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柳鸣九先生的面，是在1985年，我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刚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就在外文所那狭窄的过道中见到了个子不很高的柳鸣九先生。我颇有些拘谨地跟他打了声招呼，并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柳先生当即伸手出来，跟我使劲地握了握，第一句话就是：“陈先生的高徒啊！”
我和柳先生之间没有具体的师承关系，陈占元先生是我在北大研究生时期的论文指导教授。说起来，陈老先生也算是柳先生的老师，早在1930年代就为鲁迅、茅盾他们编的《译文》杂志翻译法国文学作品，抗战胜利后一直在北大任教。
与柳鸣九先生的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年富力强，甚至还很年轻，算来，那一年他才五十岁。可是；早在五年之前，我就买到并读到了他主编的《法国文学史》的第一卷。仔细想想，他与同事郑克鲁、张英伦等当年编写《法国文学史》时，应该只有四十来岁吧，真是“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过了不久，上班见面时，柳先生就问我对20世纪的哪位法国作家感兴趣？他说他有一个计划，想把20世纪的一些法国名作家与文学现象列入一套“研究丛书”。已经有《萨特研究》等几种出版了。我说我对诗人保尔·克洛岱尔感兴趣，手头在翻译他最主要的剧本《缎子鞋》和另一个剧本《城市》。柳先生当即表示，《缎子鞋》可列入他主编的“廿世纪法国文学丛书”之中，并希望我能慢慢地编出一本《克洛岱尔研究》来。听了柳鸣九的建议，我心里很激动。因为，他几年前编写《萨特研究》这本书的奇遇，我也多多少少听闻了一些，想到自己也能编上一本书，跟《萨特研究》一起列入同一套丛书中，光是想想，也是一件很“风光”的事。
不久后的1987年，我就把二十多万字的《缎子鞋》的译稿交给了柳先生。他把这部作品列入他主编的“廿世纪法国文学丛书”的第八辑，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在1992年出版。他还特别为译本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基督教——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作》。
这是我发表的第一部大部头的法国文学作品译著，完全是由于柳鸣九推动并主编的结果。后来的几十年间，我的译文《缎子鞋》经过我几次的大幅度修改，还由吉林出版集团和商务印书馆两次出版了新版译本，此是后话。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柳鸣九策划并与罗新璋先生共同主编的那一套“研究丛书”，只出了《新小说研究》《马尔罗研究》《尤瑟纳尔研究》《马丁·杜加尔研究》（吴岳添编选）《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李清安编选）《阿拉贡研究》（沈志明编选）等几本，此后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受柳鸣九先生的委托，我在80年代跟踪法国文学动态而撰写的几篇小稿子，都有幸经他编发刊于《尤瑟纳尔研究》《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之中。这对我如此一个法国文学研究界的毛头小年轻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与柳先生相处得多了之后，我也得知，他主编了很多外国文学丛书，如上文提及的“廿世纪法国文学丛书”，这套丛书前前后后一共出了七十种，分成十批出的，每批七本，借用柳先生的一个说法，就是模仿法国人的“七星丛书”。每一批都是七本。前五批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后五批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前言都是他自己动手写的（我说的是“几乎”，当然也有请译者自己写的），这一方面显示出了柳先生的学识渊博，另一方面则看得出他的大胆，因为当时还是20世纪80年代，对当代的西方文学，国内的学者和批评界争论很大，很多概念都还有待于明确，例如荒诞、超现实、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实验文学、形式批评等等。而柳鸣九提出的很多看法，后来都被证明是对的，也深深地影响了几代学人。
