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中，新闻传播学围绕基础理论问题、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研究，致力于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在理论反思、概念重塑中持续向前推进，学科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学科创新有所突破，取得较大进展。
回到基本理论：新闻传播学的自主意识与学科创新
（一）三大体系建设
2022年是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40年，学者们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周勇提出，自主知识体系是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之根本。对这一体系进行建构需要回到新闻传播学的元问题，从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入手，厘清本学科的内涵外延，确立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逻辑。王润泽提出，新闻学知识体系创新应推动实践转向人文学科，将新闻与人的个体解放、群体正义和社会公平相关联，延展新闻学大工业时代的诞生记忆，贯通包括信息文明的整个人类历史层面。胡正荣提出，中国传播学的确到了再出发的时候。中国传播学需要关注真现象，研究真问题，解释真原理，发现真规律，提出真方案，厘清真方向，构建真格局，创新真体系，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学术贡献。张涛甫提出，新闻传播学研究必须回应时代呼唤，从大的理论逻辑层面着眼，重构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我们的理论不能满足于在微观层面修修补补，而应以结构性、系统性的理论创新，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建构开启理论大格局。赵月枝提出，新时代中国传播研究要实现范式转型，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学术主体性。
（二）基础理论创新
新闻传播学中的基本概念被重新梳理。袁光锋、刘朝璞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通过考察《乌合之众》在中国的知识旅行，观察“群众”概念是如何被塑造甚至窄化的。马烨通过考察19世纪末至今“民粹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旅程发现，“民粹主义”一词跨越了不同的语义场，在异质文化间产生意义链。章晓英通过分析“transcultualism” 一词在西方学术语境中的来龙去脉，辨识出这个概念的三个理论脉络：作为后殖民主义、作为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模式、作为对二元对立身份认同理论的批判话语。方兴东、钟祥铭通过文献研究与跨学科比较研究，对“守门人”概念进行溯源，梳理其内涵与范式转变历程，提出从新闻传播的“守门人”到平台的“守门人”，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信息传播角色和作用的范式转变。
对经典理论提出新的认知。胡百精梳理了中国传统辩论观的生成与选择，提出明理存道之宗旨，标举了中国传统辩论观的人文主义、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其虽倡导修己安人、维持既成秩序，却也导致思辨逻辑和真理性认知的历史缺位。展宁、周晨静将功能主义置于社会理论与传播研究的源流演变中进行追溯，考察功能主义这一宏大知识实体“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功能主义的断裂与延续。刘杰提出政治传播知识生产的“实践”转向，主张在走出“选举中心论”“技术中心论”的“知识自觉”背景下，政治传播研究不应仅在“去‘实’留‘名’”的意义上进行知识生产。刘涛将传播问题置于修辞学的知识脉络中加以考察，以此拓展并重构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孙信茹将人的叙事代入互联网人类学，提出重新理解网络空间和场景、注重网络中的过程叙事与关系性、回顾生命历程进而拓展叙事空间等理念和方法，有助于研究者进入网络现场进行观察，达成对数字技术的深度分析的目标。李红涛、杨蕊馨从数字记忆的现实出发，提出应弱化“媒介作为记忆机构”的传统观念，将个人带回记忆研究的理论和经验视野。吴世文等提出中国网络共享观念史既是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命题，也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传播学的可能。潘霁从空间理论出发，提出将身体姿态和感官体验、导航定向、人和非人元素稳定的拼装与多元移动性等问题引入数字媒介研究。
（三）国际传播研究新进展
国际传播研究视野不断拓展。胡正荣、王天瑞从系统论出发，以“系统协同”作为国际传播的整体战略前提和全面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的基础逻辑。张毓强、潘璟玲提出，有必要回到马克思全球交往观，以探究当前全球交往格局下中国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的现实问题与未来发展。姬德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规范性理念有着丰富的阐释面向，其中之一是构成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新路径。吴雷、姜飞提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重塑，必须基于对“西方”概念和现实祛魅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解构奠定话语重塑的认知基础。周庆安、刘勇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国际传播应以文明、国家、党和新时代为主体来讲好中国故事。贾文山、卢芳珠尝试构建新全球叙事学，聚焦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叙事结构、叙事生产和叙事传播及其在国际上产生何种影响等。
