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晚，杨义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天人永隔

今年2月的一天，我孤身一人从北京前往珠海人民医院探望杨义先生。打听到杨义先生的房间号，我走到狭窄的走廊尽头，发现病房里躺着一位农村妇女。我很奇怪，折回头再次询问护士办公室，确认房间号不错，又折了回来。这才发现，这间小小的病房居然被分成里外两间，中间用一个帘子挡着，掀开帘子，赫然发现杨义先生蜷伏在床上，形容憔悴。床边空间很小，仅容一把折叠椅，后来得知师母在这把椅子上已经睡了半个多月。这一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霎时一阵悲酸涌上心头。

杨义先生那时候说话已经不清楚，但头脑还很清晰。出乎意料的是，他和我交谈的主题并非病情，仍然是学术，是他最近的课题、最近的书等。时近中午，他让师母带我去附近一家饭店吃越南菜，师母说这是他自己爱吃的一家馆子。我怎么能让师母请客呢？越南菜味道虽好，但我难以下咽，只是向师母打听杨老师的近况。

第二天上午查房，我见到了主治医生。我和医生谈了很久，了解到杨义先生的病是骨髓瘤，情况很不乐观。我向医生介绍杨义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甚至谈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论语还原》，希望能够改善他的病房条件。医生听得很认真，频频点头。据说我走后，杨义先生的住院环境有所改善，我估计这可能是师母安慰我的话。

杨义先生一天当中最期盼的时间是晚上医生下班之后，师母偷偷把他搬到轮椅上，裹上大衣，我推着轮椅，在医院左拐右绕，来到外面的一个小平台。师母掏出一根烟点燃，杨老师贪婪地抽了起来。平台下面一片夜色，我四顾茫然。

杨义先生在珠海没什么熟人，没人来看他，就靠师母一个人忙前忙后。杨义先生不愿意麻烦学生来看他，还批评师母，“就你喜欢热闹”。不久后，杨老师病情越来越重，不能说话了。他要笔，歪歪倒倒写了半天，拿来一看，是“租一辆车，我要回家……”

再去珠海，杨老师已在重症监护室里。我戴上消毒帽，穿上防护衣，才让进去。杨老师躺在病床上，浑身插着呼吸机等管子。我坐在旁边和他说了半天，他都没什么反应。

开车返回广州的路上，我一路沉默，有关杨老师的种种记忆，一一浮现出来。

师恩难忘

印象中，第一次知道杨义先生的名字，是硕士期间读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感觉这本书很厚重，作者是能够成为大学者的人。真正见到杨义先生其人，是在1986年北京万寿寺的现代文学讲习班上。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种种文学话题主导着文坛，知名学者拥有着今天电影明星般的魅力。在讲习班上，我第一次见到现代文学领域诸多风云人物，杨义先生就在其中。当时只是听他讲课，没敢向他请教问题。

等我考博，已经是多年之后。1995年，杨义先生首次招生，那一年他还不到50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博导之一。我大着胆子报考了杨义先生的博士生，但感觉考得不太好，心里忐忑不安。后来，见到杨义先生才知道，由于他的坚持，我才被录取。他认为我的专业答得不错，特别是最后一题，对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析有见解。当时是怎样分析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可惜我最终并没有做现代文学研究。这是一个改变我命运的录取，对此我是终身铭记的。这次在医院，师母称赞我学术有成，我说如果没能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何谈学术成就呢？这一点确实是真话。

导师对于学生的影响之大，有时是难以想象的。大致说来，我有三个研究领域：香港文学、翻译文学和后殖民理论。在这三个领域中，前两个都是杨义先生给我规定的。在他看来，香港文学和翻译文学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边缘，在此耕耘可以反省、补充现代文学。情况确实如此，钱理群等编写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皇皇57万字，留给香港文学的只有区区300字，而翻译文学虽有提及，但并无专门篇幅。如今，我在这两个领域内都已经有不少成果，但现代文学学科不但没被改变，我反倒被边缘化了。至于我的理论兴趣，杨义先生是任由我发展的。在研究选题上，杨义先生并不要求学生与自己一致，相反他常让学生做与自己不同的课题，这种做法偶尔会产生意外效果，即在某些方面学生会与导师形成互补。记得有一次在国外讲座，我给杨义先生做兼职翻译，在学生提及“后殖民”“民族主义”等问题时，杨义先生直接让我来回答，他主讲中国文化。这种组合大受欢迎。

