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这种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世界各地的监狱人群。监狱老龄化危机已成为许多国家监狱系统面临的主要问题,应对监狱老龄化问题成为各国监狱系统的一个重要任务。近年来,随着一些刑事政策的调整,我国监狱系统中的老年犯也在不断增长,监狱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给监狱管理带来了重大的挑战。本文分析了全球监禁系统的老龄化状况与原因,以及给监狱带来的挑战,并就应对老龄化危机提出了有关思考和建议。
一、监狱人口老龄化现状
当今许多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在此背景下,监狱人口也面临着老龄化问题,在西方国家和亚太地区监狱中的老年犯数量正在增加。①
从2013年到2018年,新加坡监狱中60岁以上的人口总数增长了50%。2018年,新加坡法院共审理了196件65岁以上老人的刑事案件,创下了至少三年来的最高纪录。②据报道,韩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2018年,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犯罪活动在过去五年里增加了45%。③
在整个欧洲,50岁以上囚犯的平均比例从2013年的11.7%上升到2019年的15.3%,范围从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的7%,到列支敦士登和保加利亚的超30%。④在瑞士,超过50岁的老年犯的数量在2007-2017年成倍增长,总数超过了800人。⑤在英国,从2002年6月到2020年3月,60岁以上的监狱人口增加了243%,从1511人增加到5176人。在此期间,60岁以上囚犯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从监狱人口的2%增加到6%。⑥
据估算,预计到2030年,美国监狱中三分之一的罪犯将超过55岁,这一数字在五十年间惊人地增加了4400%。⑦在加拿大,50岁以上老年犯是监禁总人口的25%,其中的50%正在服无期徒刑。⑧
在新西兰,截至2019年2月28日的六年间,6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囚犯人数增加了61%。⑨在澳大利亚,2010年,50岁以上的囚犯占监狱总人口的11.2%。这与2000年的情况形成对比,当时50岁以上的囚犯只有8.3%。就囚犯数量而言,过去十年澳大利亚监狱新增约1500名老年囚犯,增长了84%。在50岁以上的囚犯中,65岁以上的增长最快,从2000年开始的十年间增长了140%以上。这远远超过了同期全国人口36%的增幅。⑩
实际上,由于矫正系统罪犯人口的特殊性,矫正系统罪犯人口实际上的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在社会上,医护专业人员通常把60岁或者65岁作为区分“老年成人”或“老年状态”的标准,但是在矫正背景下“年轻”和“年老”的区分却并没有这么明确。这是因为,许多犯罪者在相对年轻时即出现了多种慢性生理或心理健康疾病和身体残障问题。同时,在他们的生命中,遭受巨大压力或深刻创伤、有吸毒或无家可归史、在享受高质量医护服务和教育方面有限的可能性也更大。(11)这一群体在医疗和社会领域遭遇的、提前出现的、高度复杂的问题通常被称为“加速老龄化”。而在监禁环境下,监禁过程中带来的压力、低医疗服务水平、自身健康状况欠佳等因素使得监禁人口的加速老龄化问题会更加突出。因此,许多国家都将50多岁的罪犯视为“老年犯”。如果以此年龄为起点,那么监狱中的老年犯数量会更多。
尽管缺乏我国全国老年人犯罪的准确情况,但从相关报道来看,近年来我国的老年人犯罪也在逐渐增加。(12)老年人犯罪的增多,必然会增加我国监狱系统中老年犯的数量。实践也证明,我国一些监狱中的老年犯数量在逐年增加。(13)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我国部分罪犯被限制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实际意义上的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等刑事政策的出台,必然会进一步加剧我国监狱人口的老龄化问题。
二、监狱老年犯增长的原因
监狱老年犯人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普通人口老龄化的状况,但是这并不能充分或准确地解释监狱中老年犯人数的增长原因。从各国监狱老年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因复杂而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是老年人犯罪增加。依据日本和新加坡的报道,高龄本身就是犯罪的一个触发因素,因为高龄会导致贫困程度的加深和家庭及社会支持的匮乏。(14)日本司法部门的报告称,在2017年,有相当大比例的老年犯由于家庭支持不足和就业困难而在社会上面临着不稳定的生活前景而重返监狱。(15)也有研究人员发现,日本监狱中再犯老年人口的增加,是由于把监狱作为摆脱贫困和社会孤立的一种方法。(16)我国也有相似的报道。老年人犯罪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解决温饱。(17)在韩国,认为这种增长与人们寿命更长却无力自给自足的事实有关。(18)