国际传播研究凸显跨文化视角。单波、李龙腾提出，中国新闻的主体性需要转向追求沟通、理解与包容的主体性，在沟通世界的过程中既表现共在共享、关系理性的“中国性”，又立足于多元交往的“世界性”。陈薇围绕跨文化语境下“理解何以可能”与“对话何以展开”，将全球语境下的“多级对话”应用于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吕璟、潘知常基于跨文化传播语境，在反思“去身体化”观念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身体在场”的概念，主张重建“身体在场”的传播意义。李红在反思跨文化研究长于“社会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尝试以“语言”为中心，在宏观的思想史、汉语思维以及身心实践三个维度把握中国传播观念中的超语言“思维方式”，以解答中国文化为什么是高语境文化的问题。倪天昌、朱润萍等以欧洲的24个国家为研究对象，探究文化因素对一国社会媒介信任的影响，并探寻何种文化维度或何种文化维度组合能够与一国媒介信任高低产生因果关联。
持续探索：数字传播时代的坚守与变革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如何坚守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者从现实和历史层面展开了多维度研究。高晓虹、涂凌波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支点，这是应当坚持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论，是指导理论创新的“元观念”和深层逻辑。童兵提出，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坚守党性人民性一致的原则上要立场坚定，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郑保卫总结和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当代发展贡献了思想智慧和理论成果。邓绍根、曾林浩提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历史传统和根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在要求。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方提、尹韵公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如何从井冈山之“点”到呈燎原之势的延安之“面”的历史发展过程。
拓展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方法与路径。陈力丹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需要端正学风，真正踏踏实实地研读和考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论著，不能片面以中译文为文本，以避免表达和理解偏差。杨保军提出，当前学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存在“重史论、轻实践”现象，需要从偏重史论研究转向史论与实践研究并重，并特别要重视对当今新闻实践的研究。张涛甫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场域的主流话语，经由多年实践和理论积淀，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的概念与观念集群，需要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提炼。支庭荣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观存在根本区别，可以采用“嵌入性视角”来诠释新闻与人民的关系，经由宣传与组织的复合机制、政党与群众的有机联系、鼓动与引导的正向性、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实践，马克思主义成功实现了新闻与人民力量的嵌合。
（二）危机与应对
新兴传播技术不断冲击传统新闻模式，如何应对危机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陈昌凤、黄家圣提出，虚拟现实技术作为元宇宙的核心技术，正在驱动一场数字新闻业的变革，沉浸式新闻正在改写新闻的定义。姜华、张涛甫提出，信息传播格局的重组使得传统新闻业的“封闭系统”被打破，传统新闻业必须立足结构化再生产乏力的现实，才能真正找到破解结构化危机的路径。常江、李思雪提出，在数字媒体生态下，新闻回避成为一种日益普遍化的新闻接受模式，它是数字新闻生态的反公共性病理的一个外在症候，是数字新闻业正在面临严重合法性危机的表征。白红义提出，数字平台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平台社会的形成，平台挟技术与资本的优势，成为新闻场域中非常重要的新入场者，使得平台与新闻业的关系成为新闻学研究讨论的核心问题。王斌、温雨昕提出，数据分析作为新闻场域中的一种“非媒体力量”，不仅对记者的工作内容和新闻生产流程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触及到新闻业的工作边界和职业权威问题。王辰瑶关注“都市新闻业”面临的挑战，提出尽管新闻学研究近年来经常启用“危机”概念来阐述数字技术冲击下的新闻业状况，但整体性的新闻业危机话语尚不足以解释都市新闻业的独特问题，而“媒介化风险”和“消逝的地方”也许可以提供对都市新闻业困境的深层理解。尹连根、王海燕提出，随着媒体市场合法性由公共性向公关性转变，通过边缘化调查性报道、绩效管理制度变迁等途径，媒体的专业性文化已然发生转变。
关于如何应对新技术给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带来的危机，骆正林提出，面对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颠覆性变化，新闻学需要再造一套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重新审视和回答“第一问题”“基本问题”和“具体问题”。李良荣、魏新警提出，在信息科技所驱动的媒体融合时代，我国日益细分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显露出功底不深厚、能力不稳固、技能不适配等结构性问题，亟须建构适合当下媒体环境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李泓江提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换，新闻学将逐渐走出职业边界，走向生活世界，走向完整意义上的新闻学。
