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豫皖苏根据地位于河南与苏北之间，南北起着连接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的重要作用，其建立与变迁与中共对河南的经略密切相关。彭雪枫部到豫东，建立豫皖苏根据地，就是为了以此为跳板，在日军进攻河南之际，进军豫西与鄂豫皖。由于这一形势迟迟没有到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发展华中”战略由中原转往苏北，进而围绕是否跨越津浦铁路，中共内部产生了一些争论。最终在1941年的西进中，新四军第4师与国民党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最后退往津浦路东，以皖东北地区为中心建立了淮北根据地。直到1944年，随着豫湘桂战役爆发，彭雪枫再次率部西进，基本恢复了原豫皖苏根据地。

关 键 词：豫皖苏  发展华中  彭雪枫 

在华中根据地中，豫皖苏根据地具有十分独特的历史地位与研究价值。豫皖苏根据地是连接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的重要纽带，同时兼具向西发展河南，向东挺进苏北的双重任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目前学术界对豫皖苏根据地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种是从相对具体的微观层面出发，对豫皖苏根据地的某个具体问题如文化教育、民众动员、财政经济等进行研究分析；另一种则是从宏观视角对豫皖苏根据地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叙述。而从战略层面出发，对豫皖苏根据地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共军事战略变迁的研究还比较有限，对历史脉络与战略布局的把握相对不足，因此造成对历史问题的解释思路相对单一。实际上，豫皖苏根据地的建立与顿挫都深受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的影响，需要进一步从军事战略角度进行分析。

一、中共发展河南战略与豫皖苏根据地的建立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开始出兵华北，特别是与陕甘宁毗邻的山西。毛泽东就认为八路军“能在华北，主要在山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①。其他省份则是由地方党组织负责发动群众，建立小规模的游击队。河南也是这种情况。早在1937年7月下旬，毛泽东便对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强调：“你工作的区域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望抓紧时机，在各方面作好准备。”②河南省委遂在各地展开工作，例如1937年底派王静敏赴豫东开辟工作③。至1937年12月，毛泽东判断指出，“敌占济南、徐州、蚌埠或再进占郑州、开封，完成第一期作战任务后，其第二期作战目标，当在占领兰州广州武汉三点，并使相互联络起来”，“八路三个师主力以一师开甘凉两州，此师须速即开动；以一师开固原地区，此师亦须准备开动；以一师开豫西，此师待敌攻郑州、潼关时开动”④，即八路军两个师回师西北、保卫陕甘宁，一个师准备开往河南西部。这是中共主力部队最早进军河南的计划。1938年2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115师分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129师主力出豫西策应作战，且115师最后也准备转入豫西与鄂西⑤。

对此计划，八路军总部认为115师陈光旅不宜东进，但“在敌占郑州后继续南进及一部西进，威胁武汉、西安时，蒋介石可能容许八路军直接参加保卫武汉，我以一二九师主力出豫皖鲁，以一一五师出潼关、洛阳之线以南，是可能争取实现的”，并提到蒋介石曾向刘伯承表示有意要129师去鄂皖豫边区⑥。对此，毛泽东在1938年2月21日判断指出，“在设想国民党能够独力最后保卫武汉的情况下，蒋是不会让我们插足于鄂豫皖的。但如果不然，蒋容许我们插足的可能就存在”，因此提出“准备以一个师位于鄂豫皖是必要的”⑦。当时，中共首先争取以合法手段进入河南，毛泽东提出由周恩来、叶剑英在适当时机向蒋介石提出八路军总部的意见，但王明、周恩来等出于国共关系的考虑，“提出不宜以一师东出或入鄂豫皖的建议”⑧。虽然长江局反对八路军主力进入，但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河南。早在1938年1月7日，长江局就指出河南“将成为中日战争的重要地区。因此，河南党的总任务是武装保卫河南”⑨。在军事方面，1月11日，周恩来等人指出：“鄂豫皖红军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余部仍在鄂豫皖边界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州游击运动。”⑩河南省委也要以鄂豫边为中心开展工作，加强对留守的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的领导(11)。

显然，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已开始考虑派八路军主力进军河南，长江局更倾向于以高敬亭余部在鄂豫皖进行发展，但都主张以军事力量经营河南。1938年2月13日，长江局提出，“为确实地建立长江、黄河间我们自己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苏、皖群众参加战争，首先要派党的与军事工作得力的军政干部，去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因此派彭雪枫到河南去担任这一工作(12)。彭雪枫原在山西进行统战工作，1938年1月25日为执行毛泽东关于“日寇打通平汉路后，开辟豫西、陕南游击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而离开临汾，经过河南到达长江局所在地武汉。在长江局决定的第二天即2月14日，彭雪枫又率领10个干部出发前往中共在鄂豫皖的中心——确山竹沟。(13)经过对河南的实地考察，彭雪枫于3月1日提出，“豫西、鄂北、陕南，这一纵横千里的广大区域内，约有群众千余万，有桐柏、嵩山、伏牛、秦岭诸大山脉，散布其间，有地形、群众及原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基础为条件，工作前途是大有希望的”，主张应以陕南、豫西以及四川通江、南江、巴中这一地域作为中共的大后方(14)。

虽然陕甘宁边区在整个抗战时期一直是中共的大后方，但实际上自1937年12月始，中共一直担心日本会进攻西北及陕甘宁。1938年3月2日，毛泽东判断日军“企图一面攻陕北，一面攻潼关”(15)，29日又指出日军确有进攻陕北在政治上打击共产党的计划(16)。因此，毛泽东认为彭雪枫观察甚当，但“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豫鄂皖边”(17)。在日军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及陕北时，八路军主力准备渡过河西河南，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并且可以避免“八路全部被限制于华北敌之包围圈中”(18)。毛泽东虽然主张陕甘宁有失时可转移到鄂豫皖，但对河南的战略规划，此时仍是豫西和鄂豫皖并重。3月21日，毛泽东提出，在日军占领郑州后，129师去信阳以东，115师去豫西配合作战(19)，也就是将两个主力师分别部署在鄂豫皖和豫西地区。为此，彭雪枫积极部署豫西南的工作，特别是豫南的大别山、桐柏山连接着鄂豫皖和豫西两个地区，被认为是依托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有利阵地(20)。直到1938年5月，毛泽东根据战争形势才暂时放弃了日军将要进攻西北及陕甘宁的想法，“以为敌置武汉抗日重心于不顾而将主力立即转向华北及西北打击游击队及切断中苏交通的估计是不适当的，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21)。这样，中共中央自然不再需要从陕甘宁转战至鄂豫皖。

在徐州会战结束后，中共仍认为日军将进攻河南，“徐州失守后，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彼时蒋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之后方活动”，决定暂时不必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而是自己进行准备，115师及129师重新进行部署(22)。此时，中日两军正在进行兰封会战，豫东地区逐步沦陷。5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河南省划为两个主要区域：以津浦线、陇海线、平汉线、浦信公路中间的豫东与皖西北为一个区，陇海线以南、平汉线以西为一个区”。河南省委一部分人去豫皖边工作，一部分去豫西。同时，成立与河南省委平级的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23)这样，豫东开始与豫西、鄂豫皖一起成为中共发展河南的重点地区。1938年四五月间也是中共积极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关键时刻。抗战爆发之初，中共的军事战略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24)，偏重在山区发展，建立根据地。直到1938年4月，毛泽东决定在华北开展平原游击战(25)。5月，他进一步补充指出，华中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26)，而豫东正属于平原地带。

1938年5月初，时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吴芝圃到豫东时，“党已在那里做了许多的工作，省委先派去的张辑五、王静敏、杜力生等同志协同地方同志在各县均作了打游击的准备”(27)。至5月底，彭雪枫及河南省委决定开展“加紧准备豫西山地游击战争”“支持豫东平地游击战”等七项任务，并在6月初派王海山等人到豫东的西华和睢杞太地区，协助沈东平、吴芝圃组建武装(28)。6月6日，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沦陷。彭雪枫向八路军总部报告说，“开封失守后，豫东、豫西各地官绅大部组织所谓武装逃难，纷纷搬家”，“目前河南客观形势极端有利于我们发展”，因此准备支援豫东游击战争，“派兵三连由萧望东率领赴豫东，配合西华游击队行动，发动广泛游击战争，扩大自己，搜集此次大军遗弃枪支，扩大政治影响”(29)。7月15日，萧望东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游击大队开赴西华一带，推动豫东游击战争。同时，彭雪枫决定在西华、扶沟、杞县组织九个游击大队，分别向豫东、皖西北边境日军占领区域推进。(30)为推动豫东平原游击战争的开展，彭雪枫亲自给干部授课强调指出：“平原游击战是可以打的。这不仅在战术理论上的研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31)。

