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化界流行“唐风宋韵”这样一个词汇。以“风”“韵”比喻文艺风格古已有之，此处“唐风”“宋韵”分别指代唐宋两代文化与文艺特色，固极为恰当。唐代文化以“风”名之，固然有上接《诗经》“国风”传统之意，更给人以雄浑豪放之感，用来比喻盛唐自然没有问题。但如代指整个唐代其实也有些勉为其难。就“宋韵”而言，较之“唐风”之称似更有婉约之姿，如果代指整个宋代也是有所不当，因北宋文化较之南宋似乎更近于“唐风”。如以宋词之豪放和婉约区分，大致而言则北宋更近于豪放而南宋更多婉约。而在南宋文学中，最能体现其婉约风格者则为帝都临安（今杭州）之文学，尤其是词作。

如果从中华民族审美理念发展视角看，“宋韵”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审美方面上升到了一个更高层次，是一个民族在审美意趣上走向成熟的标志，不仅体现为艺术审美，也有生活审美。美的“生活”不仅在“别处”，不仅在艺术之中而且就在此处、就在当下，就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尤其以两宋都市生活最为突出。所以“宋韵”一词所概括的审美风格和情趣，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是艺术和生活的统一，也是“雅”和“俗”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一味强调“宋韵”中高雅精致的一面，忽略其生动鲜活富有生活意趣的一面，尤其是在指代两宋之市民文化和通俗文艺时显然不够全面。例如“两宋”时期的都市文化、通俗文学如话本小说、戏剧等，它们显然也属于“宋韵”的有机构成部分。

既然“宋韵”是一个概括“两宋”文化特征的术语，那么在具体论述北宋时代之“宋韵”和南宋时代之“宋韵”时，既要注意到它们的共同点或一脉相承之处——如都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色彩以及都带有鲜明的市民文化特色等，更要注意其不同点及各自与时代和地域文化的关系。导致“两宋”时期“宋韵”文化差异的原因除却政治经济因素影响外，所在地域文化差异恐怕也是重要因素，刘师培曾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对此有所论述：“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梁启超则从人文地理角度论述：“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仅就南宋临安时期的“宋韵”艺术而言，较之北宋时期最明显的差异恐怕就是在审美情趣上更追求精致、细腻和含蓄、内敛，在艺术创作格局、构思方面则有意无意忽略整体而重视局部、重视细节，绘画上马远被称为“马一角”即为明证——马远与范宽的区别不在于绘画技艺方面而是在画的布局和整体格局、在气势上已经略逊一筹。而最能体现南宋文化之“宋韵”风格者当属南宋时临安的文学尤其是词作。原因无他，即在于文学中的婉约一派至南宋在审美风格上更追求精致典雅，更具阴柔意味，甚至走向消极、颓废，从周邦彦到姜夔，再到吴文英和“永嘉四灵”，他们的词作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消极柔弱的演变轨迹十分清晰。对此就连同时代人也看得十分清楚：“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做文字极粗，更无委屈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秤斤注两，作两句破头，是多少衰气！”朱熹虽为理学大师，对彼时文艺风气倒有此精到判断，说明南宋文艺之柔弱萎靡程度，早已不能仅用“婉约”代指。

对于这时期杭州词人的创作，《浙江省文学志》有这样的评价：“两宋间浙江词人辈出，蔚成大观。张先、周邦彦、朱淑真、陆游、陈亮、吴文英、周密等均为大家。李清照、姜夔客居金华、湖州、杭州等地，对浙江的词创作有所影响。”南宋时期爱国主义诗人陆游本为浙江绍兴人，后又有任职严州知府的经历，自然对临安和西湖极为熟悉，创作不少这方面题材的作品，他那首《临安春雨初霁》中的“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对临安城内春天春风春雨春花的描写，其意象之选择和境界之优美都极为巧妙，已成经典名句。另一位豪放派代表性人物辛弃疾对杭州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他在杭州任职期间的有关词作，《念奴娇·西湖和人韵》、《青玉案·元夕》和《好事近·西湖》等皆为描写西湖的佳作。其中《青玉案·元夕》一首中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经典名句，不少读者却不清楚此词是诗人在杭州时所作。至于李清照，据考证她现存词中至少有两首表现西湖的诗词，即《怨王孙·春暮》和《永遇乐》，后者是李清照词中的名篇，其中的“落日融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为传世名句，把个人命运与家国之恨通过淡淡的抒情语言写出，体现出鲜明的婉约风格，却有读者可能不知道这是在写杭州西湖。

