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礼记》文本里，丧礼和祭礼是谈得最多的，而两者之中，又以谈丧礼的篇目和内容居多。《檀弓上》《檀弓下》《丧服》《杂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11篇都是以谈丧礼为主的。《曾子问》也有很多篇目谈丧礼，其他篇里面也几乎都谈到了丧礼的问题。可见《礼记》对于丧礼的重视。
儒家对于丧礼的重视程度，很明显高于其他的礼。这是中国传统礼制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礼记》中说得很清楚了：“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礼记·昏义》）丧祭礼是礼制中最重要的；冠礼是成人的开始，对于人的意义当然很重要；婚礼是人的根本，没有夫妇就没有人类社会，也要很隆重地举行；朝聘之礼体现了社会责任的承担和道德高度，最为尊贵；乡射之礼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和幸福，当然重要。这些礼各有各的内涵，在各个层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相比于冠礼、婚礼、朝聘礼、乡射礼，丧礼受重视的程度是最高的，不仅从形制上最为繁琐具体，从时间来讲也是最长的。孟子说得很明白：“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这种把“送死”当作大事来办的文化传统，从中华文明一开始，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现在中国民间也非常重视丧礼的举办，这是中华文化在民间的继承，也是中国礼乐文明在当代社会的实践和体现。
从《礼记》的内容来看，丧礼的礼仪制度并没有被完整而详细地记载下来，因为《礼记》只是对礼的一个解释和补充，并不是礼本身，所以也没有详细记载丧礼的程序，但是对于丧礼的精神内涵表达得很清楚。下面就从情和理的角度来理解《礼记》中丧礼的精神内涵。
为什么中华文化这样重视丧礼？根本出发点是人情。不仅丧礼，其他的礼也是顺于情的。“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礼记·丧服四制》）礼的根本和基础在于天地的规律，效法四时的变化，根据阴阳的原则，顺从人的情感而来的。“礼以饰情”，丧礼就是为了顺畅地表达人情而设立的：“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礼记·问丧》）从孝子的角度来讲，丧礼就是人世间最大的人情。这种感情一直栖居在人类的心灵深处，藏在每个人的心里，最为深沉，也不容易察觉。曾子说：“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子张》）这既是孔子对于人类感情的深刻洞察，也可以说是一种个人感情经验，也是曾子对于孔子这种体悟的相通和相应。这个感情的体验是属于个人的，同样也是从人类普遍的内在感情世界发出来，没有外界的强迫，甚至天和地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无法施加任何影响。可以说，丧礼完全是人类根据内心情感的表达需要形成的礼仪制度。
丧礼制度所重视和关注的是人类情感顺畅自然的表达。从实用的角度来讲，丧礼制度从人类的感情出发，情感的表达是根本，同时设置了合理的方式、方法和程序，符合时代和社会现实生活需要；从精神内涵来讲，就是表达对人的尊重，体现了人性的关怀和人道实现。丧礼首先所表达的是对于死者的尊重，这个尊重体现在对于死者身体和生命的尊重。其次是对于孝子即死者亲属的尊重和关怀。逝者已逝，亲属的身心健康才是更需要关心的，安抚和照顾孝子也就格外重要。
对于逝者的尊重和不舍，是人类的自然情感，这也是有深刻的本体来源的。这个来源是天地之间的一种情感：“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今是大鸟兽，则失丧其群匹，越月逾时焉，则必反巡，过其故乡，翔回焉，鸣号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后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乃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者，莫知于人，故人于其亲也，至死不穷。”（《礼记·三年问》）天地之间的生物，凡是有血气有知觉的动物，没有不知道爱惜自己的同类的。鸟兽都具备这种情感，连小燕雀也懂得这种道理，人自然就更不用说了，对于死去的亲人特别是父母亲，产生悲痛和不舍的情感是必然的，也是十分正常的，由此产生出来的丧礼，也是必然的。孝子亲死，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挽回亲人的生命。表现为不舍得亲人死，甚至不相信亲人已死：“孝子亲死，悲哀志懑，故匍匐而哭之，若将复生然，安可得夺而敛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计，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亲戚之远者，亦可以至矣。是故圣人为之断决以三日为之礼制也。”（《礼记·问丧》）孝子在悲伤之余，仍然相信亲人的生命有挽回的可能，所以并不急于入殓，也不会简单地就确定亲人已经死亡，也就是说还不会宣布亲人已经死亡。孝子大哭，一方面是表达悲伤之情，另一方面是通过哭喊，企图唤醒逝者。等到三日之后才入殓，在三日之后，才确定死亡，也才正式宣布死亡。实际上，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死”而复生的例子偶尔会出现。丧礼中这种三日才入殓的制度，是出于人道的关怀，可以避免失误，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这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人道观念在丧礼上的体现。
