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财务学与金融学在研究对象、基础范畴和解释解决现实问题等方面，完全不同。现在，两者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概念混淆、理论误用等问题。定义不清、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差异、知识资源的配置尚未社会化和市场化，以及财务学界研究力量薄弱，是造成这两个学科混乱的原因。资本与货币是财务学和金融学对话的内容。学科对话有助于学科边界的厘清。跨学科研究是利用对方的游戏规则解决自己的问题，其过程是多学科“互补”与“并生”的“游戏”过程。
关键词：财务学 金融学 定义扭曲 理论基石 学科对话 跨学科门槛
作者：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财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在第12届中国财务学年会（2006）的学术会议上，笔者向大会提交了一篇题为《财务学的边界问题》的论文，讨论了财务学、财政学和金融学的各自主要内容，以及财务学与金融学的边界混乱现象。曾引起与会者的很大情趣和关注。后来查阅文献得知，早在2001年，黄达教授就发表了《金融、金融学及其学科建设》一文（当代经济科学，第23卷第4期），讨论了“中文金融与西方文字finance涵盖的范围并非全然等同，而且两者均各有不同口径。应正视这一客观现实，把握不同用法的含义。”2002年11月，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也指出了该问题，批评我国多数大学把这一问题搞错了‚。可是，近十年来，财务学与金融学的学术混乱似乎更加严重了。显然，这是令人痛心的，值得我们深思和评估。
学科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其研究对象、基础范畴和解释解决现实问题的差别，其次是核心理论和方法的不同。我们知道，财务是人们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跨时间配置有限资源的学问，习惯上，人们将该学问表述为在企业或某一组织内开展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门经济管理科学，其基础范畴是资本、不确定性、时间、资源、配置，以及风险和价值等。从主干内容构成看，财务学理论主要包括筹资理论、投资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和公司治理等，这些理论既密切联系，又可互为独立。投资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基础。投资决策的制订需要对投资项目进行资产定价和评估，筹资决策及其资本结构的科学性则是实施投资决策的先决条件。筹资决策、投资决策的结果产生公司财产所有权和公司内部治理问题，形成公司治理理论[2]。近30年来，我国财务学界对基础理论研究比较淡化，使得在我国土生土长的财务学面临学术封杀的危机。至于金融学，也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门重要学问，它是人们在经济活动里处理金银货币融通业务的学问，主要是研究政府如何设计印发本位货币，颁布货币政策，以及组织货币流通的规律性。从主干内容构成看，金融学理论主要包括货币理论、中央银行理论、国际货币汇兑理论、金融政策理论，以及宏观经济市场里的金融体制框架和模式等。金融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基础学科。金融理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
可是现在，我国学界基本上把财务学与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基础范畴和解释解决的现实问题混淆在一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金融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等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者，将公司财务原理视为金融学原理，将美国著名财务学家罗伯特C.莫顿的著作Finance翻译成《金融学》，将英美大学里的高级财务理论教材作为我国大学里“高级金融理论”课程的讲义；将美国财务学会（AFA）翻译成美国金融学会。甚至有金融学者批评资本结构理论，认为“传统的MM金融理论认为，证券的本质在于它所代表的现金流，因此证券发行交易的外部法律制度环境并非该理论所要考虑的范畴。然而，该理论却无法回答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存在同样类型的股票、债券等证券，但金融发展程度却不同。[①]”殊不知，公司资本结构MM定理本身就不是金融理论，它本身没有解释和解决一个国家金融发展问题的功能。金融学与财务学的边界混乱问题，不仅严重地妨害了正常学术理论研究的开展和两门经济学科的健康发展，重要的是教育学上的误人子弟和张冠李戴。最近，这一问题又妨害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危机原因分析和对策制订的理解。