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目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成为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全球范围内的财富积累与分配

无论是美国“消失的中产阶级”导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拉美民粹主义盛行导致的经济社会动荡，还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范围内所引起的高度关注，都充分反映出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必须面对的“世纪难题”。

皮凯蒂领衔编写的《世界不平等报告2022》显示：当前全球收入与财富差距问题非常严重，其不平等程度甚至与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的巅峰时期相当。2021年，全球一半的最贫穷人口几乎不拥有任何财富，他们的财产只占全球财产的2%；相比之下，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全球76%的财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继一系列放松管制与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之后，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几乎在所有地方上升。这种上升并不均匀：一些国家经历了不平等的显著增加（如美国、俄罗斯和印度），而另一些国家（如欧洲国家和中国）的上升幅度则相对较小。虽然大多数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加剧，但在过去的20年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已经在下降。因此，从全球层面看，最富裕的10%人口和最贫穷的50%人口平均收入之比已经从50倍左右下降到40倍以下。同时，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明显增加。国家内部收入最高的10%人口和收入最低的50%人口之间的差距几乎增加了一倍，平均收入比从8.5倍增加到15倍。今天，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与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的巅峰时期差不多。具体来说，目前世界上最贫穷的一半人所获得的收入份额大约是西方国家与其殖民地拉开差距之前（约1820年）的一半。瑞士信贷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22》也显示：在大多数国家，财富不平等在21世纪初有所下降；但除了少数国家外，所有其他国家2020年的财富基尼系数均高于2000年的水平，体现出财富集中度的进一步上升。

造成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原因很多。前面提到的经济自由化与放松管制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全球化的加速演进、金融化的深度发展以及数字化的全面推进都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重塑了财富积累机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极化效应。

一是全球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全球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商投资，这些措施包括关税竞争、放松管制、依赖市场定价、将公有产权私有化等。随着贸易边界的削弱，企业向国外开辟新的市场成为可能。为了追求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更加宽松的税收环境和监管环境，发达国家部分企业选择放弃国内生产，转而向海外直接投资以及进行服务外包，结果削弱了这些国家工人的议价能力，造成工人平均工资下降。而这些国家的跨国企业在全球雇佣了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享受了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甚至获取了全球市场的垄断地位，他们的股东和高管获益颇丰，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赢家”。此外，全球化的发展还使得全球范围内技术水平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是金融化。皮凯蒂认为，资本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至少在初期总是伴随着风险与企业家精神，但也总是在积累到足够大的数额后向租金的形式转化，那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逻辑终点。皮凯蒂指出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趋势。金融化带来资本形成放缓，而金融财富积累加速，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分配效应——金融从业者工资与金融业利润大幅提高、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上升、食利性收入快速攀升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占比下降。以美国为例，1948年金融业利润占比不到10%，之后有所上升，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一个高点，但也不到20%，之后回落，80年代初降到10%以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金融业利润占比大幅攀升，到2005年超过了40%。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金融部门的利润大幅下跌，但很快就又回升了。金融业的超额工资与超额利润造成国民收入（财富）向金融部门的转移。相关估算显示，这一转移规模是巨大的。1995～2015年，英国金融业超额工资与超额利润合计达到6800亿英镑，占到2015年英国GDP的37.1%。1990～2005年，美国超额工资与超额利润达到3.68万亿美元。另有估算显示，自1980年以来，有5.8万亿～6.6万亿美元的资金被转移到了金融部门。

三是数字化。数字化时代财富积累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统计显示，不同领域商家获得5000万用户所需的时间分别为：航空64年，汽车62年，电话50年，信用卡28年，电视22年，计算机14年，手机12年，互联网7年，Facebook 4年，微信1年，Pokemon Go仅为19天。如果以这个指标作为商家财富积累的一个代理变量，显然，进入数字化时代，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扩张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其财富积累速度也远远快于传统行业。这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全球范围内规范财富积累所面临的“时代之题”。

我国的财富积累与分配

我国的财富积累和分配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在财富积累方面。改革开放前的高储蓄、高积累促进了较快的财富形成，但主要体现在政府财富积累，居民部门的财富增长是微乎其微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底子薄，百姓尚不够温饱，国家还面临着赶超发展的重任。于是，政府动员资源，强制储蓄，提高积累率，加快资本形成，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及后来较长一段时期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强制储蓄下的高积累会加快财富形成，但由此形成的财富主要是政府财富，并不是居民财富；居民财富的增长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故事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增长奇迹，社会财富（社会各部门净财富的加总）积累大幅提速，甚至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速；而个人财富和高速积累也堪称“史无前例”。发达经济体个人财富积累已经历了数百年，而中国居民部门真正的财富积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据笔者估算，1978年，我国居民人均财富尚不足400元，1992年，人均财富跨过了4000元，1995年突破1万元大关，2009年突破了10万元，2019年人均居民财富达到36.6万元。从人均居民财富年均复合增长率来看，1978～1989年为19.8%，1990～1999年为25.7%，2000～2009年为18.9%，2010～2019年为13.3%，其中，20世纪90年代人均居民财富增速最快。

