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明诗学研究形成了“专门研究”与“追溯研究”两种路径，彼此虽紧密关联，却有不同旨趣，不应混做一谈。学人对此已有相当的考察，但由于晚明自身的缺席、先入之见的制约以及学科界限的束缚，一应认识有待深化。通过对晚明叙事与诗学建构关系的考察，有助于廓清时下认识迷雾，回归晚明诗学原貌，并重建古今对话的可能性。

关 键 词：晚明叙事  晚明诗学  追溯  建构

晚明诗学(此“诗学”系就广义层面而言，包括了一应有关文艺现象或问题的看法与认识)因其特异风貌与丰富内涵向受学人关注，自明末以降，广为探讨，蔚为大观。但“晚明”成为话题，“晚明诗学”研究成为热点，皆非单纯事件，个中背景、脉络、机制及影响皆有待梳理与申发。

一、专业与追溯：两种路径及其歧异旨趣

与一般学术热点不同，晚明诗学研究又可抽绎出两种路径。其一，自然是传统范式下专门领域中的常规研究，就古代文学研究(包括部分古代文艺理论研究)而言，有关晚明文艺的考察本就是题中之义，相关成果不胜枚举，遍及诗、文、小说、戏曲等诸领域，此可称之为“专门研究”。其二，亦是晚明特异所造就，即“晚明较之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显示出特别明显的‘现代’参与性和文化意义”①，它往往被视为后世建构当代文学理论乃至思想理论的重要资源，因而后人屡屡在古今参照的名义下，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对其基本问题、演进轨迹、经验教训等进行细致钩沉，这一系列行为姑且可名之为“追溯晚明”现象。有学者指出，“就传统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这一点上看，晚明文学却是与之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晚明文学思潮就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视野的观照和阐释中大放异彩的”②。此类操作的本意更多在于实现当代文化建构，诚如龚鹏程所说，“晚明思潮与社会变动，是民国以来文史哲各界关切时代问题者共同思索的对象，不仅解释观点颇有歧异，也代表了研究者对中国未来之路向的态度”③，但其中必然涉及对晚明的理解和认识，且每每有新命题、新方法、新结论的提出，此可称之为“追溯研究”。

学人对这两种路径似乎并无明确的区分意识，反而往往将它们统摄论之。譬如《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一书有对19世纪末以来百年明代文学研究状况之回顾，计分为四个时期，第二个时期为展开期(1920-1949)，系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蓬勃展开，其中“有些新文化人认定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有着深远的血缘关系……因此，对晚明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公安派和晚明小品的研究，成为一时热点，从而突破了《四库全书总目》划定的明代诗文史研究格局”；与之同列的则有陈中凡、方孝岳、朱维之、朱东润、郭绍虞等人，他们的相关著作“对明代诸家文学思想、文学观念的研究成为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④。另一部对20世纪明代文学研究进行总结的著作《明代文学研究》亦可谓持混同思路，譬如该书同样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二阶段为1917年至1949年，此期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有二：一是作为文学革命发难重要标志的两篇著名文章，即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它们“都涉及到对明代文学的评价”⑤；二是“胡适、周作人等又推崇明代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甚至认为是明季的‘新文学运动’⑥。书中还特别说明“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后，公安及竟陵二派备受青睐，主要原因是新文学运动与公安竟陵的文学运动都具有反传统和革新的意义，所以前者引后者为同道”⑦。同样在这一时期，宋佩韦、陈子展、刘大杰等人也在公安派和竟陵派研究方面有所建树，该书往往将他们的观点与周作人、胡适等人的观点等同视之。由此不难发现，两书的观点无论是历史时段的划分，还是核心内容的梳理，抑或基本结论的提炼都高度一致，可见一般倾向。在他们看来，彼时虽存在两拨研究群体，即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新文化人，以及其他的“专业”学者，但二者间似并无区别。这一态度不免有些想当然了，无论是立论的前提、秉持的立场、投入的精力乃至研究的诉求，双方都存在明显分歧：第一类成果多带有追溯研究的意味，借古喻今的意图极为凸显，第二类则显然属于专门研究，旨在揭示或彰显明代文学的基本面貌、特色及价值。需要注意的是，《明代文学研究》一书中已然流露出了将两种路径简单混同的不能自洽之处。其一，书中认为“当时学人认为，公安派的形成，是针对复古派而起”⑧，但文中提及的宋佩韦、陈子展诸人的思路明显与前者并不一致，他们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基于文学传统总结出来的发展规律，即所谓矫弊而改弦，缺了些五四新文化人的“进步”意义，假使稍加注意、细致辨析，不难发现所谓“学人”群体内部多有分歧。其二，相较而言，该书在一定意义上是出于尊重历史而“涉及”新文化人的“追溯晚明”活动，且更为看重的是它们造成的影响而非相关研究本身，也体现出要有所区别对待的倾向。

