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欧洲文学，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和成熟都以欧洲文学为参照和营养。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它对我们的影响就是深刻而普遍的，大大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时至今日，我们大多数人对欧洲文学的认识却逐渐形成定式——“厚古薄今”，不再有更新的意愿，即便今天的译介与传播条件已经能让我们几乎与欧洲读者同步阅读他们的新作品。此外，由于地缘政治与语言政治等非文学因素的影响，我们能阅读到的欧洲文学作品几乎都是“通用语”文学，其中以英语文学为主，然后是总量加在一起也比不上英语文学的法语文学、西语文学、德语文学……而大多数非通用语文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是盲区，甚至对它们的存在和生长状态一无所知。然而，在中东欧、北欧和南欧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民族文学、区域文学都在自己母语的土壤中孕育着生机，等待着我们的目光。
波兰语
2022年欧洲文坛最惹眼的人物非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莫属。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彰显了她文学创作的个性——以小说虚构的方式讲述个人经历，以碎片化、拼贴式的后现代风格，将个人记忆扩展到集体记忆的历史图景中。其实，埃尔诺的这种叙事方式近年来在欧洲很受青睐，她近年来获得的各种法国和欧洲文学奖项就是最好的说明。如果说埃尔诺在小说《悠悠岁月》中拼贴的是她经历的历史，那么波兰小说家克日什托夫·巴尔特尼茨基（Krzysztof Bartnicki）在小说《梅希利维采，梅希利维采》中拼贴的就是他浸润其中的语言，这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在没有典型故事情节的写作中，展现了波兰小城梅希利维采在动荡的历史中逐渐衰落的过程，现实与虚构不着痕迹地交织在一起。文字游戏是这部小说最显著的特点。小说人物使用着由波兰语、俄语和其他一些语言混合而成的新语言，新词、谚语、双关语、顺口溜、祝酒辞、歌词随处可见。此外，波兰的古代神话、历史典籍与小说文本产生的互文效果也极大丰富了小说语言的趣味性。与其说作者借梅希利维采居民之口谈古论今，不如说作者在让语言本身讲述这一切，因为语言在这里颠来倒去，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充当了“叙事者”的角色，折射出一个地方、一群居民、几个家庭和几代人的共同命运。正是在这样的折射中对生存意义的追问才变得真实和必须。
巴尔特尼茨基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2022年的格丁尼亚文学奖，该奖是波兰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旨在表彰成就卓越的当代本土作家。我们并不陌生的维斯瓦夫·梅西利夫斯基（Wiesław Mysliwski）、安杰伊·斯塔西乌克（Andrzej Stasiuk）等人都曾获此殊荣。本年度该奖项的评委会主席、波兰著名文学家耶日·雅尔涅维奇（Jerzy Jarniewicz）认为，巴尔特尼茨基文风的形成并非“赶时髦”，而是与他长期从事文学翻译活动有关，他曾耗时十年译出了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而《梅希利维采，梅希利维采》的写作灵感正是来自乔伊斯，只不过巴尔特尼茨基并没有对乔伊斯机械模仿，而是另辟蹊径，让波兰人重新审视司空见惯的日常语言，从而引发对民族身份的思考。
阿尔巴尼亚语
个体记忆与民族历史的重叠与交融同样成为了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年度主题。素有“阿尔巴尼亚文坛风向标”之称的卡达莱文学奖2022年授予了薇拉·贝克塔西（Vera Bektashi）的小说《黄色便签纸》。作家对于社会的变迁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喜欢以小说的方式讲述大时代下小人物的生存际遇。和安妮·埃尔诺一样，贝克塔西也出生于二战期间，虽然这两位年龄相仿的女作家由于出身家庭和国家制度的不同而遭遇了不同的人生，但她们都凭借女性特有的敏锐与韧性，持久地以文学介入社会，审视因性别、民族、阶级和政治而造成的不公正。贝克塔西曾在国外流亡16年，直到1991年才回到地拉那，但从1960年代起就以写作的方式成为了公共生活中的主角。《黄色便签纸》延续了贝克塔西对阿尔巴尼亚社会转型过程的关注，将地拉那和伦敦——这两座让她像钟摆一样左右顾盼的城市——作为社会生活的坐标，描绘出近30年来那些迫于生计移民西欧的同胞的共像。作家坦言，这部虚构的小说具有显而易见的非虚构性，其中的大量素材都是真实的案例，与其说是小说创作，不如说是“个体记忆与社会现实的文学化表达”。
