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勃兴，问题核心在“思想解放”一点上。因这运动提出的各样枝节部分，如政治习惯的否认，一切制度的惑疑，男女关系的变革，文学的改造，其努力的地方，是从这些问题上重新估价，重新建设一新的人生观。与因袭政治作对抗的是李大钊陈独秀诸人。在文学革命上，则胡适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一个。男女关系重新估价重新决定的努力，除了一些人在论文上作解释论争外，其直接使这问题动摇到一般年青人的心，引起非常的注意，空前的翻腾的，还是文学这东西。
中国雏形的第一期文学，对所谓“过去”这名词，有所反抗，所有的武器，却完全是诗。在诗中，解释到社会问题的各方面，有玄庐，大白，胡适诸人，然而从当时的诗看去，所谓以人道主义作基础，用仍然保留着绅士气习的同情观念，注入到各样名为新诗的作品中去，在文字上，又复无从努力摆脱过去文字外形内含所给的一切暗示，所以那成就，却并不值得特殊的叙述。如玄庐的《农家》，大白的《卖布谣》，刘半农的《学徒苦》，及《卖萝葡人》，胡适的《人力车夫》，周作人的《路上所见》，写作的兴味，虽仿佛已经做到了把注意由花月风物，转到实际人生的片段上来，但使诗成为翻腾社会的力，是缺少使人承认的方便的。这类诗还是模仿，不拘束于格律，却固定在绅士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怜悯观念上，在这些诗上，我们找寻得出尸骸复活的证据。使诗注入一种反抗意识，虽不是完全没有，如胡适的《乐观》、《威权》、《死者》等作品，然而从其余那些诗人搜索检察，所得的结果，是诗人所挣扎做到的，还只能使诗，成为柔软的讽刺，不能成为其他什么东西。
既然男女关系新的道德的成立，在当时的兴味，并不在普遍社会问题之下，因“生理”的或者说“物质”的原因，当前的事情，男女解放问题竟似乎比一般问题还更容易趋于严重。使问题一面得到无数的同情，也同时使无数的人保持到另一见解，引起极端的纷争，倒不是政治，不是文言与白话，却是“男子当怎样做男子，女人应如何做女人”。这焦点移到文学，便归结到诗上去，是非常自然的事。在诗上，作对于这一方面态度有所说明，或用写“情诗”的勇敢，作微带夸张的自白，为“恋爱自由”有所拥护，在当时引起一般人注意的，是胡适的《生查子》：
前度月来时，仔细思量过。今度月重来，独自临江坐。
风打没遮楼，月照无眠我，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
（六年三月）
这是旧诗。一种惆怅，一个叹息，有好的境，也仍然完成到它那旧的形式中。另外有《如梦令》也不缺少热情，但其中却缺少所谓“情欲的苦闷”，缺少“要求”。又如玄庐的《想》：
平时我想你，七日一来复。昨日我想你，一日一来复。
今朝我想你，一时一来复。今宵我想你，一刻一来复。
一种抑郁，节律拘束到子夜歌一类古诗组织中，它还不是当时所要求的新诗。俞平伯，康白情，两个人的长处也不在这一方面。王统照，徐玉诺，陆志韦，冰心女士，也不能从这方面，有所成就。在这里，或者应当提到这些人生活的另一面，使这些诗人，皆避开这问题了。
表现女子的意识，生活上恋爱的自决，保留着一点反抗、一点顽固，是登载于《新生活》第十七期上，以黄婉为笔名的一首《自觉的女子》：
我没见过他，怎么能爱他？我没有爱他，又怎么能嫁他？
……
这里所提出的是反抗与否认意识，是情欲的自觉与自尊。没有爱，一切结合是不行的！然而反抗的是眼泪还是气力？这诗没有结果。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就是说，有了爱，是些什么？周作人有一首《高楼》的诗，一面守着纯散文的规则，一面在那极散文的形式中，表现着一种病的忧爱。那样东方的，静的，素描的，对于恋爱的心情，加以优美的描画，这诗是当时极好的诗。那样因年龄，体质，习惯，使诗铸定成为那种形式，以及形式中寄托的忧郁灵魂，是一般人所能接受，因而感到动摇同情的。在男女恋爱上，有勇敢的对于欲望的自白，同时所要求，所描写，能不受当时道德观念所拘束，几乎近于夸张的一意写作，在某一情形下，还不缺少“情欲”的绘画意味，是在当时比其他诗人年青一点的汪静之。
使他的诗成为那样的诗，“年轻”是有关系的。正如另外一个早年夭去的诗人胡思永君，所留下的“思永遗诗”，有青春的灵魂，青春的光，青春的颜色与声音在内。全是幼稚的不成熟的理知，全是矛盾，全是……然而那诗上所有的，却是一般年青人心上所蕴蓄的东西。青年人对于男女关系，所引起的纠纷，引起纠纷所能找到的恰当解释与说明，一般人没有做到，感到苦闷，无从措手，汪静之却写成了他的《蕙的风》。他不但为同一时代的青年人，写到对于女人由生理方面感到的惊讶神秘，要求冒险的失望的一面，也同时把欢悦的奇迹的一面写出了。
