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有日本作家水上勉的散文《京都四季》，文章篇幅不长，写尽京都四季风景变换之美，寓情于景，触景生情，在看似散漫的文笔中，京都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呼之欲出。水上勉虽出生在福井，但自幼生活于京都，他的代表作——无论是小说《雁寺》《五番町夕雾楼》，还是非虚构作品《金阁炎上》——都以京都为背景，之后还陆续出版了《京都图绘》《京都古寺》和《京都遍历》，算得上是京都的深度“爱好者”和忠实“代言人”。在这篇散文中，他写到曾在诗仙堂附近“无人问津”的禅尼寺散步，经过一片墓地，其中“有座坟埋葬的是从遥远的异国到京都大学来专攻文学，客死他乡的青年。按照外国习惯，墓石是斜嵌在地面上的，碑文则出自武者小路实笃先生之手”。
这篇散文大致写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中的禅尼寺正是位于京都东北的圆光寺，如今已是热门的“网红打卡地”。与水上勉的描述还有所不同者，是这位来自异国的青年并非京都大学的学生，也不是学习文学，而他的故事更无法用“客死他乡”一笔带过。
这位青年名叫赛义德·奥玛（Syed Omar bin Mohamad Alsagoff），是一名来自马来亚的“南方特别留学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培养配合其在东南亚占领区实施军政统治的“协力者”，出台了“南方文化工作特别指导者的教育育成事业”的招募计划，后因名字太过露骨，改为“南方特别留学生招聘事业”（简称“南特”），以“大东亚省”南方事务局文化课为中心，由外务省、文部省、情报局、陆军省、海军省、国际学友会共同参与实施，并于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从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缅甸、菲律宾、苏拉威西岛、婆罗洲、塞兰岛、泰国等地先后选拔两期，共计二百零五名青年学子赴日留学。南特计划在东南亚各地选拔标准大致相同，要求应征者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接受过中等教育，最好能够使用日语进行日常对话。在实际的遴选中，还有一条“潜规则”，那就是候选人更倾向于东南亚各地权力阶层的世家子弟，也正是因为这条“潜规则”，这些特殊的留学生被称作“大东亚的人质”。
在二十世纪日本外国留学生的历史上，这两百余位青年就数量而言并不突出，留学生涯也随着日本战败很快曲终人散，身影似乎就此湮没于历史长河，但他们的声音，尽管虚弱而遥远，却不能视若无睹。时隔多年，随着相关日记、回忆录、采访和研究专着的出版，我们得以窥见这群特殊留学生的留学生活，如菲律宾留学生劳卡迪奥·迪·阿西斯（Leocadio de Asis）《南方特别留学生的东京日记：菲律宾人所见战时日本》（秀英书房一九八二年版），马来西亚作家普特·奥斯曼（Puteh Othman）以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幸存的马来亚留学生日记为底本创作的《我心中的广岛：来自马来亚的南方特别留学生》（劲草书房一九九一年版；马来语版书名是Debu Hiroshima ，意为“广岛之灰”），仓泽爱子采访九位印度尼西亚南方特别留学生所著《南方特别留学生所见战时日本人》（草思社一九九七年版），曾担任南特留学生宿舍管理员的上远野宽子的回忆录《东南亚的弟弟们：素颜的南方留学生》（三交社一九八五年版），江上芳郎的研究专着《南方特别留学生招收事业研究》（龙溪书舍一九九七年版）等，其中中山士郎《天之羊：核爆致死的南方特别留学生》（三交社一九八二年版）讲述的正是奥玛的故事。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作为马来亚第一批“南方特别留学生”，时年十七岁、出生于半岛南端柔佛州王族家庭的奥玛，在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相关课程的培训后，与来自马来亚、苏拉威西、爪哇、缅甸的五十名同伴乘坐“阿波罗丸”从新加坡港出发，二十八日到达门司港做短暂停留，第二天一早从马关乘火车前往东京，三十日上午九点二十一分抵达东京站。
