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目的]随着美国加速拉拢盟友与伙伴国家对华科技围堵，日本等重要的第三国在中美科技博弈中的作用凸显。研判日本智库对中美科技竞争及日本立场的基本观点，是分析日本相关舆论走向、战略认知与政策取向的重要依据。[研究方法]通过文献分析方法以日本9家主流智库的23份代表性成果为研究样本，系统性剖析日本智库关于中美科技博弈的动因、走向、影响及日本立场的认知。[研究结论]研究发现，日本主要智库对中美科技博弈的动因及影响达成了较高共识，对其走向的研判存在一定分歧，对日本立场的认知愈加清晰，逐渐形成了以“自立型”立场为主，以“协调型”“借力型”立场为辅的观点。鉴于此，中国应强化对日本涉华科技舆情的跟踪研究，推进中日智库间沟通与交流，重视科技对外宣传。

关键词：智库;日本智库;智库观点;科技竞争;中美科技博弈;科技合作;科技政策

作者简介：邓美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毕亚娜，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中日关系。

文章来源：《情报杂志》2022年第11期

自美国特朗普政府明显加强对华科技竞争以来，拜登上台后，更是有计划性、谋略性与战略性对华进行科技围堵，重视“同盟联动”,对日本等国家重点拉拢胁迫，促使美日在经济技术战线统一对华姿态。作为外界观察美日同盟动向的风向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于2020年7月发布的第5份“阿米蒂奇报告”指出，日本是全球最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盟友，美日同盟应是美国构建以反对武力、重塑国际经济秩序、保护关键供应链和信息流动、制定新兴技术全球标准为目标的联盟的核心[1]。拥有雄厚科技实力的日本不仅是美国构建对华“科技包围圈”的关键国家，也是中国对外科技合作的重要伙伴。鉴于日本智库在日本政治、社会精英群体及政府外交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分析其对中美科技竞争及日本立场的观点，不仅有助于研判与理解日本外交、安全与科技政策，而且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应对策略进行前瞻性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智库样本选择及代表性研究成果概述

1.1 智库样本选择

日本是亚洲最早发展智库的国家之一，其智库在配合政府制定对外政策中具有丰富经验[2],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决策层更是意识到智库作用，智库在外交等领域发挥出更多高光表现[3]。根据研究需要，选取了9家日本主流智库作为信息资料获取对象，分别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曾根康弘世界和平研究所、日本防卫研究所、日本综合研究所、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笹川和平财团、经济产业研究所以及野村综合研究所。

选取这9家智库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其均为日本顶尖智库，对日本经济、科技、外交战略制定等具有重要影响。所选9家智库中有8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20年全球智库报告》的“亚洲大国智库百强榜单”中排名靠前，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更是被评为“2020年度最佳智库”。第二，9家智库中既有官方智库，也有半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涵盖了不同类型、价值倾向及研究专长的代表性智库，因此提取其相关信息有助于保证分析的全面性。日本官方智库或半官方智库的财政来源全部或部分来源于政府补助，如防卫研究所、经济产业研究所等。民间智库主要包括株式会社类公司制营利性智库，如野村综合研究所等；非营利性的财团法人、社团法人和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如中曾根康弘世界和平研究所等。第三，均围绕中美科技博弈等议题进行了广泛、长期、深入的研究，研究报告等主笔人大部分为日本知名的专家学者或政府官员，观点较受认可，可为提取日本智库相关议题的基本观点提供丰富的材料支持。

1.2 代表性研究成果概述

在所选智库官方网站分别以英文“US-China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及日文“米中の科学技術競争”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为降低漏检率，对网站各栏目下报告进行全面筛选，特别是涉及亚太、中国、科技等栏目。经过反复筛选，最终得到23份代表性研究文献(见表1)。为尽量全面把握日本智库的主要观点并对此进行解读，9家智库围绕相关议题举行的研讨会、发布的新闻简报及相关专家发表的评论性文章也被纳入文本分析材料。

