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工程，其重要性需要置于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下去理解和把握。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长期延续且作为传统部分存在的乡村如何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不仅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前提条件，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乡村不仅要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而且要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共同构成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以县域城镇化发挥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以改造传统农业发挥农业现代化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构建以乡村主体性为导向的乡村建设机制是中国现代化语境下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是国家提出的重大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1月2日，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贯彻落实这一规划。2021年2月21日，中央再次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进一步将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明确了通过现代化推动乡村振兴的战略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的历史阶段国家推动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再到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都是国家在推动现代化的语境下发展乡村的具体举措。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内容。如何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下认识乡村振兴，如何在中国现代化道路模式下探索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对于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01发展式转型：中国现代化语境下的乡村振兴
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转型。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有许多共同特征，如都市化，机械化、自动化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经济的持续增长，职业分化和复杂化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建立，经济增长问题成为世界性问题，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就成为现代化研究的中心问题，从广义上说，工业化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同义语。
以工业化为核心进程的现代化如何发生，取决于这一核心进程发生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这一独特历史规定性就在于它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这种“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它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英国在现代化来临之前所经历的“先行过程”即先行的农业革命，农村内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商品化过程。圈地运动给了传统农村经济结构致命一击，“小农的消灭”不仅对英国和平民主的发展过程作出巨大贡献，而且意味着现代化能在英国顺利进行。因此，欧洲等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表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变化是现代化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和历史规定性。对于现代化进程而言，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同时，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还会导致小农生产方式的消失。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和乡村将失去自己的地盘，他们的命运将是以戏剧性的革命方式退出历史的舞台并发出哀号的声音。
因此，由于前提条件和历史规定性各不相同，以工业化为核心进程的现代化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路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了解前现代化时期的发展状况，它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前提条件。中国自秦以来就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连续性的发展模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稳定结构是中国前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基础。这一经济模式的独特性在于：它具有长期延续的深厚基础，使得中国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能够保持稳定的领先地位。但同时也意味着，在以转型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前现代的优势”就构成了“现代的问题”。如何在一个历史悠久且规模大型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现代化转型，其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对待仍然作为“传统部分”存在的乡村。
对于一个以大型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而言，现代化不可能在“农业边缘化”和“农村消灭”的基础上发生。这一欧洲现代化道路的“先行过程”具有漫长的历史演进性。巴林顿·摩尔所言的农民和乡村以戏剧性的方式退出历史的舞台并发出哀号的声音这样一种剧烈动荡和坍塌式的转型过程并未在中国发生。
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下，实现农业转型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农业本身的转型；二是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实现乡村的振兴。概言之，即农业的发展及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之间互为条件、互相构成。
伊萨贝拉·萨考克从现代化的角度总结了一个成功的农业转型在总体上需要实现四个相互联系的发展过程。第一，农业的总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持续下降，也就是说农业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持续下降。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农业占总产值的比重较大，说明这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没有实现转型。第二，农业就业人口占社会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如果一个社会的人口主体都是农民，都以农业为生，说明这个社会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社会结构没有发生现代化的转型。第三，农业生产率维持几十年的增长。仅仅有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的转移和农业产值比重的下降，而没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不能认为农业实现了成功的转型。也就是说成功的农业转型除了上述条件以外，必须同时实现土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即农业必须实现现代化。第四，至少50%的农村人口的收入保持持续增长。这一研究对于认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乡村振兴的意义在于，农业转型不可能单纯依靠乡村的力量，而必须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依靠各种力量并在与各种力量的互动中逐渐实现。
02县域城镇化：以新型城镇化推动乡村振兴
