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相关部门发布《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提出稳定大宗消费、扩大服务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拓展新兴消费、完善消费设施、优化消费环境等六方面共二十项措施。
上半年中国经济实现5.5%的增长，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保持较快增长；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2%。如何看待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如何理解当前扩内需面临的挑战？围绕上述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进行了专访。
三大方面消费亟待提振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上半年5.5%的GDP增速？当前经济复苏呈现出什么特点？
陈文玲：今年初我接受媒体采访曾说过，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之后，我国经济复苏可能要经历四个阶段：修复、恢复、反弹、复归。第一个阶段就是“修复”。修复期往往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并不会立刻出现强力反弹，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变。4月份以来世界银行、IMF、OECD等国际组织都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背后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超大规模制造业优势、超强的物流体系和快速物流能力、要素市场日渐活跃、线下消费快速回升等等重要因素。
仅从消费端来看，中国“五·一”、端午等黄金周的线下消费已经超过2019年的水平，实现了强劲的反弹。但与此同时，我认为有三方面的消费有待进一步提振。
第一是住房消费。上半年，建筑面积、销售面积、土地出让面积等都在下降，这说明各方面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还比较弱：与房地产相关的市场主体元气尚未恢复，人们还在观望市场接下来的走势以及相应的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房子是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因此消费者不仅考虑现在，而是考虑长周期持有成本和风险，考虑的周期相对比较长。
第二是汽车消费。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消费在持续大幅度上升，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的占有率也在不断提升。但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占整体汽车消费的比重不高，在传统汽车市场销售较为低迷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走俏起到的作用还较为有限。去年以来许多车企都在打价格战，售价不断降低，而汽车本身是仅次于住房的长周期耐用消费品，所以很多消费者在观望价格是否会继续下降，也在等待汽车行业整体的结构性转型。例如，新能源、人工智能、5G等技术可能会让现在的汽车产业实现从概念到内容到产品结构的全方位变化。这与对住房市场的预期不同，消费者不是担忧持有成本的增加，而是考虑未来汽车的颠覆性变化带来产品选择的增加，或者价格的大幅下降。虽然目前我国人均汽车保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在一些特大超大城市其实已经达到了饱和程度。也就是说，在居民收入没有大幅提升的情况下，人们购车的需求也像改善型住房需求一样，会受到抑制。
第三是电子产品消费。这两年全球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也逐渐变慢了，包括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的功能还没有出现新一轮的颠覆性变化，人们更换电子产品的周期拉长，再加上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现在华为等国产品牌发布的新品主要是4G手机，因此许多具有一定品牌忠诚度的消费者也在等待未来的企业研发突破带来的消费机会。
冰箱、洗衣机等大型家电同理。如果没有搬家、换房的需求，人们不会频繁更换大家电。因此，在经济运行面临新困难新挑战的情况下，首先受到抑制的就是耐用品消费。经过疫情后很多人的消费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优先选择满足基本消费需求的体验型消费，然后才是这些耐用的长周期消费品。
应提高高端消费品的高质量供给能力
《21世纪》：能否理解为长期耐用品消费的放缓与技术迭代周期有关？这是结构性改革的“阵痛”阶段吗？怎么破局？
陈文玲：这其实就是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果——产品质量变好，耐用品的生命周期也在延长，在基本满足人们使用功能的基础上没有出现颠覆性的技术变化。此外，我们理解当前的消费问题，不仅要从消费需求偏好和消费品的变化来看，也要从消费率来看。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2%，明显高于去年，这是一个显著的增长。
