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美德：科学家有别于常人的异禀
科学是人类理智的伟业，其诞生和发展已经深刻形塑了人类生活和文明的进程。对科学价值的认识，最令大众熟悉的可能是基于科学的技术发明带来的广泛福利，这是科学在工具层面的价值。
较少为人提及但也令相当一部分人赞叹的，是科学提供的对自然现象的理解，这是科学在认识层面的价值。
更少让人关心并常常遭到忽视的，是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铸就的认知美德，这是科学在精神层面的价值，同样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自然的奥秘隐匿在幽深而晦暗之处，单凭人类在进化中获得的那些认知禀赋难以直接捕获，这使得科学探索常常是极为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只有查知范围有限的知觉器官和脆弱的推理能力，却要找出万物的基本构造；身处浩渺星空中一粒尘埃般的星球上，却要发现宇宙最深和最初的图景；作为生命进化链中的一环而产生的智慧生物，却要弄清生命进化的过程和我们自身智慧的源泉。
接近自然真理的每一步都包含着难以把握的命运、令人惊奇的结果和不可思议的飞跃。科学上哪怕是十分微小的进展都需要克服我们这个物种天生的认知偏差，需要战胜我们在社会生活中那些直接而强烈的诱惑，需要摆脱我们个体身上根深蒂固的偏见。
非常之功必得有非常之人。科学向世人展现出的辉煌和绮丽背后，是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这些巨匠和千千万万普通科学家的超凡业力。科学家有别于常人的异禀，并非通常人们眼中的智商、学识和技能，而是在科学探索中获得的、持久而深刻的、认识上的卓越品德。
何为认知美德
最为世人瞩目的往往是科学发现的闪亮时刻。然而，能够走到这一步，则需要科学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单调乏味的艰苦劳作。持之以恒是科学家最常见的品德。
内分泌学家吉耶曼和沙利因发现下丘脑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的分子结构，共同获得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实验样品。
而获得1毫克的样品，就需要把成吨的绵羊或猪的脑组织捣碎并进行处理。这样的事情他们做了整整7年，才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演化生物学家格兰特夫妇，为了展示活生生的演化过程，从1973年开始，每年夏天都要到加拉帕戈斯的大达夫尼岛观察雀鸟。1981年，他们注意到有一种体形较大、鸣叫声与众不同的雀鸟。这以后的31年间，他们持续对这种雀鸟的6代后代进行跟踪研究，最终确定这是一个新物种。
当然，任何一项长期、复杂的事业，都需要长久的坚持，而科学研究尤为如此，因为科学研究的过程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格兰特夫妇未必能够确信他们40年的坚持一定能够得到什么新发现，在科学上成功只是例外，失败却是常态。他们甚至不能确信他们的发现一定有什么重大意义，要知道绝大多数成果出现后立刻就石沉大海，没有溅出任何水花。而在这40年中，热烈的期盼伴随着持续的焦虑，偶然的幸喜后随之而来的又是长期的困顿，突然出现的希望也很快被重重的挫败压倒。40年的坚持背后是异乎寻常的专注、耐心和意志力，是超出常人的人格力量的支撑。
人类是通过已有的思想框架看待世界的。这样的思想框架在我们发育的过程中就通过各种微妙的渠道嵌入我们的心智之中，成为我们思考时的一种默认配置，让我们能够以熟练的方式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这样的思想框架或者是前人的认识成就，或者是社会的普遍共识，因而对我们而言似乎是显而易见、理所当然、不可置疑的。
德国心理学家卡尔·登克尔曾做过一个称为蜡烛任务的实验，即给被试者一根蜡烛、一盒图钉和火柴，要求把蜡烛钉到墙壁上并点燃它，但不能让融化的蜡滴到桌上。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是把装图钉的盒子变成烛台。但绝大部分被试者没有做到这一步，因为在大家眼中盒子的功能只能是装图钉。我们被锁定在熟悉的思想框架之中。
