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学，绵延两千年。降至清末，古典赋学因受到文学思潮、学科体制和西学东渐的影响而发生重要嬗转，文学观念、话语机制、思维习惯逐渐脱离旧的批评模式，表现出特有的独立性、学术性和理论性，呈示了特定时代和义域中的多维向度和繁荣态势，肇示着现代赋学研究的开端。其间，一代学人刘咸炘(1896—1932)以治史的视野和方法切入辞赋批评，于赋之源流正变多有辩证，开辟出一条由史发赋的批评路向，区别于章太炎、刘师培、姚华、骆鸿凯等人的语言学、词章学批评，成为近代赋学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刘咸炘系蜀地著名学者，其学术领域十分广博，熔诸子学、史志学、校雠学、文艺学等于一炉，被陈寅恪先生誉为“四川最有见识的学者”。著有《推十书》，盖有取于许慎《说文解字》“士”之“推十合一”之义，借以昭示其“明统知类”的学问宗旨。刘咸炘曾言其治学取向：“初得实斋法读史，继乃推于子，又以推及西洋之说，而自为两纪以御之。”“原理方法，得之章先生实斋，首以六艺统群书，以道统学，以公统私，其识之广大圆通，皆从浙东学术而来。”（《校讐余论》）揆诸刘氏所论，多本于章学诚（实斋）和刘沅（刘咸炘祖父）。明统知类，执两用中，融贯古今正是其治学的鲜明特征。
受其明统知类、通贯合一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刘咸炘论学而及于文学（辞赋），一是强调渊源所自，二是强调文质正变，三是强调辨体。受制于近代学术思想的影响，刘咸炘一方面捍卫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眼光来审视“六经”，梳理中国学术的源流与正变，于传统学术思想多有发覆（亦兼及西学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推崇古代“六经”，从古文经学的立场阐述“六艺设教”的主张。他认同赋的诗源论，这显然跟他的“明统知类”意识相关联。他评说《文选》：“《序》先论诗，而举六义，明乎词赋一流皆源六义。又曰：‘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此言后世之赋，以附庸而成大国，兼该六义，足以当古之诗也。次论骚者，骚为赋祖也。……以上皆词赋正传，源于诗教者也。”认为刘勰《文心雕龙》“首论经骚，乃述文体，见诗教之源流。自《明诗》至《谐隐》，皆《诗》之流也”。并且赞成刘熙载的“以诗论赋”：“论赋之书亦少。……惟刘融斋《艺概》专说古法，以言志为标的，最为精深，真以《诗》论赋者也。”他在《文学述林》“辞源图”总结说：“由吾此说，上推六艺，无不合也。《易辞》《尚书》《春秋》皆不可论文势，《诗》为文之宗，词赋之流之祖也，《礼》为质之宗，诸子之祖也，而《易大传》与《戴记》则子之大宗也。”这和他推尊经史之学的思想是密切相连的。
刘咸炘推尊“六经”，尤其是诗为赋源说，但却并不拘执，他曾说：“幸承家学，略窥思、孟之义；私淑章实斋，探索史官之术。”“秉要御变”即要追求“一事”统系下的因势变化，他是以“执两用中”的思想看待辞赋的渊源流变的，正如他对文学本质所持论的那样，面对当时的不同看法，从“文”之“内质”与“外形”入手，细辨各家所论，总归于“惟讲究体性、规式、格调者为文学”。如言赋起源于纵横家言，即是“诗为赋源”说的通变之论：“纵横之词，具于《战国策》，其铺张形势，引喻物类，即赋家之源。若庄辛之引喻，穷极情态。辛本楚人，盖屈宋之徒也。淮南王尝传《离骚》，其宾客惟伍被有词，与庄辛类，小山《招隐》入楚辞矣。”
