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来华美国传教士的风景记述展现了身处孤绝状态下的传教士对特定自然景观的凝视。面对眼前的荒野景致，传教士所追求和寻觅的是自我情感的认同以及阐释异域自然资源的权力。但是他们的情感认同需要在超绝的地理空间中才能得以体验，其过程和效果是对中国人文景观的疏离与排斥。而就异域自然资源所作的阐释则表明他们也是以自己的认知系统来定义中国的自然景观的。

关 键 词：来华美国传教士  书信  风景记述  凝视

一、引言

19世纪，一些来华美国传教士的书信、日记以及其他反映个人言行的记述材料被加以整理和编辑，在教会的支持下以传记的形式出版成书，目的是表彰这些传教士的奉献，并促进美国国内读者对海外传教事业的支持。这些书信传记中有一些个人旅行的记述，内容除了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站点以及外出散书、巡回布道等教务活动之外，还有一些在华休闲度假的观光游览过程。对于传教士来说，这些旅游的生活片段甚为珍贵。按照美国差会的要求，传教士被委派来华后若非特殊原因，一般须持续工作数年乃至十年以上才能回国休假，至于能否成行还要取决于所属差会的财力状况①。为了排遣长期处于孤绝状态下所产生的心理压抑，舒缓在艰苦环境中工作和生活所造成的身体劳损，传教士与他们的家庭成员因地制宜，定期安排一些休闲式的旅游活动，去往附近自然风光优美的地方游览或休息，以达到休息调养的目的。在当代文化研究者看来，这些风景记述还具有更为复杂和丰富的意涵。因为“风景在人身上施加了一种微妙的力量，引发出广泛的、可能难以详述的情感和意义”(米切尔，2014：1)。如果说“空间是被实践的地方”(德·赛托，2009：200)，是被移动、行为、叙事和符号激活的场所，一处风景就将一个地点变成了一个视域，将地方和空间变成了视觉图像，而人们有关风景的记述文本便有了被阐释的可能。鉴于“凝视”这一文化批评术语已被卓有成效地运用于解析旅游这一社会现象(Urry，2009)，对美国传教士的中国风景记述进行研究也可以通过“凝视”这个关键词展开，进而来透视作为观看者的传教士在其中所传达出的身份、权力等文化意涵。

二、漫游中的注视与忽视

19世纪的美国传教士一般对在华居住和工作的环境感觉乏味、无趣，无论是中心城市还是偏远的内陆地区都令初来者难以适应。在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看来，广州城的地貌特征是一马平川，尽管位于珠江之畔，却远离海岸，“背后是一列光秃秃、乏味的群山环抱”。“此处的地貌、街道布局、建筑式样很难引发造访者的好感。对于陌生人来说这里的风景确实引人注目，但那不过是由陌生感引发的一种奇趣，并不会给心灵带来沉迷和愉悦。房屋都修建得低矮、狭窄、密集。有些商行——尤其是茶行——倒是十分宽敞，内部隔间也多，但其外观平常，找寻起来很不方便。”(Abeel，1835：47-48)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活动受限，只能栖身于广州城外的外国商馆区。在封闭单调的环境中生活，眼前的异国景观也终会使人感觉乏味。与广州城隔江相望有一片被称作“河南”的岛屿，是当时的外国人可以休闲漫步、欣赏田园风光的唯一去处，即今天的广州市海珠区所在地。与前文相比，雅裨理对“河南”自然景致的欣赏和喜爱之情就跃然纸上。

岛上多处地势偏低，有些地方受潮水侵袭，适于种植水稻。除了湿地之外，那些地势不大平坦的地方修起了梯田，种植有各种蔬菜、生姜和槐蓝属植物。砌有石块的田埂把农田切分开来，人可以在上面行走。除了个别零散的房子，农夫的住所都是带有围墙的村舍。这些村子我们经常光顾，不过有时还是需要避开，以免遭到小孩投掷土块或石子的袭击。几乎每处隆起的地块都埋葬着亡灵，他们拥挤在宽敞的墓地中，表明这里是死神的领地。我们喜欢观赏横亘在溪流、水渠上的各式桥梁：它们材料的坚固性和结构的稳定性似乎足以支撑岁月的侵蚀，有些花岗岩石条长达24英尺。(ibid.：70-71)