《礼记》中丧礼制度对逝者亲属的关怀是细致而周到的，这也是丧礼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最为复杂最受重视的原因。人在丧亲之后，往往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哀恸过度，而哀恸是人之常情。孔子在颜渊过世之后，非常悲伤，《论语》记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又：“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论语·先进》）孔子在颜渊去世时，哀伤之情油然而生，情不自禁，感受到巨大的悲恸，并且认为这是上天所施加的悲痛，无可逃遁。孔子作为颜渊的老师，悲恸已然超出人之常情了，孝子丧亲之痛就可想而知了。
丧礼的目的就在于节制这种过度悲伤的感情。《礼记》中也说得很明白：“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礼记·乐记》）又说：“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礼记·王制》）又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记·坊记》）又说：“故先王焉为之立中制节，壹使足以成文理，则释之矣。”（《礼记·三年问》）先王制作礼乐、司徒修订六礼，目的就是“以节民性”，制定衰麻、哭泣的规范制度，调节办理丧事的规模和程度。既不能过度悲伤，也不能无度地办理丧事；既不失孝子之情，又要把丧礼办得得体，即要掌握一个“度”，做到合情合理。
《礼记》中的一段话把居丧、吊丧、适墓、送葬、助葬、临丧、送丧的度和理都讲明白了：“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衰。升降不由阼阶，出入不当门隧。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饮酒食肉，处于内。生与来日，死与往日。知生者吊，知死者伤。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伤；知死而不知生，伤而不吊。吊丧弗能赙，不问其所费。”（《礼记·曲礼上》）在丧礼之中，不能因为过度悲哀而影响到身心的健康，要做到哀而不伤。居丧之人，身体有病也不能耽搁治病，只有相对健康的身体，才能真正做到孝子之礼，反之则会被视为不孝。居丧也要根据身体和年龄的实际情况来安排礼仪礼节，不是一成不变的死教条。比如70岁以上的人是可以喝酒吃肉的，其他的人能喝些粥。并不是不能吃美味佳肴，作为孝子和亲属来讲，确实吃不下，吃什么都没有胃口，茶饭不思的情形是很常见的。孔子说：“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所描绘的就是这种居丧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喝些粥充饥成为必需。也会有些因为悲伤过度而连粥也不想喝的，那么只有强迫来喝。当然也有些人对于亲人的去世无动于衷，照样能大吃大喝。对于这两种极端，就需要制定制度来规范。“敬子曰：‘食粥，天下之达礼也。’”（《礼记·檀弓下》）又说：“丧食虽恶必充饥，饥而废事，非礼也；饱而忘哀，亦非礼也。视不明，听不聪，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礼记·杂记下》）食粥是丧礼的礼制，不管是庶人还是天子都要遵循。即使不想吃也不能饿着，当然也不能大吃大喝，否则就是违反了礼制，要受到批评甚至惩罚。70岁以上的老人是可以不遵循的，病人也可以破例，这就是丧礼中的理，具备灵活性。目的就是做到对于丧者亲属的关怀，做到“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也”（《礼记·丧服四制》）。
孔子对这种丧礼中人性的关怀有深刻的概括：
子贡问丧，子曰：“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礼记·杂记下》）
孔子曰：“身有疡则浴，首有创则沐，病则饮酒食肉。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毁而死，君子谓之无子。”（《礼记·杂记下》）
孔子明确表示，居丧不能过度悲伤。在丧礼中，自始至终做到了“敬”就是最好的，“哀”还是其次的。如果让身体大伤元气，毁瘠为病，甚至因为居丧而死，是绝对不行的。孔子对于这种过度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谴责。哀伤的程度要和死者的亲疏关系相符合，脸上表现出的哀伤也要符合丧服的轻重，如果过度或不及就是失礼。在丧礼之中，灭性伤生是最差的形式，也是不可取的。这个最出名的例子就是魏晋时期的阮籍。《晋书》记载：“（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晋书·阮籍传》）丧礼制度的目的就是防止出现像阮籍这种灭性伤生的情况。在丧礼中，哀伤显然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作为孝子和死者亲属，必须有哀伤的表现，但同时要避免过度哀伤，这就是丧礼的作用和意义。哀是对于逝者感情的表达形式，也是丧礼中贯穿始终的原则要求和主色调。《礼记》中说：
