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王朝交替时期常常处于混乱的局势，这个时期杜甫诗特别受到关注。北宋的辛弃疾、南宋的陆游、金的元好问等，著名诗人的名字不胜枚举。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有着爱国情怀，痛惜国土的毁灭，他们将杜甫作为主心骨来仰仗，将自己的爱国情怀重叠在杜甫的“爱国忠臣”上。这样的姿态，往往出于他们要确认自己良心的一种动机。笨拙的，憨直的，甚至有时还被误解的“爱国忠臣”杜甫，反而受到后世人们的信赖，杜甫诗也经久不衰地被爱读下来了。仇兆鳌也是一个杜甫诗的爱读者。他作为《杜诗详注》的撰者很有名。但是他为何爱读杜甫诗，却很少被知晓。仇兆鳌于康煕二十四年（48岁）进士及第，此后一直在翰林院奉公。康熙帝对翰林官员们写的文章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为了督促翰林官员提高自己作为一名专业写作家的意识，命令其写诗文而提出。于是，仇兆鳌就把过去撰写的《杜诗详注》交了上去。他认为俚语芜词的文章不值得提出，而杜甫的文章有提出的价值——他在序文里表明了其理由。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详注》进呈的背景，但是这个进呈有着不可忽略的问题。第一，他是否违背了故乡的传统思想？仇兆鳌恭顺地向康煕帝进呈的行为，是否令他对鄞县的那些具有反抗精神的知交怀有内疚？如果不然，那将如何保持其精神上的高洁？第二，写作的动机。根据上面的引文可知，《详注》在进呈之前已经写就，并非是在康煕帝的谕旨下达后才开始写作的。那么，在进呈以前，写作《详注》的本来之动机，就成为一个根本性的新问题。 位于浙东的鄞县（宁波市），在明末清初是抵抗清朝最强烈的地方。晚明崇祯十一年（1638）11月16日出生于此地的仇兆鳌，从小就体验了明末清初的各种变故。当然，在进呈《详注》的康煕三十二年，时代进入清朝已经半个世纪，抵抗的热情已大致熄灭。比如，从康煕十八年起开博学鸿词科，明朝的遗民大多得到安抚，而作为反清势力的三藩之乱也在康煕二十年（1681）被平定，清朝已大致确立其安稳的统治。清初顺治三年举行的进士科考试，已经出现了鄞县的及第者。此后三年一度的进士科，每次都会产生多名鄞县的及第者。就仇兆鳌自身而言，康煕二十四年进士及第，表明至晚在这个时候，他就已经不做明朝的遗民，而顺从了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仇兆鳌遵循清朝皇帝的谕旨，便可说是符合道义的应行之事了。不过，即便仇兆鳌已站在清朝臣民的立场，他怀着怎样的想法写作《详注》，这一点依然不能忽略。特别是，当仇兆鳌的鄞县知交们将拒绝出仕清朝的立场贯穿终身时，仇兆鳌却选择了与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这就更值得深入考察。

/贰/

作为思考这一问题的前提，首先要确认几位特受仇兆鳌敬爱的鄞县知交，就是王嗣奭、黄宗羲、万斯同三人。王嗣奭（1566—1648）正是70年前的同乡前辈。《详注》确是名副其实的“详注”，其中多次引用了前人的注释。其中仇兆鳌参考最多，且被他认定为最优秀的杜诗注本，就是王嗣奭的《杜臆》。他在清军南来后仍拒绝辫髪，将明朝遗民的态度坚持到最后。仇兆鳌对王嗣奭的说法多所遵从，其主要的原因当然在于《杜臆》本身的优秀，但与此同时，这王嗣奭是值得向慕的同乡前辈，就更能吸引仇兆鳌的关注。黄宗羲（1610—1695），作为与顾炎武、王夫之并列的代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主持的学校“证人书院”里听他讲课的人中，有一位就是仇兆鳌。康煕四年，仇兆鳌与友人万斯同一起到黄宗羲所住的余姚，拜访并受业。3年之后，还把黄宗羲邀到鄞县，亲聆教诲。到康煕三十二年黄宗羲刊行《明儒学案》时，仇兆鳌也寄去一篇序文，其中称黄宗羲为“吾师棃洲先生”，结尾署名“受业仇兆鳌”。由此也可以确认两者之间牢固不变的师弟关系。仇兆鳌被推为黄宗羲门下最优秀的弟子，比如万斯同就说过：“黄先生之门人遍于浙东西，而四明仇沧柱（兆鳌）先生为之冠。”这样，仇兆鳌便与一位大儒具有直接的师弟关系。但在二人之间明显不同，黄宗羲始终保持了明朝遗民的立场，即便受到清朝的招诱，也坚决拒绝，直到最后。万斯同（1638—1702）是仇兆鳌的朋友，他们同年出生，同为鄞县人。因其父万泰是黄宗羲抗清的同志，交往甚深，故万斯同从17岁开始便师事黄宗羲。万氏是彻底抵抗清朝的家族，万斯同也曾拒绝康煕十七年（1678）博学鸿词科的招诱。康熙十八年42岁的时候，他参加了《明史》的编纂，但不受清禄，始终以保持布衣身份作为条件而参与其事。仇兆鳌与万斯同二人之间，不仅是一起听黄宗羲讲课的同学，此后也继续保持着交往关系。王嗣奭、黄宗羲、万斯同三人，其共同点是决不放弃自己的立场，不出仕清朝。与他们成为对照的是，仇兆鳌在49岁时开始做了清朝皇帝的臣下，后来又恭敬地进呈了《详注》。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仇兆鳌对这些人一直持续着思慕之情。假如这种思慕被中途放弃，那么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仇兆鳌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然而就因为他们事实上的牢固不破的关系，迫使我们不得不更深入地看待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从中推察到仇兆鳌的某些不曾改变的显在或潜在的意识，使他克服了对于旧日知交的负疚心理。