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农业转型，不仅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农业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反哺农业和乡村。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这一实践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当下，国家提出的以县域城镇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城镇化赋予了乡村振兴实践新的内容。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的互动过程首先表现为农业和乡村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支持。这一过程首先表现在乡村人口的不断流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扩张产生了对劳动力和就业的吸纳效应，加速了乡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一转移过程也促进了农业本身的发展，不仅加速了乡村土地规模的扩大，而且在农业机械化的推动下，也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英国、美国和日本都是资源禀赋不同的国家，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农业规模扩大的过程，单位农场面积增加，整体规模水平提高。2008年至2014年，美国单位农场平均规模由170.37公顷上升到177.25公顷，整体上升4.04%。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也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持条件，如工业和城市的资本扩张效应增加了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支持；工业技术的发展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必要支撑；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的市场化为农业商品化提供了市场制度环境等。对农业和乡村人口的补贴成为工业化进程中普遍性的支持措施。农业作为初级产业的特殊性导致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处于劣势，缩小乡村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收入差距的普遍做法是对乡村人口进行补贴。美国具有范围广泛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和收入支持、农业保险、国内食品援助等措施。2014年美国农业法案规定补充优化农业补贴项目，扩宽政府对农业保险保障项目的范围，包括收入协助计划(SURE)、价格损失保障计划(PLC)、农业风险保障计划(ARC)等，这些补贴政策不仅完善了农业风险保障体系，而且保障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其次是城镇化对乡村的反哺发展。一个整体现代的经济系统建立在相互融合、彼此促进的不同部门之间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对于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定的过程。世界银行公开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农业GDP占总GDP的比重为27.7%,1991年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60%,2020年，中国农业GDP占总GDP的比重下降到7.7%,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下降为25%。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指标还存在差距(见表1)。中国还是一个正在转型的经济体。相对过多的农业人口滞留乡村，生计依赖农业，直接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时也增大了改善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的难度。因此，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乡村振兴的焦点是农民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路径需要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来实现。
然而，以往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于解决农民问题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有限。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讲，通过城市化带动乡村振兴需要调整以往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首先，大城市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已经发生改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首先发展外向经济的客观需要，沿海和东部地区的城市率先发展起来，形成了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都市经济圈，并逐渐在全国形成了以大城市发展为主要特色的城市化模式。由于大城市的经济聚集效应所产生的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大城市一直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吸纳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全国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91个，共有人口78537.15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5.6%,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3.57%。近年来，这一趋势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流向大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开始减少；另一方面，县和县级市内部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将成为未来承载农业人口转移的主要载体。为此，国家专门下发相关文件。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对于乡村振兴的意义，一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县城的就近转移，缓解大城市吸纳能力有限造成的农村人口转移瓶颈问题；二是有效解决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问题，以县域公共服务破解农村转移人口在大城大村之间流动所面临的供给困境；三是以县域城镇化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形成以县域产业为支撑的县域发展新增长点，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互动融合发展的有效单元。其次是以县域为载体的乡村振兴。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对于乡村振兴的意义，关键落实在县域范围的乡村振兴。县建制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其建制设置来看，相对于主要以城市为主体的“市”建制和主要以乡村为主体“乡”建制，县作为国家的建制单元，是城市和乡村的融合单元，也是最有利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效应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的实践单元。
03改造传统农业：以农业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
城镇化是乡村发展的外在推动因素，乡村振兴更重要的内在动力在于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外在推力将失去依托，也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有乡村的振兴。晚清到民国的乡村衰落提供了可供吸取的教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与西方通商，推动了沿海地区城市的发展，乡村人口开始流向城市，标志着以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的开端。城市开始吸纳周边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大批农民离开土地。1927年，江苏宜兴全县农妇变成工人的数量达到6000多人，乡村成为逃离之地。虽然城市化得到一定发展，但是乡村却逐渐走向落后和衰败。
“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一个高生产效率的经济部门。一般理论认为，传统农业中由于储蓄率和投资率低下而缺乏资本，或者缺乏农业投资企业家是造成农业发展停滞和落后的根本原因，但实际上，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国家对于农业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造。其中最有成效的是对于传统农业的技术改造。比如，我国的常规水稻品种经历了8次更新换代，每六至九年更换一次，并进行优质品种的挖掘和创新。《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小麦和玉米总产量分别由2008年的11246.4万吨和16591.4万吨增加到2020年的13425.4万吨和26066.5万吨。农田灌溉面积从1978年的44964千公顷增加到2020年的69160.5千公顷。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78年的11749.9万千瓦提高至2020年的105622.1万千瓦。从技术的角度讲，中国的农业已经进入到了现代化的快车道。