丧礼，哀戚之至也。节哀，顺变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复，尽爱之道也，有祷祠之心焉；望反诸幽，求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诸幽之义也。拜稽颡，哀戚之至隐也；稽颡，隐之甚也。饭用米贝，弗忍虚也；不以食道，用美焉尔。（《礼记·檀弓下》）
故曰：“丧礼唯哀为主矣。”（《礼记·问丧》）
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礼记·祭统》）
丧礼是人生中最为悲伤的时候，面临家族家庭的大变故，需要的是收拾起过度悲伤的心情，要把这个变故看成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因为人必有一死，这是天地的自然规律，所以不要过度悲伤，同时要把悲伤的情绪抒发出来，不要闷在心里。可以通过思考父母亲人对于孝子的期待，即希望子女健康快乐的角度，来舒解悲伤的心情；以为死者招魂的仪式来舒解哀伤的情绪；以磕头的方式来表达悲痛的情绪；以饭含的仪式来舒解悲痛的情绪。表达哀伤情绪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哭、辟踊、袒、括发、去饰等动作和行为：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为之节文也。袒、括发，变也；愠，哀之变也。去饰，去美也；袒、括发，去饰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袭，哀之节也。弁绖葛而葬，与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礼记·檀弓下》）
故哭泣辟踊，尽哀而止矣。（《礼记·问丧》）
这些行为，正是丧礼所规定的礼制。恰恰是通过这些行为，舒解哀伤悲痛的情绪，使孝子和亲属的悲痛行为有所节制，达到“发乎情，止乎礼”的目的。哭泣和捶胸顿足，达到把心中的哀伤全部发泄出来就好了，不要再继续沉浸在过度悲伤的情绪之中了。
丧礼最重要的并不是繁琐的形制和制度，而是丧礼的实质，即表达对逝者的哀伤之情。
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礼记·檀弓上》）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
完成了表达哀伤之情和对于逝者的尊重之义之后，到此为止，不要再无休止地悲伤思念下去了。《论语》和《礼记》对此看法是完全相同的。
如果说，有人认为丧礼没有什么用而想废除，这肯定是不可以的。孔子说：“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礼记·经解》）不要以为丧礼没有用，废除了的话，社会必然会动荡不安。因为丧礼体现了仁义道德，体现了对人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体现了人性的关怀。总体来说，就是弘扬了人道精神：“丧有四制，变而从宜，取之四时也。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智，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故为君亦斩衰三年，以义制者也。”（《礼记·丧服四制》）丧礼有四个根本原则：恩就是仁，从内在的感情发展出来；理就是义，体现了对人的道义和尊重；节就是礼节礼制，规范人的行为；权就是智慧，懂得变通，根据时代、条件、时间等的不同而可以有变化改善。所以丧礼的根本原则就是仁义礼智，这就是儒家的人道精神。因此，丧礼突出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情和理。在体现情和理的基础上，丧礼还具备政治上的意义和本体上的内涵：
孟子说：“养生丧死而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孔子曰：“‘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无服之丧也。”（《礼记·孔子闲居》）
孔子曰：“无服之丧，内恕孔悲。……无服之丧，施及四国。……无服之丧，以畜万邦。……无服之丧，纯德孔明。”（《礼记·孔子闲居》）
在治理国家上，保障让老百姓人人过好，一辈子没有遗憾，这就是很好的政治。从政治上来讲，只要有一个老百姓有生命的危险，为政者就不顾一切地去救援保护，这就是丧礼的最高境界，就是人类恻隐仁爱的体现，就是人类最为深沉的情感。礼不是拘泥于外在的形式，而是由内心发出来，扩充到社会国家，把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人放在仁的大系统之内。
儒家十分重视丧礼，是以人类情感为基础的，也体现出对于逝者的尊重。丧礼既关注了对逝者哀伤之情的顺畅表达，也保障了哀伤之情的表达处于合理范围之内。丧礼的实质是表达哀伤之情，同时体现了对于逝者亲人的关怀。在儒家看来，丧礼不仅是情感的表达和对于逝者的尊重，还具有社会教化和政治治理的意义。因此，儒家对于丧礼的重视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具有情和理两个层面。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乡村儒学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