在西方社会，徒步漫游长久以来被当作一种文化和技能，体现着人们对自己成长和生活环境发自内心的挚爱，其效果足以“激发人们的忠诚之心、爱慕之情，乃至成为某些人的宗教”(Hill，1980：32)。但是欣赏风景的要谛往往在于对事物的忽视而非观看，如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Williams，1973：120)所说：“一个劳作的乡村几乎不是风景。”更确切地说，观看风景在于观看本身，是伴随着某个地方在特殊空间中的展露，对其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感悟。所以，美国传教士一般对中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景观没有欣赏的兴趣。在他们看来，处处精心培育的农田和田间的坟堆一样令人乏味。娄理华(Walter M.Lowrie)后来乘船前往上海的时候，发现沿着吴淞江(实为黄浦江)有20英里长的沿岸竟然看不到什么石头，“农家和小村子分布在乡间各处，竹丛、果园、水边的垂柳才稍稍缓解了陆上的单调”(Lowrie，1849：250)。而一些宏大宽阔的景致则往往能带给传教士各种奇思遐想。1843年9月间娄理华访问厦门，他在旅途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眼前耸立的山峦，这与我两年以来所看到的如此不同。它令我深深地回想起自己故国的景象，几乎无须冥想，眼前即浮现出美国恬静的家园、欢乐的村庄以及庄严的教堂。可是，唉，现实中差别是多么地大!”(ibid.：179-180)没有了或是忽略了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景观因素，这样的大自然景象便足以令美国传教士沉浸在“反认他乡是故乡”的遐想中了。同样，在漳州，娄理华一行人漫步郊外的稻田和甘蔗林，密密麻麻的甘蔗林让他不禁想起马里兰州繁茂的玉米地。他写道：“我们看见几个男人脚踏着水车在给水田灌溉，就如戴维斯的《中国》第19章中所描述的一般。这可能是和古埃及一样的发明，如圣经《旧约·申命记》第11章10节所提到的：‘你撒了种、用脚踏水车来浇灌、像菜园一样。’”(ibid.：190)由中国的农耕劳作联想到圣经的神喻景象，娄理华的乡间漫步竟然成了他身为上帝使者所想象到的另一番游历。

在华南地区生活的传教士经常选择舟船出行。与坐在颠簸的马车上旅行不同，乘船在水上行进平稳，旅客感觉舒适、放松，两岸连续展开的美景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而且与陆路交通相比，走水路显得舒适、方便、安全，人在舟中私密性得到保障，因此很受传教士的青睐。和其他外国商人一样，早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停留广州的期限也受到规制，不得不频繁往返于广州和澳门之间。所幸近有外国商行，可以用上很不错的大船。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信中描述他们搭乘往来于两地间的中式船只，上有宽敞的船舱，可坐可卧，船尾设有厨房开火做饭，船上的空间还可供踱步。待在这样的船上，与陆上区隔开来，再去欣赏那些浮光掠影的景致就足以令人心情舒畅。“船顺流而下，速度非常快，周围的景色像一幅幅画一样从我们眼前闪过，不少地方的景色确实非常美。……我们看到河两岸的水稻给低地披上了绿衣，而树木则点缀着山坡，一整天我们仿佛在花园中航行。这里谷物一年两熟，土地肥沃得令人羡慕。……再往下游便进入了山区，映入眼帘的是三四座山峰以及峰顶上高高耸立的佛塔，景象十分浪漫。”(卫斐列，2004：38)这样的旅行就消解了平时为散发书册而不得不面对那些贫穷的破破烂烂的村庄以及家里肮脏不堪的衣衫褴褛的村民的不愉悦的心情。卫三畏就记录过一次这样的造访：“这里的小房子大都是用泥土建造的，周围是竹林，从远处看很漂亮。水牛被我们的到来吓住了，瞪着眼睛仔细打量我们，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它们比黄牛大一些，但更为粗笨，更脏，像猪一样喜欢在烂泥塘里打滚。”(同上：42)

