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刘勰正式将“意象”赋予美学价值之后，其渐渐成为中国文论批评的核心范畴；而在西方文论史上，自柏拉图的摹仿论与朗吉努斯的崇高意象说提出之后，意象一直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于西方诗学之中。

共性与差异

从诗学理论的完善性来看，意象理论在中西方虽起源不同，但其理论的发展模式都是连续的不断深化的。中西方学者在对意象阐释的过程中都注意到了意象是主观内在与客观外在的自然融合，他们对意象源义的理解是相通的。

然而，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意象理论在中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肉眼可见的差异性。例如，中国的意象诗学讲究从虚处着眼，讲究“意”与“象”之外的无限神韵，而西方意象则更加重视对形的表达。这里的“形”既包括物质之“形”，也涵盖精神之“形”。西方人在追求“美”时，总是将“美”这一概念诉诸一个客体：客体可以是有形的圆，可以是黄金分割，也可以是无形的精神上帝。中国的意象学说在西方意象派看来是“美”之客体的表现。另外，西方人重意象之“形”也表现出他们对清晰、精准的追求，有关意象的定义相比于中国传统的意象论而言，显得较为明晰和理性。

审美契合

中国诗歌传入美国文坛大致在20世纪初期，尽管在此之前偶有汉诗英译的现象，但由于翻译手法与文学环境的影响，翻译题材的选择面很窄。《诗经》在那时是最常见的素材，但被翻译家们反复再译，难免失了趣味。无论是诗人的选题倾向还是文学批判的环境都不利于对汉诗的系统介绍。

西方意象派与中国诗学的正式交流源于1915年埃兹拉·庞德《华夏集》的出版，中国古典诗歌在出版之后的几年间迅速席卷美国诗坛，具有中国元素的新诗创作掀起热潮。美国意象派诗歌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养分，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诗歌潮流，而融合了中国元素的美国新诗又被中国学者引入国内，对一大批中国诗人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者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制度与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西方文化吹进了中国，试图向近代国人展示西方的启蒙思潮。至此，中国传统文化完成了在西方的旅行，融合了中国元素的西方文学思潮被介绍回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百废待兴之际引起大批学者的研究与模仿。

中国古典诗歌包含的精巧意象与动态美感震撼了西方文学界，极大地促进了西方意象主义的发展与变革，也促进了中国诗歌翻译学的兴起与发展；而西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推崇，也促使西方正视中国文学、重新审视中国，这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从而有利于塑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中国古典诗歌促进并丰富了意象主义的发展，西方意象主义诗人的宣传也为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中国古典诗学以它特有的意象和深意，构建了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美学网络。在文化传播意义上，中国古典诗歌影响了欧美的意象派诗歌，意象派诗歌又回来影响了中国的现代诗歌。中西诗学在交流中相互影响，互为照应。英美意象派能在汲取东方意象后进行转化，无外乎将东方意象理论融合进本土文化之中，同时力求在文学层面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从而实现诗歌的现代化，这是意象主义在东西方文学中的回返影响给我们的启示。

误解与模仿

纵观意象派诗歌活跃的1909年至1917年间，意象派的发展处处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移入，庞德译《华夏集》为欧美诗人带来中国文化的同时，也为西方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思路与素材。中国古典诗歌在《华夏集》中获得了重生，即便这种重生掺杂着“曲解”与“变形”，但切实改变了英美现代派诗歌，例如读者对庞德中国诗的关注远超于对庞德原创诗歌的关注。无论是休姆领导时期的意象派，还是庞德阶段的意象主义运动，都体现着“直觉主义”的元素。这种将诗人所思所想，通过隐喻表达出来的思想与中国古典诗歌极其相似。意象作为一种诗歌语言，融合了作者的感情与具体的物象，通过这种结合传达给读者特殊的审美感受。

西方向中国古典诗歌、美学、哲学思想学习与借鉴的过程是通过译本进行的，外国文学的翻译过程原本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再创造性。在20世纪初期，由于技术限制等原因，中西方的交流沟通并不便利，这也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传入西方带来困难。同时，由于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以及某些作家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期待视野，会对中国文化的原本面貌进行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虽文学界竭力在修正这种误解，但现实主义运动关注中国文学的初衷也是为了寻求西方文学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因此西方文学误读中国文化在所难免。西方诗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大致分为三个方面：有意误读、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而产生误读、基于读者接受能力的必要误读。因为这些误读，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偏见与仇视一直在延续，影响至今。

本土化改造

20世纪初，西方文艺思潮在一批知识分子的宣传下传入国内，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兴起与发展。在这些文艺思潮中，西方意象派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受国内社会环境影响，国内意象诗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本语言的转型方面，这主要由于西方在20世纪初非理性主义兴起，力图突破传统人与世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所致。英美意象派的领军者庞德受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与中国古典诗歌等文化的综合影响，以一己之力将中国古诗引进西方，促进了西方意象诗学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意识到西方意象派理论的局限，于是他们追根溯源，纷纷从中国古典诗论与西方美学思想中获取灵感，试图通过意象理论的中西结合，推动诗歌理论的创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派诗人延续了这种理论自觉，促进了国内诗学理念的现代转型。20世纪40年代中国意象诗学的学者群主要分为两派：以艾青、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与以唐湜、袁可嘉为代表的九叶诗派。艾青是七月诗派的典型代表。他的创作观主要体现在著作《诗论》中。

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已在中国传播。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跃居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思想，开始全面指导国内各个领域方面的工作，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时，大量的马克思文艺理论思想也相继涌入中国，对我国现代文艺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美学家朱光潜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对自己原有的美学思想进行修正。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潮席卷中华大地，西方文论思想大量涌入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全球文化环境与民族认同感的综合影响下，中国诗学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有关意象诗学研究也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这一时期关于意象的诗学建构主要可分为两条研究路线：受当时流行的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念出发，将“意象”视为审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代表人物有顾祖钊、汪裕雄、张世英等；突破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综合中国古典意象美学与现象学资源进行考察研究。他们的观点对于促进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各民族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中西意象论逐步向多元融合的方向发展，这也为中西诗学的意象交流提供了可能。“意象”交流，共性与差异相依存，审美与理性相契合，误解与模仿相交织，融合与改造相协调。这种交流的本质，则是基于人类对于诗歌意象共有的心理认同和审美通感的认知延伸。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意象派’与中国诗学的精神交流”负责人、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