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署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山居图》和《富春山居图》，在一年时间内递次进入清内府，并在乾隆的主持下展开真伪鉴定。当我们重新审视整个鉴定过程的微妙变化时，真伪背后显然有着现代书画鉴定所不能涵盖和解释的诸多历史现象。《富春山居图》的真伪问题，从一开始就是由乾隆皇帝主导的一次与汉族大臣的文化权力博弈。在清代“民族—王朝”历史格局下，《富春山居图》也由巡幸机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内涵。
一
在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冬之前，《富春山居图》并不存在真伪问题。冬天，乾隆皇帝先得到署名黄公望的《山居图》，基于此卷题跋与沈德潜数月前进呈的诗文稿（《归愚文钞》）所记不合，而将之与传闻中的《富春山居图》看作两件不同的画作。十一年五月，经过进一步比对邹之麟跋语和沈德潜诗文稿图名记载，乾隆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到了十一年冬天，三韩旗人安岐所藏《富春山居图》经傅恒引介给乾隆，他剪烛粗观后发现卷上五跋（分别是沈周跋、文彭跋、王穉登跋、董其昌跋和邹之麟跋）与沈德潜诗文稿所记皆合，初步判断所得新卷可能就是传闻中的《富春山居图》。
次日，乾隆皇帝召集梁诗正等大臣共议真伪。按照乾隆皇帝单方面的描述，梁诗正等人提出了与其前夜灯下所观不同的意见—“咸以旧为真，而新为伪”。乾隆不仅自责“灯下骇以为更得《富春》者，乃误也”，而且还指出已经去世的高士奇、王鸿绪两位收藏家，以及宠臣沈德潜的鉴定“均误也”。在表面和谐的商讨气氛中，参与鉴定的君臣们达成共识：来源不明的旧卷《山居图》被认定为“无上神品”之真本，正式更名为《富春山居图》（以下简称“子明卷”），流传有绪的新卷《富春山居图》（以下简称“无用师卷”）却被判为“下真迹一等”之仿本。
汉臣的逢迎上意，即便是虚假的，也是乾隆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他内心最顾虑的人，是曾两次寓目“无用师卷”且因诰封回苏州而没能参与这次鉴定的沈德潜。在“无用师卷”入宫数月之前，乾隆皇帝就已敕命沈德潜在《山居图》（即“子明卷”，此时仍被称作《山居图》）拖尾以其元韵亲书和诗。其中“敕命小臣题纸尾，迫窘诘屈安能为”一语，颇显隐曲难言之态。此时“无用师卷”还没有进宫，真伪问题处于晦暗不明阶段，乾隆皇帝遂没有苛责沈德潜的暧昧态度。
真伪鉴定已毕，长至后一日，乾隆皇帝在“子明卷”上又题下一段富有深意的长跋，文末有云：“叹盛衰而归梦幻，德潜盖详言之，玩物丧志，又不若不識者之为得矣。而况目迷五色，易眩鲜明。于流览其尚可也，于出治用人其可乎哉？因一事乃获三益，是不可以无记，爰书之于旧图，而正其名曰《富春山居》云。”借真伪鉴定之机，他不仅对汉臣的忠诚提出了警示，而且“玩物丧志”也是乾隆皇帝提醒满人不要过分沾染汉人习俗时的常用语。乾隆皇帝借沈德潜之名阐发的这段话由画卷真伪影射“出治用人”，显然把真伪之辨提升到一个治国理念的层面。这是“因一事乃获三益”的实质。
第二年（一七四七）春，当再次为“子明卷”申辩时，乾隆皇帝的批评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与“无用师卷”产生过历史联系的汉族文人，沈周、文彭、王穉登、董其昌等明代书画家和收藏家都被他嘲讽了一番。本朝的汉人显宦高士奇、王鸿绪、沈德潜也再一次被提及。御识中的“高（高士奇）王（王鸿绪）目迷何足云，压倒德潜谈天口”一语，显得盛气凌人，不容申辩。六月，乾隆皇帝接见了刚刚回京的沈德潜，随即命其以御制元韵再题“子明卷”。沈德潜先以“《富春》一图流世间（自沈周至高士奇、王鸿绪诸家），声价千金满人口”，隐晦地表达了“无用师卷”流传有绪的事实。但最终他只能以“归之内府帝鉴观，两图谁是复谁否。众眼曚迷云亦云，真者偏左赝偏右。《山居》即是《富春图》，圣论定余重琼玖”这段难掩阿谀的诗句，不情愿地向乾隆皇帝宣告了自己在真伪问题上的臣服。
这次看似普通的书画真伪鉴定实则危机重重，暗藏满族皇帝与汉族精英对话语权的争取。作为“征服王朝”，如何使长期尚武的满族政权在占据文化优势的汉族文人面前不失威严？不难看出，真伪鉴定过程完全来自乾隆个人遗存的文字，关于汉臣们的鉴定细节，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对比的文字记录， “毫无疑问，异族统治—尤其是事无巨细均要插手的乾隆的统治—使汉族文人们变得心存恐惧、小心翼翼”（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然而，有关忠诚与否的隐患在真伪鉴定伊始就已潜伏，并在之后的数十年不断滋生。令乾隆皇帝没有想到的是，问题出现在他最恩宠和信任的沈德潜身上。先是沈德潜订正《御制诗集》时，擅自“悉以评骘，颇多删减”的做法引起乾隆的不悦，继之乾隆在沈德潜死后遗稿中审查出《咏黑牡丹》一诗。此诗可能也有托名之嫌。诗中“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一语，明显是对满族政权入主中原“合法性”的否定。乾隆皇帝因顾忌“有妨己之名誉，仍隐忍不发”，没有对死去的沈德潜有所惩罚。但此事令他迁想到《富春山居图》真伪之辨，随即敕命与沈德潜并称“东南二老”的钱陈群在“子明卷”沈德潜二跋后，以欧阳询“三日坐卧索靖碑”的典故，重新代表汉人表达了对当初鉴定意见的顺从。钱陈群以类似“递补”的身份在画卷真伪问题中取代了不忠的沈德潜。