在这个人口不到300万人的巴尔干半岛小国，文学发展与民族历史和社会变迁的联系极为紧密，以文学创造关照社会现实、介入大众政治生活、助力社会转型、批判极权主义几乎成了主流作家的共同路径。2022年地拉那书展评委会把“最佳作家奖”授予了阿尔巴尼亚本土作家齐亚·切拉（Zija Çela），因其长篇小说《投诉银行》“通过文学的智慧和经验揭示出人类精神的堕落及死亡，以及爱情在反乌托邦世界中的异化”。这部小说描绘了官僚主义和控制机制对人类造成的毁灭，以及监视机制的退化和身陷其中的受害者所承受的磨难。这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讲述了极权制度对人们情感、思想的冲击和改造。不少评论家和读者喜欢将《投诉银行》与卡达莱的《梦幻宫殿》相提并论，但切拉却比卡达莱更进一步，通过个体的觉醒和抗争揭示了监视机制的脆弱及其被摧毁的可能，展现了人类面对强权时坚韧不屈的力量。齐亚·切拉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2016年曾获得总统颁发的国家荣誉勋章。他已出版30余部叙事文学作品。这位擅长将怪诞和魔幻元素与神话传说熔铸在一起的作家，用富有民族特色的意象和符号建构隐喻深刻的文学迷宫。
保加利亚语
作为历史直击者或亲历者的小说家善于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历史讲述给读者，从而营造出在场和既视的氛围。但以文学的方式书写民族共同记忆并不是亲历者的专利，2022年摘得保加利亚“鹅毛笔”文学奖的内文娜·米特罗波利茨卡（Nevena Mitropolitska）就是一位历史的“转写者”。她的小说《在铁轨上》通过犹太老妇丽贝卡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以及移居加拿大的15岁孙女玛雅的现实讲述，串联起祖孙三代女性的人生故事，从二战的集中营到东欧剧变，从社会转轨到移民海外。“铁轨”是老妇苦难回忆的起点。1943年德国纳粹要求保加利亚将境内的犹太人都装进火车，运至德国集中营，当时的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三世阻拦了大部分列车，可是丽贝卡所乘的火车却偏偏驶向了德国。小说中，铁轨也象征着每个家人的命运——在自己的轨道上埋头前行，回头一望才发现彼此渐行渐远，然而此时已无法改变火车的方向，只得将家人的相互牵挂浇铸在心中，如铁轨一般坚定笔直。
作家米特罗波利茨卡生于1969年，自然没有经历二战，也并非犹太人，这些话题看似离她的个人生活非常遥远。本书完全是以历史文献和个人采访为基础创作的虚构文学作品。作者的创作方式或许是受其职业的影响，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让她能够接触到海量的文献资料，而文学和图书馆学的教育背景又能支持她开展深入的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米特罗波利茨卡以关切共情却又冷静客观、不批判的叙事风格，以及精巧的叙事结构和近乎采访式的口语写成了《在铁轨上》。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主人公丽贝卡的原型是作者的一位旧时邻居，这部小说她足足构思和准备了15年。
“鹅毛笔”文学奖虽然只有七年的历史，但却是当下保加利亚炙手可热的文学奖项，无论是其核心组织者，还是获奖作家群体都相对年轻，与老一辈左翼作家相比，这一群体更为“西欧化”。从几年来的获奖作品来看，女作家通过个体生存体验而讲述民族苦难历史和社会生存困境的作品成为主流，战乱、移民、种族、阶层、身份焦虑与认同成为文学创作的关键词，与整个欧洲文坛的风气相为表里。
民族苦难是保加利亚文学的底色，也是整个巴尔干地区文学的一个鲜明母题。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作家，无论是写实还是虚构，也无论创作手法的新旧，其内核都是对民族苦难的关切，作家的态度基本是现实主义的，甚至是历史主义的。
塞尔维亚语
1961年，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从祖国的历史中摄取题材，并以史诗般的气魄描绘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为塞尔维亚敲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如今，安德里奇文学奖是塞尔维亚文学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2022年度的安德里奇文学奖授予了才华横溢的作家伊戈尔·马罗耶维奇（Igor Marojevic）。他1968年出生于贝尔格莱德，至今出版了九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散文集。2022年，他仅凭短篇小说《圣像画》就获得了这顶桂冠。