统一穿着战时日本“国防服”的南特留学生在东京站受到陆军省、“大东亚省”官员及新闻记者们热情而不失庄重的欢迎，朝气蓬勃的异国青年排列整齐、熟练地使用日语进行队伍操练，步行至皇居前口喊“万岁”进行遥拜。随后几天，初来乍到的第一批留学生集体访问了陆军省和“大东亚省”南方事务局文化课，参拜明治神宫、靖国神社，并于七月五日参加了位于中目黑的国际学友会日语学校的开学典礼，获赠以东条英机名义送出的钢笔。
南特留学生根据国别和文化差异被安排入住不同的宿舍，如来自马来亚、苏拉威西的学生住在本乡町的本乡寮，爪哇留学生住在中目黑的南洋协会第一寮，缅甸学生住在猿乐町缅甸协会主办的孔雀寮，而同样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却要根据其所属军政管辖地域的不同入住不同宿舍。奥玛被分配到本乡寮，由毕业于圣心女子学院外国人部的上远野宽子担任宿舍管理员。
奥玛在日语学校将近八个月的留学生涯接受的是半军事化管理，除周末休息外，每天六点半准时起床、做早操，八点从宿舍出发、乘电车到日本语学校学习，九点开始上课，在上课前要齐唱《君之代》、升日章旗、高声祈祷“大东亚战争必胜”。每天上午的日语课程大约三小时，在培训末期还加入了日本史相关课程的讲授；下午两个小时多用于运动，练习柔道、剑道、武术。之后回到宿舍，傍晚五点半吃晚饭，十点准时熄灯就寝。
在规定的课程外，日语学校还组织了不少课外活动，如定期去三越剧场观看战时的“国策电影”，在电影放映前还会播出特别准备的新闻纪录片让留学生们了解“大东亚战争”的近况；每月有两个周六被安排到东京附近的工场、农村、科研机构进行实习；学期中段还有合宿观光和研修旅行，行程安排颇费心思，如观摩日本钢管公司的炼钢过程，参观上野公园美术馆的“大东亚战争美术展”，赴海军航空学校近距离“瞻仰”参加珍珠港事件的战斗机，在东京美术学校冈仓天心雕像前重温其关于“亚洲一体”（Asia is One）的“东洋理想”。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南特留学生还与来自中国伪满洲国的留学生共同组成方队参加了第十四回明治神宫国民炼成大会。
留学期间，南特留学生每人每月领取一百日元左右的奖学金，用于支付宿舍费、洗涤费、服装费用，以及个人花销，在当时这算得上是一笔可观的生活费。由于战时实行食物配给制度，食堂食材有限，再加之饮食习惯不同，经常饿肚子的留学生们会利用这笔奖学金在外面餐厅开小灶，当然必须多人一起，同去同回。事实上留学期间，南特留学生被严格规定不能私自与日本人联系，也不能与其他类别的留学生交往，外出必须报备，无处不在的特高课的监视更是令他们倍感压抑。从上远野宽子的回忆录可以看到，她被“大东亚省”特别要求留意留学生的私人交往和信件，尤其是女性来信要拆封审查。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四日，包括奥玛在内的第一批南特留学生的日语课程结束，两日后他们在第一高等学校参加了文部省举行的学科考试，上午考日语和日本史，下午考数学，理科学生加试物象。从日语学校毕业后，“大东亚省”根据留学生的入学志愿、日语成绩和学科考试的成绩，综合决定他们下一步深造的学校。一方面，南特留学生出于气候的考虑，本人更倾向于日本的中国、四国、九州岛等地区的学校，而另一方面，在“二战”后期，东京经常遭到美军空袭，为了防止留学生们发生意外，日本政府希望将他们疏散至各地。从最终录取情况看，大部分第一批留学生毕业后进入了专门学校或是大学预科，如宫崎高等农林学校、久留米高等工业学校、熊本医科大学附属专门学校、横滨警察练习所，以及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等。
