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马丁的故事始于一次疯狂。在修道院的唱诗班，年轻的马丁，后来那个著名的马丁·路德突然跌倒，“如同着魔一般”，并怒吼：“我不是！”此时距他发布引发了宗教改革的《九十五条论纲》还有大约十年。
这个故事在历史上的位置比较暧昧，因为路德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过，而当时三位见证人的证言又颇为可疑，但其中强烈的自我否定仍然不断引起学者、神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兴趣。不少人注意到，类似这样强烈的精神痛苦导致的躯体表达，在路德的一生中屡屡出现。此前他就被描述为一位患有忧郁症的修士，还曾在一场雷暴雨中感到极度恐惧、痉挛并摔倒在地。他曾数次焦虑症发作：盗汗、心悸、耳鸣并伴随有其他疾病。在路德身上，可以看到对于痛苦的强烈表达以及治愈的真实需求。克尔凯郭尔因此将他称为“基督教世界中一个意义重大的病人”。当然，《青年路德》一书的作者埃里克森承认，并非要对马丁·路德做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临床诊断，而是希望将其作为某种生命危机的典型案例。他关注的是路德身上那种显着而持续的身心危机，即“认同（identity）危机”。
因此埃里克森在这本书的开始，就感到有必要区别青年路德和那个我们熟知的、作为历史人物的马丁·路德。这样，书中提到二十来岁时的马丁·路德时，主角被称为“马丁”，而当这位后来的宗教领袖“被历史引导着回看自己神话般的过去时”，他被称为“路德”。借用威廉斯·詹姆士的说法，埃里克森将人分为两种：“只出生一次的人”和“分裂的灵魂”。前者可以毫无痛苦地适应和融入自己的时代，后者则往往要在青年时代经历一次危机，告别自己旧有的信念，重新寻找自己真正的人生方向。青年马丁从父辈的期待逐渐转向修士生活，并最终改变成为宗教史上一个著名的路德，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分裂、不断找寻的故事。
这种分裂甚至在路德的父辈就已经开始。路德虽然宣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但他的父亲汉斯实际已经脱离了农场，进入矿区，并成功由矿工发展为早期的小实业家。这位克勤克俭、野心勃勃的父亲对儿子也有着很高的期待，他希望马丁成为法学家，并以此为跳板进入政界。因此，埃里克森感到，农民的身份对于这个家庭而言是一种消极的认同，即希望去压制、遗忘和逾越的内容。因此，对于路德而言，农民既意味着艰苦、朴素的本真生活，又具有着粗俗、暴力甚至动物性的特征，后者尤其在晚年路德对于德国农民运动的态度中得以体现。
因此，在对路德童年的讨论中，埃里克森注意到不能简单地接受路德自己后来的叙述。马丁被赋予的期待，尤其是父亲的期待更值得注意——即使这是以粗暴甚至严厉的惩罚体现出来。马丁在七岁的时候就被送去拉丁语学校，十七岁进入以法学院着称的埃尔福特大学。当他在二十一岁以优秀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时，距离父亲的期待已经相当接近。然而，就在他的法律学期即将开始的一天晚上，马丁经历了一次雷暴闪电引发的恐慌发作，在惊恐倒地时他喊出“我想成为修士”——这是一个誓言，马丁突兀地从世俗功名的追求转向了修道生涯。
对于马丁在求学生涯的勤奋期，埃里克森将其描述为一种负面的成功，更接近于一种强迫性补偿。有意无意中马丁已经意识到，他过分献身的这个角色未必是自己真正的事业，因此在这样的成功时刻，他感受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恐惧。暴风雨中的恐慌发作，正是这种恐惧与压抑的结果。马丁“成为修士”的誓言似乎是一个承诺与确认，但在埃里克森看来，马丁仍然处于漫长的悬宕期。从拒绝父亲的安排而选择进入修道院，到路德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说家、政治家、表演者和精神独裁者”，还有近十年的时间。这是一段近乎停滞的时期，但埃里克森认为，这是“真正的暴风雨前的宁静”。路德此时怀有的是一种扭曲的自我意识：他既不满意自己当前的状况，又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怀疑，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停滞和退行。