美国传教士总是喜欢选择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徒步漫游，中国的市井和乡村很难引起他们的好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前后三次探访杭州，谋求在那里建立新的传教站。杭州可能是美国传教士笔下为数不多的风光秀丽、景致宜人的中国城市。那里有良田桑属，却不似倪维思曾经驻守的宁波那般地势低洼潮湿。城中富户云集，住宅考究，街道店面干净整洁。“对于那些爱好自然美景的人们来说，此地是观赏风景名胜的好去处。”(Nevius，1891：131)但是这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地方毕竟不多见。《天津条约》签署后，卫三畏以外交人员的身份随美国使团初次进入北京城。在他看来，这座帝国都城实在令人“大失所望”，“这并不是因为我事先把它想象得过于整洁、优雅、金碧辉煌，而是因为城市中乞丐成群、凋敝破败、尘土飞扬的景象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卫斐列，2004：213)。内地偏远城镇的情况就更加糟糕了。伊娃(Eva Jane Price)和丈夫贾侍理(Charles Wesley Price)于1889年来到山西汾州府，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提到城里的景象令人心情很不舒畅，“街上污秽不堪、气味难闻。各种垃圾就倒在那里，从死狗到烂菜叶。现在就够人受的了，可以想象夏天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Price，1989：19)伊娃一家到汾州府后便住进深宅大院里，除了外出宣教，全家人深居简出，高高的院墙将他们与外界隔绝开来。虽然登上房顶可一览远山和城内的景物，“但是城中景象十分沉闷，一切都显得陈旧破败，我不由得又立刻下来，乐得回到我们的房中。若是为了居住环境，我们真想马上离开。从美与愉悦方面考虑，这里不大吸引人居住。”(ibid.：21)伊娃在信中告诉家人他们得去10英里外的山村才能看到树林，而且通往那里的道路崎岖难走，尘土飞扬。第一次野餐旅行回来后一家人都疲惫不堪，两个孩子还生了病。但是他们还是禁不住山野风景的诱惑，一年后便与汾州府的其他传教士家庭共同租下那个村子里的一处院落，当作夏季的疗养所。伊娃非常珍惜在那里度过的时间，“在汾州府封闭的院落中居住过之后，感觉这里简直就是一种奢侈，随时可以来到户外，在溪水边的树荫下漫步闲逛”(ibid.：46)。伊娃一家在这里充分享受大自然，沿着山间小溪就能寻到可直接饮用的清凉泉水，登上高地远眺，汾州城及周围的平原一览无余，远方耸立的佛塔历历在目，景色变得十分迷人，有时还约上其他传教士到这里来徒步漫游、野餐，累了就躺在岩石上休息。长期尝受汾州城内封闭空间中的郁闷生活，使得伊娃把偶尔到山西其他传教站的访问和聚会也当成难得的外出旅行机会，对乘坐缓慢而颠簸的车子甚至也不大在意。“或许有些奇怪，但我已经逐渐喜欢上在中国的旅行了。匆匆赶往目的地而无暇享受旅程有何乐趣呢?你们在国内疾驰如电的旅行其实根本就不对。你们不能观赏路旁的树木草丛、天上的云朵变化、远处的山峦起伏，也不能下车稍作漫步、品味与外边的天地融为一体的快乐。”(Price，1989：137)

三、登临远眺与想象再现

在西方近代的风景审美趣味中，远眺被当作是一种带有愉悦性想象的体验。18世纪的英国诗人和风景鉴赏家约瑟夫·艾迪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广阔的地平线象征着自由。在这里，目光四处游聘，最大限度地打量着无垠的景色，并沉湎于目之所及的百卉千葩。这样广阔而不确定性的景观能唤起想象的快感就像对永恒和无限沉思能激起理解的愉悦一样。”(米切尔，2014：90)在这位风景鉴赏家那里，远眺是与人的精神官能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西方思想传统中被物化了的自然观念。他所谓的自由是指人的目光可以“四处游聘”以掌握风景的全貌，并使之服从于自己的各种幻想和想象。观景者对广阔自然的这种感受实际上就是要求自然的广阔性服从于人的视觉控制，而这在封闭性空间中是做不到的，因为想象力只有随着眼睛“最大限度地打量”时才能被发挥出来。因此，不难理解美国传教士在强烈的文化信仰支配下，对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文景观常常加以贬抑，但是每当他们登临高山之巅，远距离地俯视四周的景物，即便是中国式的，像“稻田、竹林、荔枝和橘子树，散落其间的村庄”，也会承认能够产生美的感受(卫斐列，2004：38)。

