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边塞诗，起源于初唐，到盛唐时处于高峰期。
在唐诗中，为何能形成独特的流派——边塞诗？这是因为唐朝开国之后，边境经常用兵，“崇武”成为一种时尚，不仅一些行武者有强烈的立功边塞的渴望，而且一些文人雅士，也有从戎边陲、立志报国的夙愿。
严羽《沧浪诗话》有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战、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而征戍题材的诗歌写得最好的是有关西域的边塞诗。这一地域的诗歌在初唐诗坛振聋发聩，使诗歌境界大开。“唐代诗人中只有来济、骆宾王、岑参、张宣明、萧沼等为数不多的诗人去过西域……”（田峰《“异域”角度看唐诗——初盛唐诗歌中的西域与岭南》，《光明日报》2020年12月7日）。其中骆宾王是第一位从军西域并留下作品的著名诗人，被誉为“边塞诗祖”。
出塞缘由
骆宾王是如何走上唐诗之路，且成为从军西域第一诗人？这其中有着种种因缘巧合。
骆宾王虽才华横溢，却宦海浮沉，历尽坎坷。他自小聪慧颖悟，被誉“神童”，严于自律，刻苦追索，加上祖父、父母的教导、督学，其所掌握的学识之深之博，的确是很难有人能企及。他自称“学富五车，精通百家”，既是底气的展示，也是实情的表露。
经过州、县的考核，骆宾王获得“乡贡”的资格，于贞观十五年（641）入京参加省试。对这场考试，他充满期待，十分自信，深感春闱奏捷，易如反掌，定能一举中榜，跻身仕途。但没承想，由于答题与主考官的理念不合，导致名落孙山。但原因不尽如此，这样的结果也与他过于自负且不识时务有关。唐代科举场中很早就有请托、通关节、私荐或场外议定等流弊，可骆宾王却不肯屈节从俗，即使请托过也没到位；他还利用这次进京考试的余暇，尽情遨游观赏了一番京师长安和洛阳的风光。
原想春闱一搏，不仅名扬天下，且能光宗耀祖，哪曾料到出师不利，科举碰壁，以失败而告终。这对骆宾王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科举失败后，骆宾王辗转多地，在兖州完婚后，不得不上京谋仕。经过一番奔波，终于在右卫军中谋得一个录事之类的小官，虽然品秩低下，可左右卫是京师和皇宫的警卫部队，地位特殊，依然能得到社会尊崇，然而，好景不长，在同事的设诬加害下，他不仅被免了职，还差一点遭受牢狱之灾。
此时的骆宾王，心情十分郁闷，为了洗清自己的冤屈，他依然逗留长安，多方奔走上诉，却未能如愿。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唐高祖李渊的第十六个儿子、时任豫州刺史的道王李元庆，特意派人前来邀请骆宾王去道王府任职。
此时的骆宾王虽然还在为辩诬而四处奔波，可考虑再三，他还是决心应聘上任。这不仅是为了生活上有保障，而且按当年太宗的谕旨，王府用人，必须是人品高洁的贤才正士，能在此门下就职，身上的“污名”自然不洗自清。
骆宾王在豫州王府担任的是一名录事。这只是一个九品小官，比他在右卫军中最后的品秩还要低，可在这里他却度过几年舒心的时光。不仅李元庆爱才如命，对他厚待有加，而且唐时皇帝的儿子皆封王，长大后大多数任各州的刺史或都督。他们身处各地，逢年过节有着派特使代为问候的礼节。每当特使光临，均要举行一些欢庆活动，其中有吟咏诗会，以显示升平景象。而吟咏诗会，无形中成了赛诗会，骆宾王的出席，除了显露出他的才华外，同时也结交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诗友，他最终成为诗坛的翘楚，与在道王府的这一经历不无关系。
骆宾王在道王府的不俗表现，深得道王器重，可惜太宗有一条规定，王府官员任职时间不得超过四年，生怕时间久了会拉帮结派。期满后，道王李元庆实在舍不得骆宾王离开，就破例继续留在府内工作，直至第六个年头才不得不分手。
离开了王府，原以为凭借自己的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很快能再度出仕，可未曾想，回兖州竟闲置长达12年时间，开始靠积蓄维持生计，后不得不亲自躬耕。天有不测风云，在东皋从事农业的数年时间里，总是旱涝交替，灾情不断，加之母亲、岳母身体欠佳，导致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疲于奔命，加之生性“清节自守”，不愿接受朋友资助，以至到了“糟糠不赡，箄笥无资”的地步。
当年离开道王府的时候，曾下决心不再出仕，可当受生活所迫时，又不得不改变初衷，选择了作为“山野遗彦”，由朝、地官员举荐，参加朝中对策，再走科举求仕之路。
