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是否属于欧洲中古历史的一部分？拜占庭文明是否属于欧洲中古文明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似乎还存在争议，至少在我国世界史学界，目前对此问题的回答还意见不一。其实，在影响广泛的汤因比的名著中，人们就看到了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他在《历史研究》第一部分绪论中，就将拜占庭文化置于“西方基督教社会”的欧洲文明之外。不仅是汤因比，不少欧洲史书似乎也持相同的意见。不少学者虽然并不专门论及这个问题，但是在涉及欧洲中古史时，都有意或者无意地将拜占庭历史及文化算作“异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其边缘化，不仅相关的章节少得可怜，而且不将其纳入叙述体系。思维清晰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年鉴学派旗手人物雅克·勒高夫在《中世纪文明》中就没有排斥拜占庭人，他指出后者“使罗马之香火繁荣而威严地存续下去，允许罗马在其疆界内苟延残喘至1453年”。但是他没有将拜占庭文明对整个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的贡献考虑在内，认为“贫困、野蛮的西方却一步步攀升，并将在中世纪末开辟通往全世界的道路”，他对拜占庭人的上述评语就清楚地表明他也把拜占庭文明边缘化了。
事实上，在欧洲中古史视阈中，拜占庭帝国无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造成目前拜占庭历史与文化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现当代西欧话语权的确立。由于西欧率先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工业文明也随之首先在那里发展起来，西欧先发展国家的几代学者在这一大背景下，努力打造其新文化主导话语权和学术主导权，对拜占庭文化采取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排斥态度，以至于深刻影响了欧洲中古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加之西欧学者中普遍存在的识读希腊语和西里尔文字体系语言史料的障碍，研究和学习的难度成倍增加，阻碍了西欧学界对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知。不得不说，我国的情况与此类似。在我国，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与文化长期被边缘化，不仅大部分高等学校教材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高等教育世界中古史课程也大多没有与拜占庭历史文化相关的教学内容，或将其严重压缩，导致一些同志误以为拜占庭历史与文化不属于“欧洲中古文明”，进而认为数千年的欧洲文明史是一种“断裂式”发展。
研究和学习欧洲中古史而不谈拜占庭史是一个重大缺陷，反映出国内外世界史研究和教学还不完善，学术界在欧洲中古史领域的研究水平还有待提升，特别是在东欧拜占庭研究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同时也反映出国内外史学界在欧洲中古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方面还不能彻底从西欧学术影响中跳出来，在宏观研究理论上还不能真正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思想束缚。可见，搞清楚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非常重要，既有理论框架上的纠偏和补足之需要，也有修复和完善知识体系的意义，对于恢复客观合理的欧洲中古史教学和科研也极为迫切。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非常明确：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史是欧洲地中海世界中古史极其重要的部分。从欧洲中古史的角度看，拜占庭帝国的历史贡献非常突出，表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
一
自古典时代结束后,公元3世纪大危机终结了上古欧洲史，逐渐拉开了欧洲中古史的大幕。
此后,所谓日耳曼人“蛮族入侵”的巨浪便渐次席卷欧洲地中海世界，自北向南迁徙的日耳曼法兰克部族、盎格鲁撒克逊部族，自东向西迁徙的日耳曼西哥特部族、东哥特部族，以及汪达尔、伦巴第等部族相继侵入欧洲各地，长期活跃在东欧平原上的斯拉夫各部族则逐渐向西、南方向侵袭，他们在整个欧洲地中海各地定居，有些建立了“原始王国”。在此外族移民巨浪冲击中，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在出身于巴尔干半岛中部的君士坦丁一世领导下站稳了脚跟，在帝国东部的拜占庭古城扩建并正式启用“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从而开启了拜占庭帝国的历史。
