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晓楠，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1期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建构路径研究”(20AZD013)的阶段性成果。

一、将“美国现代化理论”命名为“现代化理论”，是美国推销其“普世价值观”的典型案例

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反映了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所经历的转变。现代化理论研究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学术阵地在美国、日本、西德等国。现代化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即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探索这些国家的新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等。一般来说，西方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开始是分学科进行的，主要运用西方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构筑理论框架，对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行分析比较，开展实地调查研究。

“现代化”一词由英文modern，即“现代”“摩登”演化而来，在英文中是modernization，意为to make modern，即“使成为现代的”意思。它有两个基本词义：一是成为现代的、适合现代需要，二是指大约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出现的新特点和新变化。《韦氏词典》注称：现代指从大约1500年到当前这段历史时间。Modern一词由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最早使用，是相对于medieval，即中世纪而言，是把文艺复兴看作一个与中世纪对立的新时代。因此，“现代”不仅是一个时间尺度，而且是一个价值尺度，是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的时代精神。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相继开展了现代化研究。1951年6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创办的《文化变迁》杂志在芝加哥大学召开学术会议，讨论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及美国对外政策等问题及相关理论。与会学者认为，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比较合适的。从此，“现代化”这一术语被学者们广泛地使用。1958年，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出版《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一书，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现代化。1959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召开了政治现代化研讨会，并于1966年出版《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一书；20世纪60年代，西方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现代化研究的专著，标志着现代化理论基本形成；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现代化理论既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得到全面发展，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现代化理论。

由此可见，虽然“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普遍性的名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专名。为了在理论上论证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合理性，美国一些大学开始热衷于关于现代社会兴起的研究，并从这种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所谓“现代化理论”，确切地说，应该是“西方现代化理论”或“美国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产生后，很快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并迅速扩展至许多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一方面论证了西方社会制度的成功与合理，另一方面又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示了其发展的“美好”前景：要想像我们一样发达，那就要照我们这样做。这一切既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家利益需要，又迎合了当时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从美国学者提出“西方现代化理论”或“美国现代化理论”，进而将其命名为“现代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将自己的价值观打造为“普世价值观”的一贯做法。

二、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提出“现代化”并对这一概念作出初步规定，要先于西方国家约20—30年。事实正是如此。“现代化”一词，在五四运动后关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例如，柳克述在1927年出版的《新土耳其》一书中，就把“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1929年，胡适在为英文出版物《中国的基督教年鉴》写的《文化的冲突》一文中，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的提法。在这个时期，很多人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或“欧化”。但此时有的人已经提出工业化的思想，如共产党人恽代英于1923年撰写的《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1924年出版的由杨明斋所著的《评中西文化观》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一周年刊出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大概是这个新概念被广泛运用的正式开端。编者在前言中写道：“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厄运。现在我们特地提出这几十年来，尚无切实有效方法去应付的问题，作一回公开的讨论。”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仍然把现代化视为工业化，并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五年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把工业化的思想发展成“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的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目标。这些目标，主要还是着眼于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大家认识到，除了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以外，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于是，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新的四化目标，党的十五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在认识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新的五化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前了15年。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敢于奋斗的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基础上，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而且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全面谱写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新篇章。

三、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话语体系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但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尽相同，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以及个人、组织、社会等各个层面的“现代性”，是“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各国及各民族由于历史背景、现实国情、文化传统不同，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肯定千差万别，但其所演进的目标，即“现代性”却可能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的。这种具有共性的“现代性”，当然不是先验的产物，也并非冥冥之中的宿命，它在各国各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被创造出来，又不断得到完善，最终积淀而成。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大致有社会领域的世俗化，社会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分层的流动化，人类生存状态的都市化，文化的个性化，等等。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比如在人均收入、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年限等方面达到一定标准，更有基于自己特色的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特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的实践探索概括和总结出来的，彰显了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这些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的必然反映，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自己的道路必然是追求共同富裕、物质精神双丰收；这些特色源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历史文明，必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指出了具体的发展道路，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坚持中国道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宝贵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坚持中国道路。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根植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来源于近代以来18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和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是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形成的瑰宝，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指出了具体的发展道路。

具体而言，在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现代化的战略布局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坚持“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在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现代化的基本制度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既包含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还包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如果按照马克思“从后思索”的方式，那么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和结果“反过来进行思考”，我们就必然得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概括不仅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力量、坚持走中国道路，从经济、政治、精神、社会、生态、外交等方面剖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还特别彰显了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天下情怀。这就告诉我们，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两者是二位一体的。所以，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时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毋庸置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面临各种矛盾和问题。“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等重大原则。

总的说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进一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同时，令人瞩目地提出本质要求和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条重大原则，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关系，认识到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支撑，从而深刻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科学性和必然性。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经过深入思考后提出的重大论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具体包含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含义，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总体目标、主要任务以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牢牢把握住的重大原则，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旨归意义、目标任务、实现途径，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实践指引、光明前景，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些不仅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而且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步骤和重大进展，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扬弃和超越，是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