写了数封求仕信，再加之多人举荐，终于列入朝廷对策的名单。骆宾王虽然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可毕竟已49岁年龄，对求仕者来说，已属高龄，放榜以后，朝廷只给他一个奉礼郎的职事，品秩为从九品上。
奉礼郎职位虽不高，但骆宾王却十分珍惜，毕竟要靠俸禄养家糊口，所以办事也格外小心谨慎。后在同行中有力人士的举荐下，又兼任东台详正学士，这是只有学界的精英才有资格担当的，可他依然唯唯诺诺、忍气吞声地过日子。然而再小心谨慎也没用，随着他在文坛声誉鹊起，无论是同僚还是上司，生性嫉妒者，却视其为眼中钉，决心制造事端将其扳倒。
在他担任奉礼郎三年后的一天，举行朝会仪式结束后，皇帝及参与者均已离场，在例行检查时，太常寺官员发现祭器的摆设顺序错乱，检查者随即大声斥责骆宾王，问他知罪否，骆宾王有口难辩，虽然陈设祭器有专门人员，而且在仪式举行前曾再三检查并无差错，可如今事实摆在面前，作为主持者是奉礼郎，自然要他担责。
按照惯例，类似差错即使真的出现，也是息事宁人，因为一旦传扬开去，太常寺丞本身也脱不了干系。可这一次却出乎意料之外，太常寺丞不仅训斥，同时还宣布骆宾王处事懈怠，犯下“不敬之罪”。为严肃礼规以敬效尤，决定递送有司从严处罪。
骆宾王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他不仅被罢免职务，而且还要等待进一步处置。怎么处置？朝会礼仪差错，是对天、地、神及皇上、列祖列宗的大不敬，只要入了这个“套”，再重处置都不为过。再加之刚正狷介的品性，不会屈膝求情，他只能听凭发落，坐以待“毙”。
事发半个多月后，突然发生震动朝野的大事件：因文成公主和亲而一度安定的西域，吐蕃突然翻脸，一举攻占了唐军镇守的18个州，罢免龟兹等四镇。这一事件的发生，自然引起朝廷震怒，于是唐高宗下诏，火急征兵，并派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率兵讨伐。听到这一消息，素有侠义心肠与忠勇肝胆爱国情怀的骆宾王，自然激情澎湃，于是他当即向裴行俭写了一封自荐信，并附了一首《咏怀古上裴侍郎》诗，从中表达了自己报国之心，同时也诉说犯案“待处”，趁机解脱困境，投笔从戎，立功边塞的意愿。
掌管人事大权的吏部侍郎裴行俭，本来就欣赏骆宾王的才华，如今看到他的诉求，遂以“从军自救，以续前谴”的名义，批准他投身军营。
投笔从戎
自古以来，文人士子都渴望成才，追求功名，不论出身，无问西东，骆宾王也同样。但遗憾的是，科举不第，加上仕途艰难，尤其是遭人密谋设陷，骆宾王只能以“戴罪”之身，另辟蹊径，应募从军，立功沙场也就成了一种自然的选择。
自孩提起，骆宾王不仅学文，也练武，因而具有出将入相的潜质，再加之“书剑传家”是骆氏家族的传统，因而还没踏上西域土地，他就已在脑海中勾勒军伍生活，充满激情地写下《从军行》：
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
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
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
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诗人把自己的豪迈信念与边塞的风光、酣战的情景，巧妙地融为一体，其中“不求出入塞，唯当死报君”两句，大有“投笔从戎去，马革裹尸还”的英雄气概，也充分体现了他立功报国的宏愿。
咸亨元年（670）四月底，骆宾王离开京城，沿秦川西行，穿越玉门关，直抵轮台。
出于军事目的设立的玉门关，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所，从这儿西行可到西域。这个关所是国家权力所及之地，为军事要塞。是年七月份到达玉门关，骆宾王写了《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这首诗一开头就写道：“促驾逾三水，长驱望五原”，说明他所走的路线经过三水、五原（《陈熙晋笺》注：三水即“今隶陕西邠州”，五原即“今甘肃宁夏府灵州”）。
离开了玉门关之后，进入了现在的新疆，骆宾王在巴里坤写了《夕次蒲类津》一诗。这首诗写的是陇右道蒲类津（今巴里坤湖）。陇右即陇山之右，特指陇山往西（古时候西为右）地域。一直以来，陇右是维护华夏文化的关键地区。