毋庸置疑，“追溯晚明”活动形成了诸多重要判断与结论，成为20世纪晚明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与所谓的专业研究间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关联，区分意识的欠缺，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两种路径彼此纠缠状态的必然反映。细致审查百年来明代文学研究历程，我们不难获得以下几点印象。

第一，追溯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启发了专业研究的思路、开拓了专业研究的视野，甚而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其基本格局。譬如上引书即提及，胡适、周作人等人的观点：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生过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明代的小说、戏曲作为“平民文学”被空前地重视，诸多著名学者，对它们进行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其次，明代诗文(公安派除外)被长期忽视。⑨

但这仅是就倾向而言，具体论之，则相关渗透可谓无处不在，尤其是这里提及的被“除外”的公安派研究——更为准确地说，应是以公安、竟陵派为代表的晚明研究，特别是小品文研究。众所周知，这一潮流的兴起与周作人的率先提倡、大力推动有极大关联。虽说他本人没有从事专门研究，也少有具体论断，但经由他提出并在诸多序跋中屡次申发的晚明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源头这一重要命题影响实在太大，以至于阅读公安三袁乃至晚明文人的著作成为一时潮流。施蛰存即称“在周作人、林语堂的影响之下，也曾有一二年热中于明人小品文，把公安、竟陵派的几十部诗文集看了一遍”⑩。陈子展更是说“书架上不摆部把公安竟陵派的东西，书架好像就没有面子；文章里不说到公安竟陵，不抄点明人尺牍，文章好像就不够精彩；嘴巴边不吐出袁中郎金圣叹的名字，不读点小品散文之类，嘴巴好像就无法吐属风流……这一风气是从知堂老人开头的”(11)，虽是批评之辞，但恰能见出影响之广泛。既有专门阅读，必有独到发现。这可以是零星的印象式感受，虽难免意气之辞，但多少展示了公安、竟陵派的特质；也可以是专门的学术探讨，譬如说任访秋的《袁中郎研究》、郭绍虞的《性灵说》等文皆成于彼时，不惟提出众多创见，更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晚明诗学研究的格局。

第二，追溯研究的不少成果直接成为专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日益发展成为晚明诗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参照。周作人对于晚明的追溯不仅推动了一种潮流，更贡献了不少论断。他关于公安派及晚明文艺的一些不免简单、零星的认识，很快即被引入专业研究领域内，并日益成为常识和共识。昔日即有人称“至于公安一派在文学上的革命功绩和历史，已有周作人先生提倡在先，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说”(12)，可以说，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公安派研究都笼罩在周作人的影响之下。时人周劭在介绍《鼌采馆清课》一书时说，“作者是一个晚明气息极重的人，他的思想文字，显见得受公安文学革命运动的影响很深”(13)，此处关于公安派的评价显然是承周作人而来。正是在周作人(及其同道)的主导下，依照线性进化模式，“晚明”才被“赋予了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历史意义和价值，譬如‘进步’‘解放’等”(14)。关乎此，我们显然是不陌生的，因为迄至于今，类似主张仍是我们观照晚明、阐释晚明的基础或前提。后人或是直接搬用，或是予以丰富，使其成为金科玉律般的存在。此处仅是就五四时期的追溯活动而言，自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又屡有发挥，其中的不少重要论断都渗透到了我们的诗学研究中。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社会、自然人性论、早期启蒙乃至最新的现代性(15)等命题，皆是出自于此。影响所及，连文学创作都自觉遵从。(16)