我国学界和政界高度一致地认为，美国央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事实上，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企业是美国经济的主体。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企业。美联储只是这场经济危机的帮凶而非元凶。严格讲，美联储是好心未得好报。其真实元凶就是金融公司混乱的资本结构和高风险的财务活动导致了这场危机。这是一场由金融企业的财务危机引发的银行业危机，进而演变成波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危机。美国人对此很清楚。然而，出于颜面，有经济学家把危机责任推到美国会计准则身上。这是不公正的。美国的finance如此发达，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在我国，为什么会发生财务学与金融学的边界混乱问题，根源究竟在哪里？本文试图采取事实调查和分析的方法，对此作进一步地探讨。
二、财务学基础和主干被侵扰的原因分析
（一）“拉瓦锡综合症”的泛滥
目前我国财务学和金融学研究的重复和混乱，其根本原因在于定义不清。即使是在定义和概念清楚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引发研究工作的混乱。即使定义清楚，但各门科学解决的自然和社会问题对当时社会进步的影响力不同时，也会使研究者利令智昏。我们引用布尔迪厄先生讲的一个故事，“我要根据尼耶的著作（1993）和皮埃尔·拉兹洛的《化学之镜》（2000）回顾一下物理与化学之间的关系。物理与化学的对立可以从所有的两者区分的层面找到，这种对立尤其是表现在建立于公理与数学的基础上的力学无立于一门单纯立足于描述性和经验性基础上的分类学科之间的差异上。因此，皮埃尔·拉兹洛在读到‘拉瓦锡综合症’时，……，他是这样描述化学家们在称自己为化学家时所感到的难为之情：18世纪的大化学家拉瓦锡宁愿称自己为物理学家。化学作为一门描述性的和经验性的科学，通常被用来处理一些实际的和应用型的任务如肥料、药物、玻璃和杀虫剂等，包括一些配方的使用（这里与烹饪有些相似），因此它总是被称为一门服务性的科学（Ney，1993：3，57）[3]”。现在的中国财务学术界，不少人患上了“拉瓦锡综合症”。这种病症严重损害着财务学的健康发展。这使得学界一些同行放下正事，把正在研究的课题搁置一旁，去帮助那些神志不清的“拉瓦锡综合症”患者。
在我国，不仅财务学界存在严重的“拉瓦锡综合症”，当代哲学、历史学等领域，也程度不同地患有“拉瓦锡综合症”。在20世纪末，我国大力推行经济改革和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并加强法制建设。于是，经济学、法学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笔者的一位来自青岛市某区县市委党校的硕士研究生说，他所在原工作单位县党校一位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本来是哲学专业毕业。但由于法学教师在党校里很吃香，因此，该副校长就在一次工作酒宴上宣布：哲学和法学都研究意识形态，都与政治直接发生联系，所以哲学专业也可以说是法学专业，所以他的专业就是法学专业，所以，他可以说自己是法学教师。
关于学界“拉瓦锡综合症”的另一个事实是，笔者的一位学界朋友，本来跟笔者一样都是现在大学里财务管理专业的教授。可是，这位朋友在发表财务学论文时，在作者简介里将自己写成金融学教授。一日，笔者半开玩笑地问朋友何时变成金融学教授，朋友答曰：这样好听一些。该教授在自己的著作里将公司财务作为金融学的一个分支。
（二）社会市场里人才需求与专业技术人才供给的阶段性差异
我国经济改革初期，社会对金融、财务、会计和法律等知识及专业人才需求很大，其中，对金融学及其专业人才的需求最大。这是因为我国金融业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中央政府创建，而非市场经济自然生成。改革开放前的从业人员为政府公务员，缺乏经济知识。我国真正现代意义的金融业，始于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4年1月新设中国工商银行经营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从此，中国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中央银行集中研究实施全国金融宏观决策，负责信贷总量控制和调节，维护货币稳定；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和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贷款制度，确立中央银行制度框架。这期间，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从财政部转为直属国务院的一个金融机构，开始承担一些商业银行业务；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恢复了国内保险业务。我国金融出现了机构多元化和业务多样化的局面。