从研究文献作者的情况来看，具有三方面共性：第一，所有作者均为日本的知名专家，在中国问题、日本对外战略、科技等领域具有深厚的研究积累，其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观点可靠性。第二，大部分作者同时任职于其他日本学术团体、智库、高校或国际机构，具有与国内、国际不同研究机构沟通的天然优势，其观点具有一定影响力。第三，诸多作者有在日本政府任职的经历，或者是军队退役的高级将领或政府退休官员，对政策导向及政府需求的敏感性高。诸多作者身份多元，使得其观点更为多维、全面，进一步提升了其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及影响力。

2 日本智库对于中美科技博弈及日本立场的主要认知

2.1 对中美科技博弈动因的主要认知

日本智库对中美科技博弈的动因具有高度的认知统一性，即认为中国科技实力提升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是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根本原因，并主要从安全、经济、科技创新体系与规则竞争等角度探讨了其动因。

从安全层面来看，日本智库大多认同中国军事科技实力的增强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推动尖端技术的军事应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力量增强，是对美国的“极大挑战”[4]。池上隆藏认为，中国在导弹、无人机、高性能战斗机等方面逐渐打破美国的垄断型技术优势[5]。

从经济层面来看，部分智库认为中国存在“非法”“不公平”科技发展行为，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例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通过产业补贴、“强制性技术转移”等造成了“市场与贸易扭曲”,促使美国对华反制[6]。但是，一些智库学者也指出，中国科技发展挤压美国经济利益空间具有必然性。如森聪认为，中国获取美国尖端技术的途径十分丰富，美国难以防止技术外移[7]。栗原润认为，新一轮科技变革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会均等分配给各国，中国相较于美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更具优势[8]。

从科技创新体系及规则竞争来看，大多数智库认可中美科技竞争的底层逻辑是不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竞争，规则、技术标准之争是关键。田中均认为，中美创新体系完全不同，中国是自上而下，依靠政府引导科技资源分配，而美国是自下而上，依赖于民主及自由市场释放个人创新力[9]。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中美在数字治理的价值观与规范方面严重对立，中国重视国家主导，而美国否定政府管理[10]。

2.2 对中美科技博弈走向的主要认知

日本智库学者对中美科技博弈走向的认知存在一定分歧，对中国是否有实力挑战美国“技术霸权”看法不一。

首先，部分智库学者认为，美国并不占据竞争的绝对优势，中国也并非弱势。门间理良、岩本广志认为，部分美国盟友并未积极追随美国的对华科技封锁举措，东盟也不断加强与华合作。另外，稀土是诸多高科技产品的必要原料，中国是稀土的最大出口国，故而中国并非弱势[4]。铃木一人认为，美国有能力开发新兴技术并将其实用化，但未必可以推广应用以形成国际秩序，而中国凭借强大的生产及研发能力、增加的全球市场份额等对国际秩序产生更多影响[11]。

其次，部分智库学者指出，当前中国并不具备挑战美国“技术霸权”的实力。大泽淳归纳原因如下：一是中国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欧美等国持续强化技术管制等高科技相关的国家安全保障；二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红利已然释放；三是中国缺乏成为全球金融、信息网络中心的重要条件[12]。

当然，大多数智库认为中美科技竞争的走向难以判定。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提出，在不同领域及标准衡量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创新速度及成功率褒贬不一，中美科技竞争走向难以确定[13]。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尽管中美竞争加剧，也不排除合作可能，即使在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其在宇宙空间利用稳定性等领域也有合作前景[14]。