在新闻实践层面，朱春阳、毛天婵提出，多元行动主体之间以“积极行动者”身份开展协商沟通，有助于数字新闻业新边界与新共识的形成，这是数字新闻业共同体建构的新路径所在。刘婵君等以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对疫情防控期间的新闻报道与用户评论为样本，探讨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我国主流媒体对建设性新闻各分支的采用情况与效果，并对比国外相关研究，分析了中国建设性新闻的独特发展价值。王积龙等提出，在社交媒体兴盛的后真相时代，报纸的议程设置具备更严谨的“真实”属性，这为报纸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陈接峰提出，新型媒体建设不是要成为信息的提供者、代言者，而是要成为公共利益的发声者和公共准则的协商者。刘楠提出，“民族志新闻”突破传统新闻模式，在故事理想与时间哲学间进行协商实践，在数字时代更有价值建构意义，可成为探索应对数字时代叙事危机的特色路径。
重新理解媒介：在媒介迭代中深化问题研究
（一）重新理解媒介
如何重新理解媒介和媒介性渐趋成为学术热点。孙玮提出，近年来媒介物质性骤然成为传播与媒介研究备受瞩目的议题，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数字技术对于虚拟性的推进，这个进程到了一个转折点：人类如何可能、是否应该摆脱物质性束缚，进入到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中。胡翼青、姚文苑提出，随着物质性转向的纵深发展，“物质”取代“内容”成为洞悉媒介内涵的核心视角，并逐渐呈现出“重物质，轻内容”“只见物质而不见媒介”的趋势。然而，内容与物质并非截然对立，而是通过“界面”紧密纠缠共生，共同构成理解媒介必不可少的二向性。吕清远提出，媒介学将身体视为一种媒介，让身体得以作为一种基础要素参与到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中，为我们重新反思传播中的身体问题提供了一种中介化的身体传播思想。张文娟提出，传播学真正缺乏的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身体，而是作为研究视域的具身性。正是由于学界对身体与具身在一系列元问题上的认知偏差导致了当前具身传播研究领域呈现出繁荣中的混乱局面。胡钰、王敏提出，当代媒介理论的发展日益活跃，展现了“万物皆媒”的视野，但也可能使媒介研究滑入“泛媒介化”的陷阱，让媒介研究显得琐碎化与牵强化。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媒介具有物质与交往双重属性，应当从具体的交往实践出发把握媒介的本质，坚持以唯物、辩证、实践原则来建构当代中国媒介理论。黄旦提出，从重新理解媒介入手，清理麦克卢汉的灵感和学术，既是今天新媒介迅猛发展与传播理论建构之迫切要求，也是媒介研究的基础。
（二）深度媒介化背景下的元宇宙想象
元宇宙正成为当下深度媒介化的集大成者。胡泳、刘纯懿提出，元宇宙作为媒介迭代的产物，本质上处理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问题，更准确地说，是现代社会建立以来，在以陌生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整合、沟通和共生的现代性母题。喻国明、丁汉青等提出，从媒介逻辑来看，“元宇宙”确实为理解未来媒介提供一种可能的方向，但“元宇宙”尚处于从发明向炒作过热的阶段过程中，不论是历史环境的限制还是用户的能动性限制，都让真正意义上的“元宇宙”无法在短期内落地实现，这项技术从可能走向现实仍有一段漫长的社会嵌入的路要走。彭兰从用户角度分析了元宇宙之路的“近虑”与“远忧”，提出元宇宙相关技术将带来沉浸式的感官体验，这种让人们沉迷的新体验，是否会成为一个将人吞噬的“黑洞”，它不仅影响元宇宙的未来，也影响人类的未来。杜骏飞基于元宇宙技术提出了“数字交往论”，认为未来的数字交往将体现出四种维度：现实的、虚拟的、现实—虚拟混合的、现实—虚拟多重的。邓建国提出，任何媒介都具有一种“元宇宙率”，体现为不同程度的“沉浸性”和“交互性”，元宇宙的核心是具有远程交互能力的“数字孪生”，它对人类传播以及知识的创造和分享具有重大意义。
（三）平台与算法的交互博弈
平台与算法继续成为数字传播研究领域的焦点问题。易前良提出，技术阐释与社会建构两种范式的对话，推动数字媒介研究领域出现一种物质性转向，具体表现为从软件研究到平台研究、算法批判研究的演进脉络。贾瑞雪提出，“平台化”作为 “媒介化”在新型信息技术与社会环境下呈现出的一种特殊形式或具体表征，使“平台社会”成为对当前“媒介化社会”的精准提炼。任桐、姚建华提出，平台经济中的“数据逻辑”是一种具有高度严密性、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劳动控制方式，它加剧了平台与数据劳动者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束开荣提出，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能够在与数字劳动主流研究路径的比较论述中，为平台经济下这种新型劳动过程的经验考察提供更为灵活和多元的理论阐释空间。马中红、胡良益提出，数据基础设施的可供性既“消失”在视野之中，又隐藏在平台技术的不同层级中，同时还以一种不可感知的动态变化，持续影响着平台的运行机制和社会逻辑。
平台背景下的数据泄露和隐私问题受到关注。郭小安、赵海明提出，身体数据化和数据个性化已经成为液态现代社会和个体日常生活的常态，液态监视虽然造就了一个碎片化的公共空间，但亦使个人议程可以借由监视体系成为公共性话题。顾理平、俞立根提出，智媒时代，技术识别是开启数字化生存之门的钥匙，这把钥匙是用个人敏感信息打造，并且通向无限开放的私密空间，如此，钥匙就不应当是各个平台随意可用的，而对于钥匙的保护更是关系着权利的保护。
算法成为智能传播时代人机互动与博弈的关键点。吴璟薇等研究发现，人与算法重塑了新闻生产流程，两者的合作、冲突和彼此规训成为理解智能新闻生产实践和当代新闻价值的出发点，并在互动的过程中彰显出了网络关系本体论的特征。漆亚林、王钰涵提出，无论算法如何发展，技术始终为人所用，技术运行中呈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往往是人的问题。洪杰文、陈嵘伟提出，“不配合”算法的抵抗行为展现了用户在自我数据管理方面的主动角色，凸显其对算法运行规则的认知理解程度，标志着用户自主意识的觉醒。张萌提出，算法通过“技术包容”与“参与文化”将用户锁定在平台提供的服务与规则中，个体被技术征服、定义和重塑，用户自以为聪明的抵抗实质变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不平等。