强势崛起的拜占庭帝国在君士坦丁大帝、塞奥多西一世、查士丁尼一世等杰出皇帝的统领下，强化中央集权，完善帝国国家建设，统一调动帝国各种资源，组建强大的军事力量抵御外敌，取得军事行动的巨大成就。拜占庭帝国在原罗马帝国东部疆域军事遗产基础上，不断调整帝国军事组织和战略战术，建立起帝国的东部防御体系，进而也打造起整个中古时代欧洲地中海世界的东南部军事壁垒。虽然，拜占庭帝国东部防御体系以两河流域这一晚期罗马帝国扩张极限的边界为基础，不断受到萨珊波斯军队和其他草原部族的攻击进犯，时有收缩，甚至退至小亚细亚一线，但是这道防线基本稳固，形成了保护欧洲的重要屏障。
从欧亚大陆中古史发展看,公元4、5世纪的气候变化适于游牧民族的发展，其对当时人类生活最大的影响在于，人口流动性增加，与此相伴的族群之间的战争愈发频繁。根据竺可桢先生的宏观气温年表，可以看到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恰好处于全球低温气候的物候时期，值当历史温度变化下降阶段，经历了三次低温波谷（曲线谷底），整体平均温度低于全球5000年的平均值。因此，欧洲地中海世界面临欧亚大陆腹地游牧民族的冲击压力明显增大，西亚东欧地区的族群战争明显增多。作为统一帝国的拜占庭帝国先后化解了西哥特人、东哥特人、匈人等大小游牧或半农半牧族群的入侵，保全了东罗马帝国，从东南方向降低了欧洲的压力，进而也降低了蛮族混战、政治四分五裂的欧洲其他地区的战争烈度。
毫无疑问，拜占庭帝国在保护整个欧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使东南欧地区能度过4、5世纪外族入侵的第一道难关。这样的作用，拜占庭帝国在此后数百年间一再发挥。譬如，新兴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于7世纪中期，大肆进行军事扩张，其北路大军在“真主之剑”哈立德统帅下，横扫整个西亚。阿拉伯大军水陆并进，兵抵君士坦丁堡城下，但是遭到拜占庭军队的成功抵御，未能越过拜占庭人把守的欧洲大门，不得不兵败撤退，双方长期僵持于欧洲地中海世界东南部，拜占庭人粉碎了阿拉伯北路军继续进军欧洲的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人凭借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防工事，利用新式防御武器“希腊火”长期阻遏阿拉伯军队西进，使其止步于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一线。反观欧洲西部，阿拉伯人不仅将地中海撕裂为南北两半，而且其西路大军成功跨过直布罗陀海峡，进而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兵抵法兰克王国南部波亚迭，只是由于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在此地打败入侵者，才从欧洲西面阻遏住阿拉伯军队进军中欧的计划。但是，比利牛斯山脉以西的伊比利亚半岛从此以后陷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派王国混战的局面，直到15世纪末，“收复失地运动”促使前者取得最终胜利。
拜占庭帝国长期发挥着中古欧洲东部军事屏障的作用，其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统一帝国能够适时推行军政改革，军区制便成为有效应对外敌入侵的制度，使拜占庭帝国能够适应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东部战争日益频繁的新形势，并在古代世界地缘政治交汇区域形成了对整个欧洲的保护。特别是在欧洲文化中心北移的大背景下，拜占庭帝国在地缘政治冲突区（东欧）逐步打造起对整个欧洲的军事保护区。这样的贡献得到国际学术界一致公认。
还应注意的是，拜占庭军事在冷兵器时代形成了特点，即在总体防御中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战术，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防御体系堪称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中古军事领域的一绝，被称为“无法攻克的堡垒”，是“万城之中的王城”。其强大的防御力量和先进的防御技术比中古欧洲地区任何城堡都坚固，拜占庭人的多种军事科技都是围绕这一防御战略发展的，发挥着远比欧洲其他地区骑士武装强大的军事作用。
拜占庭军事技术和兵器长期驰名中古世界，也直接影响欧洲其他地区，仅以当时闻名遐迩的拜占庭军刀为例即可见一斑，其制造技术后来为叙利亚人所承袭，以大马士革弯刀传世。然而，拜占庭帝国的军事贡献只是特别突出的一个方面，其政治贡献更为突出。
二
拜占庭帝国对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的历史贡献还表现在政治方面。
