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二二年，美国苹果电视（Apple TV）推出了讲述在日朝鲜移民经历的电视剧《弹子球游戏》，目前已播出第一季。本季的结尾，主人公顺子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将自制泡菜用小车推着，顶着路人嫌恶的表情来到大阪的火车站。在嘈杂的人流中，她开始叫卖，声音从胆怯羞涩，到逐渐豪气万丈：“您吃过朝鲜泡菜（Kimchi）嗎”“请尝尝泡菜”“大阪最好吃的泡菜”“城里最好吃的泡菜”，直到最后那一句：“世界上最好吃的泡菜！”摄影机的视角从顺子弱小的身躯上扬，直至鸟瞰着整个火车站地区。
《弹子球游戏》 （Pachinko ，又译《柏青哥》）是韩裔美籍作家李敏金（Min Jin Lee）发表于二0一七年的英文小说。小说聚焦于一家三代人，其时间线索贯穿整个二十世纪，讲述了在日朝鲜移民的煎熬、忍耐与情感。这部史诗般的作品一经问世，就得到广泛好评，斩获多项奖励，许多国家很快出版了译本。电视剧则大致对应小说的第一部分“故乡”。
二十世纪初，朝鲜被日本殖民。在釜山的一处小渔村，主人公顺子和守寡的母亲以开旅店维持生计。她年少聪颖，但对男女情愫懵懂无知。被一位从日本回来的朝鲜富商诱惑，顺子不慎怀孕。当得知富商在日本已有家室，无意娶她，她坚决拒绝当情妇。此时，从平壤来到釜山的牧师白以撒，因病滞留在顺子母亲的旅店，受到母女的悉心照料。得知顺子的不幸遭遇后，白以撒毅然决定娶顺子为妻，并带着她投奔在日本的哥哥一家。他们同哥哥一起，住在朝鲜劳工聚居的贫民窟。白以撒在劳工中传播左翼思想，被日本警方逮捕入狱，哥哥也丢失工作，一家人顿时生活无着。在这个情节设定下，火车站卖泡菜的场景出现了。它象征着人物命运的转折。
原著里，顺子卖泡菜的段落，和电视剧的处理稍有不同。中文译本如下：
……顺子看着他们（指她的儿子和嫂子）走远。他们一走出听力范围，顺子便大叫起来：“泡菜！美味的泡菜！泡菜！美味的泡菜！太美味了！美味的泡菜！”
她觉得自己的声音是那么熟悉，倒不是因为这是她自己的声音，而是因为这让她想起了她小时每次去市集的情形。一开始，她和爹爹一起去；后来，她长大了，便一个人去；再后来，她有了心上人，去市集都渴望吸引她心爱之人的目光。大婶们叫卖的声音始终萦绕在她的脑海中，现在，她也和她们一样了。“泡菜！泡菜！自家做的泡菜！亚野区最美味的泡菜！比你祖母做的更美味！好吃，太好吃了！”
电视剧以视觉形式着力延展了空间——火车站、城市、世界，小说中的卖泡菜场景则追溯了时间：她的童年、少年、青春，以及过去在朝鲜的生活。在小说中，时间/ 历史成为理解个人机遇最重要的舞台。李敏金在开篇就明确表达了这层意思，她写下的第一句话是：“历史辜负了我们，但没有关系。”
“在日朝鲜人”（zainichi）这个群体在二十世纪的经历，在小说中完整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对于熟悉东亚近现代历史，尤其关注朝鲜离散群体的人来说，故事的背景和线索，或许并不陌生，但小说与电视剧从微观的视角，凝视一般历史学者不太会注意的小人物、个体生命和日常之物，更为生动和深刻地揭示了个体命运与宏观历史之间的关系。
以顺子为代表的在日朝鲜人，和以在日朝鲜人为代表的“离散朝鲜人”群体，是观察东亚近现代历史的不可或缺的视角。跳开小说的具体情节，我们需要了解发生离散的真实历史背景。十九到二十世纪，处于帝国之间的朝鲜半岛，是东亚最为动荡的社会之一。在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和全球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重重挤压下，朝鲜半岛上的家庭和个人，离开故乡，不断流散到国外。其中最大的一群，跨过图们江和鸭绿江，定居在中国东北。他们最初是以朝鲜北部的两个贫困省份——咸镜道和平安道的灾民为主，本来是为求生，冒死垦种荒地。但恰好清政府在面对俄国地缘压力时，改变实行了两个多世纪的封禁政策，大力开发东北边疆，这批垦民便定居下来。在经历了从日俄战争到解放战争的一系列重大历史变化后，留下的朝鲜人成为东北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一群体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朝鲜族”。另外一群，沿陆路迁移到与朝鲜东北角接壤的俄罗斯，成为开发俄帝国新边疆——沿海州的主力之一。这些朝鲜移民及其后裔，在尝试融入俄罗斯社会的同时，也和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互通声息，保留了本民族文化。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与苏联敌对，斯大林担心在沿海州的朝鲜人为日本刺探情报，下令将他们整体迁移到中亚地区，特别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他们的后代被称为“高丽人”。