在财富分配方面。改革开放之前，尽管在政府与居民之间，财富分配上主要是向政府倾斜，居民财富积累较少，但居民内部的分配是相对平等的，没有出现较严重的分化。改革开放之后，全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整个社会，包括居民的财富积累速度都非常快。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以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居民部门的财富积累速度超过了政府部门的积累速度，分配上也开始逐步向居民部门倾斜。而且，由于农村率先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改革之初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差距有所缩小。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演进，以及我国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居民财富积累加快，财富分配的分化也在加大。

审视当下，我国的收入与财富分配状况不容乐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仅制约了居民消费潜力的提升，也容易造成利益冲突和社会内耗，甚至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成为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在中央政策议程中也处于更加重要的位置。

展望未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高度契合。从社会主义发展史角度看，在“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共同富裕将是“质的飞跃”的一个最显著标志；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角度看，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如何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就中国而言，财富积累与分配不可偏废。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凸显出财富积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因此，财富分配也是绕不过去的坎。

现阶段，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需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财富积累在促进增长方面的关键作用。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始终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经济发展是根本。从发展的角度看，财富积累是基础、是前提。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甚至为负。改革开放后，多数研究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本贡献率在50%以上，而TFP贡献率在30%以下，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的研究表明，未来三十年，资本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率仍将稳定在40%～60%的高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峰值提前到来，劳动力的贡献持续为负，即使加上人力资本的贡献，人口对潜在增长的净贡献也在不断下降，且在2040年以后趋于负值，这就意味着资本存量的贡献仍需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与此同时，需要技术进步和TFP贡献来弥补，而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资本存量有关。进一步而言，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要素具有风险承担功能，是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在促进科技自立自强过程中，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重视财富积累机制的可持续性。一是稳定预期是可持续财富积累的前提。一方面，有恒产者有恒心，对于财产的保护是稳定预期的关键；另一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稳定社会预期、促进长期财富积累的重要支撑。二是把握好再分配政策与激励政策的平衡。财富（资本）的积累扩张是其本性，任其无限积累，就会产生两极分化，导致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出现失衡。因此，需要通过各类制度与政策安排，包括税收、规制、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及倡导慈善公益等举措，避免财富积累过程中的过度分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从国际比较来看，当前我国的再分配政策力度和效果要远小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OECD国家经过税收和转移性支付后，基尼系数降幅会高达35.3%，而我国再分配政策使得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仅缩小10%左右。因此，要加强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力度，纠正财富积累过程中的极化效应；尤其是要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全球化、金融化、数字化对财富积累机制的重塑以及导致收入与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努力降低这些因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不利影响。但也要注意把握好再分配政策与激励政策的相容和平衡，不能使再分配政策成为反向激励——抑制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和活力，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可能会压抑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这是需要努力避免的。三是财富积累机制需要法治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规范财富积累要依法进行。累进税制、房地产税、遗产税等都需要在结合国情、充分论证基础上有序推进。

再次，拓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丰富居民可投资金融产品，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鼓励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计划。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有序推动农村宅基地出租、流转、抵押，探索实现已入市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巩固提升农村集体经济，探索股权流转、抵押和跨社参股等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实现新形式。支持一些地方（如浙江）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的试点。

最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支持居民合理拥有住房资产。住房是居民财富的重要构成，我国居民财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住房资产差距来解释。因此，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支持居民合理拥有住房资产，是规范财富积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一是给予房地产业合理定位。未来，房地产业仍是中国经济的重要部门，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关联交织的枢纽。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共同富裕都离不开房地产业的平稳发展。二是推动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分类指导，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落实好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顺应居民高品质住房需求，更好地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三是发挥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的作用。政府要承担保障性住房方面的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帮助居民减少住房相关支出，降低住房负债。最近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支持深圳探索创新财政政策体系与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提出，考虑深圳人口持续净流入对住房的需求，要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对深圳保障性住房筹集建设的补助，加大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对深圳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老旧小区改造的支持力度，推动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文章：《中国金融》2022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