科学的进步往往需要与我们心智中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趋势做斗争，因此特别需要心灵开放的品德。在哥白尼之前，还有什么比太阳围绕地球旋转更为自然的事情，这难道不是人类从古至今时时刻刻都观察到的现象吗？在魏格纳之前，没有人不认为广袤的大陆在地球上的位置是固定的，对这一点的任何质疑似乎只能是心理错乱和疯狂的表现。
科学上新的思想，常常被说成来自灵光乍现、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但它并非是简单的运气、偶然的产物，也不只是由于超凡的想象力和灵活性，而要归于科学家的心灵开放的认知品德。
一个心灵开放的人愿意并能够超越默认的认知立场，认真考虑其他不同认知立场的优点（Jason Baehr）。而拥有这样的品德远非易事，它不仅能通过反思查知我们暗含的思想观念，而且还能从中超脱和抽离出来，在更高和更宽的视野中评价不同思想观念。
科学研究不但是科学家探索自然的过程，也是科学家寻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一个人对自我的看法，特别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是其作为人的自我尊严和人生意义的根基。人们倾向于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特别是倾向于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个性和成功的前景。心理学家将这种人性的特质称之为“乌比冈湖效应”。
要承认自己的局限，承认自己经过长期努力而得到的观点有可能有误，承认他人特别是竞争对手可能做对了，这是所有人都难以面对的局面。特别是在涉及名誉、地位、身份认同等情境时，绝大多数人往往会通过自我掩饰甚至自我欺骗来维系表面的自尊。
科学家另一个突出的认知品德是谦逊。爱因斯坦将广义相对论应用于整个宇宙时，添加了一项宇宙常数以使其结果符合静止的宇宙。当哈勃发现宇宙是在膨胀着之后，爱因斯坦放弃了他的场方程中的宇宙常数，并承认这可能是他最大的错误。
科学家的谦逊来自对宇宙真理的敬畏，“我在自然中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设计，对于它我们只有不完善的理解，一个负责任的人必须怀抱谦逊来看待”（爱因斯坦）。科学家的谦逊还来自对人类认识可错性的深刻领会，“在上帝面前，我们同样智慧，并且也同样愚蠢”（爱因斯坦）。“我是个笨人”（吴文俊）。“我不怕在年轻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愚蠢”（玻尔）。正是伟大的谦逊使得科学家能够突破自身局限、吸收他人的智慧，将思想不断升华到新的高度。
认识上的公正也是科学家拥有的认知美德。作为个体美德的公正，涉及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能够对每个人的贡献给予恰当的承认。
科学研究是一项集体的事业，科学的进步需要不同科学家作出不同类型的贡献。由于科学的探索性特征，个体科学家贡献的价值和意义，在短时间内很难通过一个客观标准来衡量，这样就离不开其他科学家的主观判断。
基金申请、论文发表、职位晋升、奖励荣誉这些与科学贡献评价相关的日常活动，都建立在同行评议的制度基础上。科学贡献评价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使得科学家的认识公正美德成为维护科学良好运行的最后防线。
公正对待他人的贡献，一方面能够使新的思想更快扩散，进而推动科学事业整体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科学家因为他的贡献而获得相应的荣誉、资源，激励他更大程度地发挥聪明才智。特别是对于科学研究这种时间跨度长、不确定程度高、精神压力大的工作，不公正的评价很可能会把一个天才科学家扼杀在摇篮中。
但大多数人的自然倾向就是有偏颇的，我们更偏向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学生。我们大多数人也都秉承了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偏见，低估或高估特定性别、族群、地位、年龄的人的才能和可信性。这些倾向和偏见可能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幸福、道德、自我认同有很深的联系。要做到认识上的公正，不仅要求科学家具有知识和洞见，还必须与自然倾向和社会偏见进行对抗。
科学家的认知美德还包括其他方面，如认识上的细致、诚实、勇敢、好奇心、慷慨等。