诚如学者所说，罗马帝国是统一欧洲地中海古代世界的唯一帝国，拜占庭帝国继承了其中央集权制统一帝国的政治传统，并将该传统进一步发展成为皇帝专制帝国体制。而欧洲其他地区经历了数百年的封建战争之后，深刻体验到战乱之于贵族和民众生活的痛苦，逐渐降低战争的频度，他们消弭战乱、倡导和平，停止暴力冲突的呼声高涨，“上帝和平”运动于此期出现。拜占庭人相对安定的环境和更为富有的生活对整个欧洲各地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十字军东征（1096—1291年）则为他们提供了亲身体验的机会。当时投身于十字军东征的西欧骑士留下的很多记载，给后人提供了生动的描述和感悟。
十字军东征持续了近200年，其原因和影响复杂多样，客观上加强了西欧民众对拜占庭帝国的亲自体验，他们目睹了拜占庭帝国的富足，亲身体验到拜占庭居民生活水平之高，帝国都城的宏伟壮观令所有参与十字军运动的西欧骑士惊讶不已，因此也对拜占庭人充满了羡慕、敬畏、嫉妒、仇恨，并对拜占庭皇帝及其皇宫礼仪进行全方位的模仿。自此以后直到启蒙运动前的17世纪，拜占庭王公贵族的生活方式就成为西欧各个王室争相学习的榜样，拜占庭教俗贵族使用的贵金属器具和珠宝首饰受到西欧贵族的青睐和热捧，西欧上流社会更是把“拜占庭风尚”视为相互攀比的标准。
拜占庭人不仅继承了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遗产，以罗马帝国正统继承者的身份保持了统一帝国的政治体制，而且在皇帝专制统治、《罗马民法大全》等诸多方面坚持了欧洲地中海上古政治遗产，并有所发展。以至于拜占庭帝国始终自称为“罗马帝国”，并被后人称为“第二罗马帝国”，直到1453年最终灭亡。这也是西欧中古时期出现的“加洛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虽然自诩为类似古代罗马帝国的“帝国”，但都难以维系且得不到普遍认可，更不能也不敢随意自称为“第二罗马帝国”的重要原因。
拜占庭人坚持罗马帝国政治理念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是与东地中海世界复杂的族群构成密切相关的，这里不仅存在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阿纳托利亚、小亚细亚等地“古代民族国家”的遗民和遗产，而且有大量从东方和北方涌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中亚游牧部族和山区土著居民。为了治理众多古代族群，帝国政府始终维系着庞大且完善的官僚国家体制，其核心是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司法、宗教文化各种最高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专制中央集权，以此实现大帝国的统一。拜占庭人将古代罗马帝国集权政制模式发展到极致，从而形成独特的专制皇权帝国体制。
直到欧洲中古晚期，各国王室都将强化王权作为最高目标，拜占庭帝国的中央集权政治更是他们争相学习的榜样。虽然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一直在争夺基督教世界最高领导权，但是在各民族国家萌发的初期，西欧各国专制王权无疑从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皇帝专制主义中学到了诸多珍贵的经验。言及于此，我们还是强调需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启蒙运动以前欧洲人的思想潮流和精神境界，同时我们不得不佩服启蒙思想家成功的新精神建设。正是在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和吉本为代表的思想家和学者，将曾经被西欧人追捧的拜占庭帝国打入冷宫，他们甚至公开放弃了他们所熟知的“拜占庭帝国”的名称，坚称那个千年帝国为“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他们还无情地批判拜占庭皇帝垄断公共权力，断言拜占庭历史就是“叛变、骚乱和背信弃义行为”的集合，是“蛮族和宗教的胜利”。作为欧洲工业文明的弄潮儿，拜占庭政治模式和政治生活遭到他们刻意的污名化，这个帝国也被掘出坟墓，遭到彻底的鞭笞。
启蒙主义史观明显的矫枉过正是其历史发展的需要，启蒙思想家极端的思想表达方式全盘否定拜占庭历史，彻底抛弃拜占庭文化，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可以理解，但实不可取。吉本等人在丑化处理拜占庭宗教和文化时，没有心情把握该帝国的思想精髓和历史价值，但启蒙时代虚无主义历史观对拜占庭史的误读最终还是让位于科学的历史研究，启蒙思想家们的历史局限性最终被更为科学理性的实证主义史学所纠正。在实证主义史学成为主流后，拜占庭帝国在欧洲的地位得到应有的恢复，其对罗马帝国政治遗产的继承也得到承认。
如今，客观理性的历史研究者都不否认，拜占庭帝国辖区是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中，人口最为集中和城市最多的地带，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最为富有的地域，基督教正统教派地位最高的中心，中古晚期以前欧洲中古文明发展水准最高、文化生活最丰富的地区，因此也是古代古典文化积累最雄厚的区域，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还将拜占庭帝国称为“第二史料大国”（第一是中国），而这一切都是在这个帝国的政治模式主导下产生出来的。