二是严厉的刑事政策导致。在美国,认为导致监狱老龄化问题突出的主要因素是老年人被收监数量的增加以及将延长刑期作为公共安全策略的做法。(19)还有的认为,监禁场所老年犯的增长,与刑事司法政策密切相关。“更严厉和强制性的判刑法律,以及减少提前释放监狱的选择,是老年囚犯人数增加的真正根本原因”(20);美国老年犯增长的原因之一是严厉的量刑法,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强制性的最低刑期。(21)
英国监狱改革信托基金会(UK Prison Reform Trust)2003年的一份题为“对老年囚犯的双重惩罚”(Double punishment for older
prisoners)的报告认为:“监狱老年人口的增加不能用人口结构的变化来解释,也不能用所谓的‘老年犯罪浪潮’来解释。这种增长是由于更严厉的判刑政策……而且法院也倾向于监禁那些罪行最能挑战社会与年龄有关的陈规定型观念的老年罪犯”(22)。监狱改革信托基金会所认定的“刑期膨胀”,被判处长期监禁和无期徒刑的老年囚犯的逐年增加,再加上年轻囚犯和首次入狱的老年人服刑时间更长(在后者的情况下,往往因性犯罪),许多学者把这些概括为“叠加效应”(23)。比如,1995年至2001年,在英国服刑4年以上的老年囚犯人数增加了三倍,从318人增加到966人,因此到2001年,这些老年囚犯中80%的人服刑4年或更长。(24)
从我国监狱中老年犯人口的增长来看,除老年犯罪人口的增加外,另一个主要的原因也与相关刑事政策的调整有关。比如,《刑法修正案(八)》提高了一些犯罪的法定刑期,对一些犯有特定罪行的罪犯规定了限制减刑、缓刑、假释以及不得暂予监外执行,实质意义上的终身监禁制度被适用,这些政策使得罪犯服刑时间变长,导致监狱长刑犯数量大幅增多,大量监狱人口在监禁中逐渐变老,加上监狱环境带来的加速老龄化效应,大大推高了我国监狱老年犯人口的增长。
三是多重因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有关报告中将老年犯的增加归结于以下因素:冗长的审前程序、漫长的刑期和提前释放障碍、老年犯被控犯有性虐待之类前所未有的罪行等。(25)有的研究人员认为,对老年罪犯的改造资金和干预措施有限,是老年囚犯人数增加的原因,因为这些措施更多地针对年轻罪犯,他们被认为需要更大程度的支持和更大的变革能力,导致他们的罪行通常引起较少的惩罚性反应。(26)
三、监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与年轻罪犯相比,老年犯往往很少违反监狱纪律,并且在释放后具有较低的再犯率。例如,美国联邦监狱局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50岁以上的罪犯占监狱人口的19%,但只制造了10%的不端行为事件。在同一时期,从美国联邦监狱释放的罪犯三年的再犯率为41%,而50岁或以上的人则仅占15%。(27)英国有项调查显示,老年囚犯在监狱的表现是“没有问题——老而安静”(28)。但是,监狱罪犯人口的老龄化会给监狱系统带来财政、医疗、管理、教育改造方面的挑战。因此,老年罪犯人数的迅速增加被看作是监狱系统的“老龄化危机”。老年犯带来的主要挑战有以下几点。
(一)导致监狱成本提高。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大多数监狱的设计是为了防止罪犯逃跑,而不是为罪犯包括老年犯提供最优服务。比如,照明不佳、楼梯陡峭、走廊昏暗、高高的双层床和蹲坑式的便池等是监狱中常见的情况,这对于身体健康灵活的年轻罪犯来说,都不是问题,但是对于存在复杂医学需求和生理残障等问题的老年犯来说,显然他们的生活会充满挑战。那么,随着老年犯数量的增加,会迫使一些监狱为满足老年犯生活需求,而对环境设施进行改造。而这些改造必然会推高监禁成本。另一个推高监狱成本的因素是老年犯医疗费用的增长。根据美国的调查,老年犯人的监禁相关平均成本可高达年轻成年犯人的8倍。在2013财年,平均老年囚犯的监禁成本为24538美元,而平均年轻囚犯的监禁成本为22676美元。这一成本差异是由老年囚犯医疗需求(包括药物费用)增加造成的。人口中老年囚犯比例最高的监狱机构,每个囚犯的医疗费用(10114美元)是老年囚犯比例最低的监狱机构(1916美元)的五倍。老年囚犯比例最高的监狱机构,每个囚犯的药物支出(684美元)也是比例最低的监狱机构(49美元)的14倍。(29)我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由于老病残犯的医疗服务在大幅增长,使得监狱面临较大的医疗经费缺口。有资料显示,我国西部某监狱服刑病员人均住院费用从2013年的8965.34元增长到2016年的15900.63元,增长幅度达77%,住院费用平均年超过财政拨款的76%;西部另一监狱2015-2017年医疗费用增长38.3%,中部某省监狱近四年服刑人员医疗费用支出增长132.14%;西部某女子监狱2015年的前四年医疗总支出增长了78.1%,而财政拨款仅为实际支出的六分之一。西部某省监狱2013-2015年财政医疗拨款每人每年180元,而实际人均支出达422.4元。全国多数省(区、市)服刑人员医疗费用不断上涨,超过财政拨款标准的50%以上,监狱系统医疗费用开支的缺口以数亿计。而导致医疗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之一是老病犯数量的增加。(30)