尽管对豫东越来越重视，但在1938年中期，中共对于河南仍然是豫东、豫西、鄂豫皖并重。6月29日，彭雪枫、朱理治向中共中央报告，河南省委已在豫东、苏鲁边、豫西南、豫东南、豫西等五个区布置游击战争(32)。对此，毛泽东表示同意，但提醒道：“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需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区发动。”(33)抗战时期，中共总的游击战略是向敌后发展。由于6月9日，国民党军挖开黄河大堤花园口段，虽造成巨大损失，但也暂时阻止了日军攻下郑州。日军一时无法沿陇海铁路向豫西进发，也无法沿平汉铁路向南进攻武汉。这样，豫西和鄂豫皖未如中共期望的那样成为敌后，只有豫东的游击战争快速开展起来。据张震回忆，“毛主席派雪枫来河南，是准备日军沿平汉路直下郑州、武汉时，发展豫西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前一段，我们在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的同时，也对此作了布置”，但随着情况有了较大变化，“日军下一步可能会集中力量沿长江直取武汉，因而豫东敌后的战略地位日趋重要”，于是彭雪枫指出“工作指导的重心准备改变，由原先以豫西为主逐步转为以豫东为主”(34)。

因此，1938年8月，彭雪枫赴豫东考察，并与国民党方面的楚博、魏凤楼、刘莪青会面，直接了解该地区国共日三方面的情况(35)，并向中共中央及长江局报告，豫东武装发展较快，“如能派出大批军事干部，在最短期间，充分可能变成我党领导下如八路军一样的正规部队”，“这是开展豫东工作的万分必要的先决问题”(36)，“为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开辟豫、皖、苏、鲁边区的决策提供了依据”(37)。加之1938年上半年，129师已进入与豫东毗邻的冀鲁豫区，豫东可以起到沟通华北与华中的关键作用。最终，长江局于9月2日同意彭雪枫率必要武装到豫东部署工作，并将“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创造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活动部队(徐向前、陈再道)联系起来，对整个战局有重大意义”(38)。9月3日，彭雪枫提出豫皖苏地区国民党与日军均力量薄弱，“倘我军进入柘城、鹿邑，亳县、夏邑、永城、涡阳、蒙城”，“南与第八团队相应，北与徐、陈及山东党武装取联系，面向蚌埠、徐州段以西小山地，背靠西华、扶沟及刘、宋两区，在不断袭扰津浦、陇海之敌及消灭土匪汉奸武装中，能于最短期间发展与壮大自己”，“有可能造成冀察晋前途”，正式提出了在豫皖苏建立根据地(39)。同日，河南省委也决定将“军事工作重心移豫东”(40)。

1938年9月5日，长江局回电同意彭雪枫的意见，并再次命令“领导机关重心移豫东，开展敌后方工作，加强豫东部队领导”(41)。彭雪枫还比较了豫东与豫西的情况，“若求得部队武装之扩大及给养问题之解决”，豫西大不如豫东，“原因是豫西已成各党各派各军群众角逐之所，国民党部又限制极严，易于发生摩擦，加以豫西土匪股数不如豫东之多，且各支政治环境，据西华县来报告，豫东之土匪武装、汉奸武装、地主武装各股武装之多，且国民党部及省政当局统治能力较弱，及根据西华、扶沟并我萧大队之扩大武装经验，断定如到豫东，一声号召，当可于短时间扩大不成问题”(42)。这样，发展河南的重点最终确定为豫东。9月中旬，毛泽东指示彭雪枫：“尽快组织部队，先行开展豫东敌后游击战争。”(43)9月底，长江局也鉴于日军集中兵力进攻武汉，命令彭雪枫速去豫东发展游击队(44)。彭雪枫则于27日报告，部队机关已准备完毕。30日，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直属队与第2大队373人由河南确山竹沟出发，抵达西华杜岗后，与第3支队和萧望东大队会合，并进行了第一次整编。全支队编为师直属队和三个大队，共1020人。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张震任参谋长。(45)

彭雪枫进军豫东之际，中共正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并正式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新成立的中原局负责实施发展华中。会后，毛泽东进一步决定由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师部及343旅685团、686团前去山东、淮北(46)。1938年12月12日，八路军总部致电彭雪枫注意与115师的配合，“一一五师陈旅已决定东进至豫东开展工作”，在其未到之前，彭雪枫部不宜在豫东声势浩大，“只宜在苏皖边开展工作，壮大自己力量”，“待一一五师主力达到，即以迅速手段占领豫东的某些城市，建立根据地，大大的来开展豫东工作”(47)。30日，毛泽东进一步肯定了彭雪枫在豫皖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并告知115师主力即将“东向，拟分布于胶济路南北、津浦东西、陇海南北”(48)。除派主力南下外，为支持豫东的工作，10月12日，中共中央批准新四军游击支队成立党政军委员会，以彭雪枫、吴芝圃等五人为委员，彭雪枫为主席。党政军委员会决定：“继续东进，打击日伪，消灭土匪武装，发展与扩大力量，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49)至1939年1月，又成立了豫皖边省委，省委书记由原豫皖边工委书记张爱萍担任，副书记为吴芝圃，下辖西华、鹿邑、永城、亳州、柘城、涡阳、蒙城、萧县、铜山等地(50)。

1939年1月17日，刘少奇提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六八五团)在江苏丰县、沛县地域活动，如无大发展，请即令其过陇海路南与彭雪枫会合，以便交换知识干部，并成为该地主力。”(51)但是，中共中央出于国共关系的考虑，决定“在国民党五中全会结束以前，八路军暂不作大的移动，以观统战形势之发展。雪枫支队可暂缓去皖北，六八五团暂缓过陇海路，陈旅亦暂缓去山东，候五中全会后，再作行动的布置”(52)。直到3月，苏鲁豫支队才开始南下，与彭雪枫部在萧县会合(53)，7月进一步到达豫皖边夏邑一带。但同月，115师代师长陈光南下，指示增强路北力量。苏鲁豫支队被带走两个连队，后又因“肃托”问题，除第1大队外，全部回到鲁南。(54)为统一指挥准备南下的中共军队，1939年4月13日，八路军总部进一步决定成立八路军第1纵队，由徐向前、朱瑞以第1纵队司令员、政委名义，统一指挥张经武、黎玉、陈光、罗荣桓、萧华及彭雪枫各部队(55)。彭雪枫部也划归第1纵队管辖，暂时由新四军转变为八路军。但是，由于5月山东战局发生变化，作为南进主力的115师转往鲁南，一时无法进入豫皖苏一带。因此，6月八路军总部致电彭雪枫：“彭雪枫部仍归新四军叶挺、张云逸指挥。彭雪枫活动地区仍归中原局管辖。”(56)

彭雪枫部再次划归新四军，除了“地区行政系统，统战关系等均与中原局关系甚密，交通亦较便利”等因素外，还在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成立，“彭雪枫部应与指挥部联系以便直接指挥的意见”(57)。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提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决定趁“蒋已批准新四军在华中成立指挥部”之机，“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虽然“在武装力量上，华北已准备一部在适当时机转移到华中”，但指挥上因“由华北调大员去，在对外关系上不适宜”，由新四军派领导负责(58)。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正式成立。此时正值随枣会战，中日两军在豫南、鄂北展开激战。时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判断，“敌人主力已向中原及西北进攻，河南将成为游击区”，“此种情况为我党在中原发展游击战争之最好时机”，应趁机“确立我党在中原长期抗战中的巩固地位与基础”，并在桐柏山脉建立根据地(59)。虽然战役的结果是中日两军基本恢复到战前状态，中共的希望暂时落空，但也显示这一时期，中共仍积极准备进军河南。

二、发展华中战略与豫皖苏根据地的发展

也在1939年5月，豫皖苏地区党政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永城孙团集镇召开，彭雪枫与张爱萍二人围绕游击支队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60)。由于皖东北的国民党盛子瑾部准备与中共合作，邀请新四军派兵去其所在的安徽省第六行政区，刘少奇于5月8日指示：“应即迅速派部队与干部去开展苏皖边区工作。我们应埋头苦干，迅速建立在该地的基础”，“游击支队应派部队和干部东进泗县、灵璧、五河地区开展工作”(61)。趁此机会，张爱萍在会议上提出游击支队向东跨过津浦路，进入皖东北，并以此为跳板，进取苏北，进而配合夺取华中。在张爱萍看来，向东是敌后，“虽为日伪占领区，但除城市和交通干线外，大部处于无政府状态，时不我待，应趁国民党地方势力尚未恢复前，先期抢占。而向西，进入国统区，势必与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碰撞，政治上被动，军事上不利”，并且由于战争形势的改变，“尾随日军西进，进而控制河南图谋中原的设想，恐难以实现”，继续在豫东“面对日军，背靠国民党，环境险恶。两军在同一地盘上摩擦难以避免，不如尽早向东，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但彭雪枫对此表示反对，仍坚持“向西发展，进入河南腹地，进而控制中原”。(62)