拜占庭帝国政治军事实力的不断提升必然带动其文化生活的繁荣，拜占庭文化对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的贡献也非常值得关注。
三
拜占庭帝国对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的历史贡献也表现在文化方面。拜占庭相对富足的物质基础和较高的生活质量水平，直接反映在其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方面，拜占庭文化在欧洲中古时期保持较高的地位是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拜占庭文化在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对阿拉伯文化、斯拉夫文化、欧洲其他地区文化发展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里不需赘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拜占庭文化在中古晚期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文化来源。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批评欧洲中世纪为“黑暗时代”似乎有些极端，但这种评断在中世纪的西欧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古典世界的文化传统在西欧数百年的“蛮族入侵”和封建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是个不争的事实，日耳曼各部族国家在罗马帝国废墟上重建的蛮族王国文化，大体上是日耳曼人原始文化与没落的罗马文化的结合，与欧洲地中海世界古典时代的灿烂文明相差甚远，与古典文明继承者的拜占庭文明也不可等量齐观。
西欧城市文明直到10世纪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而此时的拜占庭城市文化生活还延续着古典时代的荣耀。考古学家推测，君士坦丁堡的人口达到50万~100万之众，这个记录在18世纪以前的欧洲其他地区没有被打破过。在大城市中聚集着众多的文化精英，拜占庭知识分子以精通古典的世俗学问和基督教的宗教文化而自豪，以能说会写标准的希腊语言而骄傲。但在西欧，直到人文主义者布鲁尼惊呼：在意大利“我们已经有700年没人懂得希腊语了”时，才惊醒了那里的进步文人。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拜占庭知识分子传承收藏的古希腊文化遗产受到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的青睐，现存于世的古希腊文献中有75%是以拜占庭手抄本的形式流入意大利，并传留于今日世界。许多拜占庭流亡学者成为新文化运动领军者的老师，不仅向他们传授希腊语言文学知识，而且激发起他们对以希腊语言文学为核心的古典学术的热爱，有力地推动人文主义者在思想理论上接受柏拉图主义。拜占庭知识分子还通过珍贵的古代文献和文物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文化素材，使得拜占庭文化成为文艺复兴运动重要的文化来源。拜占庭流亡知识分子不仅教会了意大利人文主义学人正确的希腊语，将随身携带的古典文书和文物捐献给各个文艺复兴中心城市，而且为新兴阶级提供了发起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武器。恩格斯准确指出：“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时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
拜占庭教俗知识分子痴迷古希腊文化不是偶然的，而是该地区特别是爱琴海地区自古以来生活状态延续的结果。拜占庭经济虽然属于农业经济，拜占庭文明具有农耕性质，但作为拜占庭文明中心区和区域经济圈中心点的城市财政则主要依赖自古存在的地中海海上贸易，拜占庭帝国统治极大得益于海洋航路上活跃的过境贸易（特别是黎凡特之东方贸易），因此其继承古希腊文化具有广泛持久的生活需求和社会基础，它也将这一鲜明特征带给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正是凭借着古典文明蕴藏的活力，拜占庭人在9、10世纪期间通过传教士西里尔创造了古斯拉夫语的“西里尔文字”系统，成功打造了包括整个东欧世界的拜占庭文明圈，并将各斯拉夫族群纳入其中，其影响至今犹存。而古典希腊的思维模式通过希腊语不仅深入人心，且日益扩大成为融入其血脉的精神遗产。即便这种遗产被披上了中古基督教的外衣，也难以改变其古老的文化传统特质。同样，古代罗马帝国统一世界的政治理念和帝国皇帝君临天下的荣威一直是拜占庭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强烈地影响着整个中古欧洲。
