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韩树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阐释、宣传和教学工作，长期从事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忠诚于党的理论创新事业和教育事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始终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立场，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韩树英先生在研究、宣传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以及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韩树英先生的不幸去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重大损失、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大损失!
韩树英先生的不幸去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重大损失、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大损失!深切悼念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韩树英先生!“文光射斗阐扬马克思主义精髓，德泽润世培育现代化事业栋梁”,八宝山告别会上的挽联代表了人民的心声、代表了人民对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的高度赞誉。韩树英先生的《通俗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是影响笔者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阐释的两本重要著作。饮水思源，追忆过往，韩树英先生的形象越来越高大。
一、立志报国走上革命道路
1922年，韩树英先生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前牧城驿村，他自幼家境贫寒，父亲识字不多，母亲是文盲，但他们却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韩树英先生天分过人，学习成绩优异，从“公学堂”毕业后，韩树英先生考取“大连中学”(沙河口军人俱乐部现址)。这是一所专供日本人子弟就读的中学，只有极少数成绩优异的中国人子弟能被录取。1942年春，韩树英先生考入“一高”。“一高”是东京大学的预科，当时日本大学的学制是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当年日本学生都以考取“一高”为荣，在日本能考取“一高”的学生被称为“天下秀才”,许多日本政商要员都出自“一高”。
在“一高”,韩树英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秘密读书会。在此期间他接触了大量进步书籍，如斯诺的《西行漫记》、斯诺夫人的《西行漫记续集》、史沫特莱的《华北前线》;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萍中寄语》和《萍中忆语》;鲁迅、茅盾和巴金的小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也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等。在他的影响下，大连中学一大批优秀学生自觉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当中，有后来出任驻日大使的杨振亚、大连市委书记毕锡祯、解放战争中写下《木船打败敌舰》的战地记者戚龙德等。
韩树英先生1943年12月回国，1944年3月到了太岳四分区，1945年12月到大连工作，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韩树英先生始终忠诚于党，听从党的吩咐和安排。韩树英先生回忆说，在大开荒时候，一个人分三分地，都是一些乱葬岗，他是东北人，有劲儿，表现得还不错。后来中央说凡是搞技术工作的和当教师的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能停留在三块钱，应该给一千块钱。可那时彭德怀一个月五块钱，他们专员是四块，县长两块。他们校长说：“树英同志，你和那些老同志、老教师不一样，他们是民主人士，你是革命的，不要这个钱。”韩先生说，没问题!后来抗战胜利了，中央有令，凡是东北籍的，不管在军队还是在地方政府工作的一律回东北，抢占东北，韩树英先生是在太岳区迎接抗战胜利的。1950年他被派至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此后留校一直在中央党校工作，先后任教研室主任、副教育长、副校长等领导职务。1988年卸任副校长职务后，他继续担任中央党校教授、博导，一直坚持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韩树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从事哲学研究与教学70春秋。韩树英先生是新中国第一本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编著者之一。他还是光明日报20世纪50年代《哲学》专刊的编委。他主持编纂的《通俗哲学》是继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后的又一部深刻影响广大青年和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读物，是使广大干部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传世之作。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为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范畴提供了科学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理论指导。在研究、宣传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方面，韩树英先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深远。正如“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新局面理论研讨会——庆祝韩树英教授90华诞暨从事哲学研究与教学70周年”中对韩树英先生作出的评价：“韩树英教授学识渊博，学养深厚，学贯中西，思想深刻。他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应用方面，而且在哲学的众多领域如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史问题、自然辩证法方法论等方面，都做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尤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和传播方面卓有建树。”1韩先生真可谓“文光射斗阐扬马克思主义精髓，德泽润世培育现代化事业栋梁”。
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时代化
韩树英先生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阐释、宣传和教学工作，长期从事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忠诚于党的理论创新事业和教育事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以及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精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理论人才，是我国教书育人的崇高典范。
韩树英先生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成果丰硕。1961年，他参加了由艾思奇、胡绳主持的哲学通用教材《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编写，1978年又负责该书的修订和再版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陆续编写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的指示精神，韩树英先生于1983年9月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该书系统总结了当代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经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为研究宣传、普及和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韩树英先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的重要哲学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广泛吸取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年来的重要成果，对国内外同类重要著作也做了反复的研究、比较与借鉴。在体系结构安排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还充分吸取了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突出优点和长处，同时还根据时代的新要求做了很多重要的推进，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进行分析、阐述与论证时特别强调逻辑层次性，使该书达到较高的理论深度和广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语言表述准确简练，使广大读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同时，也学到了如何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进行哲学思维的训练。