李敏金着力表现的“在日朝鲜人”，很多是二十世纪前期，为填补日本本国劳动力缺失，而移居日本的。他们自己的土地，被日本殖民机构兼并，逐渐转移到在朝鲜的日本移民手中，他们则来到殖民者的国度，充当廉价劳动力，忍受着非人的社会歧视和资本剥削。电视剧中，增加了原著中没有的关东大地震情节。地震过后，在日朝鲜人被污蔑为投毒犯，遭私刑凌虐，成了灾民群体中的“毒药猫”。这段情节，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另外一小群条件稍好的移民，去到美国的夏威夷以及西海岸，成为所谓“亚裔美国人”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在美同胞”的数量，在朝鲜战争之后逐渐增加，主要来源于与美国建立冷战—后冷战同盟关系的韩国。出生于首尔的李敏金，就是幼年随父母移民美国的。
名著《朝鲜战争的起源》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估计：大约有11% 的朝鲜人口，在“二战”结束前离开故土。这个数字后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增加，据加拿大历史学家施恩德（Andre Schmid）总结，目前学界的估计是在13% 到20% 之间。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朝鲜，总人口的大约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包括男女老幼—都离开了故乡，飘散到世界各地。这在东亚国家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全球离散的朝鲜人群体，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命运遭遇各不相同。其中，有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沿海州从事武装抗日的战士，有在中国内地奔走联络的独立运动家，有去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民族主义者，也有数量众多的、加入到日本各类殖民机构中的“合作者”（所谓“韩奸”）。而即使是反日的独立运动人士，也有左翼、右翼、无政府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不同思想路径。也许其共同点，只在于对“朝鲜（韩）民族”理应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民族国家的想象。但这个国家应该是什么形态，对这群“失国之族”（stateless nation）而言，是不明确的。这也导致，当国家终于“光复”，国家旋即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战后回到朝鲜半岛。此时的故国，却在美国的提议下被南北分割，分别由美苏占领。很快，冷战阴霾笼罩东亚，本来只作为临时受降分界线的北纬三十八度线，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成了两个对立阵营的分界线，国际地缘政治斗争，内化至半岛内部。不同人物的不同选择，进一步强化了对峙。在冷战后期，三八线又成了两个主权国家的国境线。家园南北分裂，认同同一个“民族”的两个“民族国家”，却是以对方为镜像，完成自身合法性的构建，直至今天。
需要注意的是，数量更多的移民，却并不是以上这些精英，而是像顺子一样普普通通的朝鲜人：在东北垦荒的农民、强征到日本的劳工、随日军侵略而流离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地的“慰安妇”、被斯大林强行迁徙到中亚的定居者……他们颠沛的旅程，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故事，以及通过家庭、家族、亲友、同鄉、同胞构筑起来的人的网络，跨越了东亚世界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边界，并且串联起一部完整的东亚近代史。