但同时也需看到，技术推动的农业现代化在中国还有相当的进程。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还需提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农业生产率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见表2)。2019年，中国农业人均产值远远低于美国。二是土地生产率距离现代化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小麦、玉米、水稻的单产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一定的差距，2020年美国的玉米单产仍是中国玉米单产的1.7倍(见表3)。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不足既是农业现代化不足的结果，同时也限制了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引进新的技术，即增加农业发展的新要素。制度变革和传统革新是其重要内容。“制度上的相应的改变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而制度“包括各种不同的活动、结构以及具体活动的规章”在内。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舒尔茨认为重要的制度保证是：运用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来刺激农民；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来改造传统农业；改变农业中低效率的代理经营模式，实行土地所有者直接经营模式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发挥市场机制在农业生产资源配置和效率提升方面的主要作用。此外，既有经验也表明，改革创新土地制度，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也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农村的土地流转、家庭农场都属于中国特色的土地规模经营创新。就中国以小农为主的乡村特点而言，家庭农场的发展将会是实现规模经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的可行路径。通过土地流转，一部分小农生产转变为规模不等的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扩大为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高附加值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04乡村主体性：以乡村建设实践乡村振兴
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工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明确把乡村建设作为“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并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习近平也指出，“要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中央和习近平关于实施乡村建设的决定和指示明确了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关系，也明确了乡村建设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制定了清晰的乡村建设的路线图。由此可见，乡村建设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抓手，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乡村建设不仅仅是在乡村发展基础设施，而是要通过乡村建设的过程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确定的目标。为此，必须构建体现乡村主体性的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机制。
一是规划融合机制。乡村建设和城市建设是城乡融合发展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有序推进乡村建设需要构建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的规划机制。它涉及国土、人口、经济、社会服务等诸多有利于城乡融合的发展要素。从国家当前的战略顶层设计来看，乡村建设需要与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协调一致，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整体组成部分。例如，按照国土资源高效利用和保护、现有人口居住、交通等公共服务的便利性等原则对村庄进行分类；通过示范优先建设一批与市和镇功能互补、经济活跃、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充足的集中居住型村庄，实现县域范围的城乡融合引领发展等。
二是价值提升机制。乡村建设首先需要在乡村建设新的产业体系。传统农业的比较效益低，通过乡村建设构建新的产业体系，关键在于提升产业的附加值，赋予乡村新的价值意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逐渐成为一种越来越稀缺的空间资源，也逐渐成为多功能的经济社会空间。依托这样一种新的稀缺资源和多功能空间，乡村建设要着力于赋予乡村新的价值，使得乡村成为新的价值高地。为此，首先要开发乡村新业态。在当下，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等新型产业得到发展，不仅实现了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和农民就业的在地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赋予了乡村稀缺资源以新的价值增值空间；通过打造新业态，使农民实现了在村就业。其次要培育经营乡村新理念。建设美丽乡村，让乡村营业，为乡村创造产值。
三是农民主体机制。农民主体机制解决的是乡村为谁而建、如何建设的问题，焦点在于如何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确保农民的主体性。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导的现代化不能建立在牺牲农民利益、消耗乡村资源的基础之上。为此，必须尊重农民主体性，构建有利于发挥农民主体性的乡村建设机制。首先，广泛吸纳农民意见，构建多方谋划的建设机制，解决如何建的问题；其次，发挥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构建农民、政府和社会多种力量共同建设机制，解决谁来建的问题；再次，通过多方评价机制，解决为谁建的问题。通过共谋、共建、共评的机制构建，尊重农民主体性、发挥农民主体性，以此激发乡村建设中的农民内生动力，实现内生动力驱动的乡村振兴。
05结论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具有自身前提条件和历史规定性的道路，这一道路虽然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发生，但其发展进程需要在自身前提条件和内在动力之下推进，这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所开启的现代化进程的实践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作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1954年，中央提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的构想,确定了发展城市和工业化的现代化战略。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中吸取了中国现代化忽视农业发展的教训，明确了“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思想。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这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认识和战略布局上明确了工业和农业并举发展的现代化路径。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决定了这一道路的困难和曲折性。由于农业规模大、工业基础差，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一现代化道路是在农业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这是困扰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层次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开始发生变化，一系列乡村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良好条件。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不再是分割的孤岛，打破二者之间的制度环境隔离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新世纪以来，随着脱贫攻坚等乡村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已然发生改变。尤其在当下，国家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和以乡村振兴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这一系列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模式探索和实践路径：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下，乡村不是被现代化所抛弃的“传统”部分的代表，而是在发展中实现转型，乡村振兴成为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和实践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