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古登堡是活字印刷术的革新家和集大成者，其发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找到了铸造活字的合金材料，二是发明了手铸工具，三是改进了印刷油墨，四是发明了机械印刷机。把所有这些技术纳入一个统一、完整、可以连续工作的印刷生产系统，不仅发掘了以机械为基础设计分工流程的潜力，而且预示着将机器（压床）用于工业化复制生产的趋势。印刷术确立了一种“新的尺度”，既是指人生产方式的变化，也是指人际关系的变化。印刷媒介建构了信息或知识载体的多元化、分工的专业化、印刷的标准化、知识产权化和传播大众化，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近代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印刷媒介在不断变化与进步中，成为文艺复兴的新兴媒介、宗教改革的宣传武器、教育变革的重要推手、科学革命的强大杠杆，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造就了一个印刷文明，具有了世界性、普遍性的意义。
[关键词] 活字印刷术 毕昇 古登堡 印刷媒介 印刷文明
一、引言
人类传播史大体经历了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五次革命，每一次媒介革命都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口语媒介是以人类口头语言形式实现人际传播的语言媒介，这种大脑、头盖骨、舌头和喉咙等多器官的进化融合，使人类的表达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文字媒介把语词诉诸可见表达之后，有助于人类形成逻辑思考和视觉审美，改变人类意识的力量胜过了其他一切发明。印刷媒介是通过印刷复制手段在纸张上传播文字信息的传播媒介，其形态有书籍、期刊、报纸、传单、海报等印刷品。正如加拿大传媒学家麦克卢汉所说，“铅字是所有机器的雏形，保证了视觉偏向的主导地位，宣告了部落人的终结。线性、划一、可重复的铅字，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复制了大量信息，保证了眼睛在人类感官系统中的绝对支配地位。”
（一）中国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
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术“肇自隋时”，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到了唐朝，雕版印刷“不仅在统治者之间已有应用，在市民阶层也将其作为一种传播文化的工具，印韵书、刻历本、雕印经卷以至于雕印学生用书。”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的唐咸通九年（868）印制的《金刚经》，是现存具有确切年代题记的最早的雕印版画。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中国古代文字印、肖形印、青铜器活字范、拓印等技术的相继发明，为印刷术的最终产生铺平了道路。”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从而实现了雕版印刷术的质的突破，成为世界印刷史上发明活字印刷术的第一人。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子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从《梦溪笔谈》可以看出，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过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尝试用木活字印刷，由于木理有疏密，沾水易变形，所以改弦更张。第二阶段，发明泥活字印刷术。泥活字印刷术基本包括了活字印刷的制字、置范、排版、固版、印刷、拆版、贮字、效率等整个工艺流程，成为后世采用和改进木活字印刷术、泥活字印刷术、铜（锡）活字印刷术的源头。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朝代，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黑水城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西夏木雕版六块，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其中四块是西夏文字雕版，推断为12世纪遗物。2005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贺兰山东麓山嘴沟石窟，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其中有《妙法莲华经要集义镜疏》活字印本，显示出泥活字印刷的特点。1991年从宁夏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九册，是现知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这些出土西夏文献，以“实物历史记忆”的形式维护了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地位，并把元代农学家王祯发明木活字印刷术的时间提前一个多世纪。民族史学家史金波认为，“西夏使用活字时间大约在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从使用时间上填充了中国印刷术西传中两个世纪的过渡时期，从地域上由中原地区向西推进了约2,000多公里。”回鹘文是8世纪左右漠北回鹘根据中亚粟特文字母而创制的一种文字，用以书写回鹘语言。自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首次发现，至1995年敦煌研究院对北区长达数年的考古结束，前后四次在敦煌莫高窟发现回鹘文木活字1,152枚，除敦煌研究院收藏54枚之外，大多数分别收藏于法国、俄国、美国及日本，这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所处时代大约推定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这些回鹘文木活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明显区别。它属于‘中介类型’的活字。从而使我们似乎找到了宋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向西方传播中缺失的一环。”考察文化遗产、文献记载与印刷实践，大致可以梳理出印刷术在中国发明与发展历史的演进历程，也足以证明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
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后来又经历了几次大的台阶式提升：“一是元代旌德县令王祯发明转轮捡字法，部分解决了捡字困难问题；二是元代纸币印刷以雕版印刷为主体，印制过程中也经常采用‘纸币植字’的活字字模印刷技术；三是元代纸币印刷采用套色拼板技术，该技术进一步发展成为‘饾版技术’；四是元明之间金属活字技术被发明，特别是铜锡合金的活字技术日趋成熟，合金活字的发明基本解决了活字字模的强度问题；五是金属活字字模为排列整齐及防止受力晃动而采用了‘铁线固字’技术。”清康熙末年为印制《古今图书集成》，朝廷采用了铜活字排印。1773年乾隆皇帝采纳总管内府大臣兼武英殿修书处事金简建议，用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印书活动，标志着木活字技术得到皇家的认可。
（二）德国“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诞生
关于欧洲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如“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古登堡革命”、“古登堡机器印刷术”和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西式活字印刷术”、“近代印刷术”等，可谓众说纷纭，但对其内涵与外延、建构与影响却阐释不够。笔者赞同用“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加以概括，以突出古登堡发明的独特性、系统性、先进性和时代性。