会议的最终结果是张爱萍、刘作孚由宿西地下党员刘之武带路，秘赴皖东北地区侦察了解情况。1939年6月2日，彭雪枫向刘少奇及北方局报告已派张爱萍去皖东北，并提出“苏鲁豫支队已进至朝阳集，距皖东北盛专员所在地之泗县不远。胡服前电要我们派队前往，估计总部命令该部进入泗境活动，我们目前无再去必要”(63)，因此没有派出主力部队，只派了一些干部前往皖东北。7月，张爱萍、刘玉柱等率领部分干部越津浦路至皖东北地区，与当地党组织、苏鲁豫支队、陇海游击支队及其他地方武装取得联系，初步创建了皖东北根据地(64)。至此，豫皖苏根据地开始跨越津浦铁路。随着根据地的扩大，部队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据国民党方面的观察：“彭雪枫部在苏皖边区活动方式，表面上较高支队纪律较好，而实际则发展极快。”(65)新四军游击支队于8月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据彭雪枫9月1日的报告，支队共辖三个主力团及一个总队和睢杞大队等计6472人，“部队现除睢杞大队仍留在豫东活动，一总队在永、萧、砀边活动，第一团在永、商、亳、夏活动外，主力现在涡阳、蒙城、宿县边之曹市集附近整训”(66)。

中共党内具体负责发展华中的是中原局。1939年11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豫皖苏根据地视察工作，在此酝酿了一场战略变革，11月11日向延安报告，豫皖苏“局面尚有大开展之可能。给养完全有办法解决，无须延安及军部供给。只要有干部，在年内扩大雪枫部两万至三万人完全可能作到”，进而提出“在淮河以北、陇海铁路以南党所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统一归彭雪枫同志指挥”，除集中力量创造永(城)夏(邑)萧(县)宿(州)四县根据地外，“在一、二月后，主力部队及省委干部抽一部即越过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在苏北我们活动的可能性更大，更可放手”，正式提出了向苏北发展的计划(67)。11月19日，中共中央回电同意大力发展苏北(68)。之后，刘少奇又连续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明确了发展苏北的任务(69)。自此，中共发展华中的战略计划由河南转往苏北，负责的主力部队由八路军115师转为新四军，其中的彭雪枫部成为中共进军苏北的首选主力。12月19日，刘少奇比较了皖东与豫皖苏的情况，认为“依靠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活动地区向苏北发展有困难，而以依靠豫东、皖东北彭雪枫、张爱萍地区向苏北发展为最好，并可与山东联系”(70)。国民党方面也观察到“新四军在津浦南段一带颇为活跃，收缴民枪，扩充实力，有打通鲁南苏北之趋势”(71)。

而由豫皖苏进军苏北，首先便需要发展皖东北根据地。皖东北处在津浦铁路南段以东，陇海铁路东段以南，徐州的东南与南京的西北，地理位置极其关键(72)。早在1939年11月23日，刘少奇就建议：“为使路东工作之开展，刘瑞龙须去路东组织军政委员会，路东八路军部队须归彭雪枫指挥。”(73)12月17日，张爱萍由津浦路东返回新兴集，并介绍了豫皖苏根据地的情况(74)。20日，豫皖苏方面决定派张太生率支队主力第1团及干部120人，赴皖东北张爱萍处。同时，彭雪枫致电中原局，除报告上述情况外，还建议将皖东北中共领导的武装，统一组成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张爱萍为总队长兼政委。(75)26日，中原局支持了彭雪枫的意见，并决定皖东北及苏北地区“现经中央划归中原局管理，且指定为新四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故在该地区活动之八路军部队及其他一切党所领导的部队，如黄春圃纵队等，须统一归彭雪枫同志指挥”，“在该地区成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金明、黄春圃等诸同志参加，以统一党与部队及民运、统战工作等领导”(76)。12月底，第4总队成立，辖第10团、第11团以及三个独立团，共2000余人(77)。

但是之后，中共又根据战略形势与各地力量，在豫皖苏、皖东、苏南之间反复斟酌，最终转而决定由苏南北上的新四军为主力，承担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命令：“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二万至三万，建立巩固根据地。”(78)豫皖苏被苏南取代，主要在于其战略地位与地理位置。中共建立豫皖苏根据地之初就是为了继续向河南进军。虽然自1939年11月，发展华中的重点开始转向苏北，但中共并没有放弃逐鹿中原。1940年2月19日，刘少奇致电彭雪枫：“以目前形势看，河南(特别是豫西)及鄂西、皖西有准备游击战争之必要，望根据各地方党的情况来研究、准备武装游击战争的办法。”(79)同时，豫皖苏地区在东西方向上连接河南与苏北，在南北方向上又起着沟通八路军与新四军的重要作用。国民党方面也注意到豫皖苏的重要性，为防止中共坐大，1940年3月22日，军令部提出“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联系”，令第92军与何柱国部“进出于涡阳、永城、夏邑、宿县、萧县附近，驱逐该地区内之新四军彭雪枫部”(80)。28日，蒋介石又要求“肃清淮南路两侧及蒙、涡、宿、永各附近地区”的中共军队(81)。因此，中共在豫皖苏地区，非但不能分散兵力去苏北，还需要进一步增加力量。

1940年3月9日，刘少奇正式提出“华北八路军可否准备三个以上的主力团来华中作战”的意见(82)。经过反复讨论，中共最终形成由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增援豫皖苏、山东苏鲁豫支队南下增援苏北的战略计划。至6月20日，刘震率第一梯队到达涡阳新兴集，与彭雪枫部会合(83)。6月23日，黄克诚率第二梯队到达豫皖苏(84)。两支部队共五个团1.2万人(85)。6月18日，彭德怀曾提出黄克诚部与彭雪枫部合组成陇海纵队，“以彭为司令，黄任政委，统一指挥津浦西、陇海南，立即充实二、四旅，另编新一旅正规军”(86)。但随着苏北的战略地位愈发重要，刘少奇认为援军兵力不足，“从解决‘津浦路东苏北问题’和华中部队主要发展方向是向东的观点看”，彭雪枫处可不必使用过大的兵力，黄克诚应加派部队去援助路东(87)。关于南下部队的指挥问题，早在1940年5月5日，毛泽东就指示由刘少奇与黄克诚指挥(88)。6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彭雪枫、黄克诚说：“今后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克诚、雪枫、彭朱等均应服从胡服之指挥。”(89)这样理论上，彭雪枫与黄克诚都需服从刘少奇的命令，但黄克诚部此时还是八路军，彭德怀的意见也需要尊重。刘少奇主张去津浦铁路东，彭德怀主张留在津浦铁路西，而毛泽东则希望能兼顾路西与路东。

为此，彭雪枫提出折中建议，黄克诚部的新2旅留豫皖苏，第344旅与苏鲁豫支队去皖东北(90)。当时，彭雪枫很希望黄克诚能留在路西，据其1940年6月21日的报告，由于日伪军的“扫荡”，豫皖苏边区的活动地区逐渐缩小，“商、亳、永、夏边行政区域，亦较前缩小到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一些部队出现逃亡现象，因此提出“‘个人能力、精力均不够用’，且又‘缺乏分忧共谋之人’，致在军事、政治、财政、民运、地方党及各学校等项工作上都‘做不出什么头绪来””，如果黄克诚能留下，可以“加强地方党及政治工作之领导，我可专注于军事作战及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培养”，希望两者合作共同领导豫皖苏根据地(91)。黄克诚则在事后回忆中说：“我刚刚到达豫皖苏，尚不明了毛泽东关于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的战略意图，以为我仍受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直接指挥。”(92)但实际上，在去路东还是留路西这一问题上，黄克诚当时也倾向于向西，“为长期坚持华中斗争，今后华中主要应向西发展，打通联系，使华中平原部队能依靠大别山脉作长久坚持。但与卫、李的摩擦必增大。津浦路东、淮河以北、运河以西、陇海以南地区很小，据点颇多，不能容大兵团活动。运河以东，盐城宝应地区无强大党的基础，在敌伪顽相互勾结反共反八路军的情况下，大兵团开入能否立足建立根据地，值得考虑”(93)。