但我也认为，一方面必须满足具有强烈消费意愿的消费群体的基本消费需求，帮助他们通过增加就业、增加满足即期消费需求的收入；另一方面，具有强大消费能力的中高收入群体的购买力释放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即高端消费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不强，主要源于高端消费产品的供给不足。例如豪华邮轮、高尔夫、精品影视片等高端文旅消费，实际上供给侧能力仍然不足，导致许多有相应消费能力的人群到国外进行这些消费；此外，优质教育产品的供给、高端健身美容行业、家政服务业等供给也有待进一步增加；再加上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基本服务配套不够完善，优质的养老机构进入门槛很高等等，都制约了消费能力的释放。因此，供给侧优质供给能力不足也是影响当前消费能力释放的重要因素。
所以，上半年5.5%的经济增速总体而言是符合预期的，因为今年一季度是在去年基数较高基础上实现的4.5%增长，今年二季度则是在去年同期低基数上的6.3%增长，其实还有很大空间没有释放出来，仍然有一些结构性问题亟待破解。
从投资来看，今年投资力度并没有减弱，虽然社会投资还有待进一步提振，但是政府投资的力度尤其是针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金融支持、减税减负的力度都没有减弱。不过微观主体进行投资和创造的积极性，还没能够完全地调动起来，一些民企仍然对政策效应存在顾虑，同时对外部发展环境不确定性的担忧仍未解除。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中，虽然由疫情带来的物流中断、产业转移等“供给冲击”正在消除，但是由大国竞争导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特别是一些国家制造业的近岸化、友岸化、集团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给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带来的冲击既有当前的，也有长远的；既有显性的，也有潜性的。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预期不稳、信心不稳、投资不稳，特别是社会资本还没有撬动起来。一些企业还处于观望状态，尤其是疫情中遭到重创的企业还处于修复期，需要更多的外力支持和更长的恢复周期。因此，当前调动企业主体的投资与创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积极性，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仍然应是经济工作的重心。因为，如果企业不够活跃，青年人的就业问题就难以很好地解决。
美联储迎来货币政策转换期，中国需做好应对
《21世纪》：上半年CPI同比上涨0.7%，PPI下降3.1%。刚刚过去的6月CPI由上涨0.2%转为持平。此前关于“通缩”的讨论很多，你怎么看待当前的价格数据？
陈文玲：“通缩”指的是一方面物价急剧下降，价格指数持续走低，另一方面货币供应在同步收缩，导致流通中的货币不足，这两方面加起来才能叫通缩。低通胀并不意味着一定是通缩。
一方面，从生产资料和社会消费品价格来看，总体形势是稳定的，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关系到企业生产成本和利润，也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支付成本的稳定。目前农产品价格没涨（包括粮食、生猪等价格），从CPI的主要构成来看，供给没有受到冲击，是有保障的。从现在的CPI数据来看，价格在下降，特别是能源等生产资料价格还是负增长，这与我国能源市场的多元化布局紧密相关，为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提供了支撑——这为人们在同等条件下不降低生活水平、不增加支出，创造了空间和条件，这对当前的经济复苏来说相对是比较有利的，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来说也有比较充分的余地。相反地，如果当前我们面临的是物价飞涨的情形，那么中国要解决的难题就要大得多。
另一方面，中国央行的货币发行量并没有降低，流通中货币量也没有减少，6月末M2同比增长11.3%，所以“通缩”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而且，我认为现在的物价情况是阶段性的，此前关于“通缩”的讨论很热烈，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和欧美国家的高通胀形成了鲜明对照，然而我们不能简单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析中国经济，看到价格数据下降，就判断为通缩，然后采取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政策，那样反而会让经济陷入困境。
美国本轮加息周期以来，美联储进行了11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达525个基点，把国际资本吸引到了美国市场，造成了当前美国经济的一种“繁荣”幻象——该国GDP增长、财富和就业增长，实际上是由货币升值和高通胀推动的。我认为，美联储最近一年来激进的加息缩表政策会在下半年迎来转折点，中国货币政策应该考虑反其道而行之，即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的时候，我们应该启动升息，把更多国际资本吸引到中国市场，进一步巩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稳定之锚的作用。
总而言之，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换期，我们也要尽早谋划和加速调整货币政策，配合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加快促进国际资本向中国流动、投资中国，进一步带动中国经济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