说到他为“廿世纪法国文学丛书”写的其中那么几篇前言文字，在还没有正式出书的时候，他会拿来给《世界文学》，让我们看看能不能先在刊物上登一下，而当时编辑部的负责人金志平先生就会把责编工作交给我来做，而我也就有了成为柳鸣九先生文章第一个读者的“特权”。
回头再说80年代中后期的事：柳鸣九在他主编的不少丛书中，会安排后辈年轻人参与其中的相关翻译与评论。例如，他选编的《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出版于1987年），就安排我翻译了莫泊桑的一个短篇《郊游》，以及左拉两篇小说《爱的一页》《生活的欢乐》的“作品提要”。而就在这同一部作品选中，便可见老高放、孟明、全小虎、林青、余乔乔等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姓名，说起来，这一批小年轻也都是我的同辈人呢。
到了90年代，柳先生曾让我为他所编选的一部《新寓言小说经典小说选》写导读文字，尽管我个人对所谓的“新寓言派”保留不同意见，我还是“奉命”写了六千多字的“导论”，因为，我对柳先生选的图尼埃、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等几位大作家作品中的“寓言”特征与“哲理”内涵深以为然。
再后来，世纪之交的时期吧，他还主编了一套六大卷的“撒旦文丛”（2002年），收入了十几本法国的色情作品。我为之还专门写了《是禁果，才诱人》的批评文章。在肯定柳鸣九先生选题策划的认真，几位翻译家翻译工作的成绩的同时，也对出版社编辑工作的“糟糕”提出了我的意见。现在想想，我的批评也许有些“烟火味太浓烈”，当然，我文章的矛头针对的并不是该丛书的主编工作，我认为糟糕的，当然不是柳先生的策划与编选，而是出版社的责编文字工作。但愿，我的那一篇《是禁果，才诱人》并没有怎么冒犯柳先生！
由此想到，法语文学圈子中有传言，说柳鸣九先生因仗义执言而得罪过前辈和同辈的老先生。不过，我倒是认为，依柳先生刚烈的性格，得罪人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好在，他的批评，例如关于存在主义，关于人道主义，关于荒诞文学，都是对事不对人的，并没有想要伤害什么人，更没有想要通过批评同事而自己“出风头”。当然，在文人相轻的圈子里，柳先生也受到过一些莫名的伤害，他的心中也很有气，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说到他对我们这些后辈学人的提携，则还是让人很难忘怀的。就我自己来说，得到柳鸣九先生的鼓励、建议和提携是多方面的。上文提到，80年代，他曾建议我继续翻译和研究克洛岱尔，这让我后来留学期间得以以“克洛岱尔与中国文化”为题，在法国第四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而对那位克洛岱尔，当年也曾有业内的老先生建议我不要去研究，因为克洛岱尔作品中浓烈的天主教“精神”，因为他帝国主义外交家的“头衔”……记得，2005年我去日本作学术访问，参加在东京和京都举办的两次“纪念克洛岱尔逝世五十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宣读了我的两篇论文。当时，我发现，日本的克洛岱尔研究者和翻译者多达几十人，而来自中国的就我一个。我不禁想入非非，若不是柳鸣九先生当年的鼓励与建议，中国岂不是更没有人去研究克洛岱尔了吗？好在，几年后，这一情况就得到了改变，2009年在武汉大学举行的“克洛岱尔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上，参会发言的中国学者，就已经有六七人之多了。
直到2010年代，已经患上帕金森症而行动不便的柳鸣九先生还邀请我参与他主编的“国民性人文素质名著函装丛书”的工作，主持其中的一辑“小绿树”。这套收入了柳先生翻译的都德的《磨坊文札》，韩耀成翻译的黑塞的《园圃之乐》，以及我翻译的让-雅克·卢梭的《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等这套小书出版时，已经是2019年的夏季了。想想，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柳先生这时候还在想着要“广汇人类优秀文化的绿色养汁”来滋养年轻的读者，同时还捎带着提携已过了退休年龄的我辈，真是叫人感慨万分啊：有一点，我是要努力向柳鸣九先生学的，那就是一辈子都跟文学，跟书打交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编书、写书、译书。同时，在做学问的同时，不忘记尽力提携后进。
我认识柳鸣九先生后不久，1987年，国内的法国文学研究会改选，柳鸣九接替罗大冈先生任会长。