公元1450年，德国“古登堡活字印刷术”诞生，标志着机械化、分工化、批量化的书籍生产方式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古登堡发明的核心技术和制度安排在于，工艺设计、机械构造和分工合作相结合，重构活字印刷术。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找到了铸造活字的合金材料。古登堡根据生产印模时积累的铸造经验，找到了理想的合金，成分为铅、锡和锑，锑熔点低、热缩冷胀，可以帮助铸件增强硬度与耐磨性。第二，发明手铸工具。古登堡发明了模堂和阴模配合使用的手铸工具，为快速高效地量产活字提供了解决方案。即将一个方形单字阴模放入两件式的模膛当中，通过开口注入金属，待冷却后取出。需要什么字母，就更换相应的阴模，如此就可以生产任意数量的大小一致的活字。第三，改进印刷油墨。古登堡“用清漆、灯灰和蛋清调配印刷油墨”，可以均匀涂抹，快速干燥，而且不会穿透双面印刷的页面。“从油画中使用油墨延伸到在印刷中使用油墨”，这是其他地方不曾用过的方法。第四，发明机械印刷机。将机械与方法、技术与工艺相结合进行思考，通过发明对书籍生产方式进行革新并以此致富，贯穿于古登堡的不断追求之中。古登堡借鉴欧洲葡萄酒压榨器的形式，将其基本原理转化为高效迅速的印刷装置。印刷机由两根坚固的立柱组成，它们之间连接有若干横向支撑木。一根螺旋杆垂直穿过横向支撑木，通过扳动印刷机手柄，螺旋杆可以上下移动。螺旋杆的下端是压板。完成排字的印刷模板被直接放到压板下。用皮墨球为印刷模板涂上颜色，放上一张湿润的纸张，当压板精确而均匀地向印刷模板施加压力，字体便印在纸面上。此前印刷机只能印刷单面，而古登堡发明的机械印刷机可以实现双面印刷，大大提高了印刷质量和效率。由此，“古登堡不仅创造了全新的行业、全新的职业以及创新的工艺，同时他也成功地应用了自己发明的工艺”。
中国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比德国“古登堡活字印刷术”早400年，后者是否受到中国印刷术影响尚存争议。尽管毕昇的发明后来代有改进，先后出现过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等，但始终无法得到广泛推广，雕版印刷术一直占据着中国书籍印刷的主流地位。反观“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在欧洲过去的五百多年里，不仅建构了印刷媒介，带来了人类知识传播方式、传播时空范畴和阅读社会属性的改变，而且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教育变革和科学革命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古登堡活字印刷术”之后，欧洲和东方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场景。古登堡的发明到底延伸了人的何种感官尺度？到底建构了什么样的印刷媒介？到底怎样塑造了今日世界并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思想观念？本文力求就这些话题做些探讨。
二、印刷术确立的“新的尺度”
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这种尺度，代表着具有分析推理能力的一种新思维方式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人的听觉感官向视觉感官的一种延伸。这种尺度，代表着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条件。印刷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可以提高印刷品的生产效率，进而加速人类知识的生产和迭代。印刷媒介作为一种“人际关系”，它打破了上层社会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实现了知识的世俗化和多元化，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人类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时空范畴和人类信息存储。印刷媒介成为世界主导媒介的过程，必然导致社会文化的震动和变迁，也正如伊尼斯所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一）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用黑格尔的名句来比喻“古登堡活字印刷术”，意在说明它不仅诞生于欧洲中世纪的黄昏时期，而且开启了西方印刷文明的黎明。
第一，时代需要。14~15世纪德国相继建立了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佛莱堡大学等一批著名的高等学府，成为浪漫与人文主义思潮的象征，吸引了很多外来青年前来学习与深造。教授需要文本和工具书，方能授课；学生需要快速复制的课本和携带方便的参考书，日见殷切。教育赋能、商业发展、城市兴起，孕育了更多有阅读和文化需求的人群，不同的阶层和新兴市民群体开始发出渴求知识的呼声，要求打破知识为教会和精英阶层所垄断的局面。传统低效且昂贵的手抄本书籍生产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中世纪晚期的德国极其符合这个要求，是一个渴望拥有发明的社会，一个变革中的社会。“古登堡活字印刷”正是顺应了时代需求应运而生，在黄昏降临的时候才开始起飞……
不过，何地才是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发轫地，几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1561年人文主义者范祖伦与库尔赫就宣称，荷兰哈勒姆才应该享有印刷术摇篮的荣衔。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在1920年出版的《世界史纲》中，也认为“这样一种光荣是属于荷兰的。在1446年前的某一个时候就有一个叫科斯特尔的人在哈勒姆用活字版进行印刷了。与此同时约翰?古登堡也在美因兹从事印刷。”此外，威尼斯医生斯塔尔迪用大号木活字印刷过一些大型对折本、布拉格银匠华沃高用“人工摹字”技术制造出金属古拉丁文字组等，他们都想找出最佳途径，藉以复制文字。只不过荷兰有印本，无文献记载；意大利既无实物，也无文献记述。只有古登堡发明的机械活字印刷术，既有最早的印本留存，也有文献记载。因此，古登堡被被认为是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先驱者。正如《巴黎圣母院》第五卷第一章所说：“大的可以被小的打败，建筑物也能被书摧毁！”从此，印刷书籍取代了古老哥特式建筑成为德国的标志，那个光辉的太阳在美因茨巨大的印刷机背后落山了。
第二，技术进步。造纸术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纸的轻柔便携、价格低廉，极大地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1990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西汉武帝、昭帝时期的字纸，把中国造纸术发明的时间提前了一百多年。东汉时期蔡伦对造纸方法进行了革新，开创了捣浆造纸时期。一是“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解决了造纸原料问题；二是发明了石臼“舂纸”的捣浆造纸法，标志着蔡侯纸进入批量性的社会化生产，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据考证，到12世纪中国发明的纸张已经由阿拉伯人带到意大利和西班牙，此后法国、德国、瑞士、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陆续掌握了造纸术。姜亮夫先生认为，纸是从敦煌经吐鲁番，过撒马尔罕，再经波斯传入欧洲的。欧洲制造的首批纸张出现在12世纪的西班牙及13世纪末的意大利。“但在引入欧洲三个世纪之后，欧洲人依然不知道中国人早已开始使用造纸术。”由于纸的广泛应用，刺激了印刷术的进步，为古登堡的发明提供了绝佳的承印载体。
13世纪末，中国雕版印刷术传入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现存最早且有年代可考的欧洲木刻版宗教画是印刷于1423年的“圣克里斯托夫及耶稣像”，图的左下角出现了来自中国的水车。从技术发展进程看，15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的“印刷术世纪”，书籍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在“古登堡活字印刷术”诞生的前后，欧洲各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都有类似的探索。技术源于人类生存和进化的需要，并不一定都出自同一渊源，直线式地前后传承。也并不意味着，先发现的就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与技术上的先进性。正如威尔?杜兰所说，即使没有古登堡，活字印刷术也会由别人发明，因为“这是由于时代需要所促成”的。