裨治文夫妇(Elijah Coleman Bridgman，Eliza J.Gillet Bridgman)从广州迁居上海后，感觉这里的生活环境同样“乏善可陈”。街道“狭窄、肮脏、封闭”，民居的设计也多是“密闭、通风不畅”，“不利于身心健康”(Bridgman，1864：165-166)。他们把外出登山当作难得的乐趣和休闲，而附近唯一的去处是西边的天马山。“上海和周边的乡村都是广阔的平原，有山的地方在20英里以外，去那里爬‘山’是此地居民的一种休闲方式。这么说，是因为那里是此地唯一可见的高地。”(Bridgman，1853：142)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可以离开居住地的时间仍以一天为限，为了争取把一个白天的时间留到目的地，他们将前后两个晚上都用在路途上。好在这里有纵横交织的河道可以乘船而行。天马山地处长江三角洲，虽然远称不上险峻、雄伟，但登高远眺已足令他们感到欣喜和兴奋。

浑圆的山体以石头构造为主，山顶大概有400英尺垂直高度，登临远眺位置绝佳。虽然今日空中无云，却不适宜远望——一层浓雾笼罩了大地，松江、青浦等处的城镇都被遮蔽在我们视线之外，随身带的小望远镜也没派上用场。不过对于我们这些被中式住宅的高墙包围了18个月的人来说，这里的景观还是美妙极了。

站在山顶上凝望四周，总会深深地回想起家乡的相似景致。从新英格兰来的人在这里会感觉自己是站在霍利奥克山上，向下眺望着康涅狄格的葱郁山谷，只是散落在那景色中的教堂尖顶被替换成了佛塔，让人意识到这里仍是异教的土地而非基督教之所在。(Bridgman，1864：182)

去到宁波的传教士都承认那里景色优美，比如河网密布，植被茂盛，田亩肥沃，建筑古朴，但在那里居住生活却不能令他们感到身心愉悦。“这里没有丝毫的欧式特征——难以让人联想到西方的景象。像监牢一般沉闷的单层和双层房屋住宅、庙宇的琉璃瓦屋顶、破旧的官府衙门、荒废的考试书院以及阴沉沉的宁波塔全都是中国的特色。”(Nevius，1891：25)倪维思夫人(Helen S.C.Nevius)还抱怨当地夏季气候的闷热难耐，认为农田中使用粪肥造成了空气污浊，并致使疟疾盛行。“我们传教站的房子后边就是水稻田，中间留有狭窄的路径。往那里走很不方便，而且也特别不利于健康。”(ibid.：32)在宁波她起先和倪维思一同坚持晨起锻炼，数周后便觉得那样对身体造成的危险要大于益处。后来她的健康状况果然变得越来越差，为了能呼吸到更加清洁的空气，她曾数次到天童山和普陀岛疗养。这两个去处堪称旅游休闲的胜地，在宁、沪一带居住过的传教士在私人书信日记中都有记载。普陀岛离海岸有70英里之遥，“它的优越之处是可以享受到海上的纯净空气，夏天避开了宁波和上海严重的疟疾侵扰”(Nevius，1895：45)。倪维斯的日记中就有他同其他传教士夏日在那里游泳锻炼的记述(ibid.：133)。天童山距宁波20多英里，是诸多佛教名胜所在，风景优美。娄理华称赞这里寺庙建筑的选址位置很有品味：“天童寺位于两山夹持而成的峡谷之间，前面又有一山耸立，景致优美。虽然视野不甚开阔，但四周静谧清幽。”尽管传教士对各处林立的异教庙宇深恶痛绝，但他们却并不拒绝在旅游或疗养的时候选择到那里借居。娄理华描述了在寺庙住宿的情形：“在中国，寺庙是首选的‘旅店’，虽然那也不过是四壁和房顶而已。旅客要自带床具和食物，要有专人烹饪。当然也可以找厨子当场来做，那就不能计较不卫生的习惯和外国做法的省略了。其实旅游者最方便和稳妥的办法是把佣人带来。”(Lowrie，1849：281-282)倪维思夫人在天童寺疗养期间就带着一男一女两个佣人。天童山的胜景还吸引了在上海的裨治文夫妇前来探访。他们把这里称作“雪谷”(the Snow Valley)，其实就是天童山的一处著名景观“清关喷雪”②。

