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几乎和语言一样古老，与人心一样多变。讽刺是属人的，它观察凡人世界的一举一动，朱文纳尔说，讽刺对人的任何作为都很感兴趣。无论日常世界的嘲讽者还是文学宇宙中的讽刺家，唯有复杂的心智和高超的语言操用，方能淬炼出嘲讽和讥刺的鬼神之技。西方文学中的讽刺，最常见的是作为修辞的讽刺，伊索动物寓言的含沙射影，贺拉斯讽刺诗的冷峻内敛，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的自我吹嘘，华兹华斯自嘲诗的戏仿，嘲讽的味道或浓烈或淡然，各出机杼。而作为一种文类，讽刺文学乃西方传统中历久弥新的一支生力军，讽刺作家江山代有才人出：从“严肃笑匠”梅尼普斯混用散文和诗歌的标志性讽刺、伊拉斯谟谬赞式的《愚人颂》、拉伯雷令人捧腹的《巨人传》，到伏尔泰笑对不公的《赣第德》、斯威夫特愤慨痛诋的讽刺小说、亨利·米勒震碎三观的《北回归线》《南回归线》，各式讽刺有的令人刺痛，有的“笑着说出真相”，甚至一笑之间“樯橹灰飞烟灭”。
如何认识古老而又多变的讽刺？
苏格兰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吉尔伯特·海厄特（Gi lbert Highet ， 1906-1978）的《讽刺的解剖》（The Anatomy of Sat i re ）出版于一九六二年，是一本对大众读者讲述西方讽刺文学奥妙的书。他依照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溯源讽刺传统，将讽刺形态分类娓娓道来，读来妙趣横生，更不必提书中对海量的西方文史哲作品通透的理解和阐释。这本书原是海厄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四场“讽刺”专题讲座讲稿，带有对听众发言的活泼风格，往往在略显深奥的典籍文献举例后，马上混搭接地气的现实生活的讽刺。海厄特深谙嘲讽技艺的精髓，走笔行文直抵“讽刺”之当行本色——当然，汉译译笔的老练也为此增辉不少。
据海厄特所说，“sa t i r e”源于拉丁语“sa tur a”（《讽刺的解剖》，19 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学界也有“sa t i r e”源于希腊语的其他说法，这里暂且搁置词源学的深究不考。若依海厄特，“sa tur a”是表示“杂拌”的食物名词，跟“混合”“大杂烩”差不离，它不是权贵们嗜好的高档蓝鳟鱼珍珠鸡，而是下里巴人爱吃的杂拌杂烩。“sa tur a”后被有心人引渡到文学领域，当古罗马人欣赏逗乐取笑、荤素不拘的短剧小品时，当诗人恩尼乌斯写作讽刺诗并命名为“杂拌”（saturae）时，他们开创了罗马的讽刺传统。罗马“讽刺”突出的是即兴创作的诗体对白、喜剧性对骂和对希腊作品的模仿，具有杂多、自然本色和粗粝浓烈的特色。直到贺拉斯认可的讽刺作家卢基里乌斯（遗憾的是没有留下完整作品）在“杂拌”里加入了对罗马权贵毁灭性的个人—社会嘲弄批判，讽刺才获得了“自身真正的也是最终的品质”。这就是罗马讽刺，一个长达两千年（尽管在中世纪一度中断）而不衰的传统（31 页）。
希腊人是罗马人的老师，而一般的意见认为希腊没有讽刺文学，希腊语中也并无直接表达“讽刺”的术语。但是贺拉斯，这位最早的拉丁语讽刺作家，明确表示罗马讽刺师承于希腊，与希腊旧喜剧、希腊哲学有渊源关系：阿里斯托芬為罗马人带来典型的喜剧人物形象（浮夸政客和花花公子），痛贬时政的讽刺社会功能，不够雅驯、口味粗糙的喜剧诗句，比翁等哲学家给罗马诗人留下“拌了黑盐”、含义深远的话语遗产。这些都意味着，罗马人学习了希腊正宗讽刺作家创造发明的许多技巧，以及“存在着一个伟大的希腊讽刺写作与谈话传统”，有诗也有散文（36 页）。海厄特不无遗憾地纠正，那些认为西方讽刺文学自罗马共和时代开始，希腊语讽刺作家只有罗马帝国时代的卢奇安的看法，显然失之草率了。