我个人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起，柳鸣九先生就是我国外国文学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尤其是法语文学研究和翻译界的领军人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贡献，更多地可能还不是体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上，而是体现在他的组织工作上。所谓组织工作，当然包括他对法国文学研究会的主持工作。他有登高一呼的勇气和胆识，也有团结一大批人共同前进的胸襟。这方面，我作为法国文学会的秘书处成员，也曾见证了柳先生的辛勤付出。除了从1988年底到1992年底我留学在法国之外，法国文学研究会两三年一次的学术研讨会，我是次次都参加的，柳先生除了亲自定会议主题之外，有时候还会拨冗出席并主持发言，印象中记得比较清楚有1987年的北京大学会议，1990年代初广州的中山大学会议，等等。井冈山的那一次法国文学会议，柳先生没有去，是委托当时的副会长吴岳添先生筹备与主持的。记得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一个懒人，习惯于待在北京不动，有些责无旁贷的会议几乎都推掉了。”其实，他哪里是懒人，他是一个勤快人，只不过，他的勤快都用来思索问题，诉诸文字了。恐怕无暇顾及其他，甚至连旅行、开会、见人会面这样的事，在他眼中也多少有了某种“浪费时间”的意味了吧。但是，说到底，很多跟学术相关的事，柳先生就是启迪者、发起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张罗者”。我印象很深的是1999年他亲自主持在北京召开的“六长老半世纪译著业绩回顾座谈会”，当时，开会也就是清茶一杯，但柳先生的那一篇亲切动人的开场词却让与会者深为动容，也让当时还在世的陈占元、许渊冲、郑永慧、管震湖、齐香、桂裕芳的大名为更多的后辈人所熟记。
还有一件事值得在此提一下，柳先生当会长的时候，定下了一条规矩，“在法国文学研究方面作出一定成绩的人全都应该当理事”。这一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中国的法国文学界中的一些人事矛盾。说到我，我自己就是在90年代中期被推荐为理事的，记得，同时被推荐为理事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徐德炎，以及当时还在武汉大学但后来调到北京大学的秦海鹰。
又过了几年，应该是在北京的纪念雨果的会议上（大概是2002年吧，因为雨果诞生是在1802年，2002年是他的诞辰二百周年），不到七十岁的柳鸣九先生明确提出他不再当研究会的会长了，当时，他还双手连比带画地开玩笑说：法国文学研究会应该由“高个子”来领头。意思是他这个“矮个子”应该退下来了，言下之意，是希望他的弟子吴岳添先生来接过他的担子。这样一算的话，柳鸣九担任法国文学会的会长只有十五个年头。而巧的是，后来，吴岳添先生当会长，也是十五年。柳先生的性格是很冲的，自然而然地有一种霸气，而吴先生的性格就显得很稳重，特别忠厚。当然，我们后辈对这两位的性格脾气都能适应。毕竟，这两位在那里“登高一呼”，法国文学研究、翻译、出版界的好汉便“一呼百应”……不过，这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话题了。
我家的书柜上，有柳鸣九先生送给我的很多书，一整套《柳鸣九文集》、《法国文学史》（三册），还有他编选的《雨果文集》（二十卷）、《加缪全集》（四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十卷十九种）、“撒旦文丛”（六卷十一种）……
几年前，读了柳鸣九先生的《名士风流》之后，我写下了一篇题为《真名士，自风流》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那些文章，多为柳鸣九撰写的怀念他的前辈的文字，而那些前辈，算来应该都是我的‘祖’辈了，一个个鲜明的形象从柳先生的笔底流出，让他那一辈的读者觉得似曾相识，让我这一辈的读者觉得颇为新鲜，如见其人，更年轻的读者读来又会如何呢？柳先生写冯至、闻家驷、郭麟阁、陈占元等，应是充满了浓浓的师生之情，而他笔底的这些人物，我们多不是很熟悉，有的只见过几面（如冯至、杨绛），有的根本无缘见面（李健吾、梁宗岱），读这样的文章，我辈恐怕只有‘高山仰止’的感受了。”
但愿我眼下的这一篇文字，也能让我们的后辈人对他们的前辈“名流”（也是我等的前辈“名流”）柳鸣九先生多留一些实实在在的印象。怀念柳鸣九，是为了记住他所做的事，更是要学习他的那种“推石上山”的西西弗精神。几年前，在一篇纪念郑克鲁的文章中，我说过：“要向郑克鲁看齐。”“所谓看齐，就是学习榜样，自觉跟上。”而现在，我要说：“怀念柳鸣九，就是要跟上他，一直向前行。”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让我们的文学界、研究界、翻译界名流辈出。
余中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