进入修道院一年后，马丁成为正式修士，并开始为成为神父做准备。对他而言，首场弥撒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会邀请家人参加的毕业庆典。而正是在这次弥撒上，危机再次出现。面前放着圣餐，身后站着父亲，马丁感到了巨大的焦虑和分裂——这是他在暴风雨的起誓后第一次见到父亲。埃里克森注意到，弥撒谈及的正是天父与其子耶稣。这不能不使马丁意识到，自己将要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面对上帝，而此时他同样需要直面他人世间的父亲，那个并不满意于自己的选择，在庆祝仪式上大发雷霆，甚至将自己暴风雨里的起誓称为“上帝才知道那不是魔鬼的诡计”的人。马丁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他也还需要找到正确的言辞“直接与上帝对话”。
路德在修道院的生活绝非失败。然而，“一个像马丁这样存在压抑问题，又怀着真诚的希望想要避免背叛”的青年，会通过强迫症来克制自己的反叛天性：尤其他的自我怀疑会以过度服从的形式加强自我审查。他总是没完没了、事无巨细地讲述和反思自己的罪孽，以致被人认为是有意妨碍忏悔，最后有导师嘲笑说他最好是真的犯下了足够与之匹配的罪过。埃里克森总结：“很难把修道院时代中期的马丁描述成一个伟大的年轻人，……把他描述成一个后来变得伟大且具有破坏性的青年病患会更容易些。”
不过，埃里克森并不将马丁常常谈及的情欲罪过看成简单的压抑，而是看到性在马丁身上如何成为一个尖锐而普遍的问题。马丁近乎泛性论的认识似乎注定了救赎的失败，上帝的爱与体验对他而言又绝难达到真正全心全意的状态。这一切使他走向了反面的极端。马丁承认自己感受不到通往上帝之路，甚至对此感到怨恨；而他描述的上帝也具有谴责甚至愤怒的特征。此时，马丁要么只能得到碎片化的无意识，要么，他需要“将个人的病态经验上升到人类普遍的病态经验，并由此试图完全解决此前他个人单独无法解决的全人类的问题”。
这时候到了路德一生的决定时刻，即所谓的“塔中启示”（或称“塔楼经验”，路德关于“因信称义”的顿悟）。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路德的很多神学思考远远早于“塔中启示”；而作为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感到，路德所说的，具有宗教学意味的“（一次）启示”，事实上很可能是一系列的危机。从后来的谈话记载来看，路德将这些事件关联到一个极端特殊而封闭的场所：僧侣的密室、发汗间或者厕所——很可能就是厕所。联系到路德终生为之困扰的便秘和排尿问题，这个不洁的场所暗示出强大的精神病学因素很难被忽视。它涉及的不仅仅是身体的“另一端”及其相关的无意识语言（这在路德身上体现为常常震惊听众的屎尿屁式粗俗言论），也提示出启示本身总是“与否定、清晰、剔除联系在一起”，甚至需要有意的克制乃至抑制，以便说出其中真意。
后来的故事是为人所熟知的。修士马丁成为神父路德，也从那个骨瘦如柴、下巴突出的青年逐渐成为晚年典型的圆脸、矮胖形象。然而随着路德的成功，“当他成为他父亲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他最深切的临床绝望就出现了”。路德成功地挑战了教皇的权威，但又被德国农民运动远远抛在了后面，“农民们引用马丁的话来驳斥路德”。德国农民战争结束那年路德步入婚姻，并稍后得到了一位儿子（路德以其父之名汉斯为之命名）。面对自己的创造之物（生理学和宗教学意义上的），路德再次陷入“创造性的危机”带来的焦虑和抑郁，以至于需要求助友人确认自己信仰的真诚性，甚至感到过殉道的必要。因此，埃里克森承认：“我描述的是一个青年的衰落，而不是一个成年人的崛起。”
路德自己曾经说：“一个神学家是通过生活，不但如此，应该说是通过死亡和被诅咒而诞生的。”路德终其一生的认同危机，不仅是一个悲剧英雄的个体故事。他对于语言和内省生活的关注，他努力和挣扎所到达并维持的认同，都具有时代的意义。因此，埃里克森说，“路德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时代的先驱，这个时代仍然是，或者至少也曾经是我们的时代”。路德不仅被时代塑造，也反过来重新塑造了社会进程，提出并试图回答了人类生存层面的问题。
作为一本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跨界之作，《青年路德》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在这本书出版之后，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年轻学者唐纳德·迈耶（Donald B. Meyer）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在迈耶看来，此前历史学家常常对路德的两个面相视而不见。一是他所特有的坦率甚至粗鲁的语言风格；二是其动荡不安的情绪世界。这实际上是将路德变成了自然科学而非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甚至将其他历史人物“统统石化”。因此，对于路德研究而言，新史料固然重要，但如何解读既有的史料更有意义。埃里克森的路德研究进行的，就是这样一种史料的更新。
