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勉励国史学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2022年，历史学界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贺信精神为根本遵循，将学术研究与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紧密结合起来，围绕中国文明历史、历史学学科基础理论与三大体系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重大问题，不断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和新中国史、世界史各领域研究引向深入。本文仅就其中代表性成果做一概要述论。
中国古代史研究
先秦史 传说时代的考古学阐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中华民族早期形成、夏商周历史文化重构、新出文献解读，均为本领域研究者所关注。
（一）传说时代的考古学阐释。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大体相当于考古学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本年度研究在延续以考古资料阐释中华文明起源等问题的同时，加入了关于中华民族早期形成的讨论。王巍等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成果加以介绍，认为各区域文明之间及其与域外文明的交流互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王震中认为，从五帝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东夷与华夏互化融合的最终结果是华夏民族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晁福林认为，作为中华民族形成的思想基础，诸族间的观念认同起到了导夫先路的积极作用。江林昌认为，中华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起源、形态、特质等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韩建业提出，距今8000多年前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天下文明”模式，连同敬天法祖、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至今的根本原因。史前宗教形态内涵与特质研究方面，李禹阶认为，良渚文化呈现出罕见而独特的自然主神崇拜及其政治体组织，使史前中国文化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特征。张弛认为，从兴隆洼到红山文化长达2000多年间，意识形态的主体一直都是祖先崇拜。刘礼堂等提出，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宗教呈现出规模逐渐扩大、范围逐渐拓展、信仰逐渐深化的趋势。
（二）夏商周历史文化重构和再认识。与以往不同，夏史、夏文化研究超越一般性的疑信之辨，更多关注于相关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揭示。沈长云认为，由于构成夏朝地区组织的各个族邦依然是一些血缘组织，因此只能视夏朝为早期国家。张国硕认为，太康居斟寻事件对于判定二里头文化、新砦期遗存的属性及确定后羿代夏遗存等问题至关重要。杜金鹏认为，殷墟在夏文化探索中具有特别的重要价值。商史、商文化研究的学科建设方面获得可贵进展。宋镇豪对深化殷商学研究问题从机构设置、政策扶持、人才引进等方面提出意见。曹建墩从文化价值的维度、常量与变量的问题、空间的维度三个方面对未来殷商文化的研究提出构想。李雪山从甲骨非文字资料研究的含义等方面对甲骨非文字资料研究问题提出思考。郭旭东从甲骨文字发现以来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与未来的主要任务两个方面对甲骨文字研究提出建议。
周史、周文化研究的兴趣点集中于社会组织、礼制、思想观念等方面。陈絜等认为，讨论商周宗亲组织结构的关键在于亚族（分族）、小子室家与宗氏三者间的关系辨析。王晖认为，周天子实行七庙制，是在近亲三庙制之上加上周文武王“周庙”以及高祖上帝、后稷庙。钱杭认为，单氏《逨盘》铭文中的世系是一个由子孙向建功立业的祖先表达崇拜之情的家族性“英雄”世系。赵世超认为，周人靠天命观论证其统治合法性，服制到西周后期开始走下坡路，春秋时更出现以除旧布新为内容的大变动。赵运涛认为，周厉王被逐后“周鉴”意识初步形成，幽平之际“周鉴”话语最终生成，“周鉴”成为贵族们伸张政治权利的话语依据。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受到关注。沈长云认为，中国古代自夏商周三代至鸦片战争以前所经历的社会，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何怀宏认为，从西周初叶，中国开始强烈地呈现出自己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色。孔令栋认为，中国作为东方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与西方有完全不同的发展轨道。黄玉顺则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也不应当简单对应。
（三）“清华简”解读持续升温。其中，对《五纪》《参不韦》等篇的阐释尤为引人注目。曹峰认为，清华简《五纪》通过“五纪”等天道、“五德”等人道体现出来的“中”是最重要的概念。黄德宽对《五纪》篇简文构建的天人系统进行了解读。李均民认为，清华简《五纪》以“象”之概念作为物质存在的迹象，其意义广泛。贾连翔认为，《参不韦》所反映的是一套神祇系统的“结构”，与《五纪》内容颇可对应。马楠认为，《参不韦》涉及早期职官与职文，可能是《周礼》文献来源之一。
秦汉至宋代历史 2022年，该领域成果的突出特点是，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深度结合，对传统问题的阐释与对新见资料的探讨相得益彰。
（一）国家治理研究趋于深化。社会演变是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因。卜宪群认为，秦汉国家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乡里治理模式之先河。王彦辉认为，秦汉时期国家对地方行徭实行总量控制、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的方针。臧知非认为，宗族与国家力量分合的历史过程直接影响基层社会秩序与统一国家的建立。陈松长认为，西汉长沙王国主要以三府主事。包伟民认为，马端临“乡役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耿元骊认为，社邑是唐五代宋初村民百姓自我维系的组织。鲁西奇认为，中国古代乡村长老的权力是王朝国家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段晴认为，中国人民大学藏于阗语世俗文书生动展示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
（二）礼法制度研究获得新进展。汉文帝时期的刑制改革，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陈伟认为，胡家草场汉简律典显示出文帝改革伴随着身份制变化。邬文玲认为，赦令在减免刑事和民事责任方面具有效力。杨英认为，中古早期国家礼制在重构过程中各组成部分间在不断调适。雷闻认为，隋唐时期的聚众之禁趋向严厉，与隋唐王朝重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秩序有关。黄正建认为，唐代的格有两种类型，其演化存在差异。