就因为那样缺少如其他作者的理知，以及其他作者所受生活道德的束缚，仅凭一点新生的欲望，带着一点任性的神气，漫无节制的写了若干新诗，《蕙的风》所引出的骚扰，由年青人看来，是较之陈独秀对政治上的论文还大的。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的《狂人日记》的鲁迅先生，用正确的理知，写疯狂的心理，或如在《晨报副刊》发表的《阿Q正传》，以冷静的笔，作毫无慈悲的嘲讽，其引人注意处，在当时不会超越汪静之君的诗歌。鲁迅先生的创作，在同时还没有比冰心女士创作给人以更大兴味，就因为冰心是为读者而创作，鲁迅却疏忽了读者。诗的一方面，引出一个当前的问题，放到肯定那新的见解情形下，写了许多诗歌，那工作，在汪静之君是为自己而写，却同时近于为一般年青人而写作的。年青人的兴味所在是那一面，所能领会是那一类诗歌，汪静之在他那工作上是尽了力，也应当得到那时代的荣宠的。
《蕙的风》出版于十一年八月，较俞平伯《西还》迟至五月，较康白情《草儿》约迟一年，较《尝试集》同《女神》则更迟了。但使诗，位置在纯男女关系上，作虔诚的歌颂，这出世较迟的诗集，是因为他的内在的热情，一面摆脱了其他生活体念与感触机会，整个的为少年男女所永远不至于厌烦的好奇心情加以溢美，虽是幼稚仍不失其为纯粹的意义上，得到极大成功的。在这小集上，有关于作者的诗，与其人，其时代，作为说明的诸人的诗序，可以作为参考。
朱自清序他《蕙的风》诗集，用了下面的措词：
静之的诗颇有些像康白情君。他有诗歌的天才；他的诗艺术虽有工拙，但多是性灵的流露。他说自己“是一个小孩子”；他确是二十岁的一个活泼的小孩子。这一句自白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人格和作品。小孩子天真烂漫，少经人间底波折，自然只有“无关心”的热情弥漫在他的胸怀里。所以他的诗多是赞颂自然，歌咏恋爱。……我们现在需要最切的，自然是血泪的文学，不是美与爱的文学；是呼吁与诅咒的文学，不是赞颂与咏歌的文学……静之是个孩子，美与爱是他的核心……他似乎不曾经历着那些应该呼吁与诅咒的情景，所以写不出血与泪底作品。……
胡适的序，又说到这些话语：
我读静之的诗，常常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澈底得多。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到“解放”两个字，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我们虽然认清楚了方向，努力朝着“解放”做去，然而当日加入白话诗的尝试的人，大都是对于旧诗词用过一番工夫的人，一时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镣铐枷锁。故民国六、七、八年的“新诗”，大部分只是一些古乐府式的白话诗，一些“击壤集”式的白话诗，一些词式和曲式的白话诗———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新诗。但不久有许多少年的“生力军”起来了。少年的新诗人之中，康白情俞平伯起来最早；他们受的旧诗影响，还不能算很深……但旧诗词的鬼影仍旧时时出现在许多“半路出家”的新诗人的诗歌里。……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澈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最有希望的一个。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
为了证明《蕙的风》的独造处，在胡适序上，还引得有作者《月夜》的诗。又引出《怎敢爱伊》以及《非心愿的要求》同《我愿》三诗，解释作者在诗上进步的秩序。
刘延陵，则在序上，说到关于歌唱恋爱被指摘的当时情形，有所辩解。且提到这顺应了自然倾向的汪静之君，“太人生的”诗，在艺术方面不能算是十分完善。
作者自序是：
花儿一番地开，喜欢开就开了，那顾得人们有没有鼻子去嗅？鸟儿一曲一曲地唱，喜欢唱就唱了，那顾得人们有没有耳朵去听？彩霞一阵阵地布，喜欢布就布了，那顾得人们有没有眼睛去看？