陇山，为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界，东滂千河（古称汧水），南控渭水，被视作关中西面之险。汉初张良曾说：“关中右陇蜀。”可见陇山险阻，可与蜀道并称。陇山诚隔绝内外的一道山脉，在中原王朝与西部边族（如羌、藏）的对峙中倚为屏障，具有重要的民族战争意义。陇山不守，则关中危弱，“国之右臂，于斯废矣”。李世民破薛仁杲，唐突厥、吐蕃内犯，宋金争战，明克陕甘，都曾力战于陇山。因而，唐朝在陇山以西设置陇右道，经营西北，既扼守河西走廊之咽喉要冲，又为西北交通枢纽，保障了丝绸之路的通畅，增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通与互鉴。
因此，陇右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主干路径，是早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丝绸之路，就是沿着陇右一路走向波斯、突厥、阿拉伯和欧洲。
离开了玉门关，骆宾王随军队到了轮台。轮台是南北疆的交通要道，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权就在这里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出轮台，年底到了天山，在这里写的《晚度天山有怀京邑》，就是这一时期骆宾王日常生活和内心思绪的写照：
忽上天山望，依然想物华。
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
行叹戎麾远，坐怜衣带赊。
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
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
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
这是一首生动反映唐代西北边境军旅生活的诗。这首诗通过展现悲凉肃杀的战地风光，摹写沉郁复杂的将士心境，表达了诗人对建功立业的期许和对普通士兵的关切。全诗描写了西北边地寒风萧瑟、满目荒凉的自然景象，特别是“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使人联想到同时代诗人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名句。全诗意境开阔，形象鲜明，诗人把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紧密结合，将爱国之情与浓重乡思有机交融，表现出抵御外患、心忧社稷的家国情怀。
陇右地区是唐代诗人活跃的主要舞台，是唐代有理想的文人安放心灵的地方，是他们所仰望的星空。陇右，地域开阔，地形复杂，样态全备，山脉纵横，峰峦巍峨，而且河流、峡谷、高原、平川、湿地、沙漠、戈壁皆有，长途跋涉，虽羁旅艰难，却能拓宽视野，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大量的素材。骆宾王自四月份离开京城，由于沿途要征募兵士，走了三四个月才到凉州（今武威）、玉门关。出玉门关后，从蒲类津到天山，然后到安西四镇，在长达两三年的艰辛军旅生涯中，仍以积极的心态、雄壮的气魄、坚强的信念，描摹出新奇秀拔之景象，抒发了豪放奔腾之激情，在苍凉的戎马生涯中，直抒不甘平庸的胸襟。
这就是真实的骆宾王，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内心世界，即使经受严峻挫折，也不曾动摇他的初衷，改变他原先依循的轨迹。无论怎么落魄压抑，他热爱祖国的热血，始终不曾冷却。他在认准的方向特立独行，即便寂寥寡和也坚持不悖。
骆宾王从军西域后，又直接被调姚州平叛。据此推知，从咸亨元年至三年，诗人在西域至少待了三个年头。三年中，骆宾王写的有关西行的诗定然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就收集不全，加之历代佚失，如今留存的就不多了。按现存较全的《骆临海集笺注》统计，有关西域之诗仅存十余首：《从军行》《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夕次蒲类津》《晚度天生有怀京邑》《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边庭落日》《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从军中行路难》……