小说的主人公安特·帕韦利奇在南斯拉夫历史上是极具争议的人物。他是纳粹德国的傀儡组织乌斯塔沙和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创建者。马罗耶维奇在史料的基础上对帕韦利奇的人生进行艺术重构，历史的荒诞、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险恶一起摆在读者面前，有意模糊了善恶之间的界线。评委会一致认为，《圣像画》立意深刻，构思奇巧，文字富有感染力，艺术风格强烈，是塞尔维亚文学传统精神的体现，虽然只是短篇小说，却能通过个人的生命体验，叩问历史，反思社会现实，以求深度的自我认知。
虽然“东欧”这个概念仍被我们广泛使用，但其地缘政治的属性却日渐淡化，现在的人们再提起“东欧国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他们相似的历史背景和民族命运，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文化相似性。“东欧文学”在整个20世纪都对中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借助这块他山之石磨砺了中国民族文学的精神，也为我们留下了最初关于东欧文学的概念。时至今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东欧国家已不再处于我们视野的中心地带，东欧文学却并未因此而默不作声。相反，以东欧各国母语写作的作家，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地域文化共性的同时，更多的则是通过各自的语言来确认并加强其民族身份，建构后全球化时代独立的精神家园，挖掘自己文化中的思想内核。
丹麦语
与东欧文学相比，北欧文学对我们来讲似乎更为遥远。虽然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宴会让全球的目光聚焦在瑞典，虽然易卜生、安徒生、斯特林堡、拉格洛夫这些名字也一直回荡在我们耳边，但近年来，除了几部畅销世界的犯罪类型小说以外，北欧文学的存在感一直很微弱。地域、气候，特别是语言的原因，使北欧文学过于小众，而他们之间语言和文化的相似性，以及以文学融入世界、获得文化关注的共同诉求，让他们接受并习惯了抱团取暖的方式，北欧理事会文学奖就是这种方式的理想呈现。
2022年对于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个北欧地区的重要文学奖迎来了60岁生日。该奖项的奖励对象非常明确，是用北欧语言写作的具有高度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纯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诗集、短篇小说集，也可以是散文集，其宗旨是增进北欧各国对邻国文学、语言和北欧文化共同体的兴趣，提升北欧文学整体的世界认知度。2022年11月1日，北欧理事会文学奖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了60周年庆典，并把本年度的大奖授予了丹麦作家索尔薇·巴勒（Solvej Balle）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关于空间的计算》。
巴勒出生于1962年，这一年正好是北欧理事会文学奖创立之年，她是一位与这个奖项同龄的作家。她于1993年出版的《根据法律》是20世纪90年代丹麦最受赞誉的文学作品之一。此次获奖的《关于空间的计算》被认为是巴勒的“回归之作”。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塔拉·赛尔特，她不由自主地走下了时间这趟列车，于是在她的世界里，11月18日这一天会周而复始。突然之间，她不再经历时间的变化和季节的更迭。她身边的人也都不会衰老，当然人们很难理解和接受塔拉带给他们的新奇的现实。这种个体经验的隔膜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沉重问题：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个体感受与我们的生活和社交到底有什么关系？这种追问赋予这部小说巨大的文学性——这是该奖评委会成员的共识。
这部讲述“时间之外”的小说其实还没有最终完成，巴勒计划写七卷，目前只出版了前三卷。每一卷都会以新的、不可预测的方式拓展人们对时空的认知。巴勒通过文学创作让读者重新体验了时间，尤其是此时此刻，在时间的内部，成长、性别、生命、奋斗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主题都充满了新的矛盾，让我们似乎意识到，我们正生活在自己的“泡沫”里。
尽管北欧五国的文学传统和发展路径彼此不同，但很明显，积极融入世界文学潮流成为他们目前共同努力的方向，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作家投身于以文学为底色的文化产业，为此表现出很大的可塑性和开放心态，敏锐地捕捉社会敏感话题，有意回避宏大叙事，消弭经典与通俗的界限，强调市场和社会影响，善于吸引媒体的关注，以反乌托邦社会的姿态收获世界青年读者。