第三，通过对追溯研究成果的大量引入和充分借鉴，专业研究固然获得了深入推进，与此同时，它也以其实绩为追溯研究提供了必要且充分的依据，强化了其论断的合理性与重要性。追溯研究虽提供了不少新观点和新主张，但多属假设和推断，缺乏必要且足够的论证，但专业研究的深入推进改变了这一现状，众多学人循着追溯研究的思路，极力搜讨相关文献，晚明的“现代”“进步”等色彩不断得以证实和彰显。譬如说我们每每在晚明诗文中感受到了个性解放乃至人性启蒙的色彩，又通过对众多小说的解读发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印迹，至于晚明士人的生活态度和审美风尚则为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提供了极佳证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于是追溯所得提供的便不再是研究对象、命题或方法，更是原则、前提与理论；相关论断也不再是假设或推断，而是常识和共识。

二、验证与还原：可疑影响及其反思

经由专业研究与追溯研究的“协作”努力，晚明诗学研究的格局崭然一新，但这样的结果实则多有可疑处，看起来是追溯研究形成的“判断”与专业研究提供的“史实”高度契合，展示了历史的“真相”，但这一切往往是建立在我们对相关论断不加辨析就全盘接收的基础上。换言之，在我们的研究尚未开展之前就已确立了宗旨甚至目标，所有的努力便成了“按图索骥”，即按照相关理论的框架去填充材料、完善思路，因带着“有色眼镜”探寻，故对一应材料的理解皆不免受制于“先入之见”，而纷纷呈现出“规定”面貌，因此，与其说是二者理当契合，不如说是我们力求合拍。20世纪80年代后期，公安、竟陵派研究重新复苏，先后召开了一次公安派研究学术会议与两次竟陵派研究学术会议，会议论文结集为《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竟陵派与晚明文学革新思潮》(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竟陵派文学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三书。个中不少论文，如《公安派——四百年前我国文学革新运动的一面旗帜》(张国光)、《从“公安派”“竟陵派”到“五四”文学革新》(陈瑞荣)等可谓是对周作人命题的直接发挥，其他文章的基本立场也不超出周作人(及其同道)对公安、竟陵派的基本规定，似乎我们的任务就是去“验证”他们的结论。迄至于今，这一状况仍未有根本改变。

两种路径固然纠缠，我们的认识也偏于混淆，但彼此存在巨大差别是不争的事实，忽视个中分歧，甚至变“重塑”为“验证”存在严重缺失，理当审慎辨析。总的来说，专业研究意在求古昔之原貌，追溯研究则旨在立今日之格局，诚如赵园所说，“无论周氏兄弟还是其他人，以晚明注当代，据当代读晚明，‘互文性’的根据，都在当时当世的时代空气与知识者的自我认知中”(17)，自然不可随意混为一谈。更何况在“追溯”与“建构”的过程中，由于特定时代主流话语的限制和现实诉求的影响，不可避免存在着各取所需的想象性选择与塑造，故而学人有“晚明叙事”或“晚明想象”等说法。所谓“想象”，“偏重于指向一种历史记忆的文本建构”(18)；至于叙事，“就是不同叙述者根据各自旨趣，对同一对象的不断发现、阐释、建构的过程、内容和方式”，“它决非客观的科学实证性研究，而是根据一定‘标准’和‘意图’产生且不断地在流动和变更”，(19)凡此种种，皆意在凸显其主观建构色彩。类似操作的直接结果即在于学人简单袭用“想象”晚明的成果，以致对晚明诗学本来面貌的认识时有曲解，由此申发的一应结论也颇值怀疑，这就更加警醒我们应对两种路径的分歧有清晰认识。

“晚明叙事”(20)持续深入展开，并深刻影响乃至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晚明诗学研究的正常开展，有鉴于此，系统检讨叙事影响下的晚明诗学建构活动，厘清其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缺失，进而重新确立晚明诗学的阐释原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具体说来，其意义表现为以下两端。

其一，由于追溯晚明活动开展的阶段性差异，形成了有关“晚明诗学”的多种理解模式，由此产生的价值判断也多有歧异，譬如就20世纪30年代而言，即有分别以周作人和鲁迅为代表的“两个晚明”的存在，自此以降，或标举人性解放，或强调唯物史观，或高扬思想启蒙，以致“晚明”范围的界定、诗学流派的评价、诗学演进轨迹的描述等内容众说纷纭，研究范式屡经重塑，今人习焉不察，往往不加选择地随意引用一种，或者嫁接、拼凑几种，极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以此为前提审视历史事件也不免多生偏见。譬如有学人在回顾周作人与鲁迅的争议时称：