关于路西路东讨论的实质，正是豫皖苏根据地的战略定位究竟是西进中原的跳板还是东进苏北的屏障。这一点，彭德怀与彭雪枫、黄克诚是倾向于前者的。况且，1940年5月至6月，中日之间正在进行枣宜会战。中共中央曾指示“武汉敌人分三路向豫鄂进攻，已占确山、竹沟、泌阳”，“豫南宜发展，请李先念路西部队及干部向北发展”(94)，使得中共再次看到了发展中原、进军大别山和伏牛山的希望。因此，彭德怀来电认为，“敌第二步计划可能打通平汉线，进占南阳、洛阳，华中还有更大更严重战争之可能。为今后乘机向豫南、鄂北地区发展，准备应付未来可能的磨擦”，提议彭雪枫、黄克诚认真巩固根据地，整理12个至15个主力团(每团2500人)，并强调“彭雪枫以一个纵队整军是发展华中的根本大计”(95)。刘少奇则持相反意见，6月24日电称，“一、克诚同志提议向西及大别山发展，为全国政治形势所不允许，不能采取此方针。二、目前我之主要发展方向是向东，向苏北”，且彭雪枫区“财政破产，流通券不能使用，收入减少，生活降低，部队疾病流行，发生逃亡。因此必须向外扩展才有出路”，发展方向应是“东进苏北，否则受困，无饭吃，无钱用”，再次提出由黄克诚率两至三个团东进(96)。

由于上级领导的意见不一致，黄克诚向延安提出，“关于我部行动问题，彭(德怀)与胡(刘少奇)意见尚未一致，请军委速即决定”(97)。194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同意彭、黄两部合编为纵队，以雪枫为司令，黄克诚为政委。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彭、黄应设法抽调一部兵力过津浦路东，帮助苏北发展”，“现在华中部队统归胡服指挥，苏北、淮北之纵队，可归彭、黄指挥”(98)。这个决定综合了两方面的意见，但更倾向于彭雪枫、黄克诚。由此，刘少奇也同意两部迅速合编，并订出整训计划(99)。29日，彭雪枫部与黄克诚部合编，组建了八路军第4纵队，彭雪枫为司令员，黄克诚为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旅，原新四军第6支队名义保留(100)。然而，由于1940年6月28日至7月3日的郭村战斗，使得苏北的形势再次发生变化。特别是由于八路军南下较迟，几乎使得北上的新四军要独自面对苏北的国民党军。为增加苏北的军事力量，29日，刘少奇再次要求黄克诚作东进准备，“二十天后派三个团过津浦路活动”(101)。

此时，彭雪枫、黄克诚还在进行部队整编，收到刘少奇的意见后，1940年7月1日联电中共中央与中原局：“与敌伪顽长期斗争，以向西发展为有利，平原作战须有山地作依托；黄部应留下，培养主力，建立巩固根据地；一旦形势有变，即可西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102)，“目前则可向宿县、怀远、蒙城、寿县、凤台发展，又可向鹿邑、柘城、淮阳、太康发展，与睢杞太地区打通联系等”。此外，彭雪枫和黄克诚还提出将华中分为四个战略区及中原局和总指挥部移来豫皖苏边等建议。刘少奇则发电报要求先派三个团东援，完成任务后再归还原建制。(103)显然，刘少奇此时更关注苏北的战况，于7月5日指出，苏北的韩德勤部已大部南移，准备与新四军管文蔚、叶飞决战，“其北面空虚，正是我发展的好机会”，因此“三四四旅三个团迅速东进，最好黄克诚同来指挥一时期”(104)。直到11日，刘少奇判断韩德勤“暂时亦不敢毅然向我进攻，而必须在各方面重新布置才敢发起攻击”，“八路军部队千里来援，非常疲惫，减员甚大，必须一时期修整补充，我已令344旅暂时在津浦路西休整待命”(105)。但是到了15日，刘少奇又突然要求黄克诚“立即出动2个团(最好3个团)，到皖东北与张爱萍会合，坚持皖东北阵地，并在必要时派1个至2个团到运河以东发展”(106)。

刘少奇推翻前意，主要是他决定主动出击消灭韩德勤，战略方针是东攻西守，1940年7月17日报告延安，决定在华中先全力对付路东韩德勤，对路西的李品仙取守势，黄克诚部应过路东(107)。18日，刘少奇进一步提出解决苏北问题的军事部署：黄克诚部的两个团留豫东，以便应付突然事变，其余部队到皖东北，以便随时增援苏北或渡运河解决苏北问题。他还强调指出：“八路军部队到苏北不是做一般开辟工作，而将是争取迅速的解决苏北问题。”(108)刘少奇在20日又从战略角度分析，中共在华中能建立根据地的有大别山、伏牛山、苏北三个地方，但“前两个地区我们不能取得，但我们可以取得后一个地区”，并解释了为何屯兵皖东北，即“不应过早渡运河，如果暴露企图，威胁顽方，他便不敢集中兵力向我部进攻了。韩李如再不向我进攻，我们对苏北很难有其他解决办法，这是不利的。但我一过运河，即应长驱直入，不打沿途的小顽派，直捣韩李后方东台”(109)。另外，针对彭雪枫认为豫皖苏区比较困难需要支援的电报，刘少奇于21日回电称，豫皖苏的情况在整个华中已经是最好的，“而要在华中最后站稳脚跟，主要的一环是用全力打开东面，否则，永远处于困难、应付与动荡中”(110)。

最终，毛泽东支持了刘少奇的主张，要求黄克诚服从中原局的指挥(111)。1940年7月20日，中原局报请中共中央，对彭雪枫、黄克诚部的战略任务做了区分，分别负责“向西防御”和“向东发展”(112)。7月27日，黄克诚率部过津浦路，后进至苏北，首先开辟淮海根据地，并最终建立了苏北根据地(113)。彭雪枫部则受命打通与皖东张云逸部的联系。在集中力量发展苏北的战略下，豫皖苏和皖东地区共同构成了中共防御国民党军东援的前线阵地。8月6日，刘少奇提出：“雪枫之六支队及先念部之挺进纵队有与我四、五支队作战略配合之任务”，“雪枫部应即准备调得力之兵团在适当时机向皖北发展，深入蒙城、怀远、凤台活动，建立皖北根据地”(114)。彭雪枫也派纵队主力第4旅进军皖北淮上地区(115)。旅长刘震率部向蒙城以东挺进，先后到达龙亢、河溜、罗集地区，以此为基地，向预定地区开展，后又利用日军“扫荡”皖北的时机，控制了蒙城和涡阳县城，扩大了皖北根据地(116)，并曾一度控制了涡河下游地区，与新四军第4支队取得了联系。但进军皖北也进一步恶化了同国民党方面的关系，国民党军骑8师马彪部进至涡阳以南地区，对豫皖苏根据地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并向凤台、怀远进逼。骑兵第2军何柱国部对中共态度也日趋恶化，声言如有命令必将开战。皖北国共磨擦有一触即发之势。(117)

三、国共磨擦与淮北根据地的创建

早在1940年5月2日，曾任第一战区司令的程潜就向蒋介石报告：“中共彭雪枫部计划在永夏作扩大工作中心，企图在新黄河以东、陇海道以南、长江以北、海川以西施行强硬政治手段，抗拒国军行动。”(118)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也称：“涡河新泥集一带该军彭雪枫部盘踞东路，拟在该处建立所谓第二延安抗日根据地。”(119)1940年9月间，蒋介石判断“中共积极进攻我沦陷区各部队，收械扩地，扩张其势力”，提醒要注意“苏北之人事与共患”，“阻止中共在苏鲁行动”(120)。10月4日，黄桥战役爆发，进一步恶化了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14日，刘少奇判断，“国民党必然大举向皖东皖北进攻，大磨擦不久可能爆发”，“主力已到苏北，暂时不可能向西增援”，皖东、皖北甚至可能不能坚持，如果有失，“蒋有沿淮河及津浦路构筑封锁线，断绝我向西之前途，并向东进攻我”，因此建议八路军增援，“尤其是皖北。否则，现有阵地即不能保持”(121)。此前，中共中央曾指示八路军总部派冀鲁豫区杨得志部南下，于一个半月内到达豫皖苏(122)。对于抽调兵力支援华中，10月2日，彭德怀表示基本同意，“建议一二○师、聂荣臻、吕正操两区、杨得志部抽兵15个团，共不会超过35000人，以免妨碍华北基本区的坚持”(123)。但进入10月中旬，日军针对百团大战，对华北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中共在华北进入困难时期，已无力响应华中派兵支援的请求。