前一段读到一本《宋词带你游杭州》（闫赵玉著，杭州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当时一看这书名就觉得很有创意，打开一看，扉页的两句“在宋词里游杭州，在杭城中品宋韵”让我知道此即该书点睛之笔。作者聪明而巧妙地从宋词中选取那些写杭州、绘西湖或者和南宋临安都市生活有关的作品，再一一嫁接到西湖周边的相关景点，让读者在阅读中想象西湖之美和临安都城之皇家气象，让游客在游览中重温宋词那精致婉约之美，从而使这一跨越时空的审美体验，藉对宋词的诠释和对西湖美景的观赏得以实现。如果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如果说诠释“唐风宋韵”，这不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在为数众多的宋词中，哪一首在吟诵临安时最有代表性，以致可以用它作为开篇？ 不出我所料，该书所选第一首就是柳永的《望海潮·钱塘自古繁华》。这可能不是柳永最好的一首词，却是柳永写临安最好最有名的一首。柳永是北宋乃至整个宋代婉约词的主要代表人物，当时教坊乐工每得新腔，一定要请柳永填词。其词作流传极广，以致当时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之说，而坊间歌伎若是能得柳永赠词，必会身价倍增。据说因为该词把临安写得太好，以至于引起金主完颜亮的艳羡，他听到此词后，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西湖景色垂涎三尺，竟然因此下定南下攻宋的决心。柳永是北宋时人，彼时临安尚不是都城，且此词虽系婉约风格，但其中如“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等句却是豪气十足，一点也不“婉约”，因为它描绘的是钱塘大潮。其实这种婉约中有豪放、豪放中有婉约之作，不仅柳永、李清照（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有，豪放派代表苏轼、辛弃疾更有。《宋词带你游杭州》中所引苏轼那首写临安的《清平调引》三首即是，如其一：“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此作所写是一个极其美丽的故事：五代时期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本是杭州临安人，他与王妃庄穆夫人吴氏感情很深。王妃每年春天必归故乡临安，钱镠纵然十分想念，却也怜惜王妃思乡之情，便派人送信过去，信上只有短短一行字：“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啊，此时临安陌上繁花似锦，你可以慢慢归来，好好感受故乡的春色吧。谁能想到，钱镠这位率众射潮的英雄竟有如此柔情，用如此优美的语言表达如此细腻的情感。

不过在我看来，真正把婉约风格写到极致，把临安之“风韵”、西湖之风姿绰约写到近于顶峰者，还是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人，特别是那位可以和李清照相提并论的杭州才女——朱淑真。朱淑真生活在南宋时期，故居在今杭州保康巷。她出身仕宦之家，工书善画，很有才华，却遇人不淑，嫁了个游手好闲之徒。婚姻不幸的朱淑真，只得将哀怨全部写进诗词，终生郁郁寡欢，竟至抑郁而终。纵观朱淑真的词作，明显受到李清照影响但不乏自己的特色，她擅于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独特情感表达方式，对日常事务给予温婉细腻的呈现，并在这一过程中展示出淡雅纯净的审美情趣。人们大都熟悉秦观的《鹊桥仙·七夕》，其实朱淑真也有一首——

巧云妆晚，西风罢暑，小雨翻空月坠。牵牛织女几经秋，尚多少、离肠恨泪。

微凉入袂，幽欢生座，天上人间满意。何如暮暮与朝朝，更改却、年年岁岁。

朱淑真红颜薄命且不必论，周邦彦、姜夔和吴文英等人最终在婉约之路上走偏，以致走向萎靡消极颓废，一方面说明词一味追求婉约柔美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另一方面也与南宋整个社会风气和南宋统治者的软弱无能有关。从文化史角度看，当与临安所在之江南文化和“两浙”文化特征有关。如果说北宋首都所在地汴京属于中原文化圈、归于内陆文化的话，临安则显然属于这一文化圈边缘并有自己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南文化，这一地域文化的整体特点就是“水”文化——是主情、尚文的文化。相对于内陆文化，江南因地理相对偏远，受儒家影响要比中原小一些，在文化个性上更为自由、活跃，此外佛教、道教在此传播也更为广泛。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上至君主大臣、下至一般士人，都较多沉溺于山水而又感怀故国，其审美趣味自然多偏于惆怅多情的“浅吟低唱”，而南方特有的气候和秀丽风光又强化了这一点。就南宋临安时期的“宋韵”而言，较之北宋时期显然更多融合了江南文化的特色，某种程度上对传统文化中“雅”文化的承继也更加突出。同时，由于市民阶层的产生和都市经济的发展，其更多受到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影响，在追求雅韵、精致美学趣味的同时也兼顾了雅俗共赏，这在南宋临安的话本小说中可以找到例证。但整体而言，这种通俗性文艺并未占据南宋文化的支配地位，而是让最能代表“宋韵”中雅致、婉约一面的宋词成为文学殿堂的明珠。在工艺美术界，则是宋瓷成为“宋韵”的另一个最佳诠释。南宋临安时期的宋词和宋瓷，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审美趣味方面的高峰，同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美学。

历史充满了吊诡，一个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一直较为羸弱直至走向灭亡的宋朝，反而是在文学艺术、文化和学术领域达到顶峰。如果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对“美”有特殊感认知和感受力的民族，则正是在宋代，中华民族第一次在审美观的建构和审美趣味的成熟方面上升到了崭新的高度——“韵”这一概念的被广泛运用就是一个标志。此外，中华民族对艺术及日常生活审美趣味的建构与提高，也在“两宋”到达巅峰并形成一种新的雅俗共赏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弘扬“宋韵”文化，当然不能仅仅缅怀那一个逝去的时代及其美丽却哀婉的社会风貌，不能只是限于对“宋韵”的精致高雅给予赞美，而是必须从中寻找“宋韵”之所以为“有宋”之“韵”的根本所在，并把其中那些过于阴柔、消极的成分剔除，吸收那些健康仍有生命力的成分并发扬光大——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