鲁迅、阿英等左翼作家从关心世道、经邦济时的视角去解读公安派作家的内心世界，并且指明在政治上应学什么，虽然也可以产生共鸣，但毕竟只是其思想的表层，并且从政治的视角无法阐明他们在文学理论与创作方面的独创性，加之在事功方面他们也并无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表现，因而能够接受和学到的东西还是有限的，既然如此，何不干脆去找一个更典型的古代政治家来学呢？即使要找文学家，杜甫或辛弃疾在这方面可圈可点的作品也比袁宏道突出啊！或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和阿英等对袁宏道的肯定和接受是有限度的。(21)

这一论断既是对于历史现象的分析评判，实则也是对一种既有立场的继承发扬。该结论的形成理当有一前提，即对于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理解应当规定在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等层面，但这正是当日产生怀疑、今日理当重审的话题，论者却径直取信于此，自然要检讨于彼了。鲁迅等人确实是从“关心世道、经邦济时”的角度立论，如此处理或许确实难以深刻阐明公安派作家在文学理论与创作方面的独创性，但鲁迅等人未必不了解其中的缺失，政治的视角的突出与强调显然和他们的现实语境即回应周作人等宣扬并倡导的命题息息相关。他们的一应结论并非出于对公安派的全面审视，只是想凸显被当日主流论调有意无意间遮蔽的内容，在他们看来，公安派存在多个面向，不应只刻意突出其中某一点，哪怕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那一点。刻意突出、极力强调，既是误解，也是误导。因此，依据他们在特定情境下做出的专门回答来批评他们视角采用有误，又或者对公安派肯定有限，明显都是文不对题。职是之故，回归历史语境，梳理各种认识模式的理论基础与产生机制，从源头处理清脉络，方能有的放矢，深入推进。

其二，自明末以来，晚明诗学就参与到其时的文学建构中，成为时人表达文学观念的重要理论资源。特别是五四以来，诗学建构历程中的不少主张正是通过追溯/想象晚明得以呈现，上文提及的晚明乃五四源头一说便是个中最为经典的案例，除此以外，无论是为自然人性论张目，抑或为启蒙思潮呐喊，皆摆脱不了对于晚明诗学资源的征引和借鉴。如此一来，细致探索晚明诗学的当代想象如何作用于诗学建构、诗学史如何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生成定型、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如何能够共生等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百年来文学理论建设的利弊得失。此类活动虽影响深远，但在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同时，也多有遮蔽与曲解。诚如上述，受特定理念的统摄以及现实关怀的制约，有关晚明诗学的理解多因削足适履式的处理而产生有意/刻意的误读，但相关结论却被引入到晚明(明代)诗学研究中，成为金科玉律，规定着对于晚明(明代)诗学的基本理解。如此既使得晚明诗学的基本面貌隐而不彰，也限制了其意义与价值的弘扬。这种遮蔽带来的不仅只是细节层面的“误会”，更关涉到全局性的考察。受晚明叙事影响，对晚明的理解主要着眼于某一部分(革新派)或某一层面(反封建、人性解放)，凡此种种，均是就晚明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段的变异、断裂来展开研究。假使转换思路，在认可上述研究价值的基础上，着眼于晚明的“同质性”与“连续性”，将其视为明代诗学发展的一环，那么无论是考察明代诗学的发展逻辑、明清诗学的演进轨迹抑或晚明诗学的价值及特色，我们的认识都会有较大不同。因此，通过对晚明叙事和晚明诗学建构的反思与重塑，重新理解相关模式与观念的历史语境及可能价值，方能在扬弃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回归晚明诗学的本来面貌，与此同时，也有助于在新的起点上探索文学理论古今对话的可能。