/叁/

立足于此，当我们重新精读《详注》时，就会注意到，上述意识的主要内容之一即孔孟思想——特别是“论世知人（知人论世）”的观点，是非常显在的。仇兆鳌在《详注》的序文中如此阐述：

盖其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孟子之论诗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诗有关于世运，非作诗之实乎？孔子之论诗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又曰：“可以兴、观、群、怨，迩事父而远事君。”诗有关于性情伦纪，非作诗之本乎？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对这里所谓的“论世知人”作更为精确的解析，则“关于世运”跟“论世”相对应，而“关于性情伦纪”跟“知人”相对应。此种对应在《杜诗详注·进书表》中展示了更为具体的理路。也就是说，仇兆鳌在阐述“少陵诗集，实堪论世知人”的基础上，说明由此可以看到“杜甫一生爱国忠君之志”，和“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以及“天宝、开元盛而忽衰之故”与“干元、大历乱而复治之机”。解析开来看，“爱国忠君之志”与“育才造士之功”与“知人”相对应，而“盛而忽衰之故”与“乱而复治之机”与“论世”相对应。

实际上，这“论世知人”在《详注》中屡屡被提及，可知仇氏在写作过程中，一直以“论世知人”为明确的意识。所谓“论世知人（知人论世）”，本是源自经学的批评理论，声名极高。对仇兆鳌来说，正如上面的引文所明示的那样，也是从孔孟思想、经学观点出发的。这“论世知人”的经学观点，恐怕是仇氏与黄宗羲、万斯同等人相联结的纽带中非常主要的一条。因为有了这样的观点，才可以保持一种意识，克服他对于黄宗羲等人的内疚感。不管怎么说，在明末清初兴起的“尊经复古”之潮流中，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的黄宗羲等人，是其中心的人物。当然，知识人尊重经学，乃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是首先应该判定，以无愧于“详注”之名的博引旁证为能事的仇兆鳌，他对经学的尊重是响应黄宗羲主张的一种表示，是对重视学问的“尊经复古”潮流的继承。

