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8日，美国举行新一次中期选举，对全部435位国会众议员、35位国会参议员、36位州长以及更多州和地方层次官员进行改选。这是拜登政府上台后面对的第一次“期中大考”，也是2020年大选以来美国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其结果将为拜登政府未来两年的执政与内外政策议程设定新的府会关系和政治环境，也会对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总体政治氛围形成一定影响。
毫无疑问，此次中期选举是在美国政党政治持续极化的趋势下举行的又一次选举，极化党争渗透到了此次选举的方方面面，并塑造了最终的选举结果。总体而言，共和党时隔4年在众议院重返多数的态势虽然已基本确定，但两党席位差距极小，甚至刷新了历史纪录；民主党维持参议院多数，但其优势仍然微弱。在这种背景之下，未来两年美国国会内部两党之间的恶斗、党争极化的趋势必将愈演愈烈。
党争极化塑造2022年中期选举
长期以来，党争极化始终是美国政治困境的关键根源和典型表征。自特朗普当选并不断推动共和党所谓“特朗普化”以来，民主共和两党更是势如水火、毫无妥协空间。如此态势在此次中期选举中体现得淋漓极致。
一是党争极化持续刺激两党核心选民对抗，撕裂美国社会民意。美国的两党恶斗早已从上层政治人物下沉到了普通选民群体当中。通过一次次的选举、造势与动员，两党政治人物借助对各种争议性问题的炒作划分牢牢控制了各自核心选民，直接导致并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事实上，为了用最小成本获取最多的选票，两党都倾向于用最激进、最极端对立的方式进行动员。而这种极端动员所导致的后果显然就是两党选民按照自身的党派标签投票，完全不做任何客观理性的考量。本次中期选举的出口民调数据显示，自认为持有自由派理念的选民和持有保守派理念的选民分别有92%和91%支持了民主党与共和党。“选党不选人”这种压倒式党派属性的固化是党争极化的必然结果，也反过来持续加剧极化。
二是党争极化导致本次中期选举在“烧钱”意义上再创历史新高。根据美国“公开秘密”网站的统计，2022年中期选举的全部开销达167亿美元。这个数字不但远远超过了2018年中期选举的开销，甚至还高于2020年总统大选的水平，令人大呼意外。2022年中期选举为何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贵的一次选举？从所谓选举成本上看，本次中期选举中的众议院选举是基于2020年人口普查后的新选区划分而进行的，这就意味着很多众议员面对着相对较新的选区，需要更多资源投入，因而会更为“烧钱”。但必须看到的是，这种选举成本的增加并不足以创造金钱政治的新高，毕竟过去每10年一次人口普查之后的选举并未出现像2022年这样的情况。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不管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选前两党席位上的差距极小，多数党民主党更难防守，而共和党对于“逆袭”可谓志在必得。这就直接刺激两党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蠢蠢欲动、更有动力去投入尽可能多的资源来实现对国会的控制，进而也就进一步推高了金钱政治的成本与消耗。在美国经济不佳、通胀压力如此之大的2022年，一场无法回应选民诉求、无法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选举竟然成了一门最“烧钱”的“生意”，的确令人深感诧异。2022年的中期选举预告了2024年大选更为“烧钱”的前景，凸显金钱政治暗流涌动、自我强化的怪圈。
三是党争极化导致两党相互比差的恶性竞争。在党争极化塑造选民“选党不选人”的怪象之下，两党政治人物显然完全不会将资源与精力放在如何回应选民、解决问题的政策讨论上，反而变本加厉地通过制造话题、操弄民意、污名化对手等负面竞选方式来巩固本党选民、动员中间选民。在本次中期选举中，通胀显然是美国选民的最大关切，而共和党阵营则利用这个民意态势，炒作出所谓“拜登通胀”的竞选叙事，企图把关于通胀的所有不满都转化为对民主党的反对，但共和党并没有对如何切实解决通胀问题提出任何有效的政策主张。又如，在本次参议院一些关键席位的选举中，候选人的个人经历、身体健康状况等都成为对手恶意炒作、攻击的话题，一度还左右了选情走向。如此极化下的选举充斥着丑闻与抹黑，完全是比差与比烂的竞赛。甚至在选举之前，某些极端选民还出现各种直接针对候选人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种种乱象足以证明美国选举制度已发生变质，正走向衰朽。