婴儿“咿嘻咿嘻”地笑，“咕嗫咕嗫”地哭；我也像这般随意地放情地歌着：这只是一种浪动罢了。我极真诚地把“自我”溶化在我的诗里；我所要发泄的都从心底涌出，从笔尖跳下来之后，我就也安慰了，畅快了。我是为的“不得不”而做诗，我若不写出来，我就闷得发荒慌！
…………
在序里，还说到诗国里把一切作品范围到一个道德的型里，是一种愚鲁无知的行为。这里说的话，与胡序的另一章与刘序，皆在诗的方面上有所辩解，因为在当时，作者的诗是以不道德而著名的。
《蕙的风》成为当时一问题，虽一面是那一集子里所有的诗歌，如何带着桃色的爱情的炫耀，然而胡适的序是更为人所注意的。在《一步一回头》那首小诗上，曾引起无数刊物的讨论，在胡序过誉为“深入浅出”的《我愿》一诗上，也有否认的议论。
在《放情的唱呵》的题词后，我们可以见到下面的一些诗：
伊底眼是温暖的太阳；
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
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
伊的眼是解结的剪刀；
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
我被镣铐的灵魂就自由了呢？
伊的眼是快乐的钥匙；
不然，何以伊一瞅着我，
我就住在乐园里了呢？
伊的眼变成忧愁的引火线了；
不然，何以伊一盯着我，
我就沉溺在愁海里了呢？
（《伊底眼》———《蕙的风》三一）
我每夜临睡时，跪向挂在帐上的“白莲图”说：白莲姐姐呵！当我梦中和我的爱人欢会时，请你吐些清香薰我俩吧。
（《祷告》———《蕙的风》四七）
又如在别情的诗上，写着“你知道我在接吻你赠我的诗么？知道我把你底诗咬了几句吃到心里了么？”又如“我昨夜梦着和你亲嘴，甜蜜不过的嘴呵！醒来却没有你底嘴了；望你把我梦中那花苞似的嘴寄来吧”。这样带着孩气的任性，作着对于恋爱的孩气的想象，一切与世故异途比拟，一切虚诞的设辞，作者的作品，却似乎比其他同时诸人更近于“赤子之心”的诗人的作品了。使诗回返自然，而诗人却应当在不失赤子之心的天真心情上歌唱，是在当时各个作者的作品中皆有所道及的。王统照，徐玉诺，宗白华，冰心，全不忘却自己是一个具有“稚弱的灵魂”这样一件事实。使这幼稚的心灵，同情欲意识，联结成一片，汪静之君把他的《蕙的风》写成了。
作者在对自然的颂歌中，也交织着青年人的爱欲幻觉与错觉，这风格，在当时诗人中是并不缺少一致兴味的。俞平伯君的作品，为汪静之诗曾有着极大的暗示。在西湖杂诗中，我们又可发现那格调，为俞平伯康白情所习惯的格调。使小诗，作为说明一个恋爱的新态度，汪静之君诗也有受《尝试集》的影响处。
又如《乐园》作者从爱欲描写中，迎合到自己的性的观念，虽似乎极新，然而却并不能脱去当时风行的雅歌以及由周作人介绍的牧歌的形式。《被残萌芽》则以散文的风格，恣纵的写述，仍然在修辞的完美以及其他意义上，作者所表现的天才，并不超越于其余作品标准之上。作者的对旧诗缺少修养，虽在写作方面，得到了非常的自由。因为年龄，智慧，取法却并不能也摆脱同时的诗的一般作品的影响，这结果，作者的作品，所余下的意义，仅如上面所提及，因年龄关系，使作品建筑在“纯粹幼稚上”，幼稚的心灵，与青年人对于爱欲朦胧的意识，联结成为一片，《蕙的风》的诗歌，如虹彩照耀于一短时期国内文坛，又如流星的光明，即刻消灭于时代兴味旋转的轮下了。
作者在一九二七年所印行的新集，《寂寞的国》，是以异常冷落的情形问世的。生活，年龄，虽使作者的诗的方向有所不同，然而除了新的诗集是失去了《蕙的风》在当时的长处以外，作者是不以年龄的增进，在作品中获同样进步的。另一面，到一九二八年为止，以诗篇在爱情上作一切诠注，所提出的较高标准，热情的光色交错，同时不缺少音乐的和谐，如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想象的恣肆，如胡也频的《也频诗选》。微带女性的忧郁，如冯至的《昨日之歌》。使感觉由西洋诗取法，使情绪仍保留到东方的、静观的、寂寞的意味，如戴望舒的《我的记忆》。肉感的、颓废的、如邵洵美的《花一般罪恶》。在文字技术方面，在形式韵律方面，也大都较之《蕙的风》作者有优长处。新的趋势所及，在另一组合中，有重新使一切文学回复到一个“否认”倾向上去的要求，文学问题可争论的是“自由抒写”与“有所作为”。在前者的旗帜下，站立了古典主义绝端的理知，以及近代的表现主义浪漫的精神，另一旗帜下，却是一群“相信”或“同意”于使文学成为告白，成为呼号，成为大雷的无产阶级文学与民族文学的提倡者，由于初期的诗的要求，而产生的汪静之君作品，自然是无从接近这纠纷，与时代分离了。
（原载1930年11月15日《文艺月刊》1卷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