（三）民族交融与中国认同研究取得新突破。王子今认为，对于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认识、理解和说明，是否“顺其时”是一个合理判断的基点。史党社认为，东汉以“汉人”为主要角色，各民族继续互动与融合，多民族共同体有所发展。赵永春认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将中国古代民族（政权）统一于“多元一体格局”之下的“共同体意识”便是古代的“中国认同”。江湄认为，南宋“中国”认同并非现代的国族意识，而是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王善军认为，女真贵种内部的分化与差异成为女真族政治等级形成的基础。冯立君认为，中古辽西对中原与东北的联通使辽西地区的政治变化和人群流移呈现出胡汉融合与政治统一的脉络。石硕认为，东晋南北朝至隋唐产生了浓缩中国文化特质的词语“中华”，“中华”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度和开放性。史金波认为，中古古代合璧文字文献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例证。彭向前认为，辽宋西夏金时期，黄帝作为民族共祖形象得到弘扬。
（四）中外文化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荣新江认为，从江南写本典籍在西域的流传情况，可以看出当时东亚、北亚、中亚、南亚通过丝绸之路发生的互动关系。孙英刚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犍陀罗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多方面影响。杨军认为，《北行日录》反映的宋金饮食文化交融是双向同时进行的。孟宪实认为，丝绸之路开辟后，相对于西亚、欧洲，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南亚地区。魏迎春认为，晚唐五代宋时期，敦煌民族成分复杂、文明元素多元。
（五）宋史研究取得重要成果。邓小南认为，制度初衷与现实折中的张力所带来的“空间”，是制度史研究富有魅力之处。姜锡东认为，宋代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超过前代，并居于当时全球领先地位。李华瑞认为，以工商税收为主的财经政策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陈峰认为，宋代首创的文官掌军制度是在汲取历史教训并强化管控将帅规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曹家齐认为，宋代交通重心先东移、继而南移，是国际政治格局与宋朝内部诸因素联动的结果。柴荣认为，宋代女性土地权利主要来源于赠予或继承，对女性土地权利的保护秉持重视实际效果的整体性法律理论。
元明清史 2022年，该领域研究密切关注文明交流与文明互鉴、国家治理、金融史和财政史等方面。
（一）东西方文明交流与文明互鉴研究新见迭出。葛兆光提出，蒙古时代之后的亚洲东部海域或环东海南海区域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完足的历史世界进行研究。邱江宁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于元大都，使元大都充满世界性特征。马晓林强调了马可·波罗与和德理的旅行记作为史料的可靠性和重要性。阳融寒认为，元青花瓷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与伊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张强认为，明代隆庆万历前后一些身处中欧交流前线的福建人率先在欧洲地理认识上产生突破。李新烽提出，郑和七下西洋四赴非洲，是古代中非交流史的巅峰。新形势下弘扬郑和精神，将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树立典范。郭筠等提出，元明时期的霍尔木兹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国际化港口，见证了中世纪繁荣的中阿贸易以及文明互鉴。
（二）国家治理研究得到凸显。学者聚焦元明清的国家治理情况，尤为关注制度变化、治理实践以及边疆治理方面。制度变化方面。窦相国认为，提控案牍的出现是结合蒙古旧制继承和发展宋金两朝文书管理制度的产物。于逢春等认为，明朝以防民为主的国策导致宋元两朝初步形成的海陆双重帝国架构瓦解。陈博翼认为，明代军、兵两大系统的分立使能够统一调度的监察体系在应对动乱的过程中强化了权力。胡存璐认为，清代州县官署理制度原是为避免官员因事出缺造成官位空悬而制定的，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产生了众多弊端。治理实践方面。宋可达提出，太湖流域行政区划的长期分裂是明代江南治水管理机制不断调整的重要原因。郑备军等认为，清代浙江经济性会社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冯贤亮讨论了清代江南乡村的社会治理，认为官方的介入和干预程度在基层社会仍然较高。邓建鹏认为，清代州县司法实践与制度之间存在较大背离。边疆治理方面。何强认为，茶叶边销既可为清政府治理边疆提供财政支持，又能降低治理边疆的成本。祁志浩认为，清代云南社仓在与“倮夷穷民”的日常合作中，达成信任关系，缔造认同意识。王泉伟提出，沿海厅的创立是清朝为适应海洋环境而进行的一种较为成功的制度实践。
（三）金融史和财政史研究热度不减。曹树基认为，针对异籍者的税役均等与税役一体化才是明代一条鞭法改革的目的所在。刘凤云提出，清朝低存留的财政体制是清朝国家难以解决的政治隐患。罗冬阳提出，清乾隆朝的银钱二元货币体系臻于完成，促进了省级财政发育、地方市场繁荣。清代后期财政变革也受到重视。何永智认为，清嘉道两朝外省捐监彰显出强大的财政吸纳能力，成为清朝维持财政运转的重要支撑。陈锋认为，清代咸丰年间以降，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财政”渐次形成。倪玉平认为，咸同时期的政府借债步履蹒跚，对内举债无法获得成功，对外举债却屡次展开。
中国近代史和新中国史研究
2022年，中国近代史和新中国史研究在“三大体系”建设、抗日战争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等领域涌现出一批新成果。
（一）推进“三大体系”建设。如何构建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既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旨趣，也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围绕推进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马敏、欧阳哲生等人分别从核心概念、学科体系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民国史研究、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经济史研究等分支学科就如何推进三大体系建设进行了探讨。王先明、崔志海等人分别从近代社会史、近代政治史、近代思想史和近代文化史等具体学科入手，提出可行的研究新思路。9月1—2日，“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暨三大体系建设青年学者论坛（第二届） ”召开，与会学者开展了多领域、深层次的学术对话。12月7日，“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的回顾与前瞻”会议召开，与会学者畅谈了“三大体系”建设及其存在的问题。