第三，个人素养。古登堡出生于德国美因茨一个铸币世家，从小耳濡目染，掌握了一些金匠技术。古登堡在埃尔福特大学求学期间，受益于“奥卡姆的刺刀”影响，形成了化繁就简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也为他以后的实验创新奠定了基础。大学毕业后，古登堡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开启了自己的生意，后到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地游历考察。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秘密实验三种技术工艺：宝石的磨光法、“朝圣镜”的量产法以及与印刷有关的工艺实验。但不同于同行的是，古登堡采用了机械方法进行量产，加上分工式的生产方式，从而降低了成本，还提高了品质。这更像是一个创新观念，走向专利模型的锤炼过程。
德国学者克劳斯─吕迪格?马伊在深入研究15世纪大量信件以及古登堡传记等作品之后，认为古登堡在埃尔福特时就已经接触到了发明印刷术的重要前提：第一，将纸张用作存储载体；第二，与字体和字母打交道；第三，在技术方面参与制作书籍；第四，了解分工式生产；第五，了解销售市场；第六，了解书籍贸易的组织结构；第七，掌握拉丁语；第八，通过学习奥卡姆的哲学和现代路线掌握了必要的思想前提。用机械方式取代手工作业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需要坚定的信念和鼓舞并引导他人的能力。古登堡不是躲进阁楼苦思冥想搞发明的独行侠，他热衷于建立印刷工场和创建团队，召集经验丰富的金匠汉斯?内丁制造阴阳模具、车工康拉德?萨斯帕赫制造压床和印刷机、彼得?舍费尔负责版面设计和排字技术，并培养开模工、铸造工、排字工和印刷师。他找到约翰内斯?福斯特等投资人合作，既分担生产成本也共享销售盈利。古登堡集工艺、技术、发明和投资人的身份于一身，逐一解决了难题，最终完成了一系列发明。引领古登堡走向活字印刷术发明的向导，是他对机械的兴趣和设计分工流程的能力，还有将机械工具用于工业化复制生产的梦想。正是因为古登堡具有这样的个人素养，才使他的发明更具机械效率和商业价值，最容易被世俗社会接受，并很快在欧洲得到推广。
（二）印刷书“普遍于全欧”
1452年古登堡用活字排印了《四十二行圣经》，这是“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标志。古登堡把这个作品视为所有书籍的原型，因此在艺术结构、纹饰、版面规格、字体、排版和插图上树立了象征所有书籍的真正尺度标准。这套圣经每版两页，双面印刷，共1,282页，需要290个阴模，7,800个活字的储备。因每页两栏，每栏均为42行，故名《四十二行圣经》。版面四周有用木版刻印的花草图案，被誉为集木版与活字印刷技术于一体的珍本。《四十二行圣经》甫一诞生，便沸腾了整个莱茵河谷，很快预售告罄。但回款缓慢，导致资金链断裂，古登堡陷入官司。最终法庭判决古登堡败诉，其印刷工场、设备连同工匠都判给了投资人福斯特。福斯特与舍费尔重铸字模、改良工序、双色印制了《美因茨圣咏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古登堡活字印刷术”。15世纪60年代福斯特的印刷工场在战火中被毁，印刷工匠流落到德国各地，并将古登堡的发明传播到了欧洲各地。
1476年卡克斯顿将印刷技术引入英国，因此他被称为英国的“图书印刷出版业之父”。他用英语代替拉丁语印刷出版书籍，对英语的拼写形式、词汇和文体进行了一定规范，伦敦方言逐渐压倒其他方言而成为英国的“标准英语”。“通过印刷术这个中介，以标准英语印刷的各种政令和法案能够及时有效地传播到全国，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加强了民众的民族身份认同。”在卡克斯顿印刷的74部英语书籍中，其中22部是他本人翻译，有不少著作的前言或后记是他撰写的。1481年印刷的《塞勒姆礼拜书》中附了一张印刷广告，推销根据索尔兹伯里所用历法编印的历书，开风气之先。“截至1480年，西欧各地拥有印刷机的城镇，超过110个；其中意大利约占了50个，德国约20个，瑞士5个，波西米亚2个，法国9个，荷兰8个，比利时5个，西班牙8个，波兰1个，英格兰4个。从那时起，印刷书的使用，才算的上是‘普遍于全欧’。”
16世纪德国的印刷机因坚固性不够，很快被里昂、佛莱芒生产的印刷机取代。当时一套印刷机的工作，由两个排字工、一个校对者、两个印刷机操作工和一个专司杂务的学徒共同承担。每天印刷机操作工工作12~16小时，能够印刷2,500~3,500张纸（单面），平均每张纸所用时间为15~20秒。整个16世纪，欧洲共印制出版图书约20万种、近2亿册，其中德国为4.5万种居第一位，其后依次是法国3.8万种、英国2.6万种、意大利1.5万种。16世纪前半叶开始，印刷业先是致力于出版拉丁文书籍，而后是希腊文书籍，其后希伯来文著述也出现于欧洲各地。当时的许多人文主义学者，立志成为同时通晓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希伯来文的“古语三通”，令人叹为观止。
（三）印刷媒介的视觉延伸
报刊是报纸和期刊（杂志）的合称，是近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印刷媒介和传播载体。哈贝马斯把欧洲新闻传播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小型手抄行业为组织形式的私人通信系统阶段；二是以思想传播为主的个人新闻写作阶段；三是19世纪30年代从“传播信念的报刊业向商业报刊业的转变”阶段。16世纪意大利港口城市威尼斯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那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急需了解原料产地、商业行情、航船行期、宗教信息、政局变化等情况，于是《威尼斯新闻》等手抄小报应运而生。此外西班牙、德国、英国等地，还有“真实的新闻”、“可靠的报道”等“新闻书”不定期出版。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1611年的《西班牙新闻》、1625年的《德国新闻》和《英国新闻》等，就属于这类新闻书。当时四处兜售消息的是一些印刷商、邮递员或者货物推销员，他们在从事主业的同时，将传播新闻消息作为一种附带的业务。
17世纪初期，周刊（周报）和日报开始在欧洲一些国家出现，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了人类新闻传播的主流，如1615年德国人创办的《法兰克福新闻》、1621年出版的英国《每周新闻》、1631年出版的法国《各地新闻》周刊等。1660年德国的《莱比锡新闻》周刊改为书本形式的日刊，成为世界上第一份日报。1702年英国伦敦出版的《每日新闻》，每日出版，四开小张，一版两栏，双面印刷，标志着近代新闻事业的正式诞生。
17世纪中后期，以传播知识为主，摘要介绍学术进展与新书的期刊在欧洲出现。1665年1月5日创办于巴黎的《学者杂志》为世界上第一本综合性学术期刊，1665年3月6日创办于伦敦的《哲学汇刊》为世界上第一本纯粹的科技学术期刊。1731年1月爱德华?凯夫在英国创办《绅士杂志》，是第一份自称为“杂志”（意思为仓储）的出版物，到1744年这本杂志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一万份。当时最主要的学者和批评家塞缪尔?约翰逊教授成为首席记者、作家和编辑者，并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传记和文学珍闻。英国杂志在社会各阶层人群中获得的认可和成功，激励美国的先行者尝试创办相同性质的美国杂志。1741年1月美国的第一批期刊《大众杂志和历史纪事——给美国所有的英国种植园》、《美国期刊》、《英国殖民主义政治地位每月观察》，在费城三天内相继问世，导致创办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安德鲁?布拉德福德发生激烈竞争。不过在1741年到1800年间出版的杂志，没有一份寿命超过18个月。18世纪的杂志与报纸的界限不清，杂志往往称“报”，而报纸也常常使用杂志的书本形式。杂志的版面较小，页码较少，字体单调，拼写随意，色调灰暗，纸张粗糙，没有装饰。1774年赛亚?托马斯在波士顿创办《美国皇家杂志》，15期总共刊登了22幅雕版画，成为第一份定期使用图案的杂志。不过大多数出版商因为版面制作困难，成本太高，杂志的外观仍停留在实用性的表面。但杂志作为印刷媒介的延伸，其形式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和传播的高效性，令世人充满了期待。