可是，从1979年至2000年的21年间，我国的商业银行缺乏必要的经营知识、能力和经验，加之改革开放不是一帆风顺，工行、建行、中行和农行等四大商业银行，发生了巨额不良资产，其坏账金额达1.4万亿元人民币。无奈之下，2000年11月国务院公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成立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司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和公司。与此同时，外币资本源源流入中国新兴产业。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国的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急需金融专业人才，大学里的金融专业开始成为热门专业。学术界也热衷于金融理论的学术研究了。
虽然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和市场里对会计、财务、法律、计算机等领域的人才需求量也很大，但财务、计算机等专业的大量需求是随市场规模和深度的扩大而逐渐扩大和增长。而且这种逐渐扩大和增长是长期的。然而，金融业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在人才饱和之后，就会相对稳定。中央银行公务人员主要来自金融专业，但需求量很少。商业银行员工部分地来自金融专业、部分地来自财务、会计和市场营销等专业，由于商业银行的数量有限，因此，金融专业的人才需求量有限。金融专业学生的工作去处主要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部分岗位。而财务专业学生的工作去处则较为广泛，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各种行业的公司制企业，都需要大量公司财务人才，当然主要是工商企业。
现在，我国一些知名大公司，如中国银行股份公司、工商银行股份公司、大唐集团、海尔集团、海信集团等公司，都在会计结算部之外，设立了财务管理部，履行财务职责。当然，目前仍有大量企业的财务部实为会计核算部，这是考虑成本或无知所致。也有公司把财务职能放在会计部门，这如同企业的市场部由企业计划经营部替代一样，或多或少地会妨碍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很明显，财务学人才在未来很长时间还会有很大的需求量，而且会持续增长。而金融学人才的需求量，则会逐渐趋于稳定和有限。所以，我国高考学生不应盲目大量报考金融专业。我国需要那么多人来研究货币吗[②]？一个国家对货币人才的需求是有限的。报考金融专业学生，应考虑未来的就业问题。
（三）科学知识资源的配置尚未社会化和市场化
我国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全民所有制，国有控股公司占社会经济主流，发挥主导作用。只有居民日用衣食住行产品的供求和价格实现了市场化，资本产品基本实现了市场化，银行信贷的供求和价格尚未市场化。现在仍有很多商品和资源以政府行政配置为主。科学知识、技术、信息等，基本上完全由政府行政配置。我国的科研院所及其经营的知识资源基本被政府垄断，报纸、期刊、杂志和电影、电视等信息产品也基本被政府垄断，2004年国家整顿出版业、压缩期刊数量时，各省市的会计与财务刊物基本都停办了。地方政府的经委、计委、计生委、财政税收、公安、司法，以及地方人大、政协机构的期刊和报纸都保留了下来，中央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类期刊杂志有增无减。迄今为止，我国尚没有一本拥有国内统一刊号和国际出版物连续刊号的财务期刊。国家新闻出版署配置给财务学研究领域、公司财务方面的期刊杂志指标为零，也可能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财务学理念为零。相应地，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也是完全由政府行政配置。虽然现在大学里设置了财务管理专业，但财务管理研究生招生权尚未给予配置。学术研究领域的课题申报权配置也被政府垄断，如科技部、教育部的课题大纲目录里，财务管理学科被分别安排在管理学类里的企业管理、经济学类里的财政学、会计学名下，在强调重视学科发展的今天，财务学教授在大学里工作甚至没有对口的岗位设置。科学知识的生产者、需求者，没有科学知识的配置权。教授治校的理念在我国尚未被人们接受。扩大市场和社会成员配置科学知识、技术、信息的权利，应引起我们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四）财务学术界和财务学家缺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
