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的日、俄殖民时期建筑分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使用的两大类。风格迥异，差别甚大。正在修建中的东关街是具有代表性的平民街区，因此备受重视。本人作为一个“新大连人”对此谈点个人看法。虽然难免“门外汉”的粗浅，或许也有“旁观者”的新意。
一、我对“老街”这个概念的理解
有一本名为《北京老街》图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是中央实验话剧院舞美设计师陈永祥从1950年起，在街头巷尾体验生活、收集素材的一些记忆。记载了中轴地区、永定门、天桥店铺、珠市口店铺、大栅栏店铺、广渠门大街店铺等几十个平民百姓生活街区的旧貌。表现出历史古都的另一面，充满了亲切的市井味道。
与中国古都北京不同风格的上海市是近代兴盛起来的现代化大城市。上海的老街排在首位的不是风光的上海滩，而是位于青浦西北地区的商榻老街。这个街区以商人下榻之处而得名。排在第二位的是位于塘湾村的青龙老街。虽然只有200多米，但由于古建筑充满了古韵而得名。墙上留下了两条新四军的标语，分别为“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和“我们要和平，反对内战”，很有时代特点和历史教育意义。第三个是位于上海闵行区有千年历史的七宝老街，在宋代开始发展，明清时期最为繁华，一直到今天也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七宝老街分为南街和北街。南街以美食为主，各种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堪称吃货的天堂。北街则是以古建文化为主，不仅有许多的古迹，而且有一座民俗艺术馆。
中国各地包括台湾在内的老街都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成都老街琴台路两边全是红色的汉唐仿古建筑，地面是由青色花岗石铺成，古色古香路口的铜车马，骏马扬蹄，车轮滚滚。这里流传着汉代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和才女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还有司马相如醉心弹筝，卓文君闻声起舞的表演。
香港是1842—1997年间被英国殖民统治了一个半世纪的国际化大城市，又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有“东方之珠”“美食天堂”“购物天堂”等美誉。然而，香港的风情街却是一条没有“洋味”，由一块块大石板砌成，历史悠久的石板街。聚集了许多老旧的小店和摊子。部份店铺还保留了从前铁皮屋的特色，街上还有一些搭建的绿色小屋，十分老旧。这里有许多店铺，主要是售卖二手书、精品、特色玩具、杂货、成衣、配饰等。价钱由几元钱起，有的高达上万元。有的价廉物美，有的稀世珍宝价格昂贵。还有几家制作画框的店铺，价钱则而视乎顾客对用料、尺寸等要求而讨价还价。这条老街不仅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游客，还吸引了电影人的注意，许多电影、电视和音乐录像带，都到这里来取景。也有许多喜爱摄影的同好们前来拍照。这里是步行街，您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想。
由此可见，老街的核心内涵是一个“老”字。其内容和特色则五花八门。
二、我对大连东关街历史文化的思考
第一，东关街是日本殖民大连时期中国平民的生活遗迹。与日、俄建筑群形成了鲜明对照。
历史街区的整治更新必然涉及民生改善与文化保护的冲突，容易"重其形而轻其意"，造成格局尚存、风貌缺失的问题。整治历史街区诚然可以从宏大叙事、重大历史事件出发,去寻求规划线索，然而这些规划线索的提供者往往并不是生长于斯、对街区历史文化熟稔于心的人。因此，留住公众的"集体记忆"是重要的任务。
第二，留住公众记忆是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并使之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何为公众记忆？我组织民间团队从事日本对华精神侵略民间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近四十年。我的理解公众记忆就是从原居民多种记忆主体所构成的集体记忆入手,从记忆信息、记忆载体与记忆线索出发,把历史记忆留住和固化。
留住东关街记忆的核心是深入发掘大连历史文化的内涵，守护大连的历史文脉。能否做得到、做得好，取决于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寻根、取决于对大连文化的理解，取决于对中华血脉的感情，取决于发掘的深入和保护的力度。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千方百计地把老物件、老故事、老照片收储进来，使历史文化街区成为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第三，修建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不只是对“这一个”平民街区的保护，也不应当狭隘地把它封闭为一个街区的地理和建筑概念。而要在此地呈现中国平民百姓在大连地区生活、奋斗的文化足迹，留下中国平民百姓的历史记忆。使之与大连的日、俄建筑,殖民文化形成对比和连接。东关街既反映出被殖民、被压迫、被奴役下的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山东、河北等地流浪逃生至此地的贫民的穷困，也留下了艰苦奋斗、不屈抗争和丰富多姿的中华文化风采。——这是东关街历史文化的核心。
不应当把东关街视作封闭的街区和僵化的建筑物，而应当深刻领会其“历史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来进行保护、传承和弘扬，其核心是丰厚的中华文化和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精神。这里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闪光点：此处是大连红色文化——中华青年会和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地、传播地。
第四，俄、日殖民者在“关东州”的建筑，具有明确的而且是强烈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攻略。在一些人自觉不自觉欣赏和称赞日俄建筑时，俄、日殖民者融入建筑中的精神、思想、观念和审美价值就已经达到目的了。举个十分明显的例子，俄罗斯风情街旁边那个大院，里面步行的道路都是按照南满铁路的站名来命名的，——是南满铁路的缩影。这不就是在洋洋得意地宣扬侵略有理、侵略有功吗？ 当导游赞扬那些俄式和风建筑，一些游客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真美呀”之时，隐藏在建筑物里的日、俄侵略者的国家精神就发挥作用了。