（四）印刷媒介的“社会制度化”
16~18世纪的200年间，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印刷媒介在不断延伸并扩大传播方式，导致西方社会机制从集权主义媒介模式向自由主义媒介模式过渡的方向调整。这被德国学者鲁道夫?司徒博称之为媒介的“社会制度化”过程，并认为这一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媒介。
A Speech of Mr. John Milton: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 to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1890
印刷媒介诞生之初，曾受到教会和王权的支持，并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加以推广和利用。但很快改变了态度和做法，将其列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有效的管理和控制。1501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下令，未经教会检查，不得印行书刊。1512年拉特兰的宗教会议批准对印刷品采取事先检查制度，明令各地建立检查机构，开始系统发布禁书目录。1543年罗马天主教廷规定所有图书的书名页需印有主教授予的“准印许可”。16世纪法国与德国的统治者“不仅试图全面掌控‘特定作品的专印权，应授予何人’的裁量权，更设法将这种授权之权，转化为进一步监控印刷铺书籍生产的机制。”1644年英国政论家弥尔顿在向英国国会提出的《论出版自由》演说辞中，广证博引，振聋发聩，历数出版控制的危害，陈说出版自由的益处，对当局颁布《印刷管理条例》钳制言论自由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1695年英国废止许可法，实行出版登记制，标志着英国出版前审查制度的终结。“言论自由思潮的流行则结束了出版审查，成为现代版权得以诞生的最终推动力。”1710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为鼓励知识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在一定时期内就其已印刷图书的复制件的权利的法》），它明确了印刷出版者或书商与作者各自应享有的不同专有权，以鼓励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写作、出版有益的作品。作者拥有图书的出版权利，这无疑是近代早期知识产权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总之，“西方印刷媒介的内容监管，既有政府的行政调控，也有立法监管，还有经济控制和官方主导的行业监管。尽管并没有共时存在，但它们各自作为历史上一套曾经行之有效的内容管制政策法规体系为现代新闻出版业提供了不少的参照和借鉴。”
三、印刷媒介建构的标准和秩序
印刷媒介促成了欧洲新旧媒介的交替、转换，深刻改变了媒介的存在形态，一个全新的环境被创造出来了，使人类跨入了以印刷文本为基础的“印刷时代”。人类书写的文化内容通过印刷书籍、报纸、期刊等形式呈现出来，印刷媒介的出版标准和传播秩序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必然会塑造和影响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一）形式多样化
早期的印刷媒介，除书籍之外，还有免罪符、日历、海报招贴、歌谣等形式的印刷物，工艺简单，难以保存。随着印刷媒介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大致分为不定期与定期两种出版物种类。不定期出版物形式以书籍、小册子、地图、课本、图片等为主，通过诉诸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将口头文化转化为文字文化，使其精准记录、长久保存。定期出版物形式包括报纸、期刊和年鉴等，具有统一题名、印有编号或年月顺序号、定期在无限期内连续出版、发行。
书籍是最早大批量生产的商品，随着读者对“新闻”的需求不断增加，报纸、期刊等媒介也加入了商品化的市场潮流。报纸凡每周出版4次以上的为日报，不足4次的为非日报。日报的产生，使采访、编辑、校对、印刷、发行整个流程变得更为复杂而繁重，于是出现了分工协作。真正纯粹意义上的记者这一职业，应运而生。期刊一般有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部分期刊更从学者间通信交流的产物发展成专业期刊。年鉴汇辑一年内的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为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法国人达盖尔发明照相术后，照片逐步被应用到书籍、报刊中，使印刷的品质有了根本的飞跃。1812年德国柯尼希制成第一台圆压平凸版印刷机，1847年美国霍伊发明轮转印刷机。在新技术的驱动下，出版社、报社、杂志社、书店、图书馆、报摊等大量涌现，形式多样化的书籍、报纸、期刊等大规模出版发行，印刷媒介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分工专业化
欧洲早期的印刷工匠和小作坊，通常自己刻制冲子、压字模、铸造活字。大的印刷商实力雄厚，便承担了铸造者、印刷者、出版商、贩书商这一切活动，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人文主义者，兼学者、印刷商和出版商三职之士灿若群星，他们使法国占据了欧洲图书生产的领袖地位。16世纪早期开始，铸字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行业，在德国被少数大的印刷商垄断，在法国则由一小群雕刻匠从事，其中不乏一些名人。阳文字范的数量增加，哥特体的衰落，罗马体的崛起，亦助长了分工的合理化。贩书商从印刷商那里购买书籍往返于城镇之间到处贩售，导致图书的印刷出版业很快与图书销售业形成了行业之间的分工。
16世纪开始，印刷商和出版商开始要求作家们编辑、翻译甚至撰写书籍。这种新的文化赞助导致了“职业作家”的兴起，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伊拉斯谟。他与出版商保持着良好关系，凭藉印刷媒介和其本人的才能，在当时成为首席人文主义者，其所享有的国际声誉也超过了之前所有的学者。不过那个时期，一份手稿售出就等于买断，以后的出版利润，概与作者无关。这就导致许多作家放手一搏，自撰自出，以保利润。书商、印刷商十分恼火，运用各种手段打压“作家私印书”的销售，出版社也团结起来要求禁止书籍私印，这就导致作家与书商、印刷商、出版社的矛盾不断持续。1710年英国《安娜法》的颁布，使“图书的撰写或翻译与印刷出版开始分离，图书出版商的印刷出版特权与作者版权权利交错重叠的现象得以澄清。印刷出版商与作者之间形成的契约关系也得以明确。版权法首次把作者看成是图书作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主体。”这也意味着作家已经挣脱长期桎梏，不再仰仗私人帮助和国家供养，有权支配自己的智能财产。同时个体成为作者，个人获得的著作权保障了其作为作者的身份。
（三）印刷标准化
印刷书籍出现之前，欧洲通行的手写体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教会法典手册常用的经本字体，为字体较大、竖线直的哥特体；二是衍生自总理官署的手写体，为哥特“异”体，多用于叙事文本；三是学术文本使用的哥特体，为传统的“粗黑体”，是神学家与大学教授的最爱；四是人文体或罗马体，是人文主义者的仿古之作，出现顺序最晚，后来成为印刷书最常用的字体。来自美因茨的第一代印刷师康纳德?施温海姆和阿诺德?潘纳茨，1464年把古登堡的发明带到了意大利，初期使用哥特字体。由于意大利人对这种字体不抱好感，他们迅速做出调整，采用源自人文主义小写体的衬线字体印刷。30年后，以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为代表的意大利第二代印刷师进一步优化为“本博体”，使衬线体字形更显得文雅。本博体字形“第一次明确地对语法、拼写法以及系统区分大小写字母等语言学法则作出了规定。”16世纪30年代起，法国出现了“法式文艺复兴衬线体”，并逐步推向整个欧洲，成为最具优势的书籍印刷字体，并一直持续影响到启蒙运动。
在欧洲近代早期，印刷书籍在装帧形式上逐渐走向标准化。“小开本”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书籍装帧的独创形式，这种口袋本的书籍，袖珍尺寸，价格便宜，便于携带。“小册子”当时“满天飞”，且为“众人所爱”。英国当代学者乔德?雷蒙德甚至认为，“英国17世纪中叶的革命年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定义为小册子或在公开辩论中广泛使用小册子的时代。”“印刷书籍”结合新的印刷工艺，呈现出装帧多样化趋势。“对字体、插图、版面布局、装帧形式等书籍基本要素进行了创新和改良，奠定了现代书籍设计的基本风貌和规范。”