在我国，财务管理由来已久，博大精深。在国外发达国家，财务学期刊和杂志数量繁多，财务学知识的普及非常广泛，财务学家队伍的很多精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论我国财务理论的研究开发，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公司财务理论的传播和应用研究，都需要我国大量的财务学者投身其中。应该说，我国的财务学理论，基本上是一个尚未开采的大金矿。可是，金矿的开采者不仅没有充分的开采权，而且研发能力也很低，开采出来的金子也无市场出售。于是，很多人改行了；未改行者，也有不少人将自己贴上煤矿工人、铁矿工人或有色金属开采者等笼统称谓。财务管理研究人员数量极少、研究机构极少，研究团队力量极为薄弱，致使大学里的财务学教师数量奇缺。权威财务学家数量更是紧缺。财务学者并非都是圣贤之人，大家都有趋炎附势的一面。财务理论研究非常艰难，研究成果难以在本学科期刊发表；申请研究课题没有对口的可选题目，做财务学者的“入场费”也比较昂贵（需要有良好的经济学基础和计量经济学知识背景，以及良好的学术研究实践训练）。于是，很多财务学者选择在上市公司里兼任独立董事、在管理咨询公司/社会中介机构或政府机构里兼任咨询专家，在与自己的职业无关的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等，经不起利益、荣誉和地位的诱惑。其结果是，财务学科的研究力量越来越弱。所以，财务学术界自律性较差是财务学家缺乏生存和发展能力的根源。
各种学科的自律性都是逐步获得的。约瑟夫.本-戴维先生在《科学家在社会中的社会角色》中提到，“哥白尼的科学革命的目的是使科学研究成为一项区别于其它科目的知识活动，只遵循着自身的规则。在17世纪中叶，这个目的就已经达到了”（Ben-David,1997，280）。西方发达国家的财务学，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遵循自身的法则和逻辑，以一定的自由度与其他学科有区别地发展着。所以，财务学在美国，其自律性的程度很高。可是在我国，1949年后的公司财务盈利分配制度，本来可以形成反映我国财务现实的财务规则，如职工奖励基金、职工福利基金、生产发展基金、科技研发基金和大修理基金的提取和配置，班组核算与经济责任制的作业成本优势理论，以及现在的股权分置、整体上市和资本运营等新的财务现象，都可以形成适合我国土壤的公司财务定理。我国《公司法》、《证券法》里的有关公司资本制度的表述，以及国务院财政部颁布的《财务通则》，实际就是我国财务学自律性程度的反映。虽然我国的财务学在国务院教育部那里是一个独立的专业（现名“财务管理”专业），表明教育界对财务学独立性的认可，但我国的学术界对财务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区别于会计学和金融学的专业性的认识，并不清晰。我们多数著名财务学者的主要工作和学术活动不在学术界，而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大学里教书或承担学校里的重要职务，甚至有财务学教授花很大精力和时间在中国金融学会、中国财政学会和中国会计学会承担组织工作，应该说，既当财务学教授又担任重要行政职务的财务学者，对支持财务学发展的力度肯定是很大的。一门心事讲课教书的财务学教授，事实上，对财务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贡献是有限的。当代中国，财务学界非常需要全职从事研究工作的财务学者。大学里的财务学教授，如果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少量时间用于讲课教书，同时，社会上逐步形成一个以财务研究为职业的阶层，那么，财务学的自律性程度就会提升。教育界属于亚学术界，政界为次亚学术界。期望更多的财务学者由教育界进入学术界。一门学科的边界的逐步确立，主要贡献者是该学科里的全职业研究者。
科学学的知识告诉我们，最能区分学科场域的特征是该学科的自律性程度和新人“入场费”的高低。如人文学科，作家、画家和音乐大师以其所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标准的“入场费”非常微不足道。而社会科学，对于职业人士所受的教育的要求就很苛刻。西方发达国家，其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在于他们正经历着由试验传统向数学传统的转变，即社会科学数学化。库恩在《主要的张力》一文中，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数学传统与试验传统的并举”。所以，自律性程度越高的学科，其学科研究的职业人和业余爱好者、内行和外行之间的差别就越大，其“入场费”的力度和形式就比较显著。对财务学而言，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掌握程度将成为新人进入的“入场费”，并有可能使得财务学的潜在研究者、潜在读者数量有所减少，但是，财务学理论对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对公司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却在大大增加。财务学者应清醒认识到，目前我国面临的学术生存状况和发展能力。财务学家改进生存和发展能力的途径，不仅要学习先进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资本和货币：财务学与金融学者的对话