源流既正，次言其“正变”。刘咸炘持赋源六义之说，强调学问宗本和持正。他论赋虽然以治史路径切入，但却并不是单纯以时代发展论其演进，而是主张通变融贯，“若夫综群体而言之，则通变之说胜矣”。同时又以文学（辞赋）演进的“大历史”观其“文质”与“正变”，认同焦循《易余籥录》和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一代文学”之说，但又有所补充，以为世间有此文，则文中有此品，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文体亦无所谓尊卑高下也，亦不应因时代而有所轩轾。“虽然，赋之为诗，诗之为词，词之为曲，其变也乃移也，非代也。盖诗虽兴，而赋体自在也，铺陈物色固有宜赋不宜诗者矣。……由是言之，则通变与守正固未尝相妨矣。”（《文学述林·文变论》）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他以荀子赋为正体，以汉魏六朝赋为极则，“赋者古诗之流，以汉魏六朝为则，唐韩柳犹能为之，宋人则不能矣，欧公《秋声》，苏子《赤壁》，皆别谓也。言八家者之不知赋久矣，姚、曾皆粗解而不专精，若应试之赋，则制艺试帖之流耳。”（《文变论》）刘咸炘论文，服膺于包世臣，心许荀子之文，认为其文“外平实而内奇宕，平实过孟子，而奇宕不减孙武。”（引包世臣语）并为之详论文体，作“辞派图”，以荀子为枢纽，牵连《礼记》与后世辞赋，他说：“《记》多采诸子，诸子之大宗也……实后世综合文质之祖，上承赋《诗》言志，下开荀、刘。荀卿深于礼而善赋，其赋喻理，采皆傅质，与苏、张、屈、宋殊（贾谊《鵩赋》、董仲舒《山川颂》是其遗法），其文笃雅，平实奇宕，实兼名家、纵横之长。韩非得其奇宕，而《储说》下开连珠，亦非纯质也。”（《辞派图》）由经而子，由子而及于文，统序井然。针对王葆心《古文辞通义》中分古今文派为逆流、顺流之说，谓主秦汉者为逆流，主唐宋者为顺流而提出，古今文派不可以顺逆该，而应以“文质与正变该”，“汉世词赋，枚、东出于荀，马、扬出于屈、宋。荀赋质而屈赋文，亦犹《礼记·檀弓》诸篇与《子思》诸篇之异也”。把荀子赋篇定界为质，而屈原之赋命之曰文，且比拟于《礼记》与《子思》，正可见出其用心之所在。
刘咸炘主张“明统”而后“知类”，他从类“别”意识而明辨荀、屈赋之不同。“荀非沿屈，未可与宋玉、景差侪也。且屈体衍长，变古已成，荀体短促，犹存诗式。后世合和二家，兼取其义耳，非本同也。宋玉《风》《钓》之体，亦非荀卿《蚕》《箴》之伦也。”（《文式·赋》）言诗赋自为一体，虽渊源所自，然其后与子史分野，互不相入：“盖自《七略》条别六艺诸子，而诗赋专为一类，此类体性主于抒情，又用整齐之式及韵，与《书》《春秋》《官礼》二流之叙事、诸子之论理者不同。……然皆诗赋一略之流，子史不入焉。其区别固犹以内容、体性，非以艺术也。”（《文学述林·文学正名》）对于赋之一体，他从源流和发展处明其体制，辨体甚严，他说：“欲论辞派，须先辨体。文集者名主篇翰，专指词赋之流及告语之文而言，经说、史传、子家不与也。以体论，则经说、史传、子家皆主质，词赋主文，告语可文可质。以辞派论，则辞赋自有定法，历久不变，经说、史传、子家、告语则文质变迁而有流派。……实斋谓诸子衰而文集盛，始于东汉，乃论著述，非论辞派，而适与吾说合。” （《文学述林·辞派图》）又从文体明辨批评《昭明文选》当先诗，次骚，次赋，源流乃明。“后世效法屈原用‘兮’用‘只’者，短促入于歌行杂曲者，非赋也。效法荀卿，托物寓意，短促入于箴、戒、器物铭者，亦非赋也。”（《文式·赋》）对于设辞和杂飏颂的辨析，也体现出刘咸炘对于赋这一文类的内质与外形的严格考量。
刘咸炘以史发赋，对于赋之古义源流，文质正变，体制特征多有辨析，如“词赋多述”、“词赋主文”等，皆为洞见。其明统知类，贵两尚变，明变知隐的方法论，突破了清代赋学的章句和赋用功能之说，彰显了辞赋研究的现代转型，对于当时的文学研究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他在辞赋批评转型路径方面做出的探索，建立的学术范式以及以校雠学为基础的辞赋古典学重建，对于当下的辞赋研究亦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孙福轩，系浙大城市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