15世纪末欧洲的印刷商开始采用“书末题署”，不仅记录书的印刷时间和地点，而且还有宣传自己印刷能力的广告作用。1501年威尼斯出版Statius，该书封页上画有海豚和锚，之后是大写的书名页，再后是前言。书名页的这种排列方式被欧洲的印刷商们争相效仿，他们在书籍的图形设计、版面编排、纹样雕刻上费尽心思，使书籍装饰变得更为精致细腻，并在书名页印上自己的印刷标志。正式书名页的出现大约在1520年以后，“书名页”取代了“书末题署”的功能，开始记载书籍的印刷、出版等信息。从古登堡的圣经到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历经三个世纪的发展，书籍的书名页、牌记、印刷铺记等成为不可或缺的信息，并在18世纪形成了一套相对标准的规范：印刷书的行距放宽、字体变大、开本变小，封面、扉页、封底、前言、后记开始出现，印刷商、印刷地、印刷时间也开始标注，特别是目录、旁批、脚注、索引、插图这些“副文本”的编制，不仅形成了规范化的表述方式，而且使书籍更具正式、准确和权威的意蕴，有了汇集、交融知识以及推动新知识生成的优势。
（四）知识产权化
知识产权是指法律赋予人们对其智力成果享有专门利用的权利，主要有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等。1623年英国颁布《垄断法案》，赋予新产品的发明人专利与特权以合法地位。同时规定了合法的发明垄断专利的条件：1）发明专利的主体限于新产品的第一个真正的发明人；2）专利的客体要求是尚未出现过的新产品；3）专利权力内容是在国内独占性运用或实施该新产品的生产方法；4）权力的期限为授权之日起14年或以下；5）权利的限制包括：不得违反法律，不得提高国内商品价格以损害国家，不得破坏贸易，不得给民众造成不便。国内外许多学者将这部《垄断法案》，称为“现代专利法之始”。
1662年英国议会通过《许可证法案》，规定此后任何图书及小册子，“须由委任发放许可证者合法地许可或授权印刷”。该法案不仅巩固了图书出版商公司的法律地位，而且还强化了许可证管理制度，从而形成了集中的图书审查制。1710年《安娜法》生效，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规定了作者享有的权利和版权保护的期限。1852年英国制定了“文本上”的专利法，即《专利法修订法案》，成立了负责专利授权事项的专利局，最终实现了专利法的现代化。1891年美国修改了版权法，规定对一些符合条件的外国作者也给予相应的保护。经过400年的发展，版权法规日益完善，出版业日益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五）传播大众化
16世纪的印刷书籍种类繁多，涉及宗教、历史、音乐、古典著作等领域，数量虽然有限，但足以让识字的人都有机会读书。许多被后世捧为“经典” 的作品，就是通过这一时期的印刷活动而显现出其重要性的。17世纪世俗内容的小本诗歌集和故事书迅速增长，成为面向普通民众的廉价小册子崛起的时代。18世纪小说兴起带动了市民阅读公众对文学的空前关注，文学类书籍传播所引发的世俗化运动向宗教性书籍所占据的支配性地位发起挑战。印刷媒介将知识释放出了牢笼，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知识贮存方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重复使用性和阅读大众性。印刷媒介在过去的五百年里，以书籍、报纸、期刊等多种形式向人类展示思想智慧的同时，更以超越时空限制的速度向世界普及知识。大量低廉的印刷书进入千家万户，使其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变成了大众阅读的盛宴，也娱乐了越来越多的人。
随着印刷书数量的增长，读书的门槛越来越低，使得阅读之风盛行，甚至德国发生了一场“阅读革命”。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培代认为，这场“阅读革命”发生在1800~1870年之间。相关数据显示，在1800年前后，德国不阅读者与阅读者的比例是3:1；到1870年，这个比例则反过来了。“转变的重点是身体、生理行为在读书中的转变。从大声朗读到默读行为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转变”。具体表现为从阅读宗教经典书籍到阅读世俗类书籍的转变，从公共性的朗读行为到私人性的默读行为转变，从少数精英人士对书籍精读到普罗大众对书籍泛读的转变，从男性读者读写为主到认可女性读者读写转变。“‘阅读革命’与其他领域的‘革命’互为因果、密不可分，推动了德国社会各阶级及阶层的文化融合与现代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形成，也推动了19世纪德国社会的整体现代化。”
四、印刷文明的传播意义
费夫贺、马尔坦的《印刷书的诞生》、施泰因伯格的《印刷术五百年》、麦克卢汉的《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爱森斯坦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等著作，都对“古登堡印刷术”出现后500年的社会文化影响给予了较多关注。英国宗教社会学家道森认为，一个文明可能涵括深刻而广泛的文化分化或文化多样性，人们可以在讲法国文化、德国文化等的同时，不否认它们均属于一个共同的西方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刷媒介提供了一种新的传播秩序，印刷文化塑造了人类文化的诸多特性，印刷文明在不断变化与进步中，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必然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意义。
（一）文艺复兴传播的新兴媒介
文艺复兴是14世纪至17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思想文化运动，虽然“古登堡印刷术”出现稍晚，但在文艺复兴扩展至欧洲其他地区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印刷媒介作为新兴媒介，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印刷书取代了手抄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传播的主要媒介。16世纪出版于巴黎的书籍超过2.5万种，里昂有大约1.3万种，在德国约有4.5万种，威尼斯有1.5万种，英格兰仅以英文印制的就有2.6万种。这些印刷书，其品种之多，数量之大，令人瞠目。印刷书在古典文学知识的传播上，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时期，许多文学著作被翻译成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出版，如莫尔的《乌托邦》、柏拉图的《对话录》、布拉乔利尼的《诙谐集》、基洛姆?德?洛利思的《玫瑰传奇》、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更出现多个版本。书籍、小册子、传单、论文、讽刺作品组成的洪流滚滚而来，形成“一个全世界通用的新型艺术形式”。印刷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接受思想力量的新型的公众，诞生了一个新型的人类。只有活字印刷，才具有在国家的尺度上建立公众所必需的延伸能量或强度。公共话语这一全新的、对所有人开放的沟通形式，揭开了现代欧洲的序幕。
第二，人文主义者把目光转向世俗，改变了图书馆馆藏以宗教书籍为主的局面。藏书人的身份从僧侣、贵族为主转向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和富商等，藏书来源以搜集为主向以购买为主转变，藏书的注意力转向了哲学、语言和古典文学作品，藏书目的由重藏轻用向重视利用变化。书籍的商品化使知识祛魅，文字不再是权力的道具。
第三，各种各样的人文著作如雨后春笋般争相印刷，促进了人文精神的复兴与发展。如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谟的《箴言》、《对话》，在半个世纪之间各种版本的印刷总量已达到数十万册。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的作品，在1553~1559年再版了24次。莫尔的《乌托邦》，仅拉丁文版在16世纪就再版了11次，这还不包括12种法文、4种德文、3种英文，以及3种意大利文的译本。印刷媒介改变了人文主义学者们的思考与表达方式，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古典科学理论的主要著作送上印刷机，潜移默化地引领着人们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和新思想。