在未来人机互动的数字交往中，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场景？陈昌凤提出，人机交互时代的“文化滞后”可能会成为智能技术发展的掣肘，并难以预见未来的危机，人类需要重构人机共生的信息传播伦理。人类以权力掌控者的自信，以定势思维推进着技术的发展，忽略了薛定谔所说的技术的偶然性，也尚未思考技术脱离人类掌控进入自我轨道的可能性。周勇、郝君怡提出，在可预见的人与技术的主体性争夺中，应当进一步关注技术设计的重要性，使“智能体设计”成为一种向技术开发者、平台渠道和用户三方赋权的手段，帮助实现人机的共生与协同。段鹏、张倩提出，作为现代人的数字身份标识和存在维度，智能触控媒介实践建构了去中心化、离散化、永恒流动的“游牧”式的数字生存体验。吴飞、洪长晖提出，当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一个媒介化社会实现社会批判理论的重新构造，如何在“新异化”之外擘画一种可能的“美好生活”。
反思与展望
综观2022年度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其表现出来的一条中心线索，可用“新技术”和“新媒介”两个关键词来概括。新技术主要聚焦元宇宙和算法技术对于数字交往和传播模式的影响与冲击，新媒介研究主要围绕如何重新理解数字时代的媒介性和媒介观。前者是一个指向未来的前沿性问题，后者是一个关乎学科根脉的基础性问题。新技术和新媒介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对于各个学科都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其也由此成为一个共通性的研究领域。因而，如何找准能够彰显学科优势的研究视角和核心问题，是新闻传播学研究需要重点厘清的思考方向。
在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新闻传播学科需要重点回答和探索的时代命题。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闻传播学科是西方“舶来品”，在中国新闻学百余年发展史和中国新闻传播学短短四十余年的学科史中，本土化与全球化始终呈现出此消彼长的交缠关系。近年来，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诸多学科，从不同视角提出“全球中国”的核心概念，倡导“以中国为方法”的学术立场，正是为了努力调试和消融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从新闻传播学来看，学科发展在经历了早期探索的学科自醒和学科自觉之后，如今应该进入力求学科自主发展的新阶段。如果说前者是由外至内的消化吸收过程，后者则是由内至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从有关媒介性的思考和讨论中，我们看到了新闻传播学科正在做出的尝试性努力。当然，其成果和前景如何，尚有待进一步观察和评价。
只有植根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土壤之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大树才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从问题背景上追根溯源，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为了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也能够有效回应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的自信自立的问题。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可从三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其一为问题。在多种因素的催化下，传统学科壁垒被深层次打破，同时以问题为导向正在重塑新的学科边界。如前文所言，很多问题，如媒介、元宇宙、算法、互联网治理等，已成为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因而如何明晰本学科重点研究的“元问题”，不仅关乎学科的自主性问题，甚至直接关系学科的合法性问题。诚如学者胡翼青所言，同样是研究媒介问题，如果不能理解“什么是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问题”，将使整个学科失去方向感并进而失去学科认同。从2022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来看，研究论题虽然广泛但核心问题不甚清晰，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应引起思考和重视。
其二为方法。这个问题主要指向传播学。受西方影响，中国传播学研究长期延续技术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探究传播行为因果律为价值旨归。当下，数字媒介的影响早已超出技术功能层面，而对人的主体性和社会生活形态产生了深刻而鲜明的影响，这就需要回归人文学科传统，更多运用反思和批判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加深层次把握和理解人类社会传播现象，也才能更加自主性地借鉴和运用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从2022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来看，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学术成果不多，如就传播谈传播、就媒介谈媒介等，这与研究方法的取向性不无关系。
其三为理论。有了真问题和适配的研究方法，接下来就是理论创新和建构的问题。理论的根本任务是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而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正是人民的创新性实践。因而，推进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必须围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个中心目标，这就要求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以及丰富而独特的中国媒介实践。从2022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来看，将西方理论套用中国媒介实践的问题并非少见，这是未来需要努力克服的问题。新闻传播学界只有深入中国生动的媒介实践，才有可能建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也才能更好克服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的现象。
（执笔：王建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