君臣关系完全决裂起于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徐述夔《一柱楼诗》事件。沈德潜生前曾为诗集作序。徐氏集中“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语句隐含反清复明之意。本已对沈德潜心怀恨意的乾隆皇帝知悉后，以“卑污无耻”“玷污缙绅”（《清朝通志·谥略六》）等严词怒斥沈德潜，并下令给予沈德潜削谥扑碑的严惩。他敕命金士松将沈德潜诗文稿中的两则《富春山居图》跋语抄录在“无用师卷”上，与沈德潜当年在“子明卷”拖尾奉敕违心所书题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有一种以真喻忠、以伪喻奸，揭露其悖逆负心、隐匿异念的意图。金士松的奉敕跋文不仅重新提及画卷真伪与“出治用人”关系，还表达了乾隆皇帝“道无弃材，义有差等，仍命书沈德潜两跋于是卷末，更征含覆化裁之广大”的宽宥态度。
从事件发展的关联性看，如果没有钱陈群和金士松等人奉敕题诗的后续行为，沈德潜违心之举与画卷真伪的关系可能就不会如此明确。“无用师卷”新增的沈德潜题跋再明确不过地表明，画卷真伪鉴定与人品忠奸完全可以类比，亦可以理解为是对其“政治罪”的指控，甚至是对江南地区所有可能出现的谋反行为或心存异念的警戒。乾隆皇帝借助权力“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克罗齐耶：《官僚现象》）的《富春山居图》真伪鉴定，与《咏黑牡丹诗》《述夔传》等严苛的“文字狱”交错并施，更好地取得了对汉族士人精神世界钳制与伐剿的效果。有清史学者指出，乾隆皇帝固然能够通过高超的政治手段驾驭商人、士人，让他们依赖于朝廷的威德，但沈德潜的案例说明，尽管朝廷和江南士人之间曾经有过很愉快的合作，有过“双赢”，可是一旦触及政治理念的底线，表面上的和谐便很难维系，即使像沈德潜这样受过朝廷恩宠的人也不自觉地滑向了另一边，而费尽心机的乾隆皇帝也就毫不含糊打破那种微妙的平衡。
二
书画鉴定固然有着自身的研究范畴与方法，但两卷《 富春山居图》与大部分进入清内府的书画作品相比，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时代印记。“火殉”事件的真实性虽然存在争议，但“无用师卷”火后残卷和前段《剩山图》，对明清鼎革之际“残山剩水”的时代影射，难免成为值得讨论的话题。“子明卷”如何出现于世间，至今仍扑朔迷离。与“无用师卷”类似的是，其尾段之残与卷上数方抗清死节之士瞿式耜鉴藏印，对于清王朝以武力征伐取得政权的“合法性”也存在不小的挑战。
针对“火殉”事件，乾隆皇帝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清初以来关于顺治七年（一六五0）“火殉”事件的文献记载不下二十份。“火殉”事件的发生，表面看是吴洪裕个人的原因，但从晚明到清初的整个时代氛围而论，这也是明遗民画家和收藏家们以“残卷剩山”寄托哀思的一种方式。画卷是殉个人还是殉大明，固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予以坐实，但此一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很难令人将之置于整个时局之外。况且，以画殉葬在清初并非孤例，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遗民画家邹之麟也曾以黄公望《江山图》殉葬（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清初明遗民参与“火殉”事件的叙述，使得其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与遗民记忆贯穿于清代初中期，与清王朝“合法性”建构的最关键时期相伴而行。乾隆皇帝的高明之处，恰在于懂得止息负面影响最为妥善的手段就是“捂盖子”（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因而，他有兴趣探究历史上模糊的“子明”其人，却在数十则御识中避谈“无用师卷”卷上火痕之来历。