2.3 对中美科技博弈影响的主要认知

日本智库对中美科技博弈影响的认知相对统一，多维度探讨了其对日本、世界经济、国际秩序等的深刻影响。

首先，日本智库深刻探讨了中美科技博弈对日本的影响，研究视角随着中美竞争的深化而转变。由表1可知，日本智库发表的早期研究成果更多聚焦中美“贸易战”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贸易战”被认为是美国用体面的方式挑起对华科技竞争的借口[15]。例如，木内登英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严重冲击日本汽车产业[16]。山下一仁认为，随着中美贸易条件恶化，日本企业对华、对美出口优势有望提升[17]。之后，中美竞争的持续推进促使日本智库逐渐认识到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科技竞争，并将中美竞争定义为“技术霸权”争夺或“技术冷战”,愈加关注其对日本国家安全等的影响。日本国际问题研究等智库指出，中国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持续利用尖端技术强化军事力量，直接“威胁”日本的安全[10]。

其次，日本智库认为中美科技博弈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国际秩序，主要体现在：第一，或引领智能武器军备竞赛，促使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时代”步入“技术政治时代”。第二，或带来新的“技术鸿沟”,导致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参与国所获得的国际利益分配更趋不均。第三，导致国际科技合作愈加复杂，特别是政府对国际科技合作的管控增强，欧美技术民族主义兴起抬高国际科技合作壁垒。第四，在新科技领域的国际规则及标准制定尚未成熟背景下，或引领各国对国际制度性及观念性科技权力的争夺愈加激烈。

2.4 对日本立场的主要认知

首先，愈加强调日本保持“自立型”立场。几乎所有的日本智库更为强调日本应提升自身科技实力并强化经济安全保障，以应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负面冲击。荒井寿光认为，日本防范中美竞争冲击的关键在于提升产品不可替代性、限制重要技术外流及强化自主研发能力等[18]。铃木一人强调，日本应强化在中美关系中的自主性及杠杆作用，继续提升优势技术水平，提高两国对其技术依赖度[11]。前田笃穗认为，中美围绕尖端半导体技术的竞争愈加激烈，日本应借助自身优势提升在全球半导体生产生态中的发言权[19]。而且，自日本岸田内阁上台以来，便将加强经济安全保障视为主要政策议程，主要包括增强供应链韧性、确保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性与可靠性、支持尖端技术领域的官民合作等，日本智库也积极对此展开研究。

大多数日本智库认可日本应在强化日美同盟基础上着力提升自身防卫力。高桥杉雄认为，中美竞争关于安全问题的“主战场”在东亚，日本如何应对其影响只能由自身力量决定[20]。八塚正晃认为，中国集中投资重要军事领域的尖端技术给东亚地区安全带来“挑战”,为提高日美同盟的威慑力与应对力，日本不仅应强化日美关系，更应谋求自主充实防卫力量，尤其应谋求获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技术优势[14]。

其次，提倡日本贯彻“协调型”“借力型”立场。日本智库始终认为日本应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发挥协调作用。田中均认为，日本应积极充当中美科技博弈的“协调人”,中美日三方关系的有效管理是实现区域稳定与共同繁荣的关键，日本既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也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可在促进中美交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9]。小原凡司指出，在大国博弈中，日本单独对中美的战略影响力毕竟有限，应协调与欧洲、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地区与国家的合作，共同对中美施加更多影响[21]。

日本智库认为日本应借助中美两国优势维护自身利益。几乎所有的日本智库均承认深化与华经贸合作符合日本根本利益，部分智库学者指出，维护日本与中国的供应链合作是与强化日本安全保障一样重要的课题。而且，一些智库学者认为，日本应借力美国科技优势，通过与其科技合作与政策协调提升自身科技竞争力。高山嘉顕认为，日本应根据美国技术监管趋势建立合适的技术监管制度，以避免被其视为竞争对手予以限制[22]。在关系军事基础与产业竞争力的半导体领域，日本不具备构筑完整供应链的能力，应与美国等少数具有“共同利益”与“价值观”的国家合作[23]。除此之外，诸多日本智库指出，日本应追随美国加大政府对国际科技活动的监管以防范技术外流，对于一贯得益于技术全球化的日本来说，此类观点的提出一定程度受到了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