杨义先生之用功，足以让年轻人惭愧。2008年，我们共同在荷兰莱顿大学访学一个月。莱顿大学汉学院藏书丰富，我和杨老师一早起来去工作，我在楼上外文部，杨老师在一楼高罗佩古籍馆。到中午吃完中饭后，我就感觉大脑缺氧，一看杨老师仍在孜孜不倦地看书，偶尔到露天中庭与学生们聊天，并无倦意。第一天我不好意思，和杨老师一起坚持了下来。第二天实在忍不住，就跟杨老师提出要回去睡一会儿，补充体力。杨老师很宽容地答应了。从此，我吃完中饭后就回去午睡，有时甚至就不回来了。估计杨老师会像孔子那样，发出此学生“朽木不可雕也”的感叹。

杨义先生做学术坚持读一手材料，并且强调大体量。他要推荐我的《后殖民理论》一书，首先问我读了多少本英文著作？我说上百种是有了，他就在推荐文章中首先提到：赵稀方读了上百种西方后殖民理论原著。至于书中观点和论述是否精彩，倒在其次。他的逻辑可能是，既然读过大量原始材料，见解就不会有大的偏差。

我的《报刊香港》一书，仅查阅资料就用了十年，这可能更符合他的期待。出版后，我的第一句感慨就是：我终于写了一本“杨义式”的大书。这本书出版后，有学者提出：注重一手材料和原始报刊这一传统，为唐弢先生开创，经杨义先生发扬光大，形成文学所的传统，现在这传统又在赵稀方这里重现了。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文学所居然还有这么一个传统。

2007年起，我与杨义先生联合招生，一起带博士生，直到2010年他去澳门大学，我才开始“门户独立”。面对学生，我一贯要求原始文献的搜集，无论翻译研究还是香港研究，均是如此。杨义先生则在澳门大学又开始带学生，花开两枝。杨老师的学生有社科院和澳门大学两支，估计只有在他的告别会上，两支队伍才有机会见面。

成果丰硕

杨义先生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天才学者，而是那种日益积累、永不满足、老而弥坚、越来越闪光的学者。

杨义先生从鲁迅研究起步，1984年出版的《鲁迅小说综论》是此时期的重要著作，然而时代所限，这部书还没有体现出他后来形成的独特品质。从“论鲁迅小说的革命现实主义”等题目中就可以看出，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词汇。只要对比一下杨义先生2013年的著作《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和2014年的《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石画像》一文，就可以看到前后差距。在后文中，他已经不再使用诸如“现实主义”等概念，而是从中国文化内部延伸开去，侃侃而谈，气魄非凡。

奠定杨义先生大名的，是1986—1991年间出版的150万字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这套小说史的横空出世，震动了文坛。杨义先生为写此书阅读了两千多种小说，书中征引文献5092次，这是他十年苦读的结果，他一个人就提供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庞大文献系统。在材料的组织上，处于新时期的杨义先生尝试从文化学和地理学角度来梳理现代文学流派，让人耳目一新。这部小说史自出版以来，获得了众多好评，并成为部颁教材。钱锺书先生称赞杨义先生：“积学深厚”“后起之秀，君最突出”。

杨义先生并没有满足于此，要真正思考中国小说，势必不能停留于现代小说，而必须追索到古代小说。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是他研究古代小说的开始。这还不够，1998年，他又出版《楚辞诗学》，进一步延伸到古典诗学。他说：“如果只是把西方的小说观念加上一些中国现代小说的实例感受，就编排章节，凑合成书，到底于心不安。这就需要由现代文学进入古典文学的领域。”很明显，古代文学的研究促使杨义先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中西兼治的成果，是1998年出版的《中国叙事学》，这是他前期治学的一个高峰。

如果说，现代—古代文学的研究，从纵向上生发了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那么，汉族—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则在横向上扩展了杨义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宽度。

杨义先生曾身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今民族文学所）所长，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大量涉及让他看到了治中国文学者容易忽略的盲区。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一书中，他集中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史格局的冲击和改变。在此视野中，很多问题得到新解，他也由此提出了“边缘的活力”的说法。正是在这一年，他陆续提出了“大文学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观点。

再往后，杨义先生离开了文学，进入中国文化中最难啃的骨头——诸子学。他从家族、地理、游历、年代脉络与诸子编辑成书的五条脉络出发，勘察先秦诸子的发生学。2011年，他一口气出版了四本书：《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2015年出版的《论语还原》和2016年出版的《屈子楚辞还原》是他这一系列的压轴之作。在此，杨义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也达到了巅峰。至于2021年出版的最后一部书——三卷本《〈红楼梦〉精华笺注》，只是他从中国文化的多重角度解读作品的一次牛刀小试。

杨义先生完成了他学术生命的循环，而这种内容体量、出版数量和思想强度，都本非一人所能完成。为了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研究，杨义先生提前透支了生命。至此，他也算功德圆满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