针对“子明卷”瞿式耜鉴藏印，乾隆皇帝采取了借题发挥的策略。“子明卷”上有两方半瞿式耜的鉴藏印（卷前压缝处两方，卷尾压缝处半方），拖尾孔谔跋后的空白隔纸右下角有一方“瞿稼轩收藏印”。作为清初著名的抗清死节之士，瞿式耜事迹在当时广为流传，其鉴藏印无论如何都会令满族统治者有所芥蒂。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孔谔跋后隔纸上原本仅有一方孤零零的“瞿稼轩收藏印”，后面是入宫后新接的沈德潜跋纸。乾隆皇帝本可以割去带有瞿式耜鉴藏印的这段隔纸，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同一隔纸上方钤下“信天主人”和“乾隆御览之宝”两方硕大的鉴藏印。钤印位置和印章体量，都令处于隔纸底端的瞿式耜鉴藏印相形见绌，在视觉上带来一种强烈的压迫感。“信天主人”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个名号，本自乾隆《 开惑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之意。乾隆皇帝的“信天主人”印，大致有十方左右。最早的一方“信天主人”印刻于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前后。死節之士与满族统治者鉴藏印共存的现象，看似不太和谐，却有效地传达出乾隆皇帝当时因三次“西师”的成功而越发对满族政权顺应天意的自信，从根本上说也是关于满族统治的“一种合法性声明”的特殊方式。此方被鉴定为伪刻的“瞿式耜收藏印”是否为了满足乾隆皇帝之私意，学界当下的研究已显端倪（参见余辉：《子明卷考—兼探王翚的十件〈富春山居图〉摹本》）。
从书画鉴定角度看，乾隆皇帝对两卷《富春山居图》的鉴定虽然有悖“流传有绪”这一书画鉴藏常规，但从政治角度看，面对同样带有抗清符号的两份画卷，乾隆皇帝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消除带有火痕的“无用师卷”所包含之历史记忆的努力，远远不如肯定带有忠于前朝死节之士瞿式耜鉴藏印的“子明卷”为真更具政治收益。对瞿式耜等抗清死节之士的表彰，是自康熙时期针对抗清死节之士就已推行的政治策略。《明史》早已对瞿式耜的忠义行为大书赞词。此外，难以想象的是，携带曾在江南区域留下“残山剩水”记忆的“无用师卷”巡幸天下时，乾隆皇帝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
乾隆皇帝与“子明卷”五十五年的漫长相伴（ 一七四五至一七九九），可谓实现了“尔因我传，我以尔寿”（“子明卷”乾隆十二年御识）的初衷。卷上也恰好留下了宫内展阅、携卷出巡的五十五则御识。至于“五十五”这个数字的意义，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认为是源自乾隆皇帝对《易经·系辞》“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天数理论的信奉。六次南巡，“子明卷”无一缺席。
携画巡幸过程中，乾隆皇帝非常重视实地考察与对纸上山川的互证。最著名的一个例子，莫过于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路经济南时，他发现赵孟《鹊华秋色图》所绘鹊山和华不注二山的错位。以往很多人都将这个事例单纯解释为乾隆皇帝对汉人绘画作品的精鉴，事实上还有这位满族皇帝对汉人山川实地的考察意识。乾隆皇帝曾撰写《广陵涛疆域辨》，将现实疆域之舛比拟《富春山居图》画卷真伪之辨。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春，御识“子明卷”云：“既辨浙江涛、广陵涛疆域之舛，与前此考订《山居》真赝，事颇相类。”由此不难推测，在乾隆皇帝的内心深处，但凡涉及真伪舛错问题的，无论是“玩物丧志”的书画鉴赏，还是现实中的山川畛域，都有可能成为他涉足汉人既存争议问题的机会。这不仅显示了作为皇帝的威严，而且流露出“朕所学所知，即在通儒，未肯多让”的自负性格，也是满族统治者消解汉族文化权势的一种策略。
对于清朝而言，占据中原并不足以确立其“合法性”，对江南的情感征服才是真正建立“合法性”的基石。乾隆皇帝“大一统”布局理想遵循了“理”与“势”相互依存转化的原理。他对汉人聚集的中原腹地江南的治理，在文化观念上采用了“众建以分其势”的策略。之所以说是文化观念上的，主要是与西北、蒙古等边疆地域的治理方式相比。打破江南区域限制的想法，在南巡之前就在乾隆的内心开始酝酿。首次南巡前一年（一七五0），乾隆皇帝题“子明卷”时就流露出“包罗万有，区区以富春域之者，反属拘墟。然非亲历其境，亦不足以知之”，试图打破江南区域与文化的双重束缚。