不论财务活动，还是财务关系，都是以资本为核心而展开。资本理论是财务学的理论基石。财务管理的任务，就是公司财务人员在一定时间将有限资源转化为资本，并有效地将资本跨时间配置到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使资本创造新的价值。过去，我们总认为货币是资本的前身，马克思也告诉我们，当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时，货币就转化为资本。但是，但当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出现后，人们对资本的认识有了新思维。种种事实表明，资本的出现可能早于货币。如大家熟知的“鲁滨逊”在岛上生存的故事[4]，证明物质资本先于货币资本产生。该故事告诉我们，财务学与金融学的边界很清晰。财务学主要研究资本，为经济组织和私人提供理论；金融学主要研究货币，为政府及其代理机构中央银行提供理论。边界清晰是学科对话的基础。
“鲁滨逊”一人在岛上，无需货币，主要靠果子生存和发展。数年后，他发现，现在省下当期一个果子用作种子，几年后新种果树结的果子是作种子的果子数量的数十倍。经计算，他确定每年省下作种子的果子数量，于是投资出现了。他每期省下一些果子做种子，资本积累开始了。资本是以往生产过程的结果[5]，它的任何积累是以缩减以前各期消费为代价。过了几年，孤岛上来了“星期五”，种麦子。两人交换果子和麦子，以物换物，组成“二人经济体”。并各自制订投资决策，把个体投资带来物品相对价格变化纳入考虑。此时，资本存量概念产生了。接下来，交易量逐年扩大。“星期五”发现一个“新知识”：可用专司货币之职的贝壳计量两人的资产、权益和负债。贝壳充当财富的计量工具和交易媒介。不过，贝壳数量的增多并不增加经济体总的生产性资本存量。因贝壳不是以往生产过程省下来的生产要素，贝壳不是经济体的资本。后来，“银行家”也来到孤岛。于是“三人经济体”诞生。“鲁滨逊”和“星期五”把一定量贝壳存到“银行家”那里。不管存到“银行家”的贝壳量有多少，贝壳还是既不能当果子吃，也不能当麦子吃；也不能当果树或麦苗的种子。货币贝壳数量多寡，不影响经济体总资本存量。
现在设想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形：“鲁滨逊”要种麦子，“星期五”要种果子。于是，两人互相购买对方产品不仅是用来吃，还用来做种子形成资本。一开始“鲁滨逊”和“星期五”照旧从事各自的生产和交易。但后来，“星期五”动了脑筋，发现拣贝壳比种麦子容易。于是他每次收工时，顺便拣几个贝壳放到自己兜里。“鲁滨逊”不晓得拣贝壳。两个人的行为除了是否拣贝壳外，一如从前。一个生产周期终了，经济体的贝壳数量增加了，增加部分全归“星期五”。“鲁滨逊”没有意识到应改变以往流行的市场价格。结果，“星期五”凭着他在经济体占有贝壳比例的增加，在经济体总果子和麦子当中占有更大的比例。这种情况立即被“银行家”看透。为防止市场交易遭到破坏，避免乱发货币，维持正常生产秩序，“银行家”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说出“星期五”拣贝壳的秘密，并提出一套新办法：（1）贝壳总数及其增减由三人共同商量决定，多少贝壳可交换一个果子和小麦也由大家确定；（2）“银行家”代理“三人经济体”专门管理贝壳，并从事少量果树和麦子的种植业务。每一个人都在每个贝壳上留下自己的刻印而不被另外两个人知晓，防止出现假币。（3）“银行家”用贝壳向“鲁滨逊”和“星期五”分别购买一定量的果子和小麦，“鲁滨逊”和“星期五”可用从“银行家”那里交换得来的贝壳互相购买对方产品。“鲁滨逊”和“星期五”也可物物交换。最后，“鲁滨逊”和“星期五”都接受了“银行家”发明的这个制度。“三人经济体”又恢复了往日秩序，并走向繁荣。
在这里，“银行家”主要担当中央银行角色，即金融活动和金融关系的主体，其客体是整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的货币流通活动。货币成为金融学的核心范畴。货币理论是金融学的理论基石。“鲁滨逊”的故事说明，金融学要解释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和金融活动稳定的作用机制，二是货币理论与银行监管的关系。前者主要研究货币政策是否考虑经济结构，以及如何处理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货币结构（人民币、美元、欧元等不同货币区域的差异）之间的关系，保持金融活动稳定和发展。后者主要研究货币贷款市场逆向选择、中央银行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和货币流通风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推进货币政策的执行者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这两个重要问题的基石是货币体系。不仅货币政策的制定要以货币体系为基础，而且产业政策的制定、财政政策的制定，也要以货币体系为依据。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的挑战，以及资源能源价格偏离其价值、劳动力就业成本偏离其价值、环境成本增大等问题，都与我国的货币体系跟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矛盾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是各国对货币兑换、国际收支调节、国际储备资产构成等问题共同做出安排和确定规则，以及相应组织机构和形式的总和。同时，我们还要研究欧洲货币体系。理解了货币体系，我们就会发现，在“鲁滨逊”的故事里，我们应倡导和激励“鲁滨逊”和“星期五”及其他们的后代，一要安居乐业，积极开拓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开创农业生产工具的研发，发展新兴产业，并由农业机械工业带动机床制造、交通机械等基础制造业的发展，而不是鼓励大家都当“银行家”，更不鼓励农民扔掉土地进城卖劳力。