（二）聚焦国家治理。近年来，国家治理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这一趋势在2022年度得到了延续。政治制度变革，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集中体现。政治制度变革影响国家治理成效。周海建强调，北京政变后，内阁政制的复杂性与军阀间的矛盾交互影响，导致民初政制体系的消亡。周志永指出，谭延闿反对“皇族内阁”失败后，对清廷由希望变为绝望并最终倒向革命。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重要环节。刘晨认为，《资政新篇》提出全面系统地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治理方略。李平亮提出，以新式社团为中心的乡村权力格局的形成及其与民间社会组织的糅合与冲突，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曲折性。
（三）深化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学界以此为契机，侧重对全民族抗战、九一八事变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关注全民族抗战研究。王凤青认为，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形成关于统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一系列理论认识。姜玉齐等指出，《新华日报》担当了在国统区开展政治动员的重任，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吴敏超探讨了战争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实况、演变与运行机制。徐建等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自来水公司在保障战时首都军民用水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九一八事变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徐志民认为，中国共产党率先擎起抗日大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杨丽萍等指出，中共展开战略性“团结”叙事，与统一战线互相构建、型塑。张生认为，李顿调查团的关内之行，体现了国民政府时代外交的姿态和面相。王美平强调，日本出台的《满蒙时局措施方案大纲》是日本政府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宣言书，所谓“关东军独走说”实属片面。
（四）构建党史学科体系。2022年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设立，对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和发展而言具有标识性意义。学界围绕党史学科建设、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郭若平、李金铮、罗平汉、石瑶、杨凤城、梁志以“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为题，分别从重塑党史研究学科风格、厘清“大党史”概念、树立“大党史”研究风格和理念、创新发展传统党史研究、加强党史与世界史的交流对话等方面对党史一级学科建设建言献策。王炳林、林绪武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展开讨论，分别从“三大体系”建设以及中共党史、党建两个二级学科建设方面提出了建议。抗日根据地研究多点开花。陕甘宁边区、华北各根据地研究成果丰厚，华南敌后抗战研究迅速崛起。黄正林认为，陕甘宁边区有建立自给经济的资源，也确立了各项制度，促进边区建立了自给经济体系。朱东北等认为，中共中央抵陕后，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是抗战与生产的关键。李叶鹏认为，太行与太岳根据地管理村财政较为成功。
（五）大力挖掘新史料。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整理、公布，史料推陈出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海外与中国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方面，吴景平分析了抗战爆发前后中英之间的各项金融合作。汪朝光谈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海外所藏史料的关联。金以林考察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征集、整理和研究利用海外红色档案的情况。戴建兵介绍了与正定相关的海外所地方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宋佩玉探讨了收集、整理的英国藏汇丰银行涉华档案与中国近现代金融史研究。近代史档案资料汇编成果迭出。2022年，《近代商人团体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未刊稿汇编（第二辑·电报档）》《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六辑）等档案资料相继出版。此外，货币金融史、概念史、医疗史、环境史、社会文化史等领域也颇多建树。
（六）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于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彻底改变世界面貌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和世界历史意义。沈湘平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即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逻辑之一。
（七）国史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城乡关系、水利史、环境史、医疗史备受重视。郭旭红等认为，系统研究新中国城乡关系理论及其实践，既可以为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智力支持，也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处理城乡关系贡献中国智慧。刘晓泉认为，1949—1959年是新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探索的奠基时期，总体呈现“集中—放权—集中”的基本轨迹。水利史继续得到关注。张俊峰认为，从最初的水利工程、水利技术史到如今的水利社会史，再到未来“以水为中心”的水的社会史研究，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演进过程。
世界史研究
大力推进自身学科建设，积极参与探索新增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发展路径，致力于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2022年世界史研究的热点。