当然，我们说科学家的认知美德，并不是说科学家都是日常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好人”。科学家中有偏执的、傲慢的甚至道德败坏的人。科学家的认知美德是体现在认识活动上的品德，特别是他们在做具体研究情境下展现出的品德。
在不同的个体身上，科学家的认知美德有程度上的差异，没有一个科学家的品行是完美的。有些科学家在人格特质上可能更加内向、缺乏亲和力，有些科学家在道德品德上可能有些自私、尖刻、懦弱甚至歧视，但如果不具备基本程度的认知美德，就很难称为是合格的科学家。
认知美德由两个方面构成。在不同类型的认知美德中都包含一个共同的动机，那就是对真理、知识、理解这些认识善的内在热情。正是这样的生活态度，才产生了强大的内驱力，支撑科学家长期的奋斗坚持、永不停息的热望、对成功的乐观和坚信。正是这样的价值观，才能够维系理性的地位，使得科学家能够警醒自身局限、克服自然和社会植根在大多数人身上的倾向和偏见。
在不同类型的认知美德中还包括判断力或者实践智慧。持之以恒并不是固执，心灵开放也不是犹豫不定，谦逊更不等同于自我贬低。美德的行使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中，需要在各种复杂因素中作出恰当的判断。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美德必须在两个极端中保持中道。持之以恒是不知变通和过于灵活之间的中道，心灵开放是固执己见和盲信他人之间的中道，谦逊是谦卑和傲慢之间的中道。要把握到什么是中道，须得有时时的自我警觉、自我反思，还须得有足够的经验和洞见。
认知美德的养成跟科学研究有什么关系
在很多方面，科学家与常人无异。但在认知美德上，科学家群体确实有超出常人的一面。科学家认知美德的养成与个体科学家的自我努力有关，也和科学研究的特征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特征有着密切联系。
首先，科学研究有基本的方法论要求，即有些科学哲学家所称的“铁律”，那就是不管什么人提出的主张，也不管这个主张看上去多么正确或者多么不可思议，都要接受经验证据的检验。
这样的铁律作为刚性而坚硬的戒律，会形成一种外在的压力，驱使科学家破除自我防卫的心理机制，克服各种认识上的不良倾向。这样的铁律作为社会规范得到广泛共识，会形成一种集体的氛围，争论、批评、反驳成为科学家对待任何一种思想观念的正常态度，使得任何人都必须按照证据标准直面并冷静地评估自己和他人在认识上的处境。
在自然严格的证据和同行缜密的审视面前，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态度，牵强附会、欺骗掩饰的伎俩，马虎苟且、心存侥幸的做法，都很难长久维持下去。一个科学家对成功的渴望再强、浸淫的文化偏见再深、习得的社会习俗再顽固，也难抵抗住铁律的冲击。同行之间的思想分歧，都必须还原到思想本身，任何其他背后的计较，包括利益的、情感的、脸面的、权力的，都无法摆上台面，只能让位于摆事实、讲道理的规则。
其次，科学研究有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科学不只是知识、技能、方法，而且包括态度、行为习惯、精神气质。虽然科学认识的具体内容在不断更新，但科学传统中的文化模因却顽强地自我复制、恒久广布。
科学文化是广义的社会文化中的一种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其他部分有广泛联系但又相对隔绝，因而带有明显不同的特征，不但有自己的语言、观念，还有自己的信念和行为模式。科学上的从业者必须经过长期而严格的训练，在这个过程中，广泛的阅读、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行为上的相互模仿和更正，使科学的文化模因在科学从业者的身上根植下来，成为他们自我认同的重要构成成分。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价值观和精神气质上与科学文化不合、不搭、不相容的人，就自觉地或被迫地离开这个事业和这个群体。
科学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楷模，让其他人景仰和追随；有自己的故事逸闻，让后代津津乐道地传诵；有自己的叙事方式，供每个人建构、解释和证成生活的意义。科学文化的传承往往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发生的，有具体的见闻、经验、体会来支撑。老师、同学、同事这些身边人，他们的言行、指导、忠告、提点、警示，会一点一滴地浸润到心智的深处，积淀为稳定和持久的品德特质。