一九四四年四月，奥玛与其他十九名南特留学生入学广岛高师，这所创立于二十世纪初的日本第二所中学教师培养机构，自一九二九年就成为广岛文理科大学的“附置校”，而后者正是今天广岛大学的前身。这些留学生统一住在位于广岛市大手町八丁目十一蕃地的兴南寮，距离学校步行只需十分钟，此地原属广岛市民前川清藏家的私宅，后为南特留学生专门改建，一部分由前川家居住，一部分改造为木制两层共二十一个房间的留学生宿舍。担任“寮监”的是学校的英语教授永原敏夫，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赤裸上身在寒风中徒手体操，热衷于身体力行向留学生们宣讲“大和魂”。
为了这群特殊的留学生，广岛高师特设了文科“兴南部”，课程方面由真下三郎讲授日语，鹤田常吉讲“国文法”。一年的预科学习很快结束，一九四五年三月留学生们转至各地的教育机构，奥玛等五名第一批南特留学生入读广岛文理科大学，攻读教育学，同时入学的还有第二批的四名学生，原子弹爆炸时在广岛的就是这九名南特留学生。继承了广岛高师优秀师资的广岛文理科大学教育学实力强大，战后任日本教育学会首任会长的长田新以及稻富荣次郎、皇至道等名师均执教于此。彬彬有礼、日文能力出众的奥玛颇得老师们的欣赏，皇至道曾在多个场合称赞其为“高材生”。
在原子弹轰炸的几天前，美军战机曾频繁掠过广岛上空，但没有投掷炸弹，而是通过战机散发传单，劝日本放弃抵抗早日投降，捡到传单的留学生们在一起讨论美国“毁灭日本”的威胁是否会成真。事实上，相比于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城市，广岛此前遭遇的空袭较少，这让留学生们有了些许“安全感”，奥玛就坚信美军不会袭击广岛这样一座美丽、整洁、拥有大量美国关系者的城市。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上午八点十五分，原子弹在空中爆炸，随即发出刺眼的白色强光，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顷刻之间，广岛沦为火海。上午没课的奥玛此时正在宿舍熨烫衣服，当他从倒塌的房屋下奋力爬出时，后背有很大一片熨斗的烫伤。第二批南特留学生当时在学校上课，自救后返回宿舍营救同学，与奥玛等会合。弥漫整座城市的大火直到夜晚才被扑灭，南特留学生们逃到元安川上避难，他们在极度的危险、焦热和茫然之中目睹了这座熟悉的城市的变身，河面漂浮着尸体，河岸随处可见浑身炭黑、皮肤脱落或是满身鲜血的人身体僵直地向前蹒跚。上岸后，留学生们在宿舍附近的明治桥上发现了永原老师的尸体，爆炸第二天在广岛西郊的五日市町发现了奥玛的同胞兼好友尤索夫（Nik Yusof）的尸体。
由于兴南寮被烧成灰烬，六名南特留学生、两名中国留学生和房主前川家四人在爆炸后一直住在广岛高师的校园里，直到八月十四日，他们被转移到广岛市民三轮晋作郊外的家中。十五日中午，《终战诏书》以“玉音放送”的方式传遍整个日本，尽管天皇奇特的发音、晦涩的汉文体，以及广播的杂音都使得很多普通日本人不能完全理解这段录音的内容，但这一“走投无路的裕仁为了实现自己的贪生与‘国体护持而拼命演出的国家级节目” （小森阳一语）试图召唤起“一亿众庶”的悲恸。南特留学生们显然不在此列，他们似乎并不知晓正在发生着什么，围坐在三轮家二楼的房间里，弹着吉他唱着歌，与周遭格格不入，也引发了邻人的不满。