二要持续强化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运用科学技术大力推进机械制造工业和农业生产深入发展，扩展工业生产和农业工业生产的新领域。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避免居民手中的财产有泡沫，我们要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生产等实体经济，而不是开办更多的银行，也不是发展“电脑”或手机的装配业。这是货币体系原理给我们开出的药方。至于“鲁滨逊”和“星期五”及其他们的后代们，如何有效地使用自己的资本积累，是否需要从“银行家”那里借入资本，以及如何把资本跨时间地配置在不同的生产作业环节，则财务学会给我们开出合适的药方。
根据财务学与金融学的对话故事，我们感到，财务学跟金融学、管理学等，都是邻居关系；跟计量经济学和会计学有些贸易关系，与经济学、财政学、数学等，则是亲戚关系。对话，不仅使学科增进了邻居间的友谊、发展了贸易关系、找到了亲戚，而且“对话”是一项学科间“厘清范围”、“明晰界限”的“边界勘定”性质的工作。“每一代人都会很自然地认为自己站在过去成就的顶端——进步之箭的尖端，也会觉得自己是后人前进的脚下石——即承认目前分析的观点与模型对后人来讲是有局限性的，如同我们看待前人的工作”[6]。可见，对话包括与今人的当代对话，与古人的历史对话。
四、财务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问题
消除两种科学的混淆，不仅需要财务学家和金融学家开展对话，也需要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是团队或个人把两个以上的学科或专业知识的信息、工具、概念和理论综合起来，解决那些不能用单一学科解决的问题。由于不同学科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研究人员想进行有效交流，就必须学习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研究方法。
一般地，跨学科研究方式，主要集中在学科边缘、学科综合交叉之处，以及过于复杂的涉及领域过广的专业问题。现在，有的大学财务系改为财务金融系，这个系就是一个学科交叉的教学组织。对财务学而言，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是财务学边界的澄清，做好财务学与金融学的对话。这是财务学跨学科研究的客观条件。因为，学科是一个相对稳定和范围固定的场域，人们是通过学校的专业设置、社会实践公认的称谓、期刊名称和图书馆书目分类等方法，加以识别。学科的定义方法决定于对包括一系列专业化的方法和概念的集体科学知识资本的占有情况。对该科学知识资本的掌控能力便构成了交给该场域的一笔心照不宣的或隐蔽的“入场费”。目前，整个财务学术界，尚未就财务学基础范畴、核心理论、“入场费”达成共识，更没有采取一致性研究行动。那么，边缘的、跨学科的财务问题研究就不应花费财务学界主干力量，财务学界应在近几年里集中研究财务基础理论和财务核心理论的应用问题（用核心理论解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和新实践）。换言之，财务学科自身理论建设仍然是我国财务学界学术工作的重中之重。布尔迪厄认为，“学科的边界受到或多或少的符号编码化的、严格的、提高了的‘入场费’的保护；或多或少引人注目的是，学科的边界有时是与相邻学科斗争的赌注。在各种学科之间可能存在着某些交叉领域，某些学科交叉领域可能空缺，而某些学科则可能出现密集的交叉领域，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即从许多同类型的或大或小的资源中汲取一些观念和情报”[7]。现在，当全国人民致力于和谐社会建设时，我们财务学界与相邻学科开展学术斗争，有些不合时宜。如果财务学与金融学或其他学科有交叉空隙，我们应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配合财务学的全面发展。
跨学科研究的有效进行，以学者们找到跨出学科的“门槛”为基础。有效迅速找到“学科门槛”的前提是学者们拥有“边界意识”。这就是摒弃“以一驭万”的追求，承认差异性、承认个性，适可而止。我们认为，资本市场、商业银行经营战略和国际结算等，属于财务学与金融学的交叉领域，有必要开展跨学科研究。我国古代哲学的“和而不同”思想是跨学科研究方式的理论渊源。《国语·郑语》里记述史伯对“和”的解释：“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按照这种思想，跨学科研究不是“研究领域宽泛”、“什么都行”的放纵，不是放弃约束的无规则游戏，而是承认各个不同学科有着其必须遵守的法则和原理，每个学科都有其内在的要求和自身的游戏规则。跨学科研究的操作是利用对方的游戏规则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一种开发性研究，其过程是多学科“互补”与“并生”的“游戏”过程。
参考文献：
[1] 罗福凯《财务学的边界问题》,《中国财务学评论》3.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91-98
