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1年暑假考入北大史学系的。当时叫作史学系，不叫历史系。这一年北大招收八十名本科新生，因为有二百名预科生升入本科，所以招的少些。我是旧制初中毕业自学一年考入北大的，有点鲤鱼跳龙门的味道，很是得意。这是当时名位思想作怪。
那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对思想界、出版界却留下很大的影响。上海出现了很多书店、出版社，出版新兴社会科学的书和文艺书，象雨后春笋一样的新书、新书店，兴盛得很。出版界有势力的商务和中华，那两年有点不迎时了。
所谓新兴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的。那时出版的新书，除真马克思主义的书外，内容很杂，有修正主义的，有托派的，也有国民党假冒的。但不论它们内容怎样杂乱，却都以新兴社会科学，甚至都假冒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都说自己是唯物主义、是辩证法。因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声望很高，不冒充马克思主义，就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就卖不出去。
当时思想上大家都在关心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又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大家说，中国革命所以失败，是因为对中国社会缺乏认识，要进行革命就要正确认识中国的社会，要认识中国当前的社会，又要认识中国过去的社会。这种气氛在当时的思想界是很浓厚的。
我接触到这气氛的边缘。我说边缘，是因为我对当时思想界问题的本质是非常模糊的，是很不理解的，只是大家说什么，我也跟着说什么。但从影响上说，对我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我入史学系，就是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作出的选择。
在北大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陶希圣。他开“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两个课程，在课堂里大讲“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骗了不少人听他的课。我走上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路，不能说不是受了他的影响。但我的史学思想和路数，和他并不一致。我自己认为，在我读过的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德国农民战争》，其次是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这些书使我懂得，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要从当时的整个时代、社会出发，都要从历史发展的大形势出发。任何历史现象，从纵的方面说，都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点；从横的方面说，都是当时全面形势中的一环。不了解历史发展大势和当时社会全面形势，就不会真正认识任何历史现象和问题的本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使用的材料，是十九世纪学者们研究的成果，可能有的已显得陈旧，今天有了新的提法。但从书的整体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著作的典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作了透彻的分析和说明。今天我在大学教书，历史系同学问我学习历史要读哪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仍是首先推荐这部书。恩格斯为了说明十五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在《德国农民战争》的第一章里，就先讲了十五世纪德国的社会和各阶级的发展、对抗形势。考茨基为了说明早期基督教的起源和教会的发展，也首先讲述罗马帝国时代的社会和思潮。这对我们分析历史问题解释历史问题都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作用。解放后我们又再版了《基督教之基础》，大概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
我在大学时期写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这篇文章是我在大学三年级下，即1934年上半年写的，刊登在1934年9月《中国经济》月刊第二卷第九期《中国经济史专号》上。一个大学生的投稿，居然能够发表，当时自然是很高兴的。特别使我兴奋的是，一天我去看汤用彤老师，问他佛教史上的问题。汤老问我：“你是何兹全吧？”我当时就想，汤老一定是从这篇文章知道我的。谈话中，汤老给了我很多鼓励。一位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对一个后生小子如此厚望，使我一生难忘。陶希圣也在下一期《中国经济史专号下》里写文章称赞我写的《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随后他办《食货》就约我写稿，因此《食货》创刊号里就有了我的文章。
我写《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这篇文章，是受了学习欧洲中世纪史的影响。欧洲中世纪有基督教会，教会有很大的势力，有土地，有财产，有很多为它服役的劳动人民。这方面的学习引导我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很发达，中国中世纪佛教是否有教会组织和活动？佛教寺院是否有财产、土地和人口？初步一摸，知道佛教寺院也是有教会活动，有土地、有财产，有人口的。我就每天跑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看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史传部和有关的书。除了写出上述一篇文章外，到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前，我还写了《中国中世纪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一书。可惜稿子丢掉了。清稿托人介绍给商务出版，没有下落；底稿埋在家乡地里，抗战一打八年，也就找不着了。
我写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也是学《基督教之基础》的写法，先写这一时代的社会，再写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发展成长。