3 对日本智库观点的多方位解读

3.1 智库观点的特点及动因

首先，几乎所有的日本智库都认可日本是中美科技博弈的“当事人”,并对中美科技竞争的关注度显著提升。特别是，2020年之后，日本智库根据相关议题举办的研讨会、发布的研究报告、评论性文章等数量及频次明显增多，研究视角更为多元。基于日本政府战略需要，日本智库愈加重视相关课题研究。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日本与中美两国均保持紧密的经贸关系与科技交往，难以避免中美科技竞争的负面影响。一是中国是日本的高技术与中高技术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日本也基本上稳居中国技术引进对象国的前两位。二是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政策基轴，美国是日本在安全保障、尖端科技等诸多领域的最重要合作伙伴。第二，中美科技博弈掀起了新一轮前沿技术领域的大国竞争，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存在诸多技术与规则空白，也给日本抢占科技制高点、提升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等带来机遇。第三，自冷战时期之后，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和中国周边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日本始终在中美关系互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美国对盟友分担更多责任的战略需要和中日之间长期存在的战略猜忌现实，美国也更为期待日本在共同遏制中国崛起中发挥更多作用。但是，日本的战略决策通常表现出浓重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因此可能在遵循国家利益最大化策略下针对不同问题出现立场分化或摇摆姿态。

其次，日本智库对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普遍持有消极观点。一方面，大部分日本智库认为中国科技发展负面冲击日本的经济与安全，部分智库刻意渲染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发展等的“威胁”。另一方面，日本智库格外关注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大规模投资，诸多智库学者认为中美战略竞争根植于“全球技术霸权”的争夺，一些智库学者恶意揣测中国试图“颠覆”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科技格局。日本智库学者产生以上消极观点的原因主要是：第一，诸多日本智库学者认为，中国高科技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削弱美国在亚太安全领域的主导权，并不会直接威胁美国安全。但是，日本是中国的邻邦，直接受到中国的“安全威胁”。第二，近年来，日本经济发展低迷，科技创新被视为关键引擎。日本更希望维护“共享价值观”的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确保其在全球关键产业供应链的既得利益及分享性特权、扩大尖端科技领域优势等。第三，相较于中国，日本的科技创新速度放缓，对华科技竞争意识提升。2013年起，中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的国际排名连续9年稳步上升，2019年起已超越日本。第四，日本曾借助美苏冷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日本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为其加强自主军事力量建设，进而改变日美同盟中对美的不对称依赖及实现军事大国化提供了借口。与竭力表现相对政府的独立性的西方智库相比，日本智库与政府的关系更为紧密，积极完成其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辅助工作，近年来，日本政府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中国威胁论”花样不断翻新，因此，中国军事、科技发展容易被日本智库贴上“负面标签”。

最后，大部分日本智库对中美科技竞争中日本立场选择的认知愈加清晰。约在2018年之前，日本智库的相关认知稍显模糊，部分智库学者甚至认为日本是“旁观者”。但是，随着中美科技竞争的深化，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对日拉拢举措增多，日本智库相关认知明显清晰，逐渐形成了“自立型”“协调型”及“借力型”立场相结合的观点，其中尤为强调“自立型”立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智库学者提出的“协调型”“借力型”立场，最终目标也是助力日本强化在新经贸科技秩序中的优势，增强在安全、经济、科技领域的自立能力，提升对国际秩序重构、大国关系的影响力。尽管日本智库大多不赞成日本在中美科技竞争中“选边站”,但是实际上其强调加强日美同盟、将日美经济科技政策协调与合作纳入日美同盟运作范畴，及强化日本经济安全保障，已表现出在涉及国家安全及尖端科技领域倾向于追随美国的态度。日本智库相关认知逐渐明确的原因主要是：随着中美科技博弈的深化，日本对两国竞争手段及影响的了解更加深刻。相较于美国特朗普政权，拜登政权的对华政策方针具有更强的可预测性，这为明确日本立场提供了基础。拜登政权坚定的将中国视为美国唯一具有潜在能力的竞争对手，以多方面多层次且长期竞争为前提展开对华政策[24],对团结盟友及伙伴国家共同对抗中国的渴望更为强烈。而且，日本国内对战略自主的诉求日益增强，改变日美同盟机制的“非对等性”也是历届日本政府的政治目标，在中美竞争中避免“选边站队”而“灵活抱团”也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应对之策，日本智库因势利导，对日本应保持“自立”“协调”及“借力”的复合型立场的认知逐渐统一。