(二)特殊医疗需求增加,对监狱医疗服务能力提出新的要求。老年犯大多具有严重的慢性疾病。英国一项关于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犯的健康状况评估研究发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监狱中,85%的受访者表示存在至少一种重大慢性病。这一比率高于其社会同龄人士的比率,并且远远高于年轻犯人群体的比率。(31)在瑞士,老年犯寻求医疗救护特别是更复杂慢性病(如糖尿病和心脏病)救护的频率要高于年轻犯人。此外,普通慢性疾病(如糖尿病、晚期肝病和冠状动脉疾病等)也可能会使如截瘫之类并发性症状的管理更加困难。此外,老年犯容易受到传染性疾病影响。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项研究发现,与年轻犯人和社会上的老年人群体相比,被监禁老年人患肺结核、乙肝和丙肝、耐药性葡萄球菌感染(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梅毒和肺炎的比率特别高。根据我国的相关调查,在我国某省某监狱的老病残犯监区,57.3%的老年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6.7%的人患有糖尿病,2.8%的人患有肝炎,7.3%的人患有肺结核,2.8%的人患有哮喘,2.2%的人患有脊柱炎,6.2%的罪犯有肢体残疾。(32)众所周知,监狱的医疗设施、医疗水平及医疗保障远远低于社会水平,这些特殊的情况造成特殊的医疗需求,必然会对监狱的医疗保障和服务能力提出更多的挑战。
(三)老年综合征问题,导致监狱安全事件风险增加。除慢性疾病外,老年人还经常会出现其他“老年综合征”,从而对其身体功能和生活质量产生消极影响。比如,经常跌倒、认知受损和老年痴呆、大小便失禁、感觉障碍和多重用药等。老年综合征的存在会加剧老年人的总体脆弱性并使其健康状况恶化。由于肌肉质量的丧失、关节炎导致的疼痛、神经感觉丧失导致的平衡能力受损、听力或视力受损等,都是增加老年人跌倒风险的情形。在监禁环境中,许多因素(如廊道照明不佳或拥挤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老年人跌倒的风险。此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度过的机构化老年犯会因日光照射不足导致维生素D缺乏,从而也增加了跌倒风险。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共有4750万人患有痴呆症,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7560万人。痴呆症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70~79岁这一人群的痴呆症发病率仅为5%,但在90岁以上这一人群中,这一比率跳升到了37%。有许多风险因素导致痴呆症,其中之一是受教育程度不高,而这一情况在监禁人群中非常普遍。据估算,在被监禁老年人中认知受损的问题存在比例较高,在55岁或55岁以上人群中甚至达到了19%~30%的程度。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一个州监狱系统40%的老年犯被诊断患有痴呆症。(33)当罪犯患上痴呆症时,在遵守监狱规则、程序和惯例方面能力就会受到限制,从而引发其他的问题。比如,不能遵守命令或惯例可能会被误解为蔑视,这可能会导致惩罚。多重用药在监禁系统中也比较普遍。在针对美国一个州监狱系统进行的研究中,人们发现,65岁以上的患者平均使用了9种药物。(34)我国也有资料显示,在某监狱的老年犯监区有57%的老年犯需要天天或者经常服药,而只有8%的罪犯表示不需要服药。(35)老年综合征的出现,对老年护理学知识和能力提出了迫切要求,对监狱安全事件防范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老年犯心理健康问题突出,使监狱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能力受到考验。许多被监禁老年人都面临社会心理方面的挑战,而这可能会加剧他们在生理方面的障碍程度。例如,美国有关调查显示,约一半的美国囚犯至少存在一种心理健康状况。(36)据估计,美国被监禁老年人严重心理疾病的流行率介于10%~40%。(37)特别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多达三分之一的被监禁老年人存在这一问题。(38)此外,老年人还可能因即将获释而存在焦虑加剧的现象。(39)一些老年犯人还可能担心在监狱中死去。(40)我国老病犯中具有心理问题的也不在少数。