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新闻传播史？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是历史研究中的专门史[1]。近年来，随着新闻传播学的蓬勃发展，新闻史的研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在近代报刊史、地方新闻史、新闻教育史、新媒体发展史、外国新闻史及民国新闻史料等专题史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2]，可以说在“多打深井”方面新闻传播史已经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在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之上，这本《中国近代新闻传播流变史研究（1815-1949）》仍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观察和思考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的视角。
一、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新闻传媒角色演变
中国的近代史也是中国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逐步近代化的过程，虽然现在对于这种“刺激—反映”的模式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无可否认，近代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发展是分不开的。近代中国新闻传播史也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运行的。在一套成熟的管理体系中，信息的有效传播对于系统的运转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已经运行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自然也存在服务于封建帝制的信息传播系统。无论从戈公振先生的“汉有邸报乎？”还是方汉奇先生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都曾关注到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存在的信息传播系统，并关注其在封建王朝中的运转与演化。《中国近代新闻传播流变史研究（1815-1949）》则从纵向的历史脉络中对中国新闻传播流变史进行梳理，将近代社会历史中的信息传播系统，放置到整个近代社会权力与制度的建构与实践之中，观察信息传播系统在近代权力关系中的运转模式。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于封建帝国的斜阳余晖之中，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就不得不回首那个孕育中国近代的社会环境，《中国近代新闻流变史研究（1815-1949）》第一编，便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封建帝制语境下政治传播体系及古代报刊的流变。在这一部分中，该书谈到了政治传播对于团结小团体，形成大一统帝国的重要意义。详细梳理了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统治者通过运用显性与隐性两种不同的政治传播体系，实现“以文化人”的统治目的。
随着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的开展，西方生产力发生了飞跃式的提升，使得西方逐渐走向了近代化的路程。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地域与人口的限制使得西方不得不选择一种殖民扩张的发展道路，最终与古老的中华文明产生碰撞。在文明碰撞之中，中国腐朽的封建帝制统治已经逐渐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逐步走向了没落。但在帝国的余晖中，古老的中华帝国仍通过改革等一系列举措，试图变革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本书在对于清末新闻史的阐述中，既关注到洋务派、改良派对于改革的认识，也没有忽视在传统政治架构中，封建王朝上层对于报刊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存在对新事物的开放态度。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清朝政府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开始为设立报馆提供便利，为清末的报纸提供了生存条件。另一方面，清政府又对报刊事业进行压制。在义和团运动中，慈禧等权力中心逃窜西北时发行的《行在抄报》显示了奄奄一息的清王朝在危机情况仍然会采用应急措施，以保证其在舆论上可以继续维持统治的合法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但对于新建立的政权而言，在革命中国的前方却并非一片坦途。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得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宛如一架即将分崩离析的板车行驶在泥泞的道路上。对内，守旧势力地方豪族仍然存在。对外，各国势力仍旧虎视眈眈，想要继续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敲骨吸髓。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利用新技术建立一套完备的行政沟通信息传播沟通体系，如何利用当时来说的“新媒体”整合国家思想，建立统一的社会认同与家国认同，重塑战乱纷争之后的中国形象，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也亟待解决的问题。本书在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的论述中，既关注到了传统的官报、民报体系，也关注到了地方白话报对于塑造新式中国的国家、地域认同，重塑中国国民性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关注到报刊舆论在美国“排华”法案出台后国内利用报刊舆论开展抵制美货运动，以达到通过内政舆论向外交施加压力的经典案例。既关注到官方与民间在新闻传播领域内的博弈与变化，也注意到在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中，报刊及其引起的社会舆论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以全球化的视角，将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新闻传播事业放置到了全球的历史语境之下，观察其变化与影响。
这样纵向的历史梳理有利于读者形成完整的知识脉络，对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可以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看到在汹涌的历史长河中，新闻传播在其中发挥到的作用。可以说，该书充分体现了新闻传播史与社会历史的连接，在中国近代发展的重要时期中，新闻传播在其中从未缺席，是“历史的科学”。
二、中国近代新闻传媒与政治社会权势网络
新闻传播的历史不是发生在虚空中的历史，新闻传播的存在与各种信息、权力、人际的网络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本书主编王天根教授认为，在历史语境中的近代媒体呈现网络状，在考查媒介本身的筹划及其落地时，要考查其对应的网络关系[3]。本书内容也充分展现了这一思想。对于历史时期中新闻媒介报刊与各种关系网络中的影响着墨甚多。
在第一编，对于中国封建帝制语境下政治传播体系及古代报刊的讨论中，本书从权力制度的设计出发，认为在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中，存在显性和隐性两种制度设计，以此来实现政治传播的功能，丰富古代新闻传播史研究视角。从礼制等非文本性的制度出发，看到了以儒家礼制为代表的各类“隐性”传播制度及由这套传播制度所形成的社会规范对于统一国家存在的重要性。在显性的部分，该书关注到谏官和公文邸报与邮驿系统等显性的信息传播与沟通网络。从显性系统的设置中来观察新闻传播在封建王朝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在封建帝制语境下的新闻传播流变史，不但在视角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在细节方面也给与了我们许多可以深思的留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行为，在统治者通过政治传播体系实现社会控制的同时，民间舆论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封建时期的邸报与小报，到近代的官办报纸与民间报纸，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从未消逝。