（一）推进世界史学科建设。经过探索和不断酝酿，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李世安等认为，我们要在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中，把学术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中国话语权，在世界史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要进一步完善以“十月革命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以二战为界、把世界现代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并与时俱进。9月17日，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主办了“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反思与前瞻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世界史学科取得的成绩、遇到的挑战、未来的团队建设、特色培育等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学者聚焦如何从长远角度解决这些难题，促进世界史学科的稳步均衡发展。世界史研究的途径、目标和任务等，尤其是团队建设和学科特色培育，是一项长期积累之后始有成效的工作。与会学者就此达成几点共识：第一，要致力于建立学术共同体；第二，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作用；第三，大力培育学科特色。
（二）积极探索“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路径。2022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文件，“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的一级学科。在“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和发展中世界史应该有何作为？广大世界史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7月9日，“区域国别与世界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召开。此次会议既是一次以更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标识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引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誓师会，也是思考世界史发展方向的交流会。11月11日，东北师范大学与国内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举办“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专家表示，世界史研究人员应当积极参与该学科的建设。在“区域国别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奠基阶段，世界史学科要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杨共乐、梁占军、汪诗明、李秉忠围绕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体系建设、世界现代史学科参与国别区域研究的优势与路径、区域国别研究对国别史研究范式的启迪以及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传统与本土的实践等，从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的认识。
（三）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不论中国史家对引入欧美史学持何种态度，其落脚点都在于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如何使中国史家在国际学术竞争中获得较大发言权。李剑鸣认为，当前中国史家仍须努力在领域、议题等方面做出新的探索，产生一大批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系列足以架构中国历史进而可用于阐释世界历史、引导国际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顾銮斋认为，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需要突破“西方中心论”，认识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基础，明晰“西方中心论”的传入历史，评估其存在的现状和突破的难度。
（四）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在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肆虐的情况下，世界史各领域的学术团体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学术会议，提供交流平台。7—12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世界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世界现代史专业委员会等，分别与兄弟研究单位或高校合作，举办了各自的学术年会、青年论坛或历史文化研讨班。
反思与展望
2022年的历史学研究异彩纷呈，限于篇幅，还有不少亮点和成绩未能一一提及。总体而言，本年度的历史学实证研究（如中华文明探源、中国国家起源与中华民族早期形成、夏商周历史文化重构、国家治理）稳步推进，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如世界史、党史）及史料库建设（近代史）和史料阐释（清华简等新出文献）均取得一系列新创获。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关于中外历史重大问题的认知，为新时代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和下一步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展望未来发展趋势，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似有进一步深化或拓展的必要。第一，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应进一步落实“多学科”“跨学科”联合攻关，更加科学审慎地处理考古学与历史学材料的对应关系，更加凸显实证研究的思想性和问题意识。第二，近代史研究中，应关注并妥善解决诸如西方理论本土化、实证研究碎片化、学科壁垒森严、理论思维淡化等问题；新中国史研究中，应加强学科建设，明确国史与党史的边界划分，推动史料整理与数字化深入展开。第三，世界史研究中，应持续提升研究队伍质量，优化学科布局，注重高水平原创性成果的推出力度，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我们相信，在来年的工作中，广大史学工作者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执笔：史学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