三、文献与语境：重建努力及其突破

晚明叙事是突出现象，晚明诗学是热点话题，二者紧密勾连，造就了多元而繁复的文化生态，学人显然不会无动于衷，相关回应大致表现为以下四端。

其一，全面审视晚明诗学流派的传播与接受。自明末已降，晚明诗学得到后世文人的普遍关注，成为特定时代文学运动的重要理论资源。21世纪以来，学人意识到了这一重要现象，并多有审视与检讨。黄仁生《论公安派在现代文坛的多重回响》、郝庆军《两个“晚明”在现代中国的复活》等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公安派在文坛重受关注并引发一系列文学争端的现象予以了细致的考察。郝庆军探幽抉微，发现彼时存在两个晚明，一方面，是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主张性灵文学，发现了一个姑且称作‘风花雪月’的晚明”，另一方面，是鲁迅及左翼文人“考察了晚明的虐杀与逃遁，则发现了一个血腥的晚明”(22)。黄仁生的考察更为细致，他认为其时形成了以周作人及其门生、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以鲁迅和阿英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等三个群体和三种声音。如果说郝文着重于历史现象的梳理与呈现，即回答“晚明是怎样进入30年代文坛的？”黄文则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意味，即“谈谈这场论争的实际成效和意义”。故而他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视角入手，认为“两派都有作家或学者与公安派持续进行对话，只是在接受过程中从各自的主张出发而有所侧重罢了”，但他们都是“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演变的一种重要方式”。(23)当然，诚如上述，黄氏于两派之间持有不同态度，他依然是在“晚明叙事”影响下对昔日历史做出判断，这只怕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文化语境有莫大关联，后将有专文详述，此处暂付阙如。

吴承学与李光摩所撰《“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一文，则是对20世纪以来晚明文学研究的全面梳理，着重涉及的是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个阶段。文中指出，“周作人的追宗晚明，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其理论背景的，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晚明‘近代性’的认识”；至于新时期以来，则是“‘资本主义萌芽—王学左派’模式占主导地位”。与此相呼应，“文艺复兴”“浪漫主义”“启蒙运动”或者“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社会”等概念频频出现，并成为学人研究中指导纲领或重要参照。职是之故：

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研究的显隐起落、云谲波诡，典型地折射出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风云变幻、人事代谢。这种研究的时代色彩、研究者的个人主观色彩、政治色彩都非常强烈。在许多研究中，对于价值判断的关怀往往超出而且先于对于历史真相的追求。历来这种研究，更多地是在宏观层次上讨论的。在我们看来，还应该从更具体的、更实在的文学现象上去研究。(24)

循此思路，或着眼于整体，或专注于具体的诗学流派与主张，相关学术史梳理工作得到了全面展开。

其二，系统考察晚明叙事(想象)现象。伴随晚明的重新“发现”，既有对其历史面貌的揭示，更有基于特定语境的重新阐释，故而晚明叙事，即对晚明的想象性建构得到重点关注，关乎此，既有断代研究，亦有通盘考察。就前者论，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一书旨在探究清末民初几十年间时人“到底要在这一晚明历史的频频回顾与反复叙说中，发现什么、表达什么乃至创生什么”(25)，进而发现“晚明想象之于清末民初，在时隔将近三百年之后，尤其是经过了有清一代各色人等或明或暗的反复言说的积累之后，所谓‘晚明的想象’‘想象的晚明’，几乎无法不是一个‘幻中出幻’‘镜像中的镜像’一样光怪陆离的巨大怪物”(26)。同黄仁生、郝庆军一样，毛夫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晚明文学思潮”论争》一书关注的同样是20世纪20—40年代的那段历史，除了历史脉络的呈现外，他还特别注重论争实质的考察及其影响的评判，试图回答晚明的“重构”如何影响以及怎么影响了文学及诗学，可惜的是相关考察略嫌单薄，未能深入肌理。另有鲍良兵的博士论文《抗战时期的“晚明”言说与想象(1931-1945年)》，旨在着重考察“抗日战争带来时序‘转换’和文化转型时，读书人针对‘晚明’历史的频频回顾和反复言说中追忆了什么，表达了什么，乃至创见了什么？考察‘晚明’是如何被想象和谈论，并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传播的”(27)。在他看来，“晚明”可以视作一种“镜像”，“折射出的是抗战时期读书人思想、心态和文化政治”(28)。凡此种种，皆展示了特定时代对于“晚明”的想象性再造及其影响。

就后者论，则有谭佳的《叙事的神话：晚明叙事的现代性话语建构》。著者认为“不同时期对晚明的理解和研究并赋予它时代特征与意义的工作就是晚明叙事，它通过不同的叙述者、文本、观点或话语呈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往往出现某种具主导性的叙事方式”(29)。因此，不同于断代研究着眼于历史现象的梳理，谭佳则试图在全面审视的基础上，总结各时段晚明叙事的特点及影响，深刻剖析相关现象的产生背景、文化机制、后世影响等。应该说，该著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与深度，稍显不足的是，全书以症候分析为主，偏于考察晚明叙事如何形成、是何形态，无暇对晚明叙事和晚明诗学建构之间的关联予以系统考察。这看似是另一话题，实则缺少了晚明诗学这一维度，会减弱相关探讨的分量与质量。晚明叙事造就的是晚明的应然状态，而晚明诗学研究则试图展现其本然状态，“应然”与“本然”二者的比较发明正是我们一应探讨的重要基础。