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也在持续恶化中。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参谋正副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指责“苏北鲁省皆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轧以相侵”，并限期一个月，要求黄河以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按照7月16日“中央提示案”的规定，开赴旧黄河以北(124)。但中共发表佳电，予以拒绝。毛泽东也判断国共关系存在从合作变成大规模内战的可能(125)，因此于11月3日进一步提出对国民党方面的两套方案，即“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政治上进攻，军事上也是进攻”，“不论目前采取何方案，如投降实现，最后亦是严重的内战(内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故整个军事部署，目前即须考虑。拟将全军区分为三个纵队，以老黄河以南各军为左纵队，其精锐约五万，准备出鄂豫陕边。以汾离路、正太路、沧石路以北各军为右纵队，其精锐约五万，准备出陕甘川边。以两地之间各军为中央纵队，其精锐约5万，或出左纵队方向，或出右纵队方向，依将来情况决定”(126)，已开始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豫西再次成为中共的一个战略重点。

为防止被日军与国民党军夹击，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要求新四军准备“组织一支二万人左右的挺进军，乘反共军封锁未成，从其间隙打到他后方去。然后，以一小部(3000左右)配多数地方工作干部在大别山地域，创造游击根据地，以主力或集中或分散或有时集中有时分散，纵横驰骋于皖西、豫南、鄂北、陕南广大地域”(127)。11月6日，毛泽东又电询彭雪枫打破国民党军进攻的可能性，“以两万兵力在现地打防御，以一万人(较好的)不待其封死即突出大别山，此计如何”(128)，再次提出向西进军大别山的可能。彭雪枫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认为既然国民党军要进攻，应主动以大部队西进(129)。但到了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决定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须做到仁至义尽，不能马上动手打”，因此放弃主动出击，并通知彭雪枫“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只能作防御的自卫战”(130)。但是，彭雪枫不愿放弃向西出击的计划，17日提出：“豫皖边是我党发展华中保障华北之枢纽，为确实控制现有地区，须较大兵力才能应付一切。建议三四四旅六八七团(现随克诚到苏北)，立即归还建制，黄河支队之彭雄、张国华部立即调来豫皖苏归我们指挥，同时并由华北开来5万至10万人到华中，以便彻底控制大别山与伏牛山。”(131)

刘少奇不赞同向西与国民党较量，而是建议以主力约4万人，在津浦路东地区与国民党军主力决战，彭雪枫以1万人到路东协同作战(132)。1940年11月18日，刘少奇请示延安定夺苏北的军事战略，并表示“张云逸、彭雪枫来电要求即刻增兵到皖东、皖北，但在现状下我苏北兵力，甚难抽出与转移”(133)。同日，之前支持彭雪枫的黄克诚在到达苏北后也转变了看法，主张“雪枫部除留一部坚持涡河以北，主力转入皖东北，一个团即转伏牛山打游击。路西四支队与游击纵队在路西打游击，主力撤至路东”(134)，最早明确提出了放弃路西、转入路东的建议。相反，彭雪枫则在11月20日提出，黄克诚部西撤至皖东北，“因皖东北为机动位置，将来增援淮南路西较为便利”，且在国共谈判中“以江南退让、苏北稍为退让，为谈判中心”(135)。这实际上还是在讨论发展的重点向西还是向东。曹甸战役后，12月15日，刘少奇重新调整华中的军事部署，仍决心以苏北为重心，虽然彭雪枫部不动，但已考虑皖东“适当时转移至津浦路东，留一部在路西游击”(136)。为缓和国共矛盾，刘少奇还提出同白崇禧进行谈判，以桂系军队停止进攻，换取“我退过津浦路东，雪枫退过涡河以北”，“划津浦路东，涡河北岸归我”(137)，实际上就是放弃津浦路西的皖东与豫皖苏部分地区，来换取苏北。至12月30日，刘少奇又命令彭雪枫，至不可能坚持时，主力退到皖东北，路西只留部分部队分散游击(138)。

刘少奇准备放弃路西地区，除了全力发展苏北外，还在于豫皖苏区形势的变化，特别是1940年12月12日，时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率所属一部、刘子仁率第17团全部、吴信荣率第18团两个营及一个警卫连共895人投奔了国民党军。经张楼、王虎寨两次讨伐战，中共也未能获胜，丢失了原豫皖苏区的核心地带永夏萧砀地区，并进一步被国民党军所包围。(139)但1941年1月2日，彭雪枫仍表示豫皖苏“为我山东、苏北阵地之外围战略支点，如放弃现阵地，则必然影响到苏北、山东阵地之巩固，增加我坚持华北之困难”，因此“我们意见应坚持现阵地，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能过路东”(140)。随后，刘少奇复电同意其坚持豫皖苏边区现有阵地的部署(141)。至1月14日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的恶化到达顶点。毛泽东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进行大反攻(142)。但刘少奇认为“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最终中共中央接受其意见，确定“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143)。华中局也在22日命令彭雪枫“以游击战坚持津浦路西、陇海路南现有阵地，坚决阻止反共军向津浦路东及陇海路北深入，应立即进行在敌顽夹击下长期坚持的一切准备”(144)。彭雪枫遂根据命令，决定“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坚持豫皖苏，并做了相应的军事部署(145)。

但实际上，皖南事变爆发后，白崇禧等人确实主张扩大战果，乘势向华中乃至华北等地的中共军队全面“进剿”。但这并不符合蒋介石的想法，因为蒋介石也担心国共关系会全面破裂。反倒是日军于1941年1月24日突然发动了豫南会战，汤恩伯等部纷纷西退。蒋介石一面斥责“前后方将领疏忽大意，过于轻敌”，一面担心“中共必因敌之攻势，而又观望迁延矣”(146)。果然趁此时机，中共重燃进军中原的希望。1月28日，毛泽东命令彭雪枫“准备两个精干的游击支队，以便在适当时机派往豫西活动”(147)。彭雪枫遂于29日发出命令：“自即日起，纵队各部在活动之区域内，即不再采取过去之忍让态度，在可能条件之内，应实行进攻的态度，以歼灭反共势力。”(148)不过刘少奇于30日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先发制人，控制淮河以北、蒙涡地区，既不可能亦不妥当”，建议彭雪枫先坚持现阵地，“至不可能坚持时，主力则退过皖东北，以皖东北为根据地”，再次提议彭雪枫部撤往路东(149)。但彭雪枫一直意图进军中原，自然不愿意放过此战略机遇，于31日晚率所部分路西进(150)，并在2月1日向毛泽东等建议：“我主力兵团之一部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态挺入豫西之山岳地带，准备建立抗日防顽之战略基点，实属万分必要。”(151)

1941年2月1日，毛泽东分析华中有三个战略区，即鄂豫陕边、江南、苏北，为了在一年内建立鄂豫陕根据地，应利用日军用兵河南的机会，令彭雪枫“准备几个精干支队，待汤李何大部向西应战淮西空虚时，渡过淮河，向淮河、平汉间发展。如此着成功，则是战略上绝大胜利，替我华北部队开辟了一条南进出路”(152)。至3日，毛泽东进一步补充指出，应让国民党军与日军决战，不应马上挺进豫西、陕南，但“敌至何处，我新四军即应至何处”(153)。同日，刘少奇也同意彭雪枫部“以两个旅向西活动，以新四军名义相机消灭反共军，发展自己，建立政权”，同时要求黄克诚部“准备三个团，最好二支队全部到雪枫地区”(154)。4日，彭雪枫部第9团已渡过淝河，第14团已渡过涡河，并计划继续南进(155)。刘少奇又在5日命令彭雪枫首先到新黄河以西去建立根据地，“为我华中、华北部队打开一条西进出路”(156)。7日，彭雪枫部主力进至张村铺、阚疃集、江口集之线，分散在宽广的正面上与国民党军直接对峙。然而此时，日军突然撤退结束会战，9日停止进攻阜阳，并从涡阳、蒙城撤退。10日，国民党军第92军、骑兵第3师和第8师等分三路向彭雪枫部进攻。中共军队猝不及防，未能及时改变部署与集中兵力，被各个击破。(157)