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晚清在种种社会压力与危机之下被迫改革。但改革与变法并非一蹴而就，在改革与变法期间，各方势力、各种思潮的博弈与交锋也是近代舆论史巍巍壮阔的重要原因。本书关注到在清末改革时期，清廷在官方和民间不同的措施。在官方，清廷开始了官报的近代化尝试；在民间，清廷也开始逐渐介入民间近代报纸，在民间报纸上发布各种“官报”，以达成其本身对信息传播路径进行调适的愿望。此外，清政府还对原有的官方信息传播渠道进行改良，创办《官书局报》与《官书局汇报》等新式报刊进行信息传递。但这种尝试也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而被迫停刊。
晚清洋务派与维新派对报刊舆论的认识与争鸣也是这一时期新闻传播史所关注的重点。本书在第二编、第三编对于这一部分着墨甚多。不同于他者多用论述的方式来展现这一时期的思想流变，该书着重于对史料的发掘，还原了历史的语境的同时，又在理论方面有结构性论述。史论结合，既方便把握细节，同时又对新闻舆论的发展有整体性的把握。对于想要进一步探究的读者来说，既了解了历史的框架，又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的线索。
除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关系网络，对于近代新闻报刊与舆论来说，受众之间的交往脉络也同样重要。在大范围的公共社交网络尚未完全形成的近代中国，不同受众之间的交往脉络，对受众的信息判断具有重要意义。本书关注到报刊网络信息在不同的团体之间，人际交往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二编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与维新舆论的媒介建构论述，作者注意到同时代中依存于人际交友网络之下的历史人物彼此之间的思想交流，特别是近代思想巨子梁启超的报学思想对谭嗣同、严复等人的影响，并比较了他们报学思想的异同。对于早期维新派人物，陈炽的报学思想也有所涉猎。除了重要的历史人物，该书也关注到了维新运动中的不同派系的报刊主张与利益属性之争，从一个更大的群体传播的视角，来考察不同派系报人群体的思想交锋与权力争夺。展现了作者既对于报刊史上重要人物有新的阐释角度，也对以往报刊史研究中相对忽略、却十分重要的人物进行新的发掘，这样一种求新的探索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三、全球视野下书写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尝试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在全球近代化发展的大环境中产生的，中国的近代化往往被认为是“被迫”的近代化，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的结果。中国近代的新闻传播事业也不例外，甚至比西方的坚船利炮更早到来的是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式报纸。1815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针对中国受众的宗教性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份创办于南洋的刊物经由当地华人的沟通交流使得其影响逐渐延伸回国内。由此，越来越多的外国传教士或商人开始在华创办新式报纸，并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本书对于在华外文报刊的论述不仅聚焦于其创办过程，更注重其本身与列强之间的利益表述，以及对在华外文报刊的政治舆论表达。深刻地认识到了对在华外文报刊其所含有的深刻的政治属性，及其在时代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不仅在对华的外报势力方面该书论述详尽，本书也将目光聚集到了全球移民浪潮中的报刊舆论的意义与作用。新技术的产生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国与国之间的影响逐渐加大，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也不断发生。1848—1855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潮使得大量华人移民北美，后期为修建“太平洋铁路”即“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又有众多华人移民美国，参与到美国铁路的发展与建设当中。但由于诸多原因，华工的付出非但没有受到重视，在1882年出台的“排华法案”中，宣布禁止华工入境十年，还将排斥华工同禁止罪犯、精神病患者以及其他不受美国政府欢迎的人相提并论。1903年底，美方在想要借助中美《华工禁约》期满之机，推行既定的排华政策，在旅美华侨的强烈要求下，中美开始谈判。在这一时期，由于电报技术与近代报纸在中国的发展，国内舆论开始参与到中美交涉中，并在国内引发了抵制美货运动。《中国近代新闻传播流变史研究（1815—1949）》便注意到该事件在国内舆论中的反映与过程，论述了在该事件中国内报刊对于本土舆论的聚焦，对中国国内舆论与中国对外交涉的互动过程，及舆论本身的发展变化。
此外，本书对于欧战语境下的社会重建思潮、辛亥革命前夕的“拒俄运动”、辛亥革命中的海外革命报刊等在传导至中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均有论述。以全球化的视野重新审视近代中国新闻传播舆论的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结合了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历史关怀，从不同的角度重新看待了世界思潮借由新闻报刊舆论对国内政治格局产生的重要影响。
历史研究中，新闻报纸所刊发的内容是重要的研究史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但历史学的研究者往往更加关注报刊上所刊载的内容，对于媒介本身的发展与变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往往被忽视。而这正恰恰为新闻传播史的研究留下了可以深入的空间。近代新式报刊与广播的出现，使得近代史研究的史料尤为丰富，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矿藏以供挖掘。《中国近代新闻传播流变史研究（1815—1949）》便给了我们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一时期的历史，去进一步发现新闻媒介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动荡，各种思想交锋的时代，如何去引发社会舆论与引领社会思潮，观察新闻媒介自身的发展以及新媒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十三五”以来，新闻传播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闻史作为新闻传播学发展的重要基石其重要意义不容忽视。当新闻史的研究返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新闻史才可以称之为“历史的科学”。这也是《中国近代新闻传播流变史研究（1815—1949）》中所体现出来的，将新闻史的论述深植于历史语境之中，从复杂的关系网络与思想网络中探究近代新闻传播的流变及其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新视野、新视角。期盼能有更多优秀的新闻传播史著作问世，以飨读者。
参考文献：
[1]方汉奇：《方汉奇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2]黄春平，柏朝阳：《“十三五”以来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成就、不足与展望》，《新闻春秋》，2022年第1期。
[3]王天根：《中国近代新闻舆论史多重面相及其书写》，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3期。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