实际上，仇兆鳌还有一个可以视为“尊经复古”之变奏的自号。他自号“尚友”，典出《孟子》的《万章篇》。在《孟子》中，这“尚友”是与“论世知人”处在同一语境的说法：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里说的“论世知人”，意谓：“要把古人当作朋友，读他的诗而不知道他的身世，那理解是不深的。所以，有必要讨论这个古人的生活时代。”孟子的结论是，这样才能“尚友”（尊敬古代的贤人，把他们当作朋友）。这也就是说，“论世知人（知人论世）”的实际内容，无非就是为了“尚友”。仇兆鳌在《详注》的进书表、序文及正文中之所以反复讲到“论世知人”，其原因也容易理解，因为跟“论世知人”直接相关的“尚友”，原是他本人的自号。如上所述，可以确认“论世知人”是与仇兆鳌的自号相关的主要意识，而且可以认为，这种主要意识，在尊重《孟子》经典，与古代贤人杜甫“尚友”的意义上，是接受了“尊经复古”潮流之影响的结果。在此，重新考虑仇兆鳌的意图：为什么要把包含了“论世知人”精神的《详注》进呈给清朝的康煕皇帝？由于仇兆鳌曾在批评皇帝的语境中使用“论世知人”一语，就可能极为突出地映入同样身为皇帝的康煕帝的眼帘。比如，对于《忆昔二首》（卷13），在注明“此伤肃宗之失德”的基础上，又加按语云：古今极盛之世，不能数见……明皇当丰亨豫大时，忽盈虚消息之理……而乱犹未已。此章于理乱兴亡之故，反复痛陈，盖亟望代宗拨乱反治，复见开元之盛焉。此是与《进书表》所谓“可以见天宝、开元盛而忽衰之故”直接相对应的按语。而正因为如此直接的对应，便更容易引起联想，引起康煕帝的注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显在的“论世知人”意识的《详注》，就决不仅仅是顺从皇帝要求的产物，而可以认为，其中潜在着浙东鄞县的文化氛围所养育的仇兆鳌式的思想。在注释杜诗的前人著作中，令仇兆鳌最具敬意的是王嗣奭的《杜臆》，而且王嗣奭正是仇兆鳌应该仰慕的故乡鄞县的前辈。年届八十之时完成了《杜臆》的王嗣奭，在序文中如此解释其书名的由来。序文把《杜臆》的“臆”解释为“意”，明确交待它是从孟子的读诗法“以意逆志”引申而来。《孟子》的原文如下，见《万章篇》：“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正如周裕锴氏所指出，到了明末清初，“以意逆志”与“论世知人（知人论世）”从理论上被结合起来，具有了共同的目标。仇兆鳌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以“论世知人”为主旨的仇兆鳌，对于标榜“以意逆志”的王嗣奭，就更容易抱有同感了。

另外，如上所述，这“论世知人”也与“尚友”具有直接的联系。

“以意逆志”“论世知人”“尚友”，当我们重新阅读这些互相关联的语句时，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们全都来自《孟子》的《万章篇》。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集中了这些语句的《万章篇》，是以这样的话结尾的：“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仇兆鳌原是鄞县的急进原则主义的思想环境所生育的人物。在抵抗清朝的氛围中成长的他，以并无负疚的心理将《详注》出示给清朝的皇帝，完成这种进呈行为的必要前提，是一种根本性的观念的潜在：如果给你看了，还不接受，那么“不听则去”，断然离开。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完成了进呈行为。如果考虑到这种潜在意识的可能性，那么仇兆鳌究竟想对康煕帝表达什么呢？首先，明白彰着的一点是，通过杜甫的诗集而示之以“论世知人”。其次，与此显在的“论世知人”具有直接关系的一点是“尚友”。

当然，所谓“尚友”即“可敬的值得当作朋友的对象”，在《详注》中无疑是指杜甫。那么，在仇兆鳌的心目中，是怎样把杜甫当作朋友的呢？“尚友”一语所出的《孟子·万章篇》，是这样解释“友”的：“万章问曰：‘敢问友。’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也就是说，把上下、贵贱等背景置之度外，只是仰慕其人之“德”，这是“友”的定义。

如此说来，仇兆鳌是想通过对杜甫的推崇，而推崇其“德”。这应该是进呈的动机之一，其思想基础是“不听则去”。

自《详注》进呈以后，仇兆鳌逐渐得到了重用。此前一直停留在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的官位，一步一步升为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吏部侍郎，最后到达翰林学士。这个官位是得到皇帝信赖的文词经学之士能做的，从中可以窥知，康煕帝是把仇兆鳌认做忠臣的。联系上述“不听则去”的可能性来说，就是康煕帝“听”了仇兆鳌的话。

《详注》的写作是以“论世知人”为目标的。这“论世知人”意味着“尚友”，这“尚友”意味着“仇兆鳌”这个人。也就是说，写作《详注》这件事，也是仇兆鳌诉说其自身的行为。期待着“论世知人”的仇兆鳌期待着“尚友（尊重古代贤人，以之为友）”，他因此而“尚友”杜甫。所谓“友”，是“友其德”，杜甫正是被仰慕为有德的人。

为什么要读杜甫诗？仇兆鳌的期待是：通过把有德的人当作朋友，使自己也追求有德，以完善自己的人格。自号“尚友”，便是其证据。阅读杜甫诗是这样一种高洁的精神活动，因此也不会对鄞县的思想环境抱有负疚，而完成了进呈的举措。（作者系文学博士，日本杜甫学会理事，日本东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