本文即将结束拜占庭帝国对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多方面贡献之前，还有必要特别谈一谈拜占庭人在欧洲中古基督教发展方面的贡献。
四
从客观的历史进程看，作为欧洲中古文明核心内容和鲜明标志的基督教也是由拜占庭人传入欧洲并加以发展的。基督教并非产生于欧洲，这种外来宗教原本是罗马帝国的遗产，后为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所继承。公元4世纪初的基督教尚未获得罗马帝国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敏锐地认识到这个源自巴勒斯坦地区的宗教具有强大的活力，比地中海世界其他古代宗教具有更大的发展前景，因此一改前代君主的迫害政策，第一次关照基督教，赋予其合法地位，并在他完成统一帝国的目标之后，亲自主持召开了尼西亚宗教会议，使基督教成为实质性的国教。
正是在帝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基督教加速发展。自君士坦丁大帝之后，拜占庭帝国约150个皇帝和君主（除了朱利安皇帝一度参加多神教仪式外）全都是基督徒。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皇帝们，他们不仅确定了至今仍为各派基督教教会接受的基本信仰和信条“尼西亚信经”，而且确定了皇帝对于教会的“至尊权”，在鼎力支持基督教发展的同时，也严格控制宗教事务。在皇帝的命令下，1800名教职人员被派往约120个行政省区，从而以国家力量完成了基督教在欧洲的布局。
也是在这位“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及其后人的支持下，基督教获得了官方正统宗教的地位，拥有包括大量固定资产和非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享有包括免税权等在内的经济自主权，以及社会各层次司法诉讼的独立审理权和判决权，特别是将信徒遗产接受权永久掌控于教会手中。在多种特殊的权利和权力中，基督教立法权具有不可挑战质疑的地位，诸如婚姻法等各种民事立法连皇帝也要严格遵守，这就为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更是在号称“第十三使徒”皇帝及其后人的资助下，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帝国各地大小城镇和农民定居区，兴建起无数的教堂，并逐渐成为习惯。教堂的建筑技术、材料、工艺、质量等都是整个欧洲各类建筑中的一流佳作，其使用寿命不是数年、数十年、上百年，而是以上千年为单位。至今，这些遍布欧洲各地的教堂成为基督徒跨越时空顶礼膜拜的场所，也是游人必到的景点。而基督教在借助统一帝国权力遍布欧洲各地，并通过多种类型的传教完善了基督教网络体系后，逐渐成为四分五裂、混战不已的西欧唯一的“统一”力量，也成为欧洲中古文化认同的唯一象征。
自君士坦丁一世直到8世纪中期，至今为基督教各派承认的“前七次大公会议”确定了基督教的核心信条，如“三位一体”“原祖原罪”“基督救赎”等，也确定了基督教神学的正统内涵，建立起遍布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各地的教会组织，确立了以“五大教会”为首的各地教会之间的关系。公元325年第一次尼西亚会议斥责阿里乌派为“异端”，首开基督教教会内部审判异端的历史，从而赋予了正统教派铲除异己的武器，在中古欧洲各地盛行，同时开启了基督教非正统教派的发展史，为被压迫信徒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精神活动空间。
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的中古欧洲世界虽然呈现出族群构成、政治模式、国家形态、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多样性、多变性，但是在基督教信仰上却找到了共同性。基督教不仅成为整个欧洲地区最鲜明的身份认同标志，而且成为化解区域内差异性最强大的统一的因素，无论来自斯拉夫民族的原始崇拜，还是来自北欧的神话传说，甚至日耳曼各部落信仰等等都被“同化”为欧洲人的共同信仰，这一标志延续到今日欧美为首的西方世界，而完成基督教神学、制度、礼仪的规范化和在整个欧洲布局的就是拜占庭人。
本文历数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历史贡献并不是要为这个早已逝去的帝国歌功颂德，而是力图还原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发展的历史事实，纠正以“西欧中心论”解读欧洲中古史的偏差，同时也是希望激发更多的年轻人对拜占庭文明这个中古文明的兴趣，促使更多学者致力于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以加深我们对中古世界历史的认识。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