3.2 智库观点的影响

首先，一定程度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决策。尽管日本通过“旋转门”机制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较弱，但是日本智库普遍与政府部门保持紧密联系，仍具有独特的政策制定影响力。日本智库对中美科技竞争的研究对政府政策决策的影响体现在：第一，将相关建议报告提交政策制定者以提供政策理念参考。例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曾根康弘世界和平研究所、笹川和平财团等就中美战略竞争议题积极向政府递交政策建议，一定程度促进了当前日本对美、对华外交及科技政策的形成。第二，积极参与政府政策咨询，如接受政府专项课题研究委托或主动根据政府需求进行调查研究。例如，日本防卫研究所经常受防卫省政策局委托，针对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亚的安全保障动向及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其观点与政策建议直接以简报汇报、研究报告等多种形式反馈给以防卫大臣为首的防卫省政府官员、国家安全保障局等其他省厅相关人员、国会议员等。第三，邀请高层政治人物或官僚出席相关研讨会、论坛，或邀请其列席听取报告并发表意见，促进双方政策观点交换。第四，通过参与政府根据特定议题设立的各种咨询机构或专家小组提供政策建议。

其次，一定程度引导了日本国内公共舆论，并通过影响国际舆论对其他国家的认知与判断产生间接作用。日本智库格外重视与世界范围内的各智库学者、世界政要及主流媒体保持紧密联系，通过组织大型国际研讨会、发布凝结国内外学者观点的代表性研究报告，并借助现代传播手段使其研究观点在国内外产生影响。例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联合举办“日美高科技供应链安全合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主要观点被收录在相关研究报告之中，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另外，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也通过多边对话机制提升其相关问题观点的国际影响力，通过与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以及印度的维韦卡南达国际基金会(VIF)的“四方会谈”等输出观点以提升影响力。与此同时，日本智库关于中美科技竞争的观点也会对中美、其他国家的认知及判断产生影响。例如，日本智库不断强调加强与欧美等国的科技合作、强化美日同盟，实际上是对美国拉拢的响应。日本不断展开与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地区与国家间的紧密合作，日本智库关于中美科技竞争的观点可能更容易在这些国家中扩散并产生影响。而且，部分日本智库不断渲染中国科技发展的“安全威胁”,响应美国提出的“中国数字威权主义”等，也一定程度促使国际社会形成中国科技发展的负面话语体系，影响其他国家对中国先进技术输出的认知与选择，对中日、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展开科技合作形成干扰。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日本智库对中美科技竞争的动因具有高度认知统一性，对中美科技竞争影响的认知较为统一，愈加关心其对日本安全、国际竞争力等的负面影响。但是，其对中美科技竞争走向的研判尚未统一，大多数智库认为竞争走向难以确定。日本智库愈加提倡日本介入并干预中美竞争走向，以掌握主动权并谋求自身最大利益，尤为强调日本应保持提升科技实力、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及充实自身防卫力量的“自立型”立场，并继续贯彻“借力型”“协调型”立场。