最后，科学共同体有特有的社会关系。科学共同体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真理、知识和对自然的理解。这个共同目标只有被广泛的社会所认同和肯定，科学事业才能源源不断得到它所需要的物质和人才资源，也才能存在和延续。而个体科学家的价值、声望、荣誉随附在并取决于他对这个共同目标的贡献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科学家的行为危害了这个共同目标，或者不主动向社会大众证明这个目标的价值，无异于自我毁灭。
必须承认，在科学家之间有激烈的竞争，因为科学的奖励制度只以成败论英雄，最为珍贵的荣誉只给那些首先发现的人。这样的竞争虽然严苛但大多数时候是良性的，因为科学的铁律使得勾心斗角、阴谋诡计、拉帮结派、打压对手等社会上司空见惯的竞争手段最终都会落空。而良性的竞争关系还会促使科学家时时警醒有可能出现的局限、偏见和误区。
虽然科学家都要通过自己独特的研究来取得成就，但离不开与其他科学家的合作。每个科学家都有不同的专长和精通的领域，需要借用、吸收其他科学家的思想、方法、实验结果。
因无法事先证明其他科学家的可信性，只能信任他们的诚实和能力。这使得相互信任是科学家之间的重要人际态度。信任也会产生一种规范性的动机，让科学家努力通过行为来证明自己值得信任，从而为认知美德的养成构建合适的社会心理结构。
在后真相社会，认知美德为何弥足珍贵
一个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多种多样的美德。我们关注较多的是道德美德。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科学家，但是认知者需要运用理性来认识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复杂状况，应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理性能力的获得和应用，不但影响我们每个个体的福利，也会影响到社会的良性运行，因此认知美德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需要培育的良好品德的一部分。
特别是当代社会，生活步伐加快、知识不断更新，信息异常复杂、不确定性增强，风险比比皆是，对于公民的认知美德有更高的要求。不过现实中的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显现出许多认识品德上的缺陷，偏见、盲从、教条、迷信、愚昧在一定程度上仍很普遍，是许多司空见惯的个人悲剧的根源，更是社会进步的阻碍。信息技术的运用从某个方面来说，甚至强化了人们在认知上的不良品德，许多人在互联网上的恶劣表现就是一个明证。
在技术操控和围观效应的双重作用下，我们似乎进入了某些人所称的后真相社会。真理不再成为关心的焦点和追求的目标，个人的主观偏见压倒了所有一切。为了利益赤裸裸地背弃认识上的责任，关注流量、粉丝胜过了理由、事实、证据。泯灭良知制造虚假新闻、明目张胆篡改历史真相、喋喋不休传播阴谋论断。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认知美德更是弥足珍贵。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正在或将要取代人类在许多领域的智力工作。我们以前引以为傲的天赋能力，如知觉、记忆、计算、推理，在人工智能面前已经成了小儿科，那些我们曾认为不可能超越的技能与才华，如策略博弈、语言理解、艺术创作、动态预见、科学实验等，也在人工智能面前逐渐丧失优势。如果没有认知美德上的提升，我们将失去未来在认识上的自主性。
美德的培育有多方面的途径，包括道德教化、艺术和文学上的浸淫等。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美德养成的基本方式就是模仿。所有人在自然禀赋上相差无几，正是通过对优秀人物的模仿，逐步形成习惯，最终才让某些人习得了卓越的品德特质。
科学家是我们通常认知者中的佼佼者，也可以说是这个星球上人工智能最难超越的一群人，因此，社会大众要养成认知美德，科学家是我们最好的学习典范。认知美德的培育不是每个个体的事务，而是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重要的联系。科学共同体的社会氛围、社会规范、社会结构以及人际关系，对于和谐美好社会的建设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胡志强
《中国科学报》 (2023-07-14 第4版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