海厄特是古典学家，他对讽刺的“解剖”自然要钩沉历史，溯源传统。这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讽刺的解剖》，让人依稀看到他一九四九年的厚部头名著《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中展示的古典功夫与知识积淀（哈罗德·布鲁姆评价为“无价”之作），以及两本书相通的某些方法与问题意识：研究和比较某个文艺主题或体裁的源与流之渊源关系，欲图在古典他者和现代自我之间重塑西方精神。而隐藏在这样的研究之后的，是西方古典“传统”的巨大身影。“模仿希腊—罗马文学，效法它的成果，改造它的主题和体裁——这个学习过程从我们（西方）的现代语言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尽管多有坎坷，它的历史还是从公元七百年左右不间断地延续到了一九四九年。”（《古典传统》，19—20 页）回到《讽刺的解剖》，书中对文学和现实中各种光怪陆离的讽刺现象的分析，对各类禀赋过人、机巧百出的讽刺才子的评价，也是以一个强大的古典讽刺“传统”作为依托。在这个传统中，雅典、罗马和耶路撒冷都出现了，但分量殊为不同，海厄特对前两者的呈现和分析力度远大于第三者，这倒并非海厄特持有什么偏见，而是由讽刺的历史现象所决定。海厄特最后在不同的古典传统之间做了一个有趣的平衡，书末一段以戏仿《圣经·哥林多前书》的方式“为讽刺欢呼”，但颂词没有献给基督教上帝，而是献给讽刺“这第十位缪斯”，“它痛苦而扭曲地反映了我们自身的灵魂”（279 页）。
一九五七年，加拿大学者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出版了影响颇大的《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 ）一书。在这本书里，弗莱着重研究文学系统的结构形式，对整体意义上的西方文学经验和批评实践进行了分类。从而，《批评的剖析》使文学批评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具有了独立的而非派生于文学、哲学等学科的特性，弗莱本人所倾向的“原型批评”也由此崛起。以《批评的剖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影响力，海厄特极有可能读过此书，接受过弗莱的某种影响。显而易见的证据，就是《讽刺的解剖》书名借鉴了《批评的剖析》（两本书英文名第一个单词都是Anatomy，国内的汉译略不同），而且，从前者的结构和研究方法来看，海厄特对讽刺形态的分类研究，也与弗莱把讽刺分为若干相位的研究思路，差相仿佛。弗莱的书中也注意到了讽刺，当他说，某种文学讽刺的“特殊功能，那就是分析并摧毁陈旧的框架、僵化的信仰、迷信的恐惧、古怪的理论、迂腐的教条、压制的风气，以及其他阻碍社会自由运转（当然未必就是进步）的一切东西”（弗莱：《批评的剖析》，341 页），他们二位无疑分享了对讽刺功能的一些真知灼见。
海厄特重视讽刺的传统，但他坦承，他并不研究讽刺的历史，而是研究讽刺的形态（shapes）。简言之，讽刺的各种类型及其变体，就是这本书要下刀解而剖之的对象。相比于历时性研究，海厄特对广义的文艺（还有哲学、史撰、音乐、雕塑）中的讽刺做的是共时性研究。当然，共时性研究并不排斥历史，恰如弗莱对各种批评类型（历史批评、伦理批评、原型批评、修辞批评）的“再批评”，考察的无非是历史上各批评流派的观点。海厄特解剖各种讽刺形态时，不断翻检历史的书页，一般是从希腊罗马多样化的讽刺现象开始，快速浏览中世纪，再用解剖刀对文艺复兴及之后有意义的个案做或深或浅的剖析，并做出判断。因为他的目的并非勾勒讽刺的历史，故而线性的历史在书中时隐时现，他的解剖一般只挑拣他感兴趣的，或意义重大的案例，做庖丁解牛式的分析。