此行另有两天两晚的“雪谷”之旅令人喜悦。途中转换旅行方式，先是泛舟而行，随后乘坐山地滑竿。抬我们的苦力沿着陡峭的山间小径拾级而上，他们脚下就是深壑幽谷，中有清澈透明的山泉瀑布流淌。以前曾经有这样的疑问：“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③而现在常被提及的问题则是，中国有美丽的风景吗?没有哪个地方的景色比通往山顶禅寺的几处关隘更富荒野之美了。瀑布从这个称作“雪谷”的高处喷涌而下，与卡茨基尔山的景象几无二致。(Bridgman，1864：225-226)

住在宁波一带的传教士经常到“雪谷”游览，他们的记述更加细致。以倪维思夫人的叙述为例，我们可以从空间美学层面上来理解美国传教士是如何欣赏此地美景的。首先，它在空间上处于一个相对与世隔绝的位置：“结束了乘船在河面上的航程后，我们步行数英里便来到了山脚下，风景尽显荒野与突兀之美。”这说明此处与外界的交通并非畅通无阻，游人进入景区要颇费一番功夫。其次，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不加修饰、充满荒野奇趣的风景：“其他诸峰都完全为竹林和松树林所覆盖。瀑布和深壑是这里最突出的景象，若是在西方，会吸引成群的观赏者。山间溪流朝着低处的平原奔涌而去，在落差显著的地方形成连续堆叠的瀑布，十分壮美。”而有的瀑布水量并不大，“还没有落到底下的岩石上就已经化为飘逸的水沫了”。再有就是这些风景使传教士能联想到熟悉的美国自然风光：“位于纽约州卡尤加湖的塔格哈奴瀑布与此非常相似，但其高度还没有这里的一半，水量也没有这里的大。”最后，这些自然美景令置身其中的探访者流连忘返：“想要到底下的溪水边几乎是不可能，我丈夫还是找到了一条小路，我们全都攀爬而下，虽难免有磕碰划伤，总算还是安全到了底下。这里景象壮观，除了瀑布，还有陡立的石崖、参天的古木与缠绕其间的杂树、清澈的溪水静静地在岩石间和铺满鹅卵石的河床上流淌，所有这些都给人留下愉快的记忆。”(Nevius，1891：94-96)