1941年2月11日，彭雪枫报告其兵力不够分配(158)；12日再次提出兵力不足，建议“路东部队星夜西来，进入涡、蒙，徐、赵部星夜南来，进入永、涡、亳”(159)，希望路东的新四军前来增援。为此，毛泽东12日指示刘少奇派黄克诚部向西增援，与彭雪枫区域连成一片，以巩固华中根据地(160)。然而13日，刘少奇指示彭雪枫，暂时不向河南发展，“津浦路东部队暂时不过路西，迅速进行皖东北与淮海区根据地的工作。因为皖东北与淮海区顽、匪、伪猖獗已极，我有不能立足之势”(161)。18日，中共中央再次提出：“现在由华北增派部队至华中是不适宜的”，“可由黄克诚酌派一部分部队进至原雪枫地区”(162)。但19日，刘少奇仍指示黄克诚不过津浦路西(163)。直到23日，毛泽东同意了刘少奇的决定(164)。彭雪枫部不得不孤军作战，并改番号为新四军第4师。1941年3月初，部队又在蒙城以南半古店、罗集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被迫全部放弃涡河以南地区(165)。3月28日，国民党军侦知彭雪枫部一部3000余人集结阚疃集、色家集一带，一部3000余人集中在永城西南一带，一部2000余人在龙山集、顺河集、芮津集一带流动防御(166)；30日，分三路北渡涡河，一路从涡阳县城进攻吴桥寺、新兴集、麻冢集一带，一路由小涧集进攻曹市集以南地区，一路从界沟集向褚家集进攻(167)。

1941年4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一局作战室对豫皖苏的战况进行了分析，“在这两个月中间，顽军在战略上向我反攻，分路向我逼进，我军在战略上节节退守，陷于被动地位，在根据地及实力上我军均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连豫南战役以前的状态也未保持”，但仍主张“坚持这一阵地，不能后退”(168)。据国民党军4月10日战报，“涡阳以西，胡老家、路家集及新兴集西南一带均有彭雪枫部活动”(169)。14日，刘少奇建议“四师主力应布置于淝河北岸适当位置，以便在顽敌渡过淝河时，消灭其大部或一部”(170)。但该月中旬，国民党军各路已深入至北淝河沿岸之龙山集、檀城集地区(171)，刘少奇的计划未能成功。为扭转局势，4月19日，国民党军92军142师425团在中共地下党员团长陈锐霆的领导下宣布起义。国民党军牛肃九支队不知情况仍继续进军，20日在大小郭庄被彭雪枫部28团、32团围歼。但“自陈团起义，敌牛支队被歼后，领导上产生了一些自满轻敌情绪，对情况估计错误”，部队未能迅速转移。22日，国民党军142师一个步兵团和骑8师全部，由龙亢出，以步兵为中间，骑兵于两侧，将第32团包围。(172)国民党军战报称，与彭部两个团血战三小时，“除彭雪枫负伤脱逃，其余全部被我歼灭”(173)。中共方面则称第32团伤亡和被冲散200余人，彭雪枫乘骑疾驰得以脱险(174)。

面对第4师的不断损失，1941年4月25日，陈毅、刘少奇提出放弃路西地区，“四师主力应由彭雪枫率领到皖东北，统一指挥皖东北部队，创造根据地。由四师留三个团及巩固的地方部队在津浦路西，由张震率领坚持游击”(175)；28日又建议“四师作战甚久，目前迫切休整补充，但在路西又不可能，故以主力路东休整、布置阵地，作持久打算为好”(176)。29日，彭雪枫表示赞同新四军总部的意见，“部队在如此斗争局面下，削弱易，补充难，且指战员情绪低，需要换一新地区”，并当晚命令供给部门将所属工厂、物资立刻转移至路东(177)。但此时，毛泽东仍希望彭雪枫能再坚持一段时间，于5月2日指示说：“目前时局正在变化(敌有向陕豫进攻说)，因此雪枫主力仍在现地坚持一个月，先将笨重行李、后方机关移过路东。一个月后如无变化，再照陈、刘有电办理为妥。”(178)但彭雪枫部此时已无力继续坚持，5月3日除了报告近期伤亡外，再次提出“师直属队及十二旅二个团过路东去，十一旅全部三个团在平原地坚持”(179)。新四军总部遂表示同意，并让其自行决定转移的时机(180)。8日，彭雪枫率主力转移至皖东北。30日，张震也率原计划留守路西的第11旅转移到路东。(181)至此，豫皖苏根据地除睢杞太地区还有少量武装力量外，其余路西地区全部暂时放弃。在三个月的战斗中，部队损失4000余人，损失枪支2000余支及大批资料(182)。

皖东北根据地此前曾是豫皖苏根据地的一部分，但未受到足够重视。在黄克诚部东进后，皖东北转归八路军第5纵队管辖，成为苏北根据地的一部分。随着彭雪枫部撤往路东，1941年5月，皖东北再次划归第4师管辖。(183)以皖东北为中心，华中局决定将淮河以北、运河以西、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地区，划为淮北苏皖边区，并相继建立党政军领导机构(184)，淮北根据地初步创建。7月，第4师在新任政委邓子恢主持的仁和集会议上，对原豫皖苏区工作进行了总结，既肯定了成绩，也从军事建设、政治工作、与国民党军斗争、领导方式四个方面总结了缺点与教训(185)。1942年初，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再次讨论了路西作战的问题，除客观上“反共军以七倍于我的兵力向我进攻，且依托后方作战，而我侧背靠敌人，处在不利的夹击的狭长地带”外，还总结了造成豫皖苏根据地暂时受挫的原因(186)。但会议也承认：“四师及淮北的工作也是取得成绩的。地方党组织坚持战斗，发动群众，初步建立了地方军与人民武装。”(187)

豫皖苏根据地的建立，对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的实现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发展河南阶段，豫皖苏的彭雪枫部是主力，在发展苏北阶段，彭雪枫部也在津浦路西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起了配合作用。但由于新四军第4师在路西的暂时失利，1941年6月，华中局对其进行了批评，指出缺点有“部队整训似偏重在正规化，偏重在形式，而培养各部队独立自主、分散游击的能力不够”，根据地工作特别是群众工作“一般没有建立深入的基础”(188)。7月3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总结认为第4师存在一些问题：在军事上，组织机关庞大，教育形式主义严重，游击战运用不当；在政治上，作风铺张追求表面，对根据地的各项政策掌握不够，统一战线政策存在问题，党内批评与团结不够，干部素质较差等(189)。对于失利的原因，新四军内部存在一定争论，其中讨论最多的便是第4师发展的战略方向问题，是向东还是向西(190)。

豫皖苏根据地是连接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的重要纽带，同时兼具向西发展河南、向东挺进苏北的双重任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实际上从战略考察来看，毛泽东在中原还是苏北、路西还是路东的战略选择上也曾根据形势不断调整，只有刘少奇比较坚定地主张向东、向苏北发展。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也曾支持过彭雪枫、黄克诚等人的意见，只是最后接受了刘少奇的主张。而1941年初向中原进军也是中共党内的共识，连刘少奇也曾在1941年2月初表示：“河南是全国战略要地，已令李先念、彭雪枫用全力向河南发展。黄克诚即率四个团向皖北发展前进，情愿减弱皖东北与苏北的兵力而去发展河南。”(191)因此从根本上讲，无论豫皖苏根据地的建立还是暂时受挫，都与中共对河南的经略密切相关。彭雪枫部到豫东就是计划在日军进攻河南之际，以此为跳板，进军豫西与鄂豫皖。只是由于这一形势迟迟没有到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由中原转往苏北，进而围绕是否跨越津浦铁路产生了一些争论。最终在1941年西进途中，由于与国民党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豫皖苏根据地在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后，遭受了暂时的挫折，部队最后转移到津浦路东的皖东北地区并建立了淮北根据地。

据张爱萍回忆，彭雪枫曾对其提道，“路西根据地，失之我手，还要复之我手”(192)，因而在退到路东后加紧整训部队，等待反攻时机。新任政委邓子恢也表示支持：“四师是豫皖苏边生长出来的队伍，豫皖苏边是我们父母之乡，我们的基本任务应是恢复豫皖苏根据地，进一步向西发展，担负起党将来开发河南，以完成把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打成一片的历史任务。”(193)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再次溃败，刘少奇、陈毅在6月提出向西发展中原的战略任务，“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发展河南的斗争任务是必须完成的”(194)。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共同开发河南，控制中原，其中第4师受命“西进豫皖苏边，首先恢复肖、永、夏、宿抗日根据地，然后打通与睢杞太地区的联系，相机控制黄河以东地区”。8月15日，彭雪枫等率第4师主力誓师西征，于20日越过津浦路，次日首战，击败国民党军王传授部。(195)但9月11日，在夏邑县八里庄与国民党军李光明部的作战中，彭雪枫不幸牺牲，张爱萍调任师长。经过四个多月的作战，第4师控制了东起津浦铁路、西止商亳公路、北自陇海铁路、南迄涡河的地区，最终基本上恢复了原豫皖苏根据地(196)。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②《朱理治回忆录：往事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第52页。

③王静敏：《开辟豫东工作，组织抗日游击武装》，《豫皖苏根据地》(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4页。