四是党争极化直接影响了本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就目前已知的结果看，共和党取代民主党成为众议院多数党，说明美国民众对拜登政府在解决国内通胀等经济议题上的政策并不满意。但值得注意的是，众议院共和党的多数优势极为有限，且其并未如预期在参议院翻盘。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中间选民受到了堕胎权、2020年选举结果乃至特朗普因素等极化议题不可小觑的影响。这些制造巨大争议、挑起严重社会撕裂的党争议题阻碍了中间选民在中期选举年转向非总统所在党的传统趋势，从而也弱化了共和党在此次选举中的“预期”优势。但民主共和两党在这些极端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各执己见与彻底的泾渭分明。因此，中间选民在极化议题面前的选择远不意味着美国所谓中间力量的制衡，因为中间派的存在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两党在这些撕裂制度底线与社会共识问题上的激烈对峙。
2022年中期选举加剧党争极化
从各种角度而言，党争极化已成为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的主要特征。这样一场选举的结果也必然反过来进一步强化、恶化党争极化态势，形成美国政治无法跳脱的党争恶性循环。
此次中期选举后美国的府会互动必然以极化为特点展开。目前，民主党总统与共和党众议院之间的对峙关系已基本确定。这就意味着，美国联邦政治未来两年将迎来一种所谓“分立政府”的内耗局面，拜登总统也将不得不面对所谓“跛脚”状态。在当前两党对立的大背景下，共和党主导众议院必然导致“否决政治”。由于众议院的议程基本上可以由多数党控制，所以共和党可以驱动众议院。众议院料将成为共和党阻碍拜登及其民主党政策议程的工具。这也是所谓“否决政治”的一个典型体现。与此同时，共和党完全可能利用国会的所谓调查权对拜登以及其他民主党人展开相关调查，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开启所谓“弹劾程序”。但在不具备国会参议院确认可能性的情况下，共和党这种“弹而不劾”只是为了最大化“抹黑”民主党对手。而这种“政治猎巫”完全是党争极化进一步沦为个人化报复式恶斗的产物，这将直接导致美国政治的失能、失序乃至失控。
此次选举后的两党斗争必然呈现持续加深的极化与碎片化趋势。由于“分立政府”的困境，拜登政府将更难推动政策议程，但其可以借助参议院多数地位提出议程，然后将议程无法通过而兑现承诺的责任完全推给共和党。相应地，共和党也会效仿推进明知根本无法通过的议程，进而将责任归咎于民主党。两党的这种做法事实上是将自身的无所作为转化为对对方的攻击、将选民可能对自身的失望转换为对对手的愤怒，其结果必然导致党争极化加深。与此同时，由于共和党在众议院中的多数优势非常有限，所以为了确保在投票中的多数，共和党党团领导层就必须确保自身党团内部的每一票都能支持本党议程。这也就意味着，共和党在众议院中势必将讨论乃至推动更加极端、更具党争色彩而难以妥协的议程。这一内生极端化倾向不但会直接导致共和党更加极端，也会相应地刺激民主党提出极端议程。对民主党而言，特别是在众议院民主党党团领导层未来将实现代际更新的情况下，他们如何面对党内激进自由派力量的持续抬头，成为民主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难题。于是，极化对峙的两党各自内部也出现碎片化和极端派崛起的趋势，这当然也将导致两党更加难以和平相处、无法达成任何共识。
中期选举后，美国政治主题将快速进入新的大选周期，极化必然更加肆意。2022年11月15日，也就是此次中期选举投票日刚刚过去一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集会，正式宣布第三度参选总统。随后，前副总统彭斯也借助其新书发布与媒体互动的机会对外释放可能参选的信号，甚至连前国务卿蓬佩奥也迫不及待地公开宣称“特朗普的决定不会改变他的想法”。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提前参选，旋即在共和党内部精英层中引发层层波澜。支持佛罗里达州现任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与其他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着不同立场，但支持特朗普者也大有人在。因此，特朗普的参选不但宣示了2024年大选周期的提前开始，也意味着共和党内部纷争的公开化。一方面，特朗普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利用竞选制衡、攻击拜登政府以及民主党人，来扩展自身的曝光度和实际政治影响力。这种做法必然加剧原本就因府会关系对峙而出现的两党恶斗与僵局。另一方面，多位潜在共和党大佬未来如果参选，他们势必更多地攻击目前民意调查领先的特朗普，也会竞相对拜登政府以及民主党阵营展开各种攻击，以展现自身的党争能力，从而讨好金主与核心选民。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两年美国政治的主题可能被2024年大选政治所覆盖，拜登政府的任何政策议程都可能成为选举的话题。美国政治将展现出一个政府对决几个竞选团队的乱象。而随着拜登或其他民主党人也投入选战，一个政府原本应该具有的治理职责将彻底被极化恶斗的竞选模式所淹没，而同时沉没其中的当然还有长期无法得到回应的民意诉求与不满。