前面已谈到，起初罗马的讽刺只是“杂拌”的文学技艺，历经两千多年，讽刺逐渐发展成熟，花样百出。海厄特干净利落地将讽刺分为三大形态：独白、戏仿和叙事。较真的读者可能会提出异议，这样轮廓分明的分类是依据讽刺呈现的形式，而且，似乎也无法穷尽各种各样的形式。譬如最后一类，海厄特的表述时有不同（叙事、讲故事等），涵盖面很广（小说、戏剧表演等），这恰好说明最后一类形式很多样，实难被一统。不过，给讽刺分类不是目的，说到底，类型研究只是认知论意义上洞悉各类讽刺的独特性及其价值的方便法门（弗莱对讽刺六相位的分析，同理），这也是海厄特“解剖”之真意所在。
以第二类讽刺“戏仿”（parody）为例。与“satire”源于拉丁语的食物语汇不同，“parody”源于希腊语“parodia”，是个地道的文艺名词，它的名词用法最早出自亚里士多德《诗学》（1448 a 13），意思就是用滑稽的方式模仿较差的人。历经两千多年的时光流转，近几十年（尤其是后现代）的文学批评中，戏仿获得了高度关注，它不再只是一种文学技巧，而升格为作品返回自身，呈现文本何以自我戏仿的一种总体模式，戏仿甚至与互文性、元小说等后现代批评观念密切相关（玛格丽特·罗斯：《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4 页）。
海厄特这部尚未受到后现代思潮“洗礼”的著作，剖析了戏仿的很多关键特点。“戏仿是最令人愉悦的讽刺形式之一，也是最自然、或许最令人惬意、经常是最有效的讽刺形式之一。”（73 页）戏仿产生于人类的喜剧感，在夸张、扭曲、变形的模仿中愉快地发觉反差，引起嘲笑、鄙夷和伤害。从讽刺的类型差异视之，戏仿与独白最大的不同是戴着假面代言，戏仿靠原作与仿作之间突出的不对等和差异显得滑稽可笑。常被举例的早期戏仿名作，如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史诗《蛙鼠之战》，用虫豸之搏滑稽模仿荷马《伊利亚特》的英雄之战，两场“战争”规模等级的小大之别活脱脱地营造出仿作的荒诞造作可笑。戏仿的目的是对原作的扭曲、贬低或损害，这恰是讽刺力求的效果，所以戏仿作为海厄特笔下的讽刺“三剑客”之一，效果不容小觑。
形式上的戏仿和内容上的戏仿有时偏于一方，有时完美结合。最上乘的戏仿效果煞是惊人。比如，它们可能会被粗心大意的、解读能力不高的读者视为原作，以为真实存在。“在针尖上能站立多少天使跳舞”曾被当作中世纪神学家认真思考的问题，但其提问之荒谬足以说明非真，它恐怕只是伏尔泰等启蒙哲人对中世纪天使学的一个讽刺戏仿罢了。成功的戏仿还可能超越原作，仿作比它讽刺的原作活得更久，赢得更大声名。今天谁还会记得骚塞的《审判的幻景》？除非我们想领略拜伦的同名仿作如何以嬉笑戏谑的游戏心态“啃噬”和摧毁了笨拙谄媚的骚塞原诗。
戏仿有严肃和低俗两种风格，前一种是戏仿英雄体（mock-heroic），后一种是低俗戏谑（bur lesque）。前者严肃，词语庄重精致，后者是大老粗，爱用低级词语（117 页）。但優秀的讽刺作家从来不会故步自封，画地为牢，他们穿越于严肃与低俗之间，腾挪转圜，将讽刺性戏仿发挥到极致。塞万提斯让堂吉诃德的三趟骑士之旅不断从英雄体的戏仿掉落世俗凡尘，刻意的优雅端庄中不时羼入粗俗搞笑，实现了最活跃最不受拘束的戏仿。
