓不短，即使从有文字的商代晚期算起，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何况研究对象又是谁也没见过的鬼，然而作者用二十余万字不长的篇幅，驾轻就熟地应对了一个研究对象确定难、研究史料类型多、研究时间跨度大的课题，体现出了较好的理论、史料和学术功底。

首先，针对研究对象描述难的问题，作者设定了一个基本前提，即在研究中搁置鬼是否存在这一问题，转而关注有关产生出鬼的历史记载的文化和宗教环境，以及这些记载对当代社会的意义和启示，最终评价鬼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此外，作者在鬼的概念外延上设定了另一个基本前提。鬼这一概念在相当程度上存在重叠的模糊性，即鬼主要指死者的鬼魂（作者称之为“人鬼”），但同时也存在非人类主体的怪、魅、物、精等，作者主要关注的是“人鬼”，但同时也将研究指向非人类起源的灵性。也就是说，无论“人鬼”还是“狐精”，只要它们之间存在相似之处——都展示出促使人们想象死者命运以及死者与生者之间关系的社会需求——那就都属于作者“鬼”的概念。

搁置鬼是否存在的问题，并准确界定“鬼”的概念外延，这两个基本前提的设定，使研究有了边界，从而使研究对象也有了确定性。有边界的研究，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应坚持的前提。

其次，针对研究史料类型多的问题，作者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作者认为，研究史料最重要的问题是作者身份和创作意图，即谁制作了文献，出于什么目的，为谁制作？ 继而要确定文献的意涵：包括文献代表怎样的社会阶层、文化背景，或者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文献传递怎样的社会和宗教信息？ 不同文献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文献不能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自己的偏见可能是什么？ 等等。通过上述问题来衡量史料证据，作者采取了宽松的立场，即不坚持只有一种可能来解释史料。作者对史料证据的开放态度，使得研究结论少了一些武断，在科学研究中也是值得借鉴的。

当然，最能体现作者功底的，还是作者针对研究时间跨度大的问题，搭建了一个先纵、再横、后比较的研究框架，使得看似纷繁复杂的两千年鬼的历史，变得泾渭分明。

先纵，即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勾勒出早期中国鬼观念的发展史。作者根据商代甲骨文、传世文献、云梦睡虎地《日书》、包山楚简等，初步勾勒出先秦时期中国鬼现象的基本轮廓；以诸子文献为基础，讨论了鬼在社会中的意义，尽管思想家与常人对鬼的概念不尽一致，但思想家的表述也应建立在一个普遍接受的鬼概念之上；利用《吕氏春秋》《周礼》等文献，揭示了战国后期鬼观念系统化、连贯性的趋势，与人的社会类似，冥界也出现了可比拟的官僚系统。作者继而探讨了秦汉时期官私领域如何相互影响了鬼及冥界等相关思想的发展。帝制确立之后，一方面官方的宗教仪式被赋予了统一的结构，另一方面常人有关鬼的观念也仍然存在，并有着各自的地域特征。这一时期，阴间被想象为一个地府官僚机构，这一观念影响了之后两千年的中国人的宗教想象。作者接着探讨了汉末兴起、六朝盛行的鬼怪文学，对中国后世宗教和文化中的鬼观念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作者通过探索鬼的文学世界，研究它们的形象和个性后指出，志怪文学中的鬼魂被描述成具有了各种情感和道德感，表明了人们对鬼存在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是对活人的模仿。

再横，即以佛、道传播为线索，揭示早期中国鬼观念与佛教、道教间的关系史。首言道教。道教是汉代末年出现的信仰体系，六朝时期的早期道教信徒不得不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面对鬼，并试图通过对鬼的降伏以确立道教权威。道教文献中的鬼主导了整个信仰体系，并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对于道教信仰而言，遏制鬼魂的活动以保护人们安全，始终是主要目标之一。道教信仰的新发展，就在于信仰体系中控制鬼的重要性。再说佛教，佛教在东汉初期传入中原，在传播过程中，本土概念的引入，才使得佛教的传播得以顺畅。佛教在传播中引入了鬼的概念，以饿鬼为例，佛教的饿鬼是对罪人的惩罚，而《日书》的饿鬼只是人死去变鬼前的状况，进一步讲，佛教到来之前，中国鬼概念与道德、伦理并无必然关系。佛教通过与本地宗教沟通，将前佛教时期的中国鬼纳入佛教系统，这个系统才因此可以被视为“中国的佛教”。可以看出，佛教和道教同样向在地的鬼观念妥协，为后世“民间信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佛教利用地狱中受苦的鬼这一观念鼓励人们向善，以免坠入地狱受苦；道教运用报复的鬼这个观念说服人们在驱鬼时服从道士引领。但无论如何，事实是二者都不得不向当时流行的鬼观念做出妥协。

后比较，即采用对比的方法，对古代中国、两河流域、埃及、希腊和罗马等文明中鬼的角色做比较研究，目的在于通过理解不同社会定位出鬼的作用的异同，进而更好地理解早期古代世界不同宗教体系的个性，从而强化我们对早期古代世界不同文化的理解。从章节上讲，作者的确是在最后一章，在比较的视野下研究中国鬼现象，但事实上，作者在第一章便对鬼概念的跨文化类型做了比较，从而定义了中国文化视野下的鬼。全书首尾相接，对早期世界不同古代文明中的“鬼”的角色做了“粗略比较”，作者的研究一以贯之地审慎，他“并不打算变成一份对全人类社会中鬼现象的全面研究”，因为“尝试做出概括总是一件冒险的事”。比起一些动辄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而化之的历史研究，作者的治学态度颇令人景仰并值得借鉴。

总之，研究鬼的历史，终究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作者指出，“至于鬼，虽然隐于幽都之中，但最终还是要走入阳光之下，向我们揭露生者希望和焦虑的暗黑角落”。而这也正是该书的终极目的所在，通过对早期中国鬼的历史的探究，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早期中国人的社会发展史，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诚然，用这样一部篇幅不大的著作概括两千年早期中国的鬼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作者也指出，中国文化中的鬼有着丰富的历史，与现代中国和过去的中国存在深刻的联系。“我们对这段历史早期部分的研究或许可以作为整个故事的序幕。”《早期中国的鬼》已经把序幕拉开，期待更多的研究者以此为起点，以同样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以更扎实的研究成果，加入到继续深入研究的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