顺子和她的家庭，选择留在了日本，成为战后“在日朝鲜人”。和作为中国公民的“朝鲜族”不同，“在日”并不是一个内部统一的群体，而是随着冷战对半岛的撕裂而撕裂。战后初期，大多数在日朝鲜人，认同北部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他们成立的组织“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总联”，接受朝鲜国家的资助，兴办朝鲜子弟学校，设立银行，出版刊物。在很长时间里，还是日朝之间的民间外交机构。他们或者无法、或者拒绝加入日本国籍，也不愿加入韩国国籍，故在当地属无国籍人。在后冷战时代的日本社会，“总联”日益边缘化。而随着日韩建立邦交、冷战后经济政治天平朝南方倾斜，认同大韩民国的组织“在日本大韩民国民团”（简称“民团”），则获得了更多资源和人员，对日韩关系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冷战到后冷战时代，韩日右翼势力团体之间的密切联系，又成为二0二二年安倍遇刺事件后，引发众多讨论的一大话题。
而无论是“总联”还是“民团”，在日朝鲜人经营的主要产业之一，都是弹子球游戏厅。因为在民众印象中，游戏厅总与操纵赌博、黑帮活动纠结不清，所以朝鲜人在这个产业的成功，又反过来加深了日本社会对这一边缘群体的刻板印象。据说李敏金最初打算以《祖国》为题出版这部小说，但她在访谈中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总是多多少少和弹子球游戏产业有联系，便改以现在的标题。她在一次访谈中说，弹子球游戏是一种隐喻：在日朝鲜人永远处于一种“无法赢”的状态，不论庄家（祖国）是谁，他们都在忍耐不公的际遇，也包括“历史”对他们的不公。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移民群体，像朝鲜离散群体那样，各自有着专属的名称，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维系着与故乡以及群体之间的联系。“在美”“在日”“朝鲜族”“高丽人”群体，又在各自定居的国度，创造出非凡的业绩，在诸多领域成为引领者。从这个视角出发，二十世纪到当代的朝鲜移民群体研究，天然具备一种全球史意义。《弹子球游戏》全剧以韩语、日语和英语对话，恰好是这种跨越语言边界的全球性的生动体现。当然，因为原著中没有涉及朝鲜族或高丽人群体，所以这种全球性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美国主导下的“多元文化”图景。即便如此，它的跨语际实践，仍值得赞扬。也因此，它所收获的关注、讨论与喜爱，超越了美国或者韩国。
而在历史实践中，朝鲜移民群体所跨越的，不但是语言边界，更是国族的边界——既是实体意义的，也是各种社会意义的。近现代的边界与国族，从来是相互塑成的。国家虽然主导了划界，但在边界因为被流动弥散的人群所跨越，因而需要重新定义的过程中，新的国家、新的民族、新的空间观念，也由此形成。举例来说，十九世纪朝鲜边民越境开垦吉林边地，本为国家法律所禁止，但恰恰因为越境的朝鲜人或主动或被动纳入到新的国家之中，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华民族，才得以实现、丰富了自身。
主流的边界研究，会强调国界对于社会和家庭的分割及连接作用。但是从微观视角审视，有些时候，家庭、个人也在不断定义着国家边界的意义。比如中国朝鲜族群体，他们选择跨过还是不跨过边界，其实也塑造了中朝边界的某种社会性。个人、家庭、家族，在面对边界的时候，不是全然被动无助的，他们也有自己强烈的主观选择。人在边界面前的能动性，使得同样一条边界，在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人物面前，呈现了更为复杂、灵活、多变的样貌。分割与连接，可以是由人的主动性塑造的。如果把对移民群体的认知，从国家层面“降低”到个人和家庭的层面，就可发现：日常生活中，有活的历史，那常常是档案资料或者官方文献中不太会记录的“人间”场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琐事、细节，构成人类记忆网络中最深挚，也最生动的节点。就好像《弹子球游戏》中顺子来到火车站叫卖泡菜。
看到电视剧结尾的这一场景，我立刻联想到在沈阳的朝鲜族社区做田野调查时，看到的热闹非凡的朝鲜小菜市场，了解到的各色人物的经历。仍然健在的老一辈朝鲜族，很多人还记得自己或者长辈是乘坐火车，从朝鲜半岛来到东北的。城市朝鲜族社区的形成，与火车站相关——比如沈阳的西塔朝鲜族社区，就毗邻当年南满铁路奉天驿，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南站。这是他们最初落脚的地方，后来便逐渐积聚起一个小移民社会，在一九四九年后更扩大为城内最大的朝鲜族社区。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朝鲜族开始个体经营，他们和顺子一样，推着堆满朝鲜泡菜的小车，到他们当年落脚的车站附近叫卖。泡菜寄托了这些个体对家庭的责任和对未来的冀望。