意大利语
与北欧文学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南欧文学。最近几年，回归成为了意大利文学的核心词，文学批评导向和读者阅读趣味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实主义题材、历史题材、女性题材和反思文学又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回归故乡、回归家庭、回归初心、回归童年或青春的岁月一时成为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共同追求，仿佛在荡尽激情之后，已不再关注光怪陆离的世界，只想听凭内心的指引回归生活原来的样子。
斯特雷加奖是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自1947年创立以来，一直代表着意大利语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和发展趋势，也反映了意大利文学界的品位和态度。2022年，青年作家马里奥·德夏蒂（Mario Desiati）凭借小说《背井离乡》获得该奖。小说讲述了在这个扭曲的时代，两位年轻的主人公对于自我的寻找——男主人公弗朗切斯科和女主人公克劳迪娅的性格截然不同：她始终走在逃离现实和追求新奇的路上，而他却怯懦而保守，始终停留在原地，守候着那位“逃离”家乡，想成为“欧洲公民”的暗恋女友。小说以弗朗切斯科“他者”的视角讲述克劳迪娅的人生，这个角度也是弗朗切斯科守望她的角度。他们彼此远离又在相互寻找，是一对典型的“友情有余而爱情不足”的异性朋友。最终，克劳迪娅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为了激励更多年轻人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斯特雷加文学奖还专门设立了“青年奖”，主要是奖掖那些初登文坛的年轻人的处女座。作家维罗妮卡·拉伊莫（Veronica Raimo）的小说《纯属虚构》成为本届青年奖的宠儿。这部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得过于传统，唯一能显现出年轻状态的是作品中充斥的新兴词语，以及放荡的语言风格。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家庭成长的故事，是一部包含着偏执、性与家庭成员之间纠葛的家庭喜剧，但这又何尝不是骨子里极其注重亲情的意大利人想要回归的真实生活呢？作者坦言这部小说带有自传的性质，小说中的兄妹与母亲是三个并列的主角，母亲的过度保护为孩子带来了寂寥和窘迫的童年生活，但在作者笔下这些困扰被写得妙趣横生，使读者对她那些出格的行为和离谱的选择报以共情的微笑。
塞浦路斯希腊语
希腊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意大利文学如出一辙，这大概是它们共同的历史与文化积淀所致。最近一届的希腊国家文学奖在2022年春天授予了小说《乌尼乡》，其作者是1972年出生的塞浦路斯作家路易莎·帕帕洛伊祖（Louiza Papaloizou）。她从小在塞浦路斯南部的莱梅索斯区长大，这里的人都讲希腊语。她先是在英国求学，后又在纽约生活了11年，近年才回到塞浦路斯生活。《乌尼乡》是她的第二部小说，一经面世，便得到了希腊语文学界的一致好评。此书先于2021年获得塞浦路斯国家文学奖，又于2022年获得了希腊国家文学奖。
《乌尼乡》是一部结构复杂的小说，分为三个篇，每一篇有不同的人物主角，运用了不同的叙事风格，而将这一切串联在一起的就是故事的发生地——塞浦路斯莱梅索斯地区的乌尼乡。第一篇名为“回归（1970-1971年）”，全篇使用了主人公独白的形式，性格内向的海员科萨尼奥斯在一次意外事故后，离开了他钟爱的海上生活，回到了老家乌尼乡。但回家后他感到了格格不入的绝望，家庭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使他感到窒息。直到带一对英国夫妻参观附近的古希腊剧场，他才重新拾回了生活的意义。第二篇题为“深底”，全篇使用塞浦路斯方言写成，讲述了20世纪初乌尼乡一个叫罗都的女孩的家庭故事，展现了当时生活的残酷和复杂的社会情况。第三篇“大山（1928-1929年）”是以书信和日记体写成，通过瑞典考古队对乌尼乡附近古代宫殿的挖掘，揭开了塞浦路斯社会的层层内里，展现了这里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
以上，我们以2022年欧洲非通用语文学的某些重要奖项为切入点，浏览了一些不易引起我们注意的作家和他们刚刚问世的叙事文学作品。也许这些作品在世界文学的视域中不会留下太多的痕迹，只是一段静静淌过的河水，即便有文学奖项的加持，也很难成为波澜壮阔的伟大作品。但是，以世界主义的视角，跨越语言、民族、地域和思想的界线，观察不同的生活，听取更多的心声，理解更多的诉求，是我们与世界交往的前提，也是我们反观自己的参照。
作者：欧隅（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