其三，多元聚焦晚明诗学发展生态。对晚明诗学的理解往往跳出学科边界，涉及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相关学科的研究突破必然对诗学研究造成重要影响。龚鹏程《晚明思潮》一书对大陆数年来的晚明研究范式多有批评，他直言“由‘王学—泰州—公安’这个角度观察晚明思潮，恐乏代表性”(30)，至于某些渐成俗套的言说，譬如“晚明便代表了一个由礼教道学权威及传统所构成的社会，逐渐转变为着重个体生命、情欲和现实生活世界取向的时代。而此种转变之所以会出现，则可能是因资产社会平民意识之勃兴或商业资本主义萌芽”(31)等等皆属无谓。所论不无偏激之处，但他对晚明思想史、学术史的重新解读理当重视。王汎森曾对明末清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做过专门研究，发现“时下有些论著太过强调当时思想言论中‘欲’的成分，因而过度强调思想解放的层面”(32)，可见现有研究中单一、偏狭视角之缺失。另沟口雄三、岛田虔次、陈来、李焯然等学者在晚明思想史，特别是泰州学派方面的研究，对文学领域内的某些“定论”多有颠覆(33)。此外，社会经济史学者对明清经济发展情况的重估，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等观念的审视，同样对文学研究构成了强大冲击，譬如李伯重郑重指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对中国经济史学的消极影响，一言以蔽之，就是妨碍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真实进行实事求是的了解”(34)，鉴于“资本主义萌芽”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晚明文学研究作用之大，这消极影响就更为凸显了。

其四，不断突破现代阐释造就的格局。伴随晚明诗学专题研究的深入，既有认识频频遭到挑战。陈文新突破了复古派与革新派截然对立的偏狭论调，发现师心师古论在晚明有融合趋势，屠隆、李维桢、邹迪光和袁中道的诗论中已露端倪，竟陵派的理论建构则进一步使之趋于完善(35)。徐楠则从细节辨析入手，重新考察了明代格调派诗歌情感观，他认为明代格调派诗学具有复杂品格，我们的学术研究应处理好“预设”与“实证”间的矛盾关系(36)。张德建等则对“真诗乃在民间”等经典命题予以了再认识，强调“既不能将明代文人的认识无限拔高(客观地说，很多讨论隐含着这种认识)，也不能陷于其中，以为是一个新的理论范畴，而要看到其理论的延续性”(37)。郑利华则提醒晚明诗学的复杂性远超我们非此即彼的主观想象和简单分类(38)。

上述研究进展的大量出现，必然会促使学人对相应研究范式予以反思，实则学界早有类似声音。鉴于“资本主义萌芽”等命题本就内涵不清晰，反对之声又不绝于耳，左东岭质疑称，“以前学者谈明代文学的解放思潮必先谈资本主义萌芽，仿佛这是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可又有谁去认真考察一下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存在，甚至它是否是一个真命题？”(39)徐朔方也对“资本主义萌芽”说以及“市民阶层”说表示怀疑，但他强调“并不是要抹杀商业经济和市民成分的存在，而是不能把微量扩大到超乎实际的程度”(40)，同时也提醒“在今天的研究中固然不会有人看不到进步思想在明代文学中的影响和表现，可虑的倒是脱离实际的拔高”(41)，可谓通脱之论。吴承学更是直言，“‘资本主义萌芽’说和‘市民’说在相当长时期内统治着大陆晚明文学研究界，甚至是许多论著的理论基石，假如这一理论受到挑战者或者被推翻的话，它所带来的影响和震动是可想而知的”(42)。综合来说，虽未有系统考察，但鲜明警觉已经具备。