后现代的研究走得更远，《堂吉诃德》的戏仿竟突破了讽刺文学的界限，成为元小说性戏仿，其功能之一就是揭示真与假，揭示虚构作品（fiction）及其对真假的描写如何被建构——这使《堂吉诃德》成为元小说（meta-fiction，或直译为“后设的虚构”），它既复杂又严肃，其诗学意义滑离了嘲弄性讽刺（《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97 页）。所以这部十七世纪初的小说被推崇为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是极有道理的。诚然，这类对戏仿诗学的研究已脱离了讽刺研究的范围，也并非海厄特所能预见。
虽然“satire”古已有之，足迹遍布西方文学，而且与人性一样多变，但在这本书一开篇，海厄特就告诉读者，不必拔高，讽刺并不是最重要的文学类型。但话锋一转，他称赞讽刺是“最富创造力和挑战性、最值得铭记的文学形式之一”（1 页）。讽刺的力量，来自一种诗学创造力。讽刺的核心问题是讽刺和现实的关系，在讽刺中现实并不直接出场，它或是扭曲伪装的，或是瘸腿搞怪的，所以贺拉斯说，讽刺是“笑着说出真相”。每一代作家机锋百变、独领风骚的创造性，就是讽刺的力量所在。而我们之所以爱看讽刺，大抵是人性使然。讽刺要么是意在摧毁敌人的谩骂与讥诮，要么是嘲笑人性的喜剧与闹剧，无论哪一种都有巨大的心理需求量，作者敢写，读者就爱看。
从贺拉斯开始，“笑着说出真相”并不缺乏严肃的道德意涵，它的目的是通过谩骂或笑声，治疗人的愚蠢，惩罚世间之恶。这个意义上的讽刺是巧借轻松形式的载道之文，不仅是卖弄技艺哗众取宠的小丑。但如果讽刺家胆气不足或才力未济，无法实现这个大目标，只好降格以求，满足于讥讽愚蠢和蔑视邪恶（177—179 页），也颇能满足人性所需。然而，有些邪恶过于可怕而无法讽刺，比如血腥战争和残忍大屠杀（西穆斯·希内形容北爱尔兰宗教冲突中的报复性屠杀“像暴露在星际寒冷之中的一瞬”），所以讽刺一般不面对大奸大恶，只讥讽小蠢小恶。除非遇到天才，通常讽刺施展力量时并不托付给挥舞如椽大笔的诗人，那些对扭曲中的不调和格外敏感，对戏仿中借力打力、正话反说、自揭疮疤等怪招格外青睐的作家更擅长讥刺，他们懂得，讽刺的精细必须是微妙的而不是粗暴的。正如蒲柏所言，谁会用车轮轧死一只蝴蝶呢，杀鸡焉用牛刀。讽刺家运筹于字里行间，而讽刺的力量决胜于文本之外，人心之间。
于此，西方发达的讽刺文学传统及其力量在海厄特的《讽刺的解剖》中已卓然可见。而掩卷沉思之际，我们也不难发现，海厄特的书中鲜有东方讽刺文学的例子，如其所说，这本书是对“西方文学史”的讽刺之解剖。不过，海厄特对讽刺的形态学归纳和剖析给予该书一种超越东西方之别的视角，他固然分析的是西方讽刺的形式、目的、功能和讽刺家的动机，但大部分论证逻辑放到东方文学中同样适用。读过《金瓶梅》的人，必然不会不注意到，潘金莲打击“敌人”的时候就是讽刺好手，语出即伤人，效果如剑客高手出剑，一招封喉。李瓶儿殒命，一多半要拜潘金莲的怨毒和伶牙俐齿所赐。依照海厄特对讽刺的细分，潘金莲的攻讦当然属于恶毒的讥诮（lampoon），“讥诮是投毒者或枪手”，绝非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类的讽刺。
当然，我们不必苛责海厄特见西不见东，固化西方优越论，这样的指责很可能是无的放矢，缺乏某种宏阔的比较意识。海厄特一生致力于西方古典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作为人文学者与博雅教育者，他在《古典传统》中自觉肩负起接续西方古典与断裂的现代的责任，不妨说，《讽刺的解剖》是《古典传统》问题和责任意识的延续。
（《讽刺的解剖》，[ 美] 吉尔伯特· 海厄特著，张沛译，商务印书馆二0二一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