必须注意到，埃里克森对于历史的理解是历史哲学层面的。在《青年路德》一书中他引用了柯林武德的界定：“历史就是心灵生活本身，心灵只有生活在历史过程中并且知道自己是如此活着之时才能称其为心灵。”但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对于病人生活状况的关注，已经将社会文化等更广泛的因素纳入了治疗的考虑。因此，埃里克森感到，“历史仍然是精神分析中一个相对被忽视的领域”，从心理学基本的临床工作转向历史是必须迈出的巨大的一步。
柯林武德不仅影响了埃里克森理解的历史，也为其提供了理解临床证据的新视角。柯林武德区分了自然过程中的过去和历史过程中的过去。在历史过程中，过去“是一种活着的过去，是历史思维活动的本身使之活着的过去”。埃里克森同样注意到，一般人重视的临床资料是检查、分析、实验的结果，但这些都是自然科学式的理解，“不是精神分析本身所体现的证据本质”。因此埃里克森提出，临床证据具有的是一种自律的主观性（disciplined subjectivity），它涉及的是两个主体如何互相理解的问题，而精神分析正是使心理医生与病人恢复二者互动的有效方式。
这使得在《青年路德》一书中具有一个显着的特征，即历史的研读与现实的思考并行。为了说明青年路德的精神状态，埃里克森不仅借助了达尔文、弗洛伊德、萧伯纳等时代甚晚的人物传记，也常常援引自己在临床治疗中接触的案例。一九五一年，埃里克森进入了奥斯汀- 里格斯中心工作。这是一家开放式的精神病治疗机构和研究基地。在这里他关注到青年患者共同的认同危机，并计划将此作为自己下一本书的主题。可以说，正是在认同危机的意义上，埃里克森看到了路德身上那不连贯的和不完整的自我，这时候“我们才会了解说出‘我’这个普通的字眼是一项多么伟大的胜利”。相反，如果不去正视和理解马丁·路德那些疯狂与愤怒的举止，那些令人错愕的粗俗言谈，“我们是否能得到一个更好的路德？——或者根本就没有了路德”。
在后来的《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一书中，埃里克森谈到，“没有一个照顾过患孤独症儿童的人，会忘记在观察那些孩子说‘我’和‘你’时是怎样拼命地想要掌握但又掌握不住这两个字的意义时的恐怖”。借用《推销员之死》里毕夫的台词：“我恰恰不能掌握，妈妈，我掌握不了某种生活。”埃里克森看到，这些对于自己的生活缺乏掌握，处在“老是到处看看”的悬宕中的青年，他们躲避人际间的亲密关系，或者恰好相反，让自己陷入某种乱七八糟的亲密行为中。他们 “好像在糖浆中移动一般”保持着一种减速的生活，“他难以去睡觉而且难以入睡，他同样难以起床和面对清醒时必要的恢复；他难以按约定的时间前来治疗，同时也难以离去”。埃里克森曾说：“我的职业训练教会我准确地倾听别人在说什么。”这种对于当代青年充满同情的倾听，在马丁·路德那里，则是充满理解的阅读。
《青年路德》这本书写于一九五八年。从一九五一年《麦田里的守望者》那对于“假模假式的成年人”的痛恨，到一九六五年摇滚乐队“谁人”唱出的“我希望在老去之前死去”，认同危机已经成为一个触目可见的社会现象。而当路德说“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屁眼，我们迟早都得放过彼此”时，我们看到的似乎更像是来自青年亚文化中愤世嫉俗的表达。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埃里克森笔下的马丁·路德，那个曾经被认为反文艺复兴的人物，却似乎呈现出强烈的当代意味。青年路德的故事，似乎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在探索人生，又像是处于漫长青春期中的人对于既成世界的激烈否定。
此时也正是精神病学的反思时期，甚至有所谓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在部分学者看来，疯狂并不是一种自然疾病，而是由外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界定的，因此有必要质疑精神病的基本概念，以及疯狂与正常之间的界线。这在福柯的“疯狂史”中有着深入的探讨；另一位英国的精神病学家莱恩更是激愤地感叹：“宁死也不愿与社会抗争的人是正常的；说自己失落了灵魂的人却是疯子。说人是机器的人可以成为伟大的科学家；说自己是机器的人，却被称为‘人格解体’。”