边塞诗祖
在文史界，对骆宾王的边塞诗评价甚高。
《陇右唐诗之路》一文中称：“唐代第一位从军西域走过‘陇右唐诗之路’并留下作品的诗人是骆宾王，他奠定了唐代边塞诗的基础。”（《光明日报》2019年10月28日）。
《唐诗简史》中称：“后来骆宾王曾另寻出路，远赴塞外，有过数年的军旅生涯。为此后人曾经有观点认为，他是唐代第一个走向边塞大漠的知名诗人，是唐代边塞诗的开山人物……”（郦波《唐诗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骆宾王诗文故事》则称骆宾王为“唐代边塞诗的开山祖”。“特别是骆宾王写下的这组边塞诗，放在整个唐代边塞诗的源流上来考察，它的意义就更是非同凡响。因而它称得上是唐代边塞诗真正的源头活水，是开山之作。”（骆祥发《义乌丛书》之《骆宾王诗文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疆大学学报》对新、旧《唐诗》及《唐才人传》《骆宾王文集》原序等史料，均未提及骆宾王一生中的壮举——从军西域这一重大事件的忽略而抱不平。“因为西域之行不仅对骆宾王的思想创作十分重要，而且影响到后来大批从军出塞的诗人。可以说，骆宾王是唐代第一位从军西域的著名诗人。”“可以说骆宾王是唐代诗人中从军西域的前驱，他的西域诗则开了唐代边塞诗新气象的先河。”（《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2卷第2期，作者：刘艺）。
边塞诗的创作，为骆宾王的人生树立了一座新的高峰。他虽聪明颖悟，熟读经书，但由于自负又不识时务，导致科举失利。走向社会后，虽具才干抱负，但因秉性刚直，始终不得志，导致一生颠沛流离，壮志难酬。后虽有了一官半职，却蒙垢受辱，屡遭陷害，四处碰壁，被罢官免职，遭牢狱之灾。后半生，既为避开世俗，又雄心勃勃力图鲲鹏展翅，渴望借投笔从戎之机，作人生一搏，既为报效祖国，也为自己立业，可骆宾王再一次被命运捉弄，由于薛仁贵兵败大非川，使得他的心情一落千丈，情绪亢奋的从军行，经历了一场人生噩梦。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骆宾王戎幕生涯的凄苦悲凉，却为中国的文学宝库增添了一笔巨大财富。
骆宾王有关边塞诗的创作，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秉承骆氏“书剑传家”的优良传统，矢志报国之心，影响并激励了一代代的文人侠客。继“唐初四杰”之后的陈子昂，就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北征东突厥，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征讨过契丹。盛唐时从军出塞的诗人就更多了，高适曾入河西幕府，又曾两游冀北，东出卢龙；岑参两赴西域，任北庭、安西节度使属官，足迹遍及辽阔的天山南北；崔颢也曾出使何东军幕。此外，还有王之涣、王昌龄、李颀……这些诗人从军出塞，既受到时代精神的鼓舞，也或多或少受到骆宾王这位先行者的影响。他们汇聚成盛唐著名的边塞诗派，并把边塞诗的创作推向了高峰。
其次，骆宾王的边塞诗，不仅影响到他自己诗歌题材风格的转变，同时也影响到初唐诗坛诗风的转变。初唐诗风沿袭齐梁，活跃诗坛的多是宫廷诗人，诗多奉和应制，缺乏真情实感，自“唐初四杰”开阔了视野，题材有所扩大，诗风也有了转变。尤其是骆宾王从军西域后，完全跳出了原来狭小的生活圈子，在辽阔的西北塞外看到了前所未有的西域景象，体会到与内地迥异的崭新生活方式，从而扩大了视野。诗中对所见所闻的真实描绘，丰富了初唐诗坛，使之一改原先低沉婉转的风格，一扫柔靡无骨的诗风，诗歌开始具有了昂扬博大的气势。
在骆宾王之前，不少诗人也曾写过有关边塞征战之诗，包括“唐初四杰”中的另外三位，虽然其中不乏气势昂扬之作，胸襟开阔之辞，如杨炯的《从军行》《出塞》《战城角》，卢照邻的《战城南》《陇头水》《关山月》等，但多拘于古题，不能自拟新题抒发实感。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从军经历，只凭想象或联想，因而他们的诗歌，思想感情的抒发就不够深刻且缺乏变化，只有骆宾王，因为身临其境，深刻、细腻地反映出塞外生活的较多方面，写出了唐代出类拔萃的边塞诗。
（作者为义乌文史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