④《对日军进攻形势的判断与我之部署的建议》(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

⑤《关于一一五师分三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的意见》(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57、158页。

⑥《朱德年谱(1886-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46页。

⑦《力争建立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60页。

⑧《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24页。

⑨《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28页。

⑩《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218页。

(11)《长江局对鄂豫边工作决议》(1938年1月14日)，《抗战时期的竹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12)《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关于发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群众参战致朱德等电》(1938年2月13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8页。

(13)《彭雪枫年谱》，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14)《应以豫西陕南作我军后方》(1938年3月1日)，《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15)《毛泽东关于保卫边区巩固河防部署致朱德等电》(1938年3月2日)，《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148页。

(1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62页。

(17)《毛泽东关于坚持陕甘边发展鄂豫皖区致彭雪枫电》(1938年3月6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79页。

(18)《八路军应准备转战陕甘豫地区》(1938年3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93页。

(19)《贺龙师主力须逐渐南下以代林彪师陈光旅》(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01页。

(20)《目前在河南应该做些什么》(1938年6月6日)，《彭雪枫军事文选》，第66页。

(21)《毛泽东关于徐州失守后的敌情判断和我之方针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938年5月26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4页。

(22)《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1938年5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25页。

(23)《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徐州失守后对华中工作的指示》(1938年5月22日)，《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113页。

(24)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8—179页。

(25)《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17页。

(26)《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20页。

(27)《吴芝圃自传》，《纪念吴芝圃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30页。

(28)《河南省委关于发展党及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报告》(1938年5月)，《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6页；《彭雪枫年谱》，第89页。

(29)《豫东情况及工作意见》(1938年7月10日)，《彭雪枫军事文选》，第98、99页。

(30)《彭雪枫年谱》，第94—95页。

(31)《游击战术的几个基本作战原则》(1938年7月7日)，《彭雪枫军事文选》，第95页。

(32)《彭雪枫年谱》，第90—91页。

(33)《在敌后比较空虚地区发动游击战争》(1938年7月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57页。

(34)《张震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

(35)周汉英等：《伟大的胆略光辉的业绩——纪念彭雪枫师长牺牲四十周年》(1984年)，《功垂祖国：纪念彭雪枫同志牺牲四十周年专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5页。

(36)《视察豫东地区的情况报告》(1938年8月19日)，《彭雪枫军事文选》，第102页。

(37)《张震回忆录》(上)，第138页。

(38)《周恩来、叶剑英关于工作重心应移豫东创造苏鲁皖边新局面致彭雪枫等电》(1938年9月2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74页。

(39)《拟在豫皖边建立根据地》(1938年9月3日)，《彭雪枫军事文选》，第103、104页。

(40)《彭雪枫年谱》，第96页。

(41)《周恩来、叶剑英同意领导机关重心移豫东致朱理治、彭雪枫等电》(1938年9月5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77页。

(42)《准备于近期出发去豫东》(1938年9月17日)，《抗战在淮北》第5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5页。

(43)《彭雪枫年谱》，第98页。

(44)《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30页。

(45)彭雪枫、陈少敏：《竹沟部队二十八日誓师出发》(1938年9月27日)，《抗战时期的竹沟》，第60页；张震：《豫皖苏根据地综述》(1983年4月14日)，《豫皖苏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页。

(46)《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关于以陈光、罗荣桓率部开展山东、淮北工作给彭德怀电》(193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47)《朱、彭报毛、王并致彭》(1938年12月12日)，《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3册，1964年印行，第670页。

(48)《毛泽东、王稼祥关于刘少奇已去竹沟布置工作致彭雪枫等电》(1938年12月30日)，《新四军·文献》(1)，第475页。

(49)《彭雪枫年谱》，第101页。

(50)《淮北人民斗争史提纲(第一次讨论稿)》，1983年印行，第14页。

(51)《彭雪枫年谱》，第109页。

(52)《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193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53)《英勇斗争的一年》(1939年10月23日)，《彭雪枫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54)彭明治等：《铁军筑长城浴血救中华——新四军三师七旅的战斗历程》，《黄克诚与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293、295页。

(55)《朱德年谱(1886-1976)》(中)，第876页。

(56)《杨尚昆年谱(1907-1998)》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75页。

(57)《彭雪枫年谱》，第119页。

(58)《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1939年4月21日)，《新四军·文献》(1)，第126页。

(59)《刘少奇关于大大发展游击战争，确立我党抗战地位致朱理治电》(1939年5月18日)，《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65页。

(60)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39、40页。

(61)《杨尚昆年谱(1907-1998)》上卷，第366—367页；张震：《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征求意见稿)》，1986年印行，第13页。

(62)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40、41页。

(63)《彭雪枫年谱》，第117、118页。

(64)张震：《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征求意见稿)》，第13页。

(65)《廖磊电蒋中正》(1939年6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案号002-090300-00018-082。

(66)《彭雪枫年谱》，第124页。

(67)《刘少奇关于彭雪枫部已逐渐正规化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等电》(1939年11月11日)，《新四军·文献》(1)，第497页；《刘少奇关于豫皖苏根据地的工作布置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1月11日)，《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0页。

(68)《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江北新四军应猛烈向东发展的指示》(1939年11月19日)，《新四军·文献》(1)，第132页。

(69)李孝民：《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完成》，《中共党史资料》第45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

(70)《刘少奇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94页。

(71)《李品仙电蒋中正》(1940年1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案号002-080200-00524-002。

(72)《巩固团结，坚持皖东北的游击战争》(1939年7月12日)，《张爱萍军事文选》，长征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73)《彭雪枫年谱》，第135页。

(74)《张震回忆录》(上)，第158页。

(75)张震：《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征求意见稿)》，第17页。

(76)《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成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致中央书记处等电》(1939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162页。

(77)张震：《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征求意见稿)》，第18页。

(78)《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1986年印行，第181页。

(79)《刘少奇关于趁机发展部队、建立根据地致彭雪枫、刘子久、陈少敏电》(1940年2月19日)，《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第2册，第187页。

(80)《军令部制订的〈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1940年3月22日)，《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273、274页。

(81)《蒋介石关于“进剿”豫皖苏边新四军致李品仙电》(1940年3月28日)，《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279页。

(82)《刘少奇年谱》第1卷，第304页。

(83)《黄克诚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

(84)《黄克诚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第55页。按：另有一说会师的时间是1940年6月27日。参见《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141页。

(85)《提议将彭黄两部合编为陇海路南纵队》(1940年6月18日)，《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摘记(征求意见稿)》第2册，1982年印行，第36页。

(86)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230页。

(87)《彭雪枫年谱》，第174页。

(88)《刘少奇年谱》第1卷，第315页。

(8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92页。

(90)《张震回忆录》(上)，第171页。

(91)《彭雪枫关于建议黄克城及新二旅留豫皖边开展局面报刘少奇并彭德怀、中共中央电》(1940年6月21日)，《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9、400页。

(92)《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1—182页。

(93)张震：《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征求意见稿)》，第24页。

(94)《李先念年谱(1909-1948)》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7页。

(95)《张震回忆录》(上)，第172页。

(96)张震：《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征求意见稿)》，第24页；《胡服报告中央，目前我主要发展方向及布置》(1940年6月24日)，《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第2册，出版时间不详，第32—33页。

(97)《张震回忆录》(上)，第172页。

(98)《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关于部队合编及任务致彭雪枫等电》(1940年6月27日)，《新四军·文献》(1)，第692页。

(99)《刘少奇年谱》第1卷，第325页。

(100)《黄克诚年谱》，第55页。

(101)《黄克诚自述》，第181页。

(102)《黄克诚自述》，第181页。

(103)《张震回忆录》(上)，第174页。

(104)《刘少奇年谱》第1卷，第328页。

(105)《胡服报告中央：两李已被击溃，暂无进攻可能，应尽量争取一短时期的和平为有利》(1940年7月11日)，《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第2册，第34、35页。

(106)《胡服关于粉碎韩李进攻之部署，给彭(雪枫)黄(克诚)电并报中央》(1940年7月15日)，《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第2册，第36页。

(107)《胡服致彭黄并报中央》(1940年7月17日)，《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第2册，第37页。

(108)《胡服报告中央，苏北敌顽我情况应首先解决苏北问题，对彭朱支队及克诚部的部署意见》(1940年7月18日)，《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第2册，第38、39页。

(109)《胡服报告中央，关于华中战略问题和作战部署的建议》(1940年7月20日)，《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第2册，第39、40页。

(110)《刘少奇年谱》第1卷，第330页。

(111)黄克诚：《挺进华中敌后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1981年)，《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第2册，第10页。

