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及其衍生出的青铜文明，在物质资料和社会意识双向层面，深度参与了中国大历史的构筑。而铜陵这座城市与铜、与青铜文化之间，被历史和现实牢牢拴住，不能分开，直至当代。“铜为物之至精”，体会铜与铜陵的因缘际会，仿佛穿越时光的年轮，得以打捞中国历史中的青铜印记，回想中华青铜文明的博大精深。
一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秋，李太白54岁。
诗仙以鲲鹏自喻，只为和风而起，扶摇云霄。24岁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匆将一生交付沧溟万里，浩渺天地。此番他历金陵、扬州，再顺江而下，来到安徽境内，秋浦河畔。诗仙已届天命，不知仍否记得，当年蜀中大匡山大明寺大雄宝殿前，白衣少年剑眉高耸，虎眼炯炯，伴着晨钟暮鼓，长剑飞动？剑气所到之处，银光乍起，矫若飞龙。最是岁月抚人心，最是时间薄情意。御用文人的活计厌倦了，纵酒昏秽的日子不想再过，诗仙决心遁入方外，做一场逍遥游。延陵剑不见，银鞍马难寻，客游秋浦，迎接他的是隐居石门山桃花坞的好友——高霁。
秋日秋浦河，江天一色，空水澄鲜，群鹭翔集，沐猿嗷鸣。二人摇轻舟荡小楫，观眼前景，听自然声，话诗与酒，畅快淋漓。不知不觉，日头不见踪影，河面漆黑一片。江水浩寂，月辉清冷，二人收拢兴致，预备登岸归家。不料水路一转，河岸忽现一村，紫气升腾，火光冲天，照得眼下恰若朗朗白日。诗人兴致又起，随即系缆弃船，决意前去瞧个究竟。
行至村前，发现村名唤作百炉庄，“炉”乃冶炼青铜的熔炉。眼前是好一幅寒夜冶炼图：火苗在炉灶里上下腾跃，一炉火便是一星光，百家百户百炉之火，星光点点即成星辉斑斓。火光也被抛上了天，映红暗夜冥空，映红冶炼工人的脸。工人们抱柴添火，拉动风箱，凝固铜水，灌入模具，锤打固型。手抬手落间，火星随之四溅，红光荧荧，仿若山间飞出成群的萤火虫。偶尔一个蹦到胳膊或是手背，烫起水泡，也不以为意。
众人全神贯注，腆胸叠肚，头也不抬，任由汗珠滚在额头连缀成线，再啪嗒啪嗒，顺着脖颈滚落到身上。嘴里的号子唱个不停，你一句我一句接连着喊唱。山野间没有舞台，风箱呼呼就是伴奏，铁锤铿铿就是和音，清风明月就是观众。众人一句咬着一句，唱得山川震动，诗仙的心绪也跟着沸腾。工人唱了什么，无人记录，诗仙挥笔写就的《秋浦歌》，却把这个声光绚烂的夜晚留了下来：
炉火照天地，
红星乱紫烟。
赧郎明月夜，
歌曲动寒川。
后据郭沫若考证，这是中国古代唯一一首描写冶铜工人的文学作品。彼时秋浦，正属古铜陵地区。李白诗作以瑰丽想象著称，或许有人以为，诗中的“紫烟”是诗人的浪漫主义笔法。实际上，诗人只是把当夜的所见所闻秉笔实书。刚由地底开采出来的纯铜，质地柔软，常温下即呈紫红色，带金属光泽。连白发都能抻出三千丈的李白，在这个夜晚，的确为眼前壮观的劳动场面所震撼，震撼到忘记调动旺盛的想象和夸张的修辞，把诗作得一点都不“李白”。
李白所见这寒夜冶铜盛景，在铜陵并非一时一地之景象。翻阅方志，回望过去，不经意发现，一座城市竟能与一种金属元素两相胶合，如此紧密。铜不仅是造物主赐予铜陵的天然矿藏，成为城市的财富发动机、历史助推器，以更辽远的视角看，铜更是这座城市带有根脉意义的文化图腾与精神象征。
以诗证史或许失之偏颇，考古发掘证据确凿。铜陵博物馆所藏2010年发掘于铜陵钟鸣镇师姑墩遗址的与铜相关的各类遗存，包括炉渣、炉壁、铜器、铜块、铅锭、陶范和石范等，经碳-14测定年代和树木年轮校正，最早的遗物年代可追溯到夏代晚期。那些大大小小的黑块头，小的几寸见方，表面坑坑洼洼，布满孔洞，像是小孩子的手指摁在橡皮泥上。最大的一块足有大半人高，像是遥远天外降临地球的陨石。
夏代中国，华夏国家文明星芒初露，这些黑黝黝的炉渣和铜块即已从先民手中孕育，而追认它们的缘起，更是要把时针拨到太古。得益于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与皖南丘陵山区交接碰撞，深埋在地幔深处的高温岩浆，遭受地壳运动压力，顺延薄弱地带侵入地壳，或沿着构造裂隙喷出地表。岩浆起初炽热黏稠，聚起的势能却足以熔融大地。待到热情退却，岩浆冷凝，不同温度条件下，钨、锑、铜、铅、锌……这些地质运动造就的精华便一一成形，在地心深处找到归宿，静悄悄等待后人采掘。
古铜陵的采矿人，开采铜矿作何用？博物馆展出的小件铜器遗物，多是铜镞等兵器。导览词介绍，与先秦时期的著名铸铜遗址，如安阳殷墟、偃师二里头等官