四、风景中的认同与阐释

以上游记文字表明传教士对中国自然风景的认同来自两个层面的因素。其一，眼前风景与心灵深处的某种记忆十分相似，能够激起他们的喜悦之情。这是通过比较和联想而直接产生的愉悦。如果说景物的伟大、奇异和秀美是人产生愉悦的第一要素，那么对风景的想象就是产生愉悦的第二性或再生性的要素，“包括我们对于比较和追溯相似度的热爱”(安德鲁斯，2014：55)。这种第二性愉悦对于观赏风景的旅游者至关重要。当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江南的山峦叠嶂之间穿行，瞥见一处美景，就会激活积存在头脑中的家乡景物，感觉眼前的水光山色简直就是新英格兰地区风景的完美再现。当他们站在“雪谷”的飞流急瀑前，感觉仿佛回到了遍布山野奇趣的美国中东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风景带来的第二性愉悦成了他们的首要愉悦，故而传教士们每每游历此地，见此美景都会由衷地感到满足。其二，在荒野中寻觅如画般的美丽风景可以激发传教士所渴慕的崇高感与神圣感。这是一种更高层面的精神想象和审美体验。那些带有危险、令人敬畏、荡人心魄的荒野和山景体现着一种风景意义上的崇高之美，代表了西方浪漫主义时代的审美趣味。相关的论述可见于英国哲学家伯克的作品《对崇高感与优美感之起源的哲学探讨》。伯克强调要从感觉的层面解释崇高美和优美，因此无需征用一些诸如比例、适度和用途等古典美学概念来予以限定，因为这些都属于智性判断。而崇高美和优美在唤起思想之前就已经将心灵攫住了。18世纪的其他英国思想家对风景中的崇高美体验也作过类似的阐发，如大卫·哈特利写道：“如果眼见美景之中有绝壁、急瀑、雪山等等，害怕和恐惧的念头油然而生，不断加强，激活了其他的念头，感觉挣脱了痛苦，逐渐愉悦起来。”吉尔平则认为，观赏风景的乐趣不在于科学地分析美景，而是出于非理性的反应，“当一处壮观的美景(尽管其景物构成也许不甚合度)出现在眼前，强烈地撞击着我们，超过思想之力之时，我们的愉悦之情达到高峰，……思维活动暂停了，我们在感觉，而非观察”(安德鲁斯，2014：60)。对于19世纪的美国传教士来说，这种非理性感应会很自然地滑向上帝造物的神圣情感体悟。娄理华就曾把攀登陡峭的山崖比作在困境中传教，“困难如面前的山一样巨大，就像花岗岩一样坚硬。但是在人的眼中荒原一片又算得了什么，就像我已经爬过的山坡。而就在我攀登的途中可以看见一些低矮的植物、花草、昆虫、贝壳，这都是上帝力量的痕迹。”(Lowrie，1849：102)显然传教士在异国风景中休闲漫游的同时，还在寻求回归神圣情感的一种体验方式。信念的维护离不开情感的投入，而神圣情感则是维持宗教活动的核心和动力。如卫三畏所言：“在如此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生活”，需要“到崇高的精神生活中去寻找安慰，努力让自己远离这些凡尘俗事而接近天堂”(卫斐列，2004：99)。超绝地理空间的感受和想象可以消除日常生活中的消极情绪，但也愈加强化了传教士和中国人文景观的对立与隔绝，这样显然不利于传教活动在当地的展开。

传教士在寻访自然风景的过程中有时还会有发现新知识的乐趣。卫三畏在北京居留期间印象最深刻的郊外旅行是前往房山，游览那里的喀斯特地貌。在他看来，离开大片的农田，进入山区后才是“旅行中美好的一部分”，“许多地方路面上的大片花岗岩石被磨得异常平滑，你必须下马用手和膝盖在地上爬行才能安全地通过”(卫斐列，2004：236)。1864年夏天，卫三畏为了消暑到北京八大处的长安寺住了一个半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里离城市14英里，在山顶上可以眺望中亚的平原。……这是一个避开北京尘土和气味的好去处，我们非常高兴能够爬山、呼吸新鲜空气并享用这6个星期。”(同上：242-243)后来卫三畏到北京郊外的山中漫步，又增添了一项特别的活动：采集植物标本。

最近两年的夏天我一直忙于收集附近地区的植物，我把它们送给一位在黄埔的德国人——韩士博士，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的植物。我帮助他发现了4个新的品种，以及其他很多稀有和有趣的品种。对于一个如此干旱和多岩石的地区来说，这附近的禾本科植物相当丰富，并且表现出许多特点，但是植被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稀少。在别人的帮助下，我在3个夏天只找到了300种。当然我们的考察还不够细致，应该还会有进一步的发现。我收集这些植物也是为了教育我的孩子如何看待事物，现在他们当中一个已经开始学着对植物标本进行压制。当我早年在伊萨卡和特洛伊漫步的时候，我当然不可能想到，这些徒步旅行会有朝一日刺激我在北京附近的西山作同样的旅行。如果这附近还有化石，我更愿意钻研它们而不是寻找植物。我想弄一些钉子和其他收集昆虫的工具，上帝的造物在任何地方都让人高兴。(同上：249)

