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多源的，除中原地区以外，西辽河上游、黄河下游、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等地区在史前时期也都孕育了发达的文明。但到夏代时，其他地区的文明相继衰落，只有中原文明一枝独秀，成为连续发展的文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优越的地理位置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因为中原文明位居几大文明的中心，容易与周边地区产生互动和交流，发挥“边缘效应”的优势，吸收其他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

“边缘效应”原本是一个景观生态学概念，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性质的生态系统（或其他系统）交互作用时，由于某些生态因子（可能是物质、能量、信息、时机或地域）或系统属性的差异和协同作用而引起系统某些组分及行为（如种群密度、生产力和多样性等）的较大变化。边缘效应带群落结构复杂，某些物种特别活跃，其生产力相对较高；边缘效应以强烈的竞争开始，以和谐共生结束，从而使得各种生物由激烈竞争发展为各司其能、各得其所、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多层次、高效率的物质、能量共生网络。“边缘效应”在研究群落景观的能量流和物质流等生态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人类是生态的一部分，“边缘效应”同样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在我国各地的不同人群虽然并没有种族之间的区别，但由于他们之间往往结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所以也会有不同氏族之间的各种文化差异。因此，各个氏族之间交接的地带也会产生一定的“边缘效应”。一般认为，考古学上各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不同族群或氏族创造的文化。各文化交接的边缘地带也会产生一定的“边缘效应”，这就是人类社会的“边缘效应”。人类社会的“边缘效应”主要有两大优势。第一，它能充分发挥各血族之间的杂交优势，摆脱近亲结婚的缺陷，使人不断优化。这种优势主要表现为边缘地带的人种体质健壮、脑力发达、寿命延长。第二，各种文化交接边缘地带是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最活跃的地带，是文化交流和冲突的前缘，频繁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能使他们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中原地区处于我国六大史前文化区的中间，与其他地区相邻的各个边界都是文化交错冲突的边缘地带，能够充分发挥多边优势，不断地吸收周边的营养。

仰韶文化初期的枣园类型文化是豫陕晋相邻地区独立发展的第一步，它孕育了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文化和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枣园类型文化的形成当是“边缘效应”的结果。在距今约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我国中部地区主要分布着秦岭南北的老官台文化、豫中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和豫北、冀南地区的磁山文化。中原地区，尤其是豫西和晋南一带是三种文化的交汇地带，枣园类型文化兴起于此，当与三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有关。枣园类型文化形成之后，其中一支发展成为半坡类型文化，迅速取代了老官台文化，成就了中原史前文化的第一个辉煌期。

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文化的分布区可分为原生区、次生区和边缘区三种类型。原生区主要分布于豫西晋南地区，其文化面貌一脉相承，因素也较为单纯。而边缘区则表现尤为活跃，除了在陶器方面表现出与原生区较大的差别之外，居住形态的差异也非常明显。庙底沟文化原生区内的房屋仍然以传统的单间半地穴式为主，而在边缘区如郑州大河村、淅川下王岗、邓州八里岗等则出现双间、多间甚至是排房等大、中型房屋，当是由“边缘效应”引起的各种文化共生的现象。

仰韶文化晚期，由于气候向冷干转变，豫陕晋相邻地区的发展面临空前的困难。中原地区出现了一次空心化运动，中心区的西王村类型文化仍然保持着其固有传统，而在中原文化区的边缘地区则异质化倾向明显，各自吸收了其邻近文化的一些因素。东部边缘，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不断向西渗透，在中原文化的核心区豫西和晋南一带都发现不少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南部边缘，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不断北犯，占领了原属仰韶文化分布的汉水中游和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其文化因素的影响甚至远及晋南一带。从中原核心区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墓葬来看，文化交流的背后往往伴随着人口的流动。东方的大汶口人和南方的屈家岭人不断涌入中原，大大改变了中原地区的人群结构，使中原地区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彻底解体。异族入侵，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催生了设防城堡的出现，如东部边缘区出现郑州西山城址，北部边缘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的白草塔城址和寨子圪旦城址。

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多边效应”更加明显，形成了以陶寺为中心的城市群。东部边缘区自北向南主要有安阳后岗、辉县孟庄、博爱西金城、温县徐堡、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禹州瓦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平顶山蒲城店等。北部边缘地区在老虎山文化范围内则出现了20余座石城址。这些城址大都分布在各种文化冲突的边缘地带，并以陶寺城址为中心呈环状分布。如果说陶寺城址是不同文化直接冲突和融合的产物，那么边缘地带的大量城址则是“边缘效应”的孳生物。

夏文化的形成也是“边缘效应”的结果。早期夏文化是由豫东地区造律台文化西进形成的新砦文化，位于中原文化区的东南边缘，东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呼应，南与石家河文化毗邻。新砦文化中不仅存在周边文化风格的陶器，也有来自西方的绵羊和同时期数量最多的铜器。这种共生现象当是夏人与东夷、苗蛮和羌戎各族频繁交往的见证。新砦文化晚期，夏族分两路北由洛汭，南经汝河河谷转伊河河谷过龙门进入洛阳盆地，最终形成二里头文化。由此可见，夏文化的形成当是“边缘效应”中的“加成效应”“协合效应”和“集肤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总之，在中原地区国家和文明形成的道路上，“边缘效应”中的多边优势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系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