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教授是韩国庆北国立大学（KNU）的计量经济学教授，我四年前在KNU执教时与他多有交流。不久前与郑教授又见了一面，让我又有机会问起韩国眼下的经济问题。

韩国当下正面临新一届总统大选，郑教授说，现在韩国人希望政府尽早换届。现在的韩国政府可谓四面楚歌，由于实施了“偏左”的经济政策，韩国的经济表现令人失望，失业增加，房价飙升，百姓怨声载道。出现这样的结果，郑教授认为主要是过“左”的经济政策造成的。

郑教授所谓的“左”的政策是指加大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力度的经济发展政策。卢武铉政府上台后，开始兑现收入再分配导向的经济发展政策，正好符合当时的公众情绪。当然，如果收入分配与增长的关系简单明了，理论上能说清楚，政策上也许就能找到最佳的组合了。但就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还不是十分清楚。如果你在网上搜索这类文献，其丰富程度让人惊讶。为什么研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文献如此之多？可能是因为两者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而且这样的关系对不同的经济有不同的表现。我们很少能看到大部分的经济增长能充分保障收入的平等。

关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论断是所谓“库兹涅茨曲线”。这个曲线呈现倒U字形。但是不少研究难以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有研究发现，有的经济似乎只呈现半段的情形。几十年来，经济学家至少在统计上并没有发现出一个能完整地展现这个关系的经验规律。当然，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收入这个概念的模糊性，以及如何更准确地衡量收入的分配差距以及动态变化，更是高难度的问题，暂且留待以后讨论。

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的问题。经济学家对它的研究与对政策的影响完全不成正比。简单对比一下经济学家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和对工业组织的研究也许是有意思的。这两个研究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变得重要起来的，而且目的性都非常明确。这两类研究的起因应该都是与政府的政策有关，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改善政府的政策。可是我们发现，工业组织的研究，无论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还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经济学家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取得的共识都越来越多。比如，俘获政府的理论，放松政府对垄断行业的管制以及有关定价的理论等，都已经成为今天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并且影响了很多国家的政府政策。最近这些年来，关于工业组织理论对知识产权、对拍卖、对银行卡、对信息技术（IT）和网络经济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相比之下，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学上很少有一个问题会像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那样能让如此多的经济学者愿意为之不懈地工作，尽管取得的共识如此之少，而且这些工作对很多国家的政府政策的影响也显得那么微乎其微。

这本来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这么多的经济学家来研究收入分配，有这么多的研究成果，为什么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看起来这么微弱？在我看来，对工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和对收入分配与增长问题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对于市场的结构和产业的发展，政府需要知道什么是合理的和有效率的结果。这个结果和为了达到这个结果的做法，是经济学家可以很容易地提供的，而且它很少会因为国家不同而有根本的差异。但对于收入分配的情形就很不同了。一方面因为收入分配与增长的因果关系过于复杂，而且收入和财富不如利润和价格那么容易衡量，更重要的还有，收入分配平等问题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色彩，是一个被感受的问题，而且价值判断和公共舆论在这里往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极端一点来说，在收入分配的公共政策问题上，也许从来都是公众的情绪而不是主流的学术观点影响决策的过程。这并不奇怪。事实上，公众情绪影响公共政策的例子在现代社会经济中比比皆是。不仅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而且在一些诸如战争等国际事务、国际政治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公众情绪也往往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这几年，由于公众意见和情绪的改变，在网上或在公开场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都一致倾向于认为，中国过去的增长没有带来所谓的“水涨船高效应”，而是越来越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看成一个不断产生收入分化的增长。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价值判断和公共意见的转变。在四五年之前，我相信大多数人还在肯定和称赞中国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和就业创造方面做出的贡献呢。这几年发生的变化到底有多大？实际上，中国对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和私人创业活动的鼓励十年来应该是在不断加强，包括小型服务业的发展这些年来也是格外迅猛，效果业已显现（2005年的经济普查可以见证）。所以，很难相信中国的增长没有产生“水涨船高效应”。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农民问题、政府公共品提供不足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但是这些问题在过去数年如果不是在改进，便很难想象中国能够保持社会稳定。

那么，为什么公共情绪与经济学家的看法看上去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情绪把问题集中于政府，把问题简单地归纳为政府在收入分配上做得不够。而经济学家则从市场角度看问题，认为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比如，在经济学家看来，就业创造是改善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机制；而公共意见则简单地寄希望于收入的再分配。大多数经济学家会相信，解决农村贫困和平衡发展的问题，仍要依赖市场经济体制的改善和经济的增长，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转移出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恐怕是我们过去减少贫困和促进发展的主要经验，这个经验在今天依然重要。如果说政府要发挥作用，那么政府需要在帮助和促进就业创造和劳动力转移方面（如金融深化、减少行政垄断和大量管制等）发挥更大和更彻底的作用。如果我们能更多地从就业创造这个角度去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收入分配问题，那么，也许我们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问题上的看法差异就会小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