[2] Kavous Ardalan．Theories and controversies in finance：a paradigmatic overview．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003．Vol 30 No.1/2：199～206
[3]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陈圣生等译《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1-112
[4] 刘培林、宋湛：《金融资产、资本和要素禀赋结构》，《改革》2002年第2期：82～88
[5] [美]保罗·A·萨缪尔森等著，胡代光等翻译《经济学》14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1，88
[6] Michael J．Brennan．Corporate Finance Over the Past 25 Years．Financial Management，1995．Vol．24，No．2, Summer：9～22
[7] 同[3]，P109-110
On the boundary problem of Finance，disciplines Dialogu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LUO FU-kai
（Management School,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Some questions such as the concept confusion and the theory misuse still exist between Finance and Monetary Economics in certain aspects. Unclear definition, the discrepant demand of society and market, the allocation for knowledge resources not yet being involved in the socialization and the marketability, as well as the as well as the incomplete research of the financial field, cause the confusion between the two disciplines. Capital and currency are the content of dialog between Finance and Monetary economics. Dialogues among different disciplines help to make discipline boundary clear.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solves its own problem by using the game rule of opposite party, whose process is a “game” process of multi-disciplinary “supplementary” and “the parallel intergrowth”.
Key words: Finance, Monetary Economics, Definition distortion, Theory cornerstone, Dialogues among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terdisciplinary threshold.
原文发表于《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4期
[收稿日期] 2009-04-18
[作者简介] 罗福凯（1959—），男，山东牟平人，管理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公司财务
《财务学的边界问题》被中国财务学会收入其会刊《中国财务学评论》3期（2007年10月）发表。
钱颖一，“金融的定义，就是货币银行。……。国内所说的金融是指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指的是货币银行学（money and banking）。它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有，是当时的金融学的主要内容。人民银行说我们是搞金融的，意思是搞货币银行。第二部分指的是国际金融，研究的是国际收支、汇率等问题。……。有趣的是，这两部分在国外都不叫做finance”。见《经济学科在美国》，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02年11月11日。
[①] 胡滨、全先银《法与金融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2008年度
[②] 钱颖一《经济学科在美国》，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02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