埃里克森似乎从来没有走得如此之远，但他的研究同样强烈地呼应着时代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需要注意到的是，埃里克森对于认同危机的关注，已经体现出他脱离弗洛伊德甚至精神分析正统派的一面。在其第一本，也是最有名的著作《童年与社会》中，埃里克森就提及，在这个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认同的重要地位就如同性之于弗洛伊德的时代。到了《青年路德》一书中，埃里克森关注的父子关系更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转向了另一种可能，即对于一个“真正的父亲”的追寻。这种追寻在马丁·路德那里表达为对于天父的追寻，与其自我认同的建立直接相关。而从埃里克森晚年发表的一篇自传性质的文章来看，这种追寻甚至同样存在于埃里克森自己身上。
在这篇文章中，埃里克森被要求“展示我如何使用自己的工具来审视自己的生活”。可以看到，与青年路德相似，在成为“那个”埃里克森之前，他也经历了长长的悬宕期。他先主修古典语言文学，后来又学习素描，勉强称得上是一位艺术家——而艺术家，“正是欧洲人对于那些有一定才能，但是尚不知应该何去何从的年轻人委婉的称呼”。甚至当他通过安娜·弗洛伊德的介绍，进入精神分析的圈子之后，埃里克森仍然感到，自己作为一位没有医学训练的成员，在其中的位置如同一个家庭中的养子，是非常不确定的。
而这种不确定感，埃里克森承认，也与自己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他出生在德国，母亲是一位丹麦犹太人，他从未得知自己的生父是谁。后来在与母亲和继父的生活中，作为一名养子，作为中产社会里一个爱好艺术的年轻人（他怀疑这是来自生父的影响），甚至，作为犹太社区中那位明显的高大、金发碧眼的北欧人（尤其考虑到丹麦在“一战”时期采取的中立地位），以及此后作为一名犹太人生活在德国，他说，“那时候我就希望与众不同”，甚至自己已经想不起来是何时开始使用“认同”与“认同危机”，因为这两个词在自己的经历中似乎是自然而然就出现的。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篇文章中还透露，埃里克·埃里克森这个名字，是在他三十六岁时才真正出现的。就像《青年路德》一书中有意区分的“马丁”和“路德”，“埃里克”与“埃里克森”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作为一个非婚生子，埃里克这个名字是母亲起的，很可能就是用其生父的名字作为纪念。随着母亲婚姻状况的改变，小埃里克分别被冠以萨洛门森，以及霍姆伯格的姓氏。到一九三九年埃里克一家落籍美国时，他七岁大的儿子建议采用北欧的习俗，在埃里克这个名字后面加上“之子”（son）作为姓氏，即“埃里克森”（Er ikson）。埃里克很欣赏这一想法，最终以“埃里克·霍姆伯格·埃里克森”为名进行了落籍申请。后来中间的“霍姆伯格”常常以一个更为隐秘的H代替，甚至被省略。至此开始的漫长生涯中，这位曾经怀疑过自己父亲是否就是某位埃里克的埃里克，自己选择并决定了成为埃里克·埃里克森。
事实上，即使考虑到其“二战”时期犹太移民的身份，改换姓氏也是一个颇为异常的举动。而一位新左派学者马歇尔·伯曼尤其将改换姓氏这件事称为一个“厚颜无耻的行为”：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位心理学家的名字不是来自他的父亲，“而是他在成年后的某个未说明的时刻为自己选择的名字”。而这种自我选择无疑是对于父辈，甚至是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否认与掩饰。伯曼甚至讽刺地说，这位精神病学家，“在最直白的意义上是一个自造的人”，“埃里克森可能比任何活着的人都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自造的人’那真实的内心生活”。
虽然一直没有做出直接回应，这一批评让埃里克森非常困扰。而他作为第一代移民、前艺术家，甚至终生不识其父的孩子如何理解与维持自我认同，这恐怕确实也是不少读者心中不免掠过的问题。对此，埃里克森的学生、朋友以及后来的传记作家弗里德曼观察到的一件逸事大概能够回答。当埃里克森偶然获得两位可能是其生父的“埃里克”的资料时，这位已经垂垂老矣的埃里克森选择了漠视。弗里德曼说，“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他终其一生对于父亲身份的寻找将会保持在未完成的状态”。这种持续寻找中的未完成，或许正是埃里克森理解的“认同”那最值得注意的特征。
（《青年路德：一项精神分析与历史的研究》，［美］埃里克·埃里克森着，舒跃育、张继元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