采集植物标本是19世纪的传教士漫游异国风景旅程中的一项特别活动，但并不罕见。欧洲人在18世纪开启了一个地理扩张和殖民冒险的时代，“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世界上仍有大片土地尚未被发现，在欧洲的世界地图上显示为‘空白’的状态。对于旅行者和欧洲国家，那些未被发现、占有的地方被视为‘黑暗’之所，却具有迷人的诱惑力。去那里旅行的目的就是要探索这些未知领域，填补地图上的空白。”(Youngs，2006：2)而到了19世纪后半叶，美国人在这一活动中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各类探险家、学者、游客以求知和发现的名义深入到美洲各地，而且足迹已经远达太平洋岛屿和东亚地区，去开展他们对所谓“空白之地”的考察、探险、讲述，开发、占有、利用。前往海外的美国传教士加入了这股潮流，也被科学界当成是可以倚重的力量。裨治文在1847年就被吸纳为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的通讯员，1858年他又在上海创建了独立的上海文理学会，这是一家由来华西方学者组成的专门考察和研究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的地理与文化的组织。裨治文传记收入了他在1852年从纽约返回上海途中写给阿默斯特学院一位神学博士的信，信中叙述了他搜集植物标本的情况，并附有关于它们详细特征的观察报告。他在报告中最后总结道：“关于这些植物的植物学研究和对它们特性的化学研究，将为我们展现一个广阔而有趣的研究领域，必能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Bridgman，1864：193)而卫三畏的标本采集活动也得到了那位植物学家韩士博士的回馈，他发现的某种蕨类或野草是目前为止尚不为人所知的，某个新物种标本已被欧洲的科学家命名为“北京蕨”。据称卫三畏在北京的时候通过与韩士博士的这种合作发现了四五个新物种，其中有一种接骨木还以他的名字被命名为“威廉斯接骨木”④(卫斐列，2004：250)。对事物命名和进行各种分类是理解世界的重要手段。不过人们将个别事物归入到他们头脑中的分类框架中所依据的往往是自己的文化系统，并以此来确认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在文化批评学者萨义德(1999：78，83)看来，按照西方自然科学系统对东方景观进行分类的目的“旨在将一经过处理的东方放在欧洲人的面前，旨在以某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方式将东方和欧洲同时放在舞台之上”，这些随意收集到的标本“经过处理后被转变为一个从A到Z的合理的东方全景”，进而便成为西方人抓在手中的自然资源了。而裨治文、卫三畏等人植物标本的采集和命名就属于这样一种系统性科学分类的尝试，看似在探求和整理中国的自然知识，实则仍是在进行西方知识的独白和阐释，其中也隐含了对中国景物施加的权力与控制。

19世纪美国传教士的中国风景记述为人们认识西方人理想和现实中世界的矛盾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切入点，理解其中的丰富义涵是很有价值的。就本文的解读来看，这些风景记述不单纯是异国景色的再现，而且还是一种想象的方式，用以表达传教士在情感、文化、认知等方面的关注。他们在对自然景观的凝视中融入了自身的情感认同与精神追求，也表现了他们对异域的自然资源所实施的阐释权力。但是那种情感认同与精神追求需要到超绝的地理空间中才能获得，其过程和效果是对中国人文景观的疏离与排斥，而对异域自然资源阐释权的实施则使中国自然景观被纳入到了他们自己的认知系统中。美国传教士这种回避矛盾和强制阐释的态度显现出他们主观性认知与世界本来面目的一种历史性偏离，也预示了19世纪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困难结局。

注释：

①据女传教士伊娃信中所述，她与丈夫贾侍理同美部会签订的协议就是以十年为期。但是由于差会的财力状况不佳，届时能否回国休假并不确定(Price，1989：130-131)。

②“清关喷雪”是天童山著名的十景之一。天童寺蓄有池水，注入溪流后，在清关桥处形成水沫横溢、瀑布飞溅的景象，似雪喷涌，遂成胜景(天童寺志编纂委员会，1997：11-14)。

③此语出自《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46节。耶稣为拿撒勒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即是对耶稣福音表示怀疑。

④威廉斯是卫三畏的英文名Williams的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