根据相关调查,在100名受访的老年犯中,有59%表现出心理症状,34%的人有中度心理症状,27%的人心理问题严重。62%的人有躯体化症状,56%的人有精神病性问题,55%的人焦虑因子呈阳性。(41)心理健康可能因监禁环境中的孤立感而进一步加剧。这种相对的社会孤立可能导致老年犯人功能性能力的衰退或恶化,从而使其孤独感和身体残疾程度加剧的风险增加。(42)老年犯心理问题的突出,对于监狱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五)特殊的生理与心理状况与需求,对监狱原有制度提出了挑战。除了监狱环境设施不具备适龄化外,在管理制度、医疗保健服务、教育改造、劳动项目设置上也是针对大多数正常的罪犯设计的,老年犯在制度适应方面也面临挑战。比如,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导致功能失调、行动迟缓、行动不便,可能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规定的行为和要求,如准时列队、完成定量的劳动任务、规范地进行内务整理、参加一定时间的学习等。如果现有制度不进行适龄化改革,那么极有可能导致老年犯因为违反规定而被处罚。因此,在监狱规章制度的建设方面也提出了特殊要求。
此外,老年犯缺乏释放后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量的证据表明,对老年囚犯的释放后规划和支持不足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包括在监狱、社区矫正机构和社区之间缺乏资金、资源和服务提供的协调。由于长期服刑,老年犯可能面临家人和朋友及社区的不接纳。由于监禁而失去住房和财产的老年犯,可能在重新融入社会时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四、监狱应对老龄化危机的思考
面临监狱人口的老龄化危机,各国监狱采取积极的政策和措施加以应对。比如,对老年犯进行集中管理,建立专门的监狱、监区或者单元,如美国部分州设有“疗养院监狱”(Nursing home prison)、临终关怀设施(Hospices)、特殊需求单元等;将老年犯的医疗服务外包给有关医疗机构,为老年犯提供足够的医疗保健服务,对绝症患者进行姑息治疗,对健康状况恶化的老年犯实施人道假释等。这些措施便于集中资源,对老年犯开展适龄化的管理和服务,尤其是更好地保障老年犯的权益,对我国应对监狱老龄化危机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笔者以为,随着老年人犯罪的增长、刑事政策调整所导致的长刑犯增长,我国监狱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一个必然趋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监狱人口的老龄化也是国家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这些人绝大多数将释放进入社会),监狱系统应立足现实,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从长远出发,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监狱人口的老龄化。笔者就监狱应对老龄化问题提出以下思考和建议。
(一)加强监狱人口老龄化状况及趋势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监狱当前老龄化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是制定有效的应对老龄化政策的前提和基础。首先,全国监狱主管部门应当开展全国性的老年犯调查统计工作,准确掌握我国监狱老龄化的现状。加强对现有罪犯年龄、罪行、刑期长短、限制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情况、健康状况的统计分析,准确把握监狱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制定全面而精准的老龄化应对政策提供数据支撑。其次,各省监狱管理局也应当开展本地区监狱老龄化的调查,了解本地的情况,以便制定因地制宜的老龄化应对政策。
(二)将监狱人口老龄化问题纳入国家人口老龄化应对的整体框架,制定全国性的老年犯医疗、安置帮教等保障政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是全方位的,仅仅依靠一个部门是无法独立解决的,需要社会众多部门的参与。监狱罪犯人口的老龄化带来的矫正成本增加、医疗服务需求增多、出狱后的生存保障等问题,都不是监狱自身能够解决的,应当将监狱罪犯人口的老龄化问题纳入国家人口老龄化应对的整体框架中,专门出台针对监狱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政策,增加老年犯监狱设施建设或改造的费用,提高老年犯的医疗费用标准,增加老年犯监狱或者监区的工作人员和医疗服务人员的编制,给予相关监狱在管理、教育改造等方面制定灵活政策的权力,建立老年犯特有的社会救助和支持制度,加强刑满释放的老年犯的安置帮教等。