从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高度不断提高认识问题能力，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直接目的，也是不断培养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准确把握政治方向、更好地开展工作、打开好局面的重要途径。为了适应这种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在哲学内容的取舍和侧重点上都有不同于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思考和安排。该教材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阐述部分贯串了一条重要线索：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正确的思想路线和高效工作方法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在阐释认识论和辩证法这两方面的内容时，从哲学原理上作了非常详尽的发挥，并且尽量精选了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各种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实例，作为分析、阐述哲学原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都根据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就作了新的探索，对社会主义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作了新的理论分析。在修订的新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中，这一新的理论分析的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为了准确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和新要求，这一部分内容作了非常多的修改和增补，包括各章节目也作了必要的改动。因此，该教材可以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高度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特别重视对我们党的重要历史经验的概括、归纳与总结，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方面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分析与阐释上，而且还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哲学内涵作了较深刻的全面的阐释，该教材在很多章节目里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作出了哲学的归纳与概括；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还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新的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哲学上的阐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还非常注意分析、归纳和总结自然科学与边缘科学中的新发展、新成就，例如，应该把“系统”看作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对这个问题在该教材中进行了较详细的阐释。与其他教材相比，该教材阐述的“系统”和“普遍联系”的概念要全面深刻得多。同时，该教材还重视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分析、批判与阐释。这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准确了解和把握现当代世界哲学发展中的各种思潮是非常有益的。
1981年，韩树英先生提出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先后撰写《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两个问题》《针对新时期的实际，掌握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等重要文章。1993年，韩树英先生又主持编写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一书。此后又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几点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从哲学上把握社会主义理论》等重要文章，为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哲学贡献。
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韩树英先生始终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立场，他多次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其根本的作用也就在于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求是有不同方面与不同层次的，哲学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指导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实践也是有不同层次的。
韩树英先生说，他编了三本书，在前后两个30年的时期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给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第一本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这部他从头到尾参加了八个月。后来恢复高考了，领导告诉他，把那个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改改，修正出第三版。他就花了一个月修改，出了第三版，名字还叫作《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这部书第一版是按当时党中央、毛主席的要求编的。他说，广大干部们过去读的都是苏联教科书，苏联教科书里面写不进中国的经验，现在要编两本，一本是哲学，一本是经济学。哲学就是艾思奇主编的，一共八个月，署名就是艾思奇主编。这部书“文革”以前用了许多年，“文革”以后中宣部派韩树英先生修订此书，他下了大功夫，又出了第三版，用了5年时间。在中央开理论务虚会时，邓小平同志作了报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后有一句话说，你们要编一系列的理论教材、教程、教科书、文章，要“三新”牌的，新思想、新语言、新实践。韩树英先生就根据“三新”要求编了三本书：《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第三版)》《通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他说这都是“三新”牌的。