八月二十五日晚，奥玛等五名留学生在国际学友会野口英一的率领下离开广岛返回东京，当日风雨大作，车厢内人满为患，奥玛浑身恶寒。二十六日到达京都后，奥玛的身体愈发虚弱，高烧、食欲不振、咽喉剧痛，三日后在野口陪同下进入京都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疗，而其他学生前往东京。滨岛义博为奥玛的主治医生，当时人们对原爆症及其治疗缺乏了解，奥玛入院时已经表现出原爆症末期的症状，白细胞数量极少，单纯的输血治疗无法缓解，最终于九月四日凌晨去世。京都寮的负责人咨询了宗教界人士与京都大学的马来亚留学生，按照穆斯林速葬的习俗，于当天下午六点将奥玛安葬在京都大日山墓地。
在治疗期间，酷爱《万叶集》的奥玛曾创作一首短歌《思母在远道，悲星落南天》（母を远くに离れてあれば、南に流るる星のかなしけり），以他彼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很难下床看到夜空中的星星，因此《天之羊》的作者中山士郎推测短歌中“悲星”意象缘于原子弹爆炸后在广岛高师校园野宿的经历：当整个城市化为废墟，夜空会显现出难以想象的澄明，而流星滑落的轨迹才会格外清晰。这是他人生最后一首短歌：有母亲，有星星，有南方的家乡。而和奥玛同样来自东南亚的小伙伴们，在经历了空袭、原子弹爆炸、日本战败之后，绝大多数按照原“宗主国”的要求和安排陆续回国，少部分滞留日本自给自足继续完成学业。
一九五七年奥玛的妹妹阿扎·阿兹（Azah Aziz）与身为经济学家的丈夫翁姑·阿兹（Ungku Abdul Aziz）访问日本，其间想去探望哥哥的墓地，但遍寻无果，因为当初仓促而简陋的木制之墓，随着时间流逝已经腐烂。这件事后来被《周刊朝日》等媒体报道，引发轩然大波。京都著名老牌料理店平八茶屋的老板园部英文听闻此事，认为这是“京都的耻辱”，遂出资要为这位少年修建一座气派的墓。在征得奥玛家属同意后，园部英文与弟弟健吉克服种种困难，最终于一九六一年在圆光寺后院为奥玛修建了一座伊斯兰教风格的墓。园部英文与新村运动京都分部的成员私交甚笃，也曾多次在平八茶屋为武者小路举办欢迎会，由此渊源邀请武者小路撰写碑文：
奥玛
你从马来远道而来，来到日本广岛求学
然而，迎接你的却是原子弹
真是太令人失望了
我想让你记住，日本人永远不会忘记你
路过奥玛的墓，很难不注意到斜嵌的碑石上醒目的“广岛”和“原子弹（原爆）”字样，而水上勉却不可思议地“忽略”掉了，空留一片岁月静好。在奥玛被选作南特留学生的六年前，刚刚考入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国文学专业、十八岁的水上勉，在“七七事变”后终止学业，翌年作为“满洲国际运输社”的员工前往中国沈阳。当回忆起人生中这段最长的海外时光时，水上勉写道：“从京都出发前往满洲，在驶往大连的船上度过的夜晚，或许是我青春中最为闪耀的时光，然而来到奉天，彻底看清了社会的本来面目后，我瞬间感受到了绝望的苦痛。仔细想来，我不曾有过一天绚烂的，充满热情的日子。”年龄相仿的二人在战争中因不同的际遇分别离开祖国，在青春年华奔赴“理想”的远方，但结局并不美好。水上勉在中国东北“工作”四个月后因肺病被勒令回国，而奥玛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原子弹爆炸后的异乡。
多年后，他们在京都“相遇”，当然这是一种文学修辞意义的“相遇”，彼时的日本刚刚经历战后经济腾飞的高速增长期，正雄心勃勃向世界展现一个崭新的自己。不同于曾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广岛、长崎，不同于战时遭遇空袭、战后作为盟军总部的东京，不同于列岛上驻扎着美军基地的任何一个角落，京都似乎可以孑然独立在战争之外，可以轻松跳过那段不愿直面的历史，承载起日本从古至今的“独特之美”。由此“京都—文化—和平”成为叙述这座城市的起点和终点，而奥玛与水上勉的“相遇”自然也就成为一个隐而不彰的秘密。
（『天の羊：被爆死した南方特别留学生』，[ 日] 中山士郎着，三交社一九八二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