美国党争极化的新趋势
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的落幕，美国政治将因为府会之争以及总统大选周期的开启而再次陷入纷繁混乱的局面。近年来，持续极化的党争局面也反映出一些新的趋势。
一是党争极化呈现出“部落化”的倾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升级的两党极化，最初基本上表现为两党政治人物在不同政策议题上持有不同且难以妥协政见的状态。但随着身份政治成为两党争议的焦点，党争极化的重心也从某些政策议题转化为两党关于美国未来不同愿景的争吵与互相攻击。在2022年中期选举的最后阶段，两党都抛出了“如果对手控制国会，美国将极度危险”之类的表述，其隐含的潜台词就是某一个党主导的美国完全不是另一个党所认同的美国。特别是在面对本世纪40年代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迎来所谓“无多数族裔人口结构”的状况及其相关挑战时，民主共和两党所提供的答案南辕北辙。这种在“国家认同”意义上的极化分歧导致两党政治对抗陷入死结，双方在重大问题上毫不让步，不具备妥协的可能性。
2022年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确立堕胎权的判例后，示威者在美国洛杉矶市中心参加抗议活动。（新华社图片）
二是党争极化正在掀起新一轮“民权运动”量级的社会抗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党推动民权运动并取得一系列平权成就，进而也在选举政治上获得了少数族裔群体的选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两党的斗争经常围绕族裔、性别等平权议题展开。近年来，随着身份政治争议对国家认同的侵蚀，一定程度上被保守化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等司法权力呈现出推翻民权运动成就的趋势。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1973年“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就造成了极大的政治争议，客观上加剧了两党核心选民的对峙。虽然中间选民表现出了一定反感，但两党围绕着一些已经被确认了五六十年的民权议题重新展开斗争乃至冲突的趋势几乎不可避免。再如，面对保守派主导的联邦最高法院，民主党宣称要想办法通过立法方式确认同性婚姻的权利，这一行动必然同样挑起更多争议。两党在这些基本民权议题上再次开战，被认为挑起的是美国国内新一轮夹杂着宗教色彩、党争色彩乃至某些特殊利益的“文化战争”。两党在美国民众基本权利上的巨大分歧事实上触及的是最为基本的“民众认同”或“国民认同”，在这一维度上的长期分歧也必然强化党争的“部落化”。
三是党争极化逐渐沦为政治人物之间的“人格否定”乃至相互间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在“国家认同”与“国民认同”等最为重大且最为基本的议题上都水火难容、无法妥协而展开对峙的情况下，两党政治人物之间失去了对彼此最基本的尊重。特别是在党争“部落化”的趋势下，一个党的政治人物及其选民往往将另一党的政治人物及其选民视为不可理喻甚至是道德品质低劣的“他者”。这也直接导致如今的极化党争针对某些政治人物展开，以彻底抹黑、诋毁、打压对手为目标，甚至还会采取直接伤害对方的极端暴力手段。这种党争的极端异化，动摇美国政治的基本秩序，刺激针对政治人物的暴力行动以及社会各群体之间的激烈冲撞，将导致秩序败坏的恶性循环。
必须看到，党争极化加剧且难解，不但构成了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当前美国解决自身系统性问题的极大障碍。为了暂时缓解国内极化争斗，美国某些政治人物企图刻意制造“外部威胁”，妄图以此实现国内的所谓“同仇敌忾”。但这种冒险的伎俩同样极端、更具危险，不但无法解决其自身的问题，反而向外部持续扩展不确定性，严重破坏国际环境的稳定与发展。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
原载于《当代世界》2022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