美国新清史学界研究重视满族统治者对所谓“内亚”的开拓，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想缔造一个新的王朝中心。至少在文化疆域角度，乾隆皇帝始终没有放弃对以江南为中心的汉族文化意象的重视。“子明卷”跟随乾隆皇帝数次跨越长城北狩或祭祖，意在打破地缘文化的限制，极力将以江南为代表的汉族文化推广到诸夏之外。亲历江南之后，自信心不断增长，乾隆皇帝就不再满足于《富春山居图》那种“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画境，仅仅局限于江南一地。他在塞外秋狝和拜谒祖陵多次对景展阅“子明卷”的时候，逐渐将江南山水审美意象“赐予”长城以外那片表征满人勇武刚猛性格的广袤的北方地区。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乾隆皇帝携“子明卷”巡幸承德，“山川浑厚，草木华滋”一语首次被用来形容北方山水。这代表一个长期被汉人视为夷狄地域文化形象“合法性”的过程。无论是盛京、吉林，还是承德避暑山庄的自然景致，在其眼中莫不与江南一般。“盘山”一地也在乾隆“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感叹中，成了京畿地区江南文化的化身。然而，乾隆皇帝的感受与其说是一种客观的视觉体验，不如说是深层的主观愿望使然，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汉族文士对南北区域文化意象的划分，也代表被汉族传统文化长期忽视的塞外或关外地域形象在新王朝秩序下通过文化意象的主观认同而得以合法化。夷、夏之分在乾隆皇帝对山川草木审美特征的主观联系下大有消弭的趋势。
文化疆域的开拓意识还涉及族群关系。这种以巡幸机制带动的文化意象的迁移，意在打破汉人的江南中心观念，突破区域文化限制，也践行了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表述政权“合法性”时，以地理“空间”消解“种族”差异的想法。显而易见，乾隆皇帝思想意识中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之关系，与雍正皇帝所阐述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从人文地理学角度讲，乾隆皇帝借助“子明卷”（也包括其他行箧随行的书画作品），建构起一条以江南文化意象为纽带的南北纵贯线，使得满人起家的关外地域也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合法性，亦打破了汉族政权与“外藩”之间“德不及远”的政治传统。这种南北异域山水风貌的近似，哪怕完全是出自乾隆自己的迁想，却很可能一方面在主观上缓解他对江南文化潜在威胁的芥蒂，另一方面也是对地域文化意象普遍主义的推行，意在消减江南精英士人对区域文化那种倨傲不逊的优越感。从这个角度讲，“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何炳棣语）的观点是合理的。
携卷巡幸的过程中，乾隆皇帝的统治技术和文化策略促进了这种主观意念的落实，在审美形态上完成了从纸上山川到文化疆域的象征，体现了文化形态上的“大一统”意识。这种文化形态的统一意识，是对明代疆域“夷夏之辨”的抵制。自康熙宣扬“自古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我朝”以来，清朝统治者对于政权的“合法性”有了更多的自信心，但内心对统治的安稳感始终充满焦虑与戒备。他们十分清楚，“合法性”不是一种一旦取得就一劳永逸的东西，而是需要不断地在意识与实际当中加以建构和维护。例如，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福建籍天地会成员林爽文、庄大田等人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起义。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二月，庄大田在琅跷被清军捕获。此次近两年的台湾战事，被乾隆皇帝记录在《御制十全记》中，是其十全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听闻庄大田被俘时，他正携“子明卷”巡幸天津，欣喜之余题跋“子明卷”，有“展卷想見凯旋将士过桐江富春喜色”之联想。这一题跋行为并不是一份简单的偶然兴起或事件记录，而是深刻地呈现了《富春山居图》鉴藏与疆域建构在乾隆思想意识中的长期交织。
结语
乾隆皇帝主导的这次真伪鉴别，目的似乎根本不在于对画卷做出客观的评价，更像君臣围绕话语权而展开的一场“猫鼠游戏”。事实证明，这场真伪问题的较量似乎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权力制衡下的真伪鉴定难以掩饰汉族大臣“模棱两可的迎合”，这对乾隆皇帝精心谋划的两卷《富春山居图》真伪鉴定的合法性不啻为巨大的讽刺。但不可否认，乾隆皇帝借助真伪裁断、展阅题识、携画巡幸、意象迁移等一系列举措，在建构清王朝政治文化“合法性”方面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