第五，要以清醒的中华民族意识，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站在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高度，尽可能把东关街为代表的日本殖民大连时期的中国平民街区的历史文化集合起来保护好和传承好。以东关街为代表，将寺儿沟、思源巷、福兴里等等平民区域遗留下来的老物件、老故事、老照片和口述历史（回忆录）、家史、传统技艺等等收集、保存、研究、展览、传承。
要突出中华文化、革命精神、民族工商业老字号和对日本殖民文化的抵制。对于当时在大连的日本人的一些书刊、老照片、老物件、回忆录等等也要收藏、研究和利用。不能只是留住与俄、日建筑形成鲜明对比的建筑，还要留住中国老百姓的物件、故事、影像，留住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简朴的饮食文化、乐观向上的休闲文化，介绍中华民族敬仰天地、尊重大自然、简朴的生活习惯和崇尚清廉的宗教信仰。比如，有人回忆起在东关街的童年，对说书、唱戏、杂耍、小吃、鸟市、游戏、破烂市场、过年的传统习俗等记忆犹新。说当时条件虽差，却是儿童的乐园。如果能够对那些记忆进行复活，将是很好的传统文化风情街，更要留住大连民众艰苦奋斗的传统，留住对日本殖民统治的记忆，留住对日本侵略进行抵制、斗争、反抗的爱国精神。不要把东关街当做一个狭隘的、具体的地理区域和穷地方、旧房子，而要展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宗教信仰、民族情感和国家观念，传承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作为中国人民坚强不屈和反抗侵略、艰苦奋斗的博物馆。
三、我的历史站位是“公众记忆”
我的上述见解可能不被一些人接受和理解。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也就是说我完全能够理解。不过，我也希望能够被别人所理解和接受。因为，历史只有一个，对历史的记述却有“官史”和“民间传说”两种。
我国民众有自费收集、保存、研究民间史料的传统。上海农业银行有位年轻职工，名叫缪时方，自费收集日本侵略上海的史料，建立了一个日军侵华史料馆免费开放。他说，史料馆的价值在于警示世人牢记民族屈辱的教训，越是盛世繁华，越要保持清醒理智，时刻怀有强烈忧患警醒意识，不为当下而满足，奋进争先，把中华民族建设得更昌盛。
黑龙江省民间收藏家何兵伟花费30余年时间，搜集日军侵华罪证，在鸡西市滴道区建立了一个“抗日战争博物馆”。
利用日本和俄国侵华时期形成或利用过的老建筑，将历史亲历者手中的藏品收集起来，选出一部分作为日本侵华的历史进行展出，一举多得。另外，用这种方式举办的有关中日问题的展览，应既有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又有介绍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经济交流等内容。
最近由人民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出版的《“关东州”历史记忆》是从我们收集整理的几百位大连老人的口述历史和民间实物资料中编选的。我们收集整理资料用了三十多年，出版花费了六年时间。这本书收录了21位各种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老大连人的口述历史，是多元化的大连老百姓的历史，是大连老百姓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而且有几位老人直接谈到了东关街。开卷第一篇就是从山东来到大连的东关小学老教师的口述历史，介绍了“关东州”和中华青年会小学今东关小学，起到介绍历史大背景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目的就是留住中华文化和反侵略的民族魂。张本昌对今东关小学——当时叫中华青年会和明德公学堂讲得更具体。说起来真巧，本书中的陈丕忠就读的明德公学堂也是这所学校。在东关街附近思源堂长大的薛殿会对小时候经历的社会情况、民众生活、家国观念回忆得更加细腻，充满了家国情怀和生活气息。张云鹏生活的寺儿沟，就读的东山公学堂也是一个中国人聚居的贫民区。同东关街遥相映衬。
当然，不应当把历史文化局限在这条街道里。而要建设成相对于中山广场、俄罗斯风情街、旅顺旅游区以及天津街等，各具特色的大连品牌。
历史文化街应当是一个内容宏大的流动的博物馆。一定要有丰富的内涵，一定要有博大精深的藏品和广阔立体的思维空间。使其不仅与市内的文化街区而且与旅顺的白玉山、官币神社等文化街区形成对照，彰显特色。
如果仿照对日俄建筑那样的模式，只使用建筑的功能，只保留一个外壳的话，必定会有浅薄、短暂的后果。
如果不注重文物收藏和展览，不注重文化内涵，只关注建筑物及其表面和浅层的东西，不仅吸引不住游客，也可惜了这场保护和修建的工程。
商业文化街只有把商业与文化有机的融合而且成功地约束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努力追求文化的丰厚底蕴并做好文化传播，才能够繁荣昌盛并且越来越兴旺。东关街既是一个具体的街区，又是中国劳苦大众生活的具体表现。它是包括石道街、寺儿沟等中国平民街区文化的缩影和代表。因此，不应当人为地进行地域局限。而是使其文化内涵更丰富更典型更具代表性。应当看到，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遗物正在被毁灭。莲花山上那些日本统治时期平民百姓的墓碑就是典型的代表。我呼吁了好多年也没有引起重视，我每次上山巡查，看到那些简陋的山东、河北老百姓墓碑遭风化和山水破坏，内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无奈。因为那是夜夜哭泣没有归宿的“海南丢”的灵魂。据说，寺儿沟的炮台山也有许多日治时期山东人的墓碑，没有得到保护。
附：作者简介
齐红深 1945年出生于河北省平乡县，197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历任：锦州市第五中学中学语文教师、副校长，中共锦州市委办公室秘书科长、综合科科长，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编兼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职称，辽宁省教委办公室副主任，辽宁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职称，辽宁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处长、辽宁省政府督学。退休后应辽宁师范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邀请担任兼职教授并定居，并任大连市老百姓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中日合作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