《通俗哲学》是一本针对性比较强、深入浅出的通俗哲学读物。改革开放让我们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韩树英先生就思考，时代要求用什么样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呢?十年动乱，科学理论受到糟蹋，真伪、是非难辨，不少青年出现错误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不灵了，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也无关紧要。这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淡态度，正好说明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把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严格区别清楚，正确地通俗易懂地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还看到，有的党员干部在新问题、新情况和新事物面前，仍然用形而上学的观点观察事物、分析事物，仍然用“一刀切”的教条主义工作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党员干部面临重新学习的时代任务，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为广大青年和党员干部编写一本既系统全面而又通俗易懂的哲学读物，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也才能是容易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的。而且哲学只有通俗易懂，它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普及；也只有广泛普及，才能更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锐利武器。因此，韩树英先生的《通俗哲学》沿着这一创新方向又推进了一大步。该书是为了向广大有知识的年轻人和广大党员干部通俗易懂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帮助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该书并不是板起面孔装腔作势进行哲学说教，而是针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特点，选择他们熟悉的鲜活事例，抓住他们关心的时代问题，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这本《通俗哲学》是比较易懂的，但并不是肤浅的。该书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了较系统完整的阐述，而且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从这方面看，《通俗哲学》较好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和提高问题。“文革”期间，也曾出现过将哲学庸俗化的倾向，用零碎肤浅的例子代替深入系统的理论宣传。结果显然不是将哲学通俗化，反而是将哲学庸俗化，甚至把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搞得面目全非。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提出要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阐释提出新的历史性任务。要完成好这一历史新任务，不仅需要继续努力普及并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要完整、系统、准确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实面目。韩树英先生的《通俗哲学》语言生动通俗，且运用了典故、成语和比喻，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阐述得非常亲切易懂。不断学习人民群众丰富的生动语言，吸收借鉴古人与外语中富有生命力的话语，该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阐释得既准确又生动。该书还增加了不少漫画和插图，着力把抽象的哲学理论寓于形象生动的艺术之中，启发人们深思，可以说这是该书的独创。该书在直面时代问题和解答时代问题方面也着力进行创新性的尝试，比如，书中对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与哲学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在阐述物质论时，批判了电脑代替人脑的观点；否定了宇宙中绝对静止的黑洞理论。同时，《通俗哲学》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研究与解读，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
四、首创“三农”提法
一直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这些年来每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工作的，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是关系我们国家国计民生与繁荣发展的根本性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坚持把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作为化解“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乡村全面振兴，不断破解“三农”问题。
有人说“三农”这个的术语提出是在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总理反映当地“三农”面临的问题，引起中共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当时李昌平的报告中有一句话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句话后来就被中共中央浓缩为“三农问题”,将农民、农村、农业统筹处理，并在之后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其实，“三农”问题，至少从这个词语的搭配和阐释上看，韩树英先生有发明权。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韩树英先生就多次提出要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并率先把这个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2。
1992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韩树英先生在南通市召开的全国哲学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三农”问题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报告，韩树英先生说：“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农民问题，或者说广义的农民问题，又可以具体分为：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这三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但具体内容又不互相等同，不能互相代替。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姑且把它们叫做‘三农’问题。”韩树英先生在报告中系统阐释了“三农”问题。所谓的农民问题，大致就是从社会阶级关系和在农业、农村中活动的主体来看的农民的生活问题，是狭义的农民问题。所谓的农村问题，大致就是从农民居住的地区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就是社会问题。所谓的农业问题，大致就是农民在当今社会分工中所从事的生产问题，是这种农业生产部门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和其他产业部门的关系问题等。
从实际出发本来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沿着从实际出发这条思路去深入领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会自然地想到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简单地说即从中国国情出发，而我国国情一个重大特点就是我国当时有9亿多农民，占了总人口的80%。韩树英先生说，“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农民问题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从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出发，就必然要求找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五、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
韩树英先生系统研究、深刻阐释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科学地分析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韩树英先生批判地指出，把生产力、技术等和经济基础混同起来或者包括于其内的观点也是错误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表明某一社会特征的东西，而不是这一社会所有的社会现象。社会发展在某一阶段上的面貌的特点就是由它们标志着的，它们是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它们标志着某一社会经济形态的专门特点。同时，韩树英先生还清醒认识到，定义和理解直接的偏差，他在《谈哲学史的对象问题》一文中说：“往往有这样情形，定义本身是对的，由于对定义的理解有偏差，同样在研究工作中会产生缺点和偏向。”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依然有重要意义。