日本智库普遍对中国高科技的发展持有负面情绪，正如2010年日本经济总量被中国反超，日本便陷入整体性民族恐慌及对自身国际地位的战略焦虑之中。但是，也应注意到，日本智库更多基于军事、安全层面衡量中国科技力量的“挑战”,在经济层面等也不乏客观或正面表态，日美对华科技政策也有细微差别，这主要是因为：一是中日经济科技的紧密关系牵制日本对美国遏华战略的追随速度与深度。二是日本本身需要平衡自主与对美追随的战略矛盾。三是日本企业的趋利本质或对冲日本追随美国对华科技围堵的政治色彩，毕竟日本企业难以割舍中国庞大的市场容量的诱惑，也是实际与华进行科技合作的主要载体。四是从技术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及科技转移特性来看，凭借政治力量设置障碍管控技术扩散只能延缓并不能阻碍技术溢出。这也就为中国系牢与日科技合作利益纽带、破解美日对华科技围堵提供了战略操作空间。因此，中国更应理性看待日本智库的相关观点，努力化解其负面观点的消极影响，合力解决在科技外交领域可能面临的不利局面。

第一，加强对日本智库、媒体等涉华科技舆情的跟踪研究及趋势研判。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舆情环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多元化特点，日本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关注度明显提升，负面舆论不断发酵，但是，国内对于日本涉华科技舆情的跟踪研究明显不足，少有系统性研究成果。因此，应加强在科技领域及中美科技竞争问题上的日本涉华信息资源归集与舆情分析，一是展开对涉及中美科技竞争、中国科技发展研究的日本代表性智库的全面调研，掌握其智库组织结构、研究成果、主要专家及其对华态度。二是尝试建立日本主流智库及媒体等数据采集列表，利用情报分析、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语料库等技术构建面向中美科技竞争、中国科技评价等相关特定事件的日本舆情资料库等，并基于此追踪日本国内相关的观点变化，为中国及时研判日本对华科技竞合趋势、有效开展国际舆情引导、防范舆情风险提供保障。

第二，多渠道促进中日智库间的沟通与交流，以智库为纽带助力中日民间科技交往。积极促进中日智库间交流，以减少日本智库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负面理解，一是建立中日智库间长期稳定的合作交流机制，积极通过高级别、全方位对话，讨论与前沿技术如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相关的挑战以及数据共享与隐私、国际标准与规范等关键战略问题，互换意见并减少分歧；二是鼓励国内智库在日设立多维度、高水平的研究中心，或与日本智库共建研究平台以提高合作频次与效率，共享思想成果；三是促进中日智库青年学者的沟通交流，探索联合培养科研人员的新渠道与新方式，厚培中日民间年轻一代科技人文交流与合作土壤。与此同时，积极引导智库建设与对外合作助力中日民间科技交往，以系牢中日科技交往的利益纽带。例如，联合中日智库共建科技信息数据库，针对中日产业科技信息进行分类标引，助力解决中日科技企业供需双方信息不匹配难题；鼓励中国主流智库联合中日两国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探索建设以产业与技术为节点的中日专家数据库，为不同科技领域下两国企业提供决策咨询支撑等。

第三，重视科技外宣，积极对外传播中国科技创新理念，构建中国科技创新的对外话语体系。试图通过舆论抹黑中国、孤立中国是美国对华科技封锁的惯用伎俩。部分日本智库也长期曲解、抹黑中国前沿科技发展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已然成为众多国家的主要科技合作伙伴，并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同世界各国共享科技创新发展成果，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面对来自美日等国的“中国科技威胁论”,中国应继续加强对外宣传，一是主动对外传播国家科技政策及战略的正确解读，提升中国科技新闻报道、智库产品等对外宣传质量；二是利用“智库+媒体”重点加强中国国际科技合作成果的国际宣传，利用国际主流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具有价值与理念共鸣的中外科技合作事例，传播中华民族深厚且丰富的科技文化内涵及底蕴，打造中国科技创新对外话语体系；三是积极培养国内科技外宣人才，充分发挥对华友好的外国企业、社会团体、科学家力量，多渠道促进中外科技人文交流，以增强国际社会对华科技思想、理念的感受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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