学人的既有研究纵横捭阖、创见良多，但也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不足：首先，“晚明诗学”自身的缺席。当下研究大多着眼于晚明叙事与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关系，即主要着眼于近代以来的“追溯晚明”这一文学活动。追溯的前提应在于有一清晰的“晚明”可供借鉴，但有关晚明诗学自身的认识，却多半被想象性描述所替代。换言之，“追溯晚明”多半是在晚明缺席的状态下进行，如此既影响了晚明诗学研究的深入，也直接影响到古今理论转换或接续的成色。其次，先入之见对反思的制约。学人虽有对晚明诗学后世建构历程的全面梳理，但少有对其具共通性的内在思维方式的全面探讨与辩证审视，不少认识也未能突破晚明叙事的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客观与全面，反思与突破的力度也有待加强。最后，学科壁垒造成的束缚。晚明诗学研究涉及政治、思想、学术等多个领域，但相关学者少有论及文学问题，文学研究者相对而言又不太关注相邻学科的研究进展，不曾及时更新自我的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晚明诗学建构模式的反思。

职是之故，我们应确立两大原则：其一，避免使用抽象的理论话语对观念对象作大而化之的处理，理当深入考察一应观念得以产生的思想语境及针对的具体问题，呈现晚明思潮及诗学发展的多元语境；其二，立足文献，以完整的理论分析和相对客观的历史视野来克服预设的现代知识立场，重新思考晚明诗学的理论价值及其发展进程。

①谭佳：《叙事的神话：晚明叙事的现代性话语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②吴承学、李光摩：《“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

③龚鹏程：《有关文学与文化的晚明思潮研究》，《现代与反现代》，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台湾)1989年版，第15页。

④郭英德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8—449页。

⑤邓绍基、史铁良主编：《明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⑥邓绍基、史铁良主编：《明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⑦邓绍基、史铁良主编：《明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⑧邓绍基、史铁良主编：《明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⑨邓绍基、史铁良主编：《明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⑩施蛰存：《我治什么“学”》，陈子善、徐如麒编选：《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04页。

(11)陈子展：《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新语林》1934年第2期。

(12)郁达夫：《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人间世》1934年第7期。

(13)周邵：《鼌采馆清课》，《清明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14)谭佳：《叙事的神话：晚明叙事的现代性话语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15)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晚明研究虽热度不减，但有关“晚明”的追溯则少有推进，及至近几年，有学人认为晚明士人的颓废审美风格是以消极的方式来解除社会压抑的程度，尽可能地追求个体自由，已具有个性解放的精神质素，从而表征着中国现代性，代表了有关“晚明”理解的最新成果。详参妥建清《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中国现代性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

(16)譬如刘斯奋称其创作《白门柳》旨在“通过描写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以及其他具有变革色彩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天崩地解’式的社会巨变中所走过的坎坷曲折道路，来揭示我国十七世纪早期民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见刘斯奋：《〈白门柳〉的追述及其他》，《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这一立场显然深受早期启蒙思想的影响。

(17)赵园：《想象与叙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18)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19)谭佳：《叙事的神话：晚明叙事的现代性话语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20)依照谭佳的意见，“以‘叙事’为思考路径就是对已有研究的重审和反思”，较之其他术语内涵更丰富，也更为契合笔者的思路，故在描述相关现象时借用这一说法。详参谭佳：《叙事的神话：晚明叙事的现代性话语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21)黄仁生：《论公安派在现代文坛的多重回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2)郝庆军：《两个“晚明”在现代中国的复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

(23)黄仁生：《论公安派在现代文坛的多重回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4)吴承学、李光摩：《“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

(25)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26)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27)鲍良兵：《抗战时期的“晚明”言说与想象(1931-1945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28)鲍良兵：《抗战时期的“晚明”言说与想象(1931-1945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29)谭佳：《叙事的神话：晚明叙事的现代性话语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30)龚鹏程：《自序》，《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页。

(31)龚鹏程：《自序》，《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页。

(32)王汎森：《序》，《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3)详参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李焯然《明史散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等著。

(34)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35)陈文新：《信心论与信古论在晚明融合的学理依据及其历程》，《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36)徐楠：《明代格调派诗歌情感观再辨析——以考察该派对诗歌情感价值、限度的判断为中心》，《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37)张德建：《“真诗乃在民间”论的再认识》，《文学遗产》2017年第1期。

(38)郑利华：《晚明诗学于复古系统的因应脉络与重构路径》，《文学遗产》2019年第3期。

(39)左东岭：《明代心学与诗学》，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0页。

(40)徐朔方：《前言》，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xxi页。

(41)徐朔方：《前言》，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xx页。

(42)吴承学、李光摩：《“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