第四，印刷媒介成为向社会大众普及英语的新兴媒介，带动了英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从1535年英国出版首部完整的英文《圣经》，到1611年国王詹姆斯钦定本英文《圣经》问世，“印刷本的销量巨大，在普通民众中具有相当高的普及度。同时，英语自身表达能力的增强带动了民众使用频率的不断增加，逐渐成为英国人的共同体认同感的重要来源。”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文主义学者，如杰弗利?乔叟、弗朗西斯?培根、约翰?弥尔顿、威廉?莎士比亚等。他们大多坚持用英语写作，并大量借用了有关艺术、哲学、科学等领域中的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词汇。印刷文本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催生了英国“书面语”的登堂入室。特别是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中，使用了17,677个英语词汇，其中有1,700个词汇是他创造出来的。这些新的词汇生动准确，充满魅力，极大丰富了英国的民族语言，助力文艺复兴运动从局域走向广域，为后世成为国际化语言奠定了基础。
（二）宗教改革的宣传武器
中世纪的欧洲，神权压倒王权，教会掌控一切，人性和思想自由遭到扼杀，因此被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称之为“黑暗时代”。公元1517～1546年，德国的新教领袖马丁?路德发动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他宣扬“唯信称义”，批判罗马教廷的“善行称义”；提倡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坚持平等思想，反对天主教的教阶制。“路德的宗教改革学说中体现了自由、平等观的个人主义，无疑是针对中古教会对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抑制所提出的恢复人权、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要求在宗教领域中的反映”。这场运动席卷整个欧洲，使世俗权力摆脱了宗教的控制，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黑暗中的曙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多元化现代社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宗教改革期间，各派力量都在使用印刷媒介宣传自己或攻击对方，在波诡云谲的博弈过程中，印刷媒介的强大威力展示的淋漓尽致。在当时教会势力炙热的环境下，翻译、印制数量最多的仍然是各种宗教书籍。在马丁?路德翻译《圣经》之前，市面上已经出现19种的高地德语《圣经》，而在戴塔普勒版本之前，译成古代法语的插图版《旧约》（或《旧约》直译本）亦达24种。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圣经》的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马丁?路德的德译本《圣经》最为经典，语言通俗，词汇精辟，用方言印行，让德国寻常百姓能够直接援引其中的章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辩护，因而被誉为“第一部民众的《圣经》”。此后，路德又出版了德文的《圣经?新约》、《圣经全书》等印刷书籍和小册子，使《圣经》跌落神坛，变成一本人人可以阅读并与上帝对话的福音书。教会对《圣经》和拉丁语的垄断被印刷机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用俗语印刷的《圣经》的广阔市场。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一批人文主义学者，在研究《圣经》基础上写成的神学著作和掀起的人文主义思潮，为欧洲的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所以，有了“伊拉斯谟下了蛋，路德孵出了小鸡”的说法。
马丁?路德不仅是宗教改革慷慨激昂的演说家，更是纯熟利用印刷媒介进行鼓动的宣传家。象征马丁?路德对赎罪券制度展开猛烈抨击的里程碑，与其说是他在讲道中犀利的批判之词，不如说是他别出心裁将宣战的海报贴在威登堡古斯丁教堂大门上的举动。1517年10月31日万圣节前夜，马丁?路德将写给主教阿尔伯特的“马丁?路德关于赎罪券力量与效用的抗辩”（后人习惯称之为《九十五条论纲》）的海报贴在威登堡古斯丁教堂大门上，以示抗议和欢迎辩论。这个论纲的主要内容，随后被择要印在传单和小册子上，15天内迅速传遍德国。低廉成本、新鲜宣传、热点新闻的叠加效应，无疑使印刷媒介发挥了出色的群众动员能力，迅速成为宗教改革时期最为醒目的宣传利器。此后，墙壁上、教堂大门乃至于门廊上缘，都成为黏贴海报、公告、传单的最佳地方。有趁着夜晚偷偷黏贴上去，批判弥撒礼或教宗的；有公开黏贴的教会通知，下令禁止路德著作、没收“淫邪之书”，借印刷媒介展开激烈辩诘。正反双方你来我往，控制与反控制，无所不用其极。
街头文宣交锋的背后，则是大量相关的书籍和小册子粉墨登场，不少是匿名或者隐瞒印刷地。宗教改革时期的小册子，主要有三种文体：书信集、布道集以及对话集。其中以对话集模式，传播宗教改革思想的小册子最为典型。署名作者中不但有天主教忠实的捍卫者，也有反天主教的斗士，既有路德宗的代表人物，也有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宗教改革团体，还有一些唯灵论者、再洗礼派分子、人文主义者。在有署名的小册子作者之中，著述最多的非马丁?路德莫属。他的布道词《论赎罪与宽宥》成为畅销书，1518~1520年间翻印就超过29次；《告日耳曼民族贵胄基督徒书》甫一问世即售罄，两年内出现13种印刷本。据统计，书商在1518~1525年间售出的所有德文书册，超过1/3是路德的作品。马丁?路德的文风辛辣、幽默，嬉笑怒骂皆为妙语，读者无不争相拜读其作品。可以说，印刷媒介成就了马丁?路德，而他又利用这个宣传武器，主导了公共舆论。在他之后大众传播领域面目一新，“政治运作方式因此改变，利用印刷这一‘公共的书信’（塔尔德语），观点公开、思想辩驳和赢得舆论支持成为主要趋向。”
（三）教育变革的重要推手
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基督教教会几乎控制了一切有组织的教育，学校校长由教会任命，教师大多由牧师担任。托马斯?阿奎纳在《神学大全》中认为，当时知识的价值就在于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随着印刷带动文本的大规模普及，印刷媒介成为教育变革的重要推手。因此，保罗?利文森认为：“公共教育的出现，特别是在初等教育的水平上，与印刷机有着更为根本的联系。”
第一，教学方式的变革。中世纪的教学方式，主要依靠教师的朗读或口头讲授，对书本内容进行逐句解释，通过记忆传播知识。为使学生能逐字记下课堂笔记，教师则尽量放慢语速。在各所大学有“书记行会”或“书商”，他们属于职员分支编制，同享若干优渥待遇。书商除了复制文本，还得将誊本内文或模板出租，供学生自行抄写或花钱聘人抄写参考。印刷术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骤然使书籍、课本的数量大幅度提升，学生们拥有了课本、参考书等学习的直接对象，从而为教学方式变革提供了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刷术解放了人的大脑，使学生完成了从知识记忆向知识创新的跨越式发展。学习方式从听别人朗读或口头讲授，转向个人安静的默读和主动思考。在文艺复兴思潮影响下，经院式的教学方式受到质疑，并逐渐“从中世纪的课程提纲转向‘人文主义’的课程；从基于辨证和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转向更加强调修辞和伊拉斯谟的方式；由基于聆听到基于阅读。文学艺术课程的新发展要求学生不再仅是聆听，而且还要读和写。