(112)张震：《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征求意见稿)》，第25页。

(113)《黄克诚年谱》，第56页。

(114)《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关于打击顽军，巩固与发展根据地致中央书记处电》(1940年8月6日)，《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第2册，第331、332页。

(115)《张震回忆录》(上)，第176页。

(116)《刘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139、140页。

(117)《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一军抗日战争史(送审稿)》，1974年印行，第70页。

(118)《程潜电蒋中正》(1940年5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案号002-090300-00218-286。

(119)《李宗仁电蒋中正》(1940年6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案号002-090300-00018-111。

(120)《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9月7日、2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121)《中原局向中央报告》(1940年10月14日)，《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第2册，第81页。

(122)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3页。

(123)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237页。

(124)《何白两总长皓电》(1940年10月19日)，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4)，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8页。

(125)《对目前世界形势的估计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1940年10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67页。

(126)《对付日蒋联合反共的军事部署》(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69、570页。

(127)《中央发出“目前时局处转变关头，汤李即将分向皖东、淮北进攻，华中应采取的部署”的指示》(1940年11月3日)，《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第2册，第95页。

(128)《朱德年谱(1886-1976)》(中)，第1004页。

(129)彭雪枫、邓子恢：《三个月反顽斗争中的四师概况》(1941年12月31日)，《豫皖苏根据地》(一)，第163—164页。

(13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26页。

(131)《彭雪枫年谱》，第190、191页。

(132)《中原局向中央报告，拟集中主力消灭韩顽一二个师》(1940年11月10日)，《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第2册，第102页。

(133)《中原局向中央报告华中顽我近况及击退顽进攻的4个方案》(1940年11月18日)，《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第2册，第108页。

(134)《黄克诚年谱》，第61页。

(135)《彭雪枫关于敌“扫荡”后顽军动态及我之对策报刘少奇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1940年11月20日)，《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424—425页。

(136)《中原局向中央提出“苏北问题已成僵局，皖东又吃紧，对目前华中部署建议”的报告》(1940年12月15日)，《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第2册，第125页。

(137)《刘少奇建议缓和与桂系冲突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电》(1940年12月15日)，《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第2册，第451页。

(138)《彭雪枫年谱》，第197页。

(139)《新四军四师作战史》，《淮北市党史资料(选编一)》，1982年印行，第20、21页。

(140)《对豫皖苏边我军方针之意见》(1941年1月2日)，《彭雪枫军事文选》，第318、319页。

(141)《刘少奇年谱》第1卷，第360页。

(142)《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反攻的指示》(1941年1月14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46页。

(143)《刘少奇年谱》第1卷，第362、363页。

(144)《刘少奇、陈毅、赖传珠关于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战略部署致各部电》(1941年1月22日)，《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243页。

(145)《迎击顽军进攻之作战部署》(1940年1月26日)，《彭雪枫军事文选》，第326页。

(14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月3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147)《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1941年1月28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95页。

(148)《目前对顽行动方针》(1940年1月29日)，《彭雪枫军事文选》，第337页。

(149)《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关于坚持皖东北地区的方针致彭雪枫等电》(1941年1月30日)，《新四军·文献》(2)，第556页。

(150)《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一军抗日战争史(送审稿)》，第131页。

(151)《彭雪枫、刘子久建议派部队进入豫西、陕南致毛泽东等电》(1941年2月1日)，《新四军·文献》(2)，第557页。

(152)《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区》(1941年2月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21页。

(153)《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致彭雪枫等电》(1941年2月3日)，《新四军·文献》(2)，第559页。

(154)《刘少奇、陈毅、赖传珠关于新四军应即西进致彭雪枫等电》(1941年2月3日)，《新四军·文献》(2)，第558页。

(155)《彭雪枫关于派部队到凤西、涡南开辟根据地致刘少奇等电》(1941年2月4日)，《新四军，文献》(2)，第560页。

(156)《刘少奇、陈毅关于抓紧时机在平汉路东、新黄河西建立根据地致彭雪枫等电》(1941年2月5日)，《新四军，文献》(2)，第564页。

(157)《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初稿)》，1963年印行，第127页。

(158)《彭雪枫关于九团二营失利情况及今后反顽方针向军部的请示》(1941年2月11日)，《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507页。

(159)《彭雪枫关于建议路东路北部队来永涡蒙亳地区报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并中央军委电》(1941年2月12日)，《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1卷“文献”(上)，第508—509页。

(160)《刘少奇年谱》第1卷，第371页。

(161)《刘少奇、陈毅关于发展皖东北和淮海根据地工作致彭雪枫电》(1941年2月13日)，《新四军，文献》(2)，第571页。

(162)《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330页。

(163)《刘少奇年谱》第1卷，第373页。

(164)《毛泽东等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致刘少奇、陈毅电》(1941年2月23日)，《新四军·文献》(2)，第573页。

(165)《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初稿)》，第127页。

(166)《李宗仁电蒋中正》(1941年3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案号：002-090300-00203-225。

(167)张震：《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征求意见稿)》，第32—33页。

(168)《中共中央军委一局作战室关于皖北问题报告大纲》(1941年4月9日)，《新四军·文献》(2)，第582、584页。

(169)《卫立煌电蒋中正》(1941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案号002-090300-00203-031。

(170)《刘少奇年谱》第1卷，第380页。

(171)《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初稿)》，第128页。

(172)《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一军抗日战争史(送审稿)》，第135、137页。

(173)《马彪电蒋中正》(1941年4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案号002-090300-00206-300。

(174)《彭雪枫年谱》，第232页。另据邓子恢的报告，此战新四军伤亡362人。参见《新四军第四师受反共军攻击之具体事实》(1941年8月6日)，《邓子恢文稿》第2卷(初编稿)，出版时间不详，第128页。

(175)《陈毅、刘少奇关于第四师主力转移皖东北致彭雪枫等电》(1941年4月25日)，《新四军·文献》(2)，第589页。

(176)《陈毅、刘少奇关于第四师主力应过路东休整致彭雪枫电》(1941年4月28日)，《新四军·文献》(2)，第590页。

(177)《战略行动意见》(1941年4月29日)，《彭雪枫军事文选》，第357页；谢胜坤：《在彭雪枫同志领导下工作——回忆抗战在淮北的日子》，《新四军风云录》第5集，出版时间不详，第121页。

(178)《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关于第四师主力仍在现地坚持一个月致陈毅等电》(1941年5月2日)，《新四军·文献》(2)，第591页。

(179)《彭雪枫建议第四师直属队及两个团东移休整致毛泽东等电》(1941年5月3日)，《新四军·文献》(2)，第592页。

(180)《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同意第四师直属队及两个团东移休整复彭雪枫电》(1941年5月3日)，《新四军·文献》(2)，第594页。

(181)张震：《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征求意见稿)》，第35页。

(182)《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党委在反摩擦自卫斗争中错误的决定》(1942年3月4日)，《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10册，1964年印行，第421页。此次战役损失情况存在一定的争议，最少的统计是1946年新四军参谋处的调查为1800人。参见《新四军的前身及其组成与发展经过概况》，《新四军在皖南(1938-1941)》，1985年印行，第438页。最多的估计则是陈毅向中共中央的报告，称第4师损失了一半，这样就达到了7000多人。参见《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新四军在皖南(1938-1941)》，第397页。

(183)《八路军一部分主力南下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经过概述》，1984年印行，第33页。

(184)《江苏淮北抗日根据地简史(送审稿)》，1985年印行，第34页。

(185)《关于四师三年来在豫皖苏边区斗争总结(节录)》(1941年7月25日)，《邓子恢淮北文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7页。

(186)《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党委在反摩擦自卫斗争中错误的决定》(1942年3月4日)，《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10册，第421页。

(187)《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情况(送审稿)》，1985年印行，第8页。

(188)《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第四师工作中缺点致彭雪枫等电》(1941年6月1日)，《新四军·文献》(2)，第602页。

(189)《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新四军第四师军政工作的指示》(1941年7月3日)，《新四军·文献》(2)，第608、609页。

(190)徐春阳：《血火年华》，黄河出版社，1998年，第132页。

(191)《刘少奇关于新四军皖东部队发展方向致张云逸等电》(1941年2月10日)，《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97页。

(192)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97页。

(193)邓子恢：《关于四师三年来在豫皖苏边区斗争总结(节录)》(1941年7月)，《豫皖苏根据地》(一)，第136—137页。

(194)《刘少奇、陈毅关于第四、第五师准备向河南敌后发展致张云逸等电》(1944年6月23日)，《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303页。

(195)张震：《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征求意见稿)》，第54、55页。

(196)《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初稿)》，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