(三)建立专门监狱或者监区。如前文所述,老年犯尤其是老病残犯对监狱环境设施、医疗保健服务、管理方式和教育改造方面有着特殊的需求,在环境设施、医疗资源和人力上需要更多的投入,人员的素质要求和配备也有所不同。如果将老年犯与身心健康、年轻力壮的罪犯混合管理,他们势必要遵循相同的管理制度,面临相同的环境设施,这对老病残犯来说充满挑战。但是,如果在同一设施内允许对老年犯采取差别化的管理和待遇,容易让其他罪犯产生一种不公平感,这会对监狱正常管理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基于老年犯身心健康的需求和管理需要,最恰当的方法就是建立专门的老病残监狱,在老年犯人数较少的监狱可以设置老病残监区,专门收押老年犯,以便集中资源,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老年犯监狱可以在环境设施上以方便老年人生活进行设计,使环境设施更加适应个人的感官、功能和认知能力的需求,在管理和教育改造方面可以采取更加适合老年犯身心特点和需求的方式,在工作人员的配备上更多配备懂心理学、老年医学、护理学的工作人员。
我国目前有部分省市也建立了专门的老病残犯监狱,对患病和残疾的老年犯进行专门化的管理。但是,随着监狱老龄化危机的到来,可能需要建立更多的老病残犯监狱,以便集中资源和人力,进行针对性的管理。
(四)加强老年犯的评估,准确了解老年犯的需求。老年人的年龄范围较广,是否所有的老年犯都要转入专门的监狱或者监区集中管理,应该进行专门的需求和风险评估。尤其是在入监时,应对老年人进行全面的老年病学评估,以明确其是否存在任何老年综合征,比如,认知是否受损、是否有痴呆症状、听力功能是否降低等,并就如何应对这些症状提出建议。评估应包括对身心健康、犯罪历史、家庭关系和更广泛关系的考虑,也可以考虑他们过去是否经历过任何形式的虐待。通过评估,了解老年罪犯的需求和风险,依据评估结果,采取不同的处遇方式,对需要更多医疗服务需求的罪犯集中管理,根据其健康状况制定不同的医疗服务方案、管理方式、教育改造方式等。
理想情况下,对新入狱的老年人的评估应由老年医学专家进行,专家最适合评估他们的多种需求,包括功能能力、慢性疾病和任何与老龄化有关的疾病。评估应定期进行,以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新的健康或其他问题。
(五)探索适合老年犯医疗服务需求的医疗保障制度,提供针对性的医疗保健服务。监狱人口的健康状况通常较低,疾病、药物依赖和精神疾病的发生率高于社区。监狱中的老年人面临着慢性疾病和持续的健康问题,需要加强医疗关注,如高血压、糖尿病、帕金森病、肺病、老年痴呆症、中风、关节炎、哮喘、抑郁症和认知障碍。监狱医疗条件的不足可能会加剧这些现有症状。在某些情况下,监狱可能需要与外部专门的护理服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将老年罪犯送往医院接受紧急或专业治疗,或者聘请具有老年学和老年护理专长的专业工作人员来监狱进行服务。此外,随着老年犯医疗服务需求增多,医疗费用大幅增长,应当探索建立老龄化现状下的罪犯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医保、监狱、家属共同承担医疗费用的一体化保障机制。
(六)制定适龄化的管理、教育和劳动制度,保障老年犯的权益。基于老年犯的身心特点以及脆弱性和顺从性,对老年犯的管理、教育改造和劳动可以采取相对宽松的方式,但是要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支持。这就需要出台适合老年犯身心特点的管理制度,采取适龄的教育改造措施。比如,要加强监狱适龄设施的改造与配备,提供轮椅和其他类型的行动援助,设立无障碍厕所,对个人卫生、户外运动、与外界接触进行适老化的改革。比如,放宽户外活动的限制,增加家人或朋友探视的次数。劳动不做任务和数量要求,设立一些修身养性的教育改造项目等,通过制度化来实现维护公平正义、法律严肃性与保护老年犯身心健康权利之间的平衡。
(七)加强老病残犯释放后的支持救助制度,减少老年犯的再犯。当前许多老年人犯罪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年老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为了能够进入监狱来维持生存而选择犯罪。还有大部分老年犯是因为在监狱长期监禁而逐渐变老,这些人由于长期脱离社会,出狱后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年老无法就业,家人因长期远离而不愿接纳,这些都会造成老年犯出狱后无法顺利融入社会,进而造成再犯的发生。因此,应当加强老年人犯罪的预防,尤其是加大对无子女、无收入的老年人的社会救助,减少老年人犯罪。建立老年犯释放后的支持救助制度,在监狱、社区及民政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衔接机制,为老年人顺利融入社会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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