第二，教学内容的变革。16世纪前半叶，印刷业先是致力于出版拉丁文书籍，而后是希腊文书籍和希伯来文著述。拉丁文印刷书籍中增长最快的是那些基础性的语法教科书，如维伊度《文法教本》与多纳图《拉丁文词类八讲》最为重要。《文法教本》是所有中世纪学童学习的必读之书，流传至今的版本超过300种。《八文士集》收录了《伊索寓言》、《双行训》等学童教科书，成为各校广为采用的初级读本。文艺复兴运动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思想，对于欧洲大学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大学课程设置为例，不少大学增加了自然科学、历史和地理等新的学科，到文艺复兴后期已有近20个学科。德国大学开设的人文主义学科课程分支，包括希腊文、希伯来文、诗歌、演讲术、历史学和拉丁文学。法国大学文学系开设了有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哲学和伦理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托勒密的天文学等课程。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先后设立了一些自然科学课程，新增医学、数学、天文学和自然哲学（科学）教授席位。课程设置、授课内容的显著变化，新知识、新思想的迅速传播，印刷媒介无疑成为变革背后的原动力。
第三，教育思想的变革。印刷媒介创造了“童年”概念，使其不仅具有生物意义，更具有社会意义。中世纪时期，由于没有识字文化，没有教育的观念，没有羞耻的观念，所以“童年”并不存在。印刷媒介的推广表明，书写文化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要形态，教育渐渐成为成年人职业道路上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至此，童年和成年两个概念才从文化和文明的意义上诞生。1632年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提出班级授课制，主张“自始至终，要按学生的年龄及其已有的知识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导”。19世纪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托提出教学形式阶段理论（清楚、联合、系统、方法四段教学法），标志着班级授课制的成熟。“学校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已经成为印刷媒介时代文本教育模式的主要特征。正如芒福德所说：“平衡不久就会失去，剩下的只有印刷的文字。存在就意味着在印刷物中存在，学习就意味着学习书本，所以书本的权威被大大地拓展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只是得到了更广阔的空间，谬误也同样利用印刷而大行其道。阅读印刷品和亲身经历之间的鸿沟已经变得越来越大。”
（四）科学革命的强大杠杆
李约瑟认为，近代科学是在17世纪欧洲兴起的“科学革命”运动中诞生的。印刷术作为世界“文明之母”，无疑是创造人类科学知识体系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
第一，科学著作增多。1536年德国植物学家布伦费尔斯编撰的《活植物图谱》（三卷本）在斯特拉斯堡问世，包含260幅精美植物插图，标志着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开始。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纽伦堡出版，被公认为近代欧洲科学技术的开端。1543年维萨里的《人体构造》（七卷本）在巴塞尔出版，其中的人体解剖图为其亲绘，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人体解剖学创始人的地位。1544年明斯特的《穹苍寰宇志》在巴塞尔问世，概括地记载了当时欧洲所知的世界全貌。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印刷术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墨卡托地图以及大批精确的印刷地图取代了粗制滥造的手绘地图，不仅是中世纪后数学应用于航海实践的范例，而且促成了天文、航海、生物、气象等新的科学结构体系的形成。1595年伦敦书商穆塞尔印制的一份英语书籍目录，把收录的6,000多本书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分为神学、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类，其中印刷术带来的图文并茂的标准文本，大大促进了植物学、天文学、医学、动物学等学科的迅速发展。1596年开普勒的《宇宙的奥秘》出版，提出著名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并从数学理论的角度证明和完善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1621年再版时内容增加了一半，在脚注部分详细记录了在第一版出版之后的25年内他所作的修正与改进。1628年威廉?哈维的《心血运动论》问世，提出了血液循环的概念，开辟了生理学研究的新纪元。1638年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出版，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许多臆断，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1661年罗伯特?波伊耳的《怀疑派化学家》出版，他创建的“波义耳定律”，拨开了炼金术的迷雾，为化学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奠定了基础。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该书总结了他一生中许多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其中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的描述，奠定了此后三个世纪里物理世界的科学观点，为太阳中心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推动了科学革命。
1780年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全称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字典》），历经3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全部出版。《法国信使报》赞为是“印刷术发明后最应称道的大事”。这部巨著由160余位作者撰稿，老中青三代人完成编辑出版，包括文字21卷、图册12卷、索引2卷，约5,000余万字。作为启蒙时代的不朽丰碑，“《百科全书》更新的不仅是知识本身，更是组织知识的方式、认识知识的方式。尤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更新，它给了知识进一步摆脱宗教和社会制度制约的可能，并预示出知识日后的迅猛发展——知识将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最重要的力量。”
第二，科学期刊的兴起。一般认为，1665年1月5日由法国议院参事戴?萨罗创办于巴黎的《学者杂志》是世界上第一本学术通讯式的刊物，主要刊登技艺与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和新见解，品评学者们的新著作。虽然这本期刊不久即被查封，但其创造的由科学家组成编委会协助编辑评审稿件的做法，却成为西方学术共同体继承的传统。1665年3月6日由英国皇家学会主办的《哲学汇刊》在英国伦敦出版，主要刊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科学实验报告和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内容主要包括生物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以及木星黑点、冰山考察等领域。1752年《哲学汇刊》的编辑工作，开始由一个人负责变成了由多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各学科的专家加入到编辑和评议人群体，平衡了多学科领域在期刊上刊登文章的比例。