欧洲史和中国史对比研究的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的汉魏之际社会分期想法，把汉魏之际看成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分期时期，就是受学习欧洲古代、中世纪史的影响。我在美国学习了几年欧洲古代、中世纪史，更加深了我对中国历史分期的想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指导思想，但历史研究却不能生搬硬套；不能说马克思怎么说，中国历史就得怎么发展。理论就好象我们走路时用的地图。有了图，它就会给我们带路，找到我们要找的目的地。因为图是按实际画出来的。但图究竟只是图，实际的路，还得你自己去走。而实际的路也不会象图上那么简单，只是几条杠杠，一些块块。有了图，仍然会走弯路，因为实际比图复杂得多。但有图和没有图，却完全不一样。有图的指导比没有图的瞎走，心中有数得多，比瞎走不是事半功倍，而是事十功百。说简单了，也只是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普遍真理要和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对两种社会作对比研究，态度也应如此。对比研究也只能把欧洲历史的发展规律作为借鉴，帮助我们去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完全不能生搬硬套，认为欧洲历史走的路就是我们历史走的路，欧洲历史上有的，我们就得有。那样作，不是科学的比较研究，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我仍然认为，为了研究中国史，认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学点欧洲史、其他国家的历史，是有好处的。
解放后，我的历史研究，仍是在经济史、社会史方面。当年我读史，是从《三国志》、《晋书》开始的，就长期停留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说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社会史、却又上不过周，下不出隋唐；说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又只限于社会经济，学术文化知之甚少。成了个半瓶子醋。
“文化大革命”前，我常常说：一个人四十岁以前要博，四十岁以后要逐渐收缩，五十岁以后应该开花结果，写点东西了。意思是我也要写点书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开花结果，差点连根挖掉。
现在虽然老了，但身体还好。壮志不已，雄心仍在。祖国大地，如花似锦，社会主义前途，充满光明。遭受“四人帮”的破坏，生民涂炭，江山蒙尘，事已过去，又算得了什么。我们正当全国一心，在党的领导下，昂首阔步，加倍努力，夺回失去的时间。今后除教书，带研究生，还想重理旧业，写出《中国经济史（西周——隋唐）》和《汉唐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两本书。前者比较系统地说一下我对中国古代社会前后两时期和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想法，后者是旧业重拾。但近期还要完成白寿彝同志交给我的任务，协助他请专家学者同心协力把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魏晋南北朝卷搞出来。
因为是个半瓶子醋，所以虽然学史数十年，实在谈不到经验体会。勉强提两点。
首要的是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已如前述。平生我最佩服陈寅恪先生，真是渊博精深。我只和陈先生见过一面，但我衷心愿作陈先生一名私淑弟子。我认为陈先生治史，高就高在他的治史方法里有辩证法因素，因此他能察人不能察，见人不能见，写出文章来，篇篇有新意，篇篇见高明。但治史只有辩证法还不行，黑格尔更有辩证法。还要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根，离开唯物史观，学问就是漂浮的、就会本末倒置。本末倒置的学问，是假学问，经不起实践考验。
作学问要宽博和精深结合，两条腿走路。宽博和精深的关系是辩证的要精深就要宽博，只有宽博才能精深。治学和建筑房子一样，楼起得越高，越要基础打得坚实，面也越要宽广。一间房的面积，起不了十层百层大楼，勉强盖起来，风不吹也会倒。《七侠五义》小说里有个锦毛鼠白玉堂，艺高人胆大，很是骄傲。后来经过比试，服了北侠欧阳春。他说了一句话，“人家的末技，就是咱的绝技。”这句话说得好。学问、技艺都是没有止境的。基础越宽越坚实，成就会越高。否则，成就就会不高，在人家是末技，在自己却是绝技了。
旧时，对学历史有所谓才学识的要求。学历史要有史才，史学、史识。才学识，大体相当于今天我们说的文史哲。学历史，要在文史哲三方面下功夫。要有文采，能写；要占有丰富的材料；还要有哲学思想，这对我们来说，就是要有马克思主义。才学识即文史哲中包括宽博和精深。我们今天学历史要求的才学识，要比过去面更宽更具体。文，不但要有文采，还要学点外国的语文。史，不但要掌握中国的材料，还要学点外国史，和中国史作比较研究，还要了解外国人对中国史的研究情况。哲，要紧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也可以学，而且越学越能丰富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越学越会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各种学问的唯一标准。历史是今天的过去。不懂今天的政治、社会，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过去，理解历史。要了解今天，就要投身到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中去。而且任何学问总是要为现实服务的。我们不但要了解世界，还要改造世界。学工，学农，改造世界的目的很明确，学历史也是为了改造世界。在今天就是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文学家要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史学家也要到群众中去认识社会。认识今天的社会，才能更深入认识昨天，前天的社会，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走向明天的道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学历史不能关在书斋里。
这几点体会，都是我没能作到的。马克思主义没学好，水平不高，历史的知识面也窄，基础知识不坚实，缺门甚多。正因为自己不够，就更感到它的重要，更感到非如此不可。写来自勉，也供有志学史的同志参考。
本文原载于《文史知识》198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