韩树英先生特别强调要正确对待客观条件。他在1959年2月的《正确对待客观条件》中分析了“唯条件论”者一味强调客观条件的困难，因而本来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也不敢去做。这样，他们就只能少、慢、差、费地前进，或者索性裹足不前。他指出，“唯条件论”者的思想方法是片面的，只看到全部客观条件中的已经被利用和正在被利用的某些方面，而看不到经过挖掘可以利用而尚未被利用的某些方面；只看到客观条件中不利的一面，而看不到某些不利条件经过努力可以克服甚至可以转化为有利的一面；只看到当前缺乏某种条件，而看不到经过努力创造这些条件的可能性。这些真知灼见，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依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很多干部不作为、慢作为，大多数都是不能辩证地看待客观条件的缘故。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够实现的，历史与现实都证明，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将面临的风险与考验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有时甚至会遇到惊涛骇浪，困难超过想象。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的各种各样挑战与斗争不会是短期的而肯定是长期的，有的风险与挑战、甚至是艰苦的斗争可能要伴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
韩树英先生多次指出，研究、阐述现实斗争问题的工作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非常艰巨的。因为我们对现实斗争的问题的理解，有的缺乏应有的高度与深度，有些研究隔靴搔痒，有的甚至有不少毛病与错误，因此，有的想走“稳当”的阐述道路，研究所熟悉的所谓“职业”范围之内的问题。韩树英先生强调“这总归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我们有心为现实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困难就会逐渐地得到解决，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水平与质量也就会不断提高。
例如，在揭批康生问题的时候就彰显了韩树英先生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彻底揭露康生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关键，也是拨乱反正的关键。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此后，全党全军全国上下在一段时间内，虽然都在全面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但是康生问题还是没有被彻底揭露，这就给坚决否定“文化大革命”、实现真正的拨乱反正带来了不少障碍。韩树英先生积极参加并组织策划和张贴了第一张揭批康生问题的小字报，打响了彻底批判康生问题的“第一枪”。康生问题的深刻批判揭露，从中央党校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党、全军、全国，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揭露康生问题，及以后为党中央拨乱反正和逐步改革开放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重要理论准备。
韩树英先生曾撰写了一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的文章，发表于1978年7月15日的《理论动态》,并很快于7月23日被《光明日报》第一版全文转载。在这篇理论文章中，韩树英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是强调一分为二的。这篇理论文章对此后推动全国广泛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几天后，胡耀邦同志对《理论动态》的编辑说，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
韩树英先生在文化研究方面体现了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1992年3月，韩树英先生在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分组讨论时发言说：“据说有一本叫作什么导读的书，其中不少地方将马、恩安错了位置。这样将把读者向何处导?我很欣赏‘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新闻出版署不妨也组织一次‘文化质量万里行’。”韩树英先生的一席话引起了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文艺、出版界委员的共鸣。他们普遍认为，文艺、出版界要为改革开放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要通过改革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当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带来生机和活力之时，作为生产精神产品的文化事业呈繁荣之势。但在繁荣的背后，精神产品的质量问题因参差不齐而引人注目。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说，在每年出版的八九万种图书中，重复的和质量平平的实在不少。
2014年6月，韩树英先生致信《光明日报》指出，当前中心任务应是如何走通社会主义大道，他建议在理论斗争中一定要讲究斗争策略方式方法，如果不是讲道理而是恐吓和扣帽子，不仅不能说服中间群众，而且会遭到群众反感，甚至脱离群众。
韩树英先生在信中指出，在当今思想理论界，我们从报刊与互联网可以看出，各种观点五花八门、五光十色，而真正能“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应该不断加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没有正确强大的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思想的指导作用、不去占领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阵地，我们的伟业就不会顺利前进，就不能从思想上战胜妄图“分化”“西化”我们的敌人，就不能识别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就不能战胜敌人的各种阴险狡诈的伎俩，如“改革开放绕不过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是当今世界潮流”等等各种论调不一而足。
韩树英先生还强调指出，现实问题在于，这是对手用意识形态来掩盖其政治图谋的，我们的思想理论批判与斗争，就不能不讲策略方式和方法，也不能不讲“有理、有利、有节”。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关键任务、中心任务，可以说就是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通社会主义大道。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韩树英先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且始终彰显责任在肩的情怀。
最后，我想借用韩树英先生在《纪念艾思奇最大的启示》一文所强调的观点作为本文的结尾，哲学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一方面，人民大众需要哲学、需要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当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需要。另一方面，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进入人民大众、武装人民大众，尤其是要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极为重要、最为重要的。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韩树英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哲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心中!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注释】
1王晓林:《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新局面理论研讨会——庆祝韩树英教授90华诞暨从事哲学研究与教学70周年综述》,《哲学与社会(6)》,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第289—291页。
2庞元正:《让哲学引导社会进步——韩树英哲学思想与贡献研究》,《光明日报》,2022年8月8日,第15版。
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