和《阿里郎》、尚帽舞一样，泡菜大概早已成为朝鲜文化的全球性标记。在美国教书时，一位韩国学生告诉我，他每个月都要父母从韩国寄泡菜过来。他们这批小留学生，很少买本地韩国超市里卖的泡菜，因为吃不惯。似乎每个人，都只认自己妈妈做的味道。当时听到这个事，惊讶之余又觉得新鲜。
在沈阳西塔社区，当地最早的几幢民用住宅楼，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建起来的。人们管它叫“平壤楼”，或是“平安楼”。据说那是市政府为了照顾朝鲜族同胞，仿照当时平壤的楼房样式建造的新式居民住宅。楼房三面围起，每家进门就有炕，完全按照朝鲜族生活习惯设计。最重要的，还有储存白菜的地窖。一到冬天，朝鲜族居民全家出动，买白菜，然后腌制泡菜。一个五口之家，一冬天要做两千多斤大白菜。长辈写下配料，儿孙们负责采买，每家每户都要准备大量的辣椒、蒜、酒和白糖。虽然配料大致相似，但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味道也不太一样。那段日子，人手多的家庭最让人羡慕，干起活来又快又好，邻里之间也会互相帮忙，赶在冬天到来之前，把泡菜腌制在大缸中，放入地窖。
很可惜，随着城市的扩建改造，这些烙有社会主义时代印记的老住宅已然不存，连图像资料都难以找到。我只能凭借访谈记录，想象那样的场景：男女老幼围在装满白菜的盆和缸子边忙碌，把红红的辣椒面抹在白色的菜叶子上，鲜艳又明亮。整个楼道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大蒜、辣椒和其他香料的味道。相同的忙碌在春天会再来一次，那时候冬储的泡菜吃完，各家各户都要赶紧把储菜的大缸拿出来清洗，否则味道就会很难散发干净。听老人们说，如果闻到谁家的缸有味儿，就说明那家人懒惰。这样的故事很微小，却有着不凡的意义。它是中国城市朝鲜族重要的集体记忆，也深刻影响着朝鲜族身份的形成。
西塔位于今天沈阳市的核心地带，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娱乐消费区。但在灯红酒绿的大街侧面，隐藏着一条小巷，是所有朝鲜族，也包括汉族，都会去采买泡菜的地方。我每次去做田野调查，都会流连于此，这条拥挤的巷子里，排列着各式各样的小吃和作料，有打糕、酱菜、花生，也有现磨的辣椒面、自制的米酒，以及冷面。巷子中永远混杂着泡菜、辣椒、桔梗、米酒……的浓郁的味道。朝鲜族朋友说，现在没时间自己做泡菜了，常常会到这里来买，至少味道比超市的正宗。
新世纪初的一段时间，社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活跃的商业氛围，吸引了大量外省朝鲜族、汉族前来寻找机会。也一度有多达数千名的韩国人，以及数量不小的朝鲜人和日本人长期居住。当地政府为招商引资，曾着力以“北方小首尔”“韩国城”的品牌打造此社区。但是，它当然不是“韩国城”—这个带着鲜明后冷战和新自由主义特色的称呼，抹杀了这个中国朝鲜族空间近百年来的生成、发展和演变。其中，有那么多关于边界、故乡、家庭和邻里的故事，需要认真地讲述。
历史与生活，总是需要被书写才能被记忆。而历史学者们的书写，又总是受到材料的限制。我们都知道，传统意义的史料中，没有多少是关于普通人的生命，也没有多少记录着个体的生命体验。比如，哪些官方档案中，能有关于泡菜的记忆、意味，和它连接起的跨越边界的联结？我们当然可以使用口述史料—这也是我本人在写作时非常倚重的材料，可是当我们把口述内容转化成历史书写，又面临着很多困难的取舍，比如：什么样的内容才能成为有解释力的“历史叙事”，而不是沦为琐碎、平淡的个人经验？如何表现这些微观事物的味道、质感，和凝聚在其中的厚重的生活体验？当历史学家们开始讲述个人的故事，他如何面对历史碎片化的批评？
在这方面，小说和影视作品，用某种程度的虚构，呈现出更为深刻的真实，既突破了历史书写的樊篱，同时也给历史研究提供了借鉴，揭示出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弹子球游戏》中表现的离散朝鲜人的历程，就是一部真正打动人心的历史叙事。它的关键，并不仅仅是关注了所谓跨边界的边缘群体，而是把连贯的、从殖民到后冷战时代的历史洪流，折射在细微的生活经驗上。泡菜，就是折射这种大时代、大背景的微小的棱镜。我希望历史学家们也可以写出“世界上最好吃的泡菜”，在那个时候，也许历史才不会“辜负我们”。
（《柏青哥》，［美］李敏金著，刘勇军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二0一九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