从17世纪下半叶起，科学期刊跳出综合性的藩篱，逐渐向专业性迈进。1671年法国《医学各科新发现》、1778年德国《化学杂志》、1790年德国《物理杂志》、1807年德国《矿物学杂志》、1823年英国《机械学杂志》和《柳叶刀》、1830年《动物学杂志》、1830年《法国地质学会通报》相继在欧洲各国创刊。随着科学技术文献的迅速增长，学术期刊品种与数量的急剧增多，文摘类期刊应运而生。1830年，德国创办了世界上第一种文摘刊物《化学文摘》，美国分别在1884年创刊了《工程索引》，1898年英国创办了《科学文摘》。“截至18世纪末，世界上共出版科学期刊755种，其中德国401种，法国96种，英国50种，荷兰43种，瑞士37种，其他国家共128种。”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前西方国家出版文摘、索引和附有文摘的检索期刊有1,885种，到1984年约4,000种。这些科学期刊，在近现代科学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一个更积极的角色，提供了学术成果的首发平台，坚持了学术发表前的质量把关，增强了作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推动了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评议。
第三，科学的现代转型。16～17世纪大学组织已经均匀分布于欧洲各个角落，近代早期的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维萨留斯、培根、牛顿等都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系统训练。“大学又为他们未来的生存提供了职位和稳定的薪水、图书馆、昂贵的实验器材，通过大学的教学工作，为他们吸引到了众多青年学生，成为其新思想的继承人。”从17世纪开始，近代自然学科逐步在欧洲的大学确立和兴起，使得科学已被当作唯一有价值的知识源泉。伽利略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中，详细记载了物体下落速度和时间关系的实验过程和结果：即物体下落速度与时间成正比，下落距离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伽利略创造的“实验+数学”方法，被认为是科学“现代转型”的标志。因此丹皮尔的《科学史》指出，伽利略乃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牛顿对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和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领军人物。科学革命不仅导致科学研究范式转换，而且促使人们思维方式转化，而印刷媒介恰恰在科学发明和启蒙思想的进步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各国相继成立了一些新的学术机构和科学社团，如英国皇家学会（1660）、法兰西科学院（1666）、德国柏林学院（1700）、圣彼得堡科学院（1724）、瑞典皇家科学院（1739）、爱丁堡皇家科学院（1783）、爱尔兰皇家科学院（1785）等。新的学术机构和科学社团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为科学家们的学术活动和思想交流提供了崭新的平台。1810年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创立，倡导“研究教学合一”精神，这一行动“导致了独一无二的学术革命”。此后洪堡的办学理念传递至欧美各地，也成为许多大学仿效的对象。伴随着科学研究在大学里的体制化、制度化，不仅科学家本人需要发明的专利和荣誉，科学家所在的学术机构也将学术发表视为其存在价值的证明。一篇经过严格评审的期刊论文，“它的首要功能是作为一种知识声明，宣布它已经得到了科学家同行的评议和承认”。学者们自愿结成以专业为基础的学术团体，自主创办同人性质的专业刊物，自行召集学术会议和举办学术评奖。这种由团体、刊物和会议所构成的组合性学术共同体，不啻是一个开放的学术讨论和批评的空间。印刷媒介用手册、书籍、报告、期刊、报纸等纸质形式，以交流、发表、评价和传播为标志，塑造了近代以来的主要学术生产方式，通过与科学“场域”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互动来改变人类世界的表面和深层结构。
五、结语
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者，印刷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雕版印刷“肇自隋时”，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宋仁宗庆历年间，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成为后世采用和改进活字印刷术的源头。西夏使用活字时间大约在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从地域上由中原地区向西推进了约2,000多公里。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明显区别。这种“中介类型”的活字，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所处时代大约推定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把元代农学家王祯发明木活字印刷术的时间提前一个多世纪，从而使我们似乎找到了宋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向西方传播中缺失的一环。此后，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虽然代有改进，但绝大多数书籍仍在使用落后的雕版印刷术。究其根源在于，汉字形态难度递增，手工作坊技术缺陷，精英文化曲高和寡，经济基础落后制约。
古登堡是活字印刷术的革新家和集大成者，其发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找到了铸造活字的合金材料，二是发明了手铸工具，三是改进了印刷油墨，四是发明了机械印刷机。把所有这些技术纳入一个统一、完整、可以连续工作的印刷生产系统，不仅发掘了以机械为基础设计分工流程的潜力，而且预示着将机器（压床）用于工业化复制生产的趋势。所以，才有了“西方机械文化的一切方面都是由印刷术塑造的……印刷术产生了第一种整齐划一的、可重复生产的商品。同样，它也造就了福特牌汽车、第一条装配线和第一次大批量生产的商品。活字印刷是一切后继的工业开发的原型和范型。没有拼音文字和印刷机，现代工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的说法
媒介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逻辑的演变。“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在欧洲传播、改进、发展的历程中，确立了一种“新的尺度”，改变了手抄本时代信息的交流方式，重塑了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印刷媒介建构了信息或知识载体的多元化、分工的专业化、印刷的标准化、知识产权化和传播大众化，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近代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印刷媒介在不断变化与进步中，成为文艺复兴的新兴媒介、宗教改革的宣传武器、教育变革的重要推手、科学革命的强大杠杆，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造就了一个印刷文明，具有了世界性、普遍性的意义。
跨入19世纪，印刷媒介成为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介”。不过，伴随着传播技术的伟大进步，书籍的质量降低、广告泛滥，商业大厦对建筑艺术的取代，简化的拼写和语义，印刷媒介被人为操纵进而隐藏真相，都显示了印刷术的局限性和危机感，加重人们彼此理解的焦虑和恐慌。20世纪中叶以来，“因为新的电子时代的各种事件所构成的‘星汉’已经深深地渗入‘谷登堡星汉’之中。即使没有碰撞，这种意识形态和技术的并存也会让每个生活于现代的人感到创痛和紧张。我们最平凡和传统的态度似乎突然之间扭曲得可怕而古怪。我们所熟悉的体制和联系似乎偶尔变得险恶而有害。”印刷媒介的丧钟是否已经敲响，难道这会成为其放射出的最后一道灿烂落日余晖？“当发展、保存以及交流知识的媒介发生了改变”，知识（其生产及其形态）也必定发生改变。所以，麦克卢汉在《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中提出重构“星汉”。如何“重构”？印刷媒介的数字化生存，只能在数字世界演绎。究竟有多么脆弱，或者换一个说法，究竟有多么顽强？我们边走边看，不忙着下结论。
〔注释从略。引用时请以繁体中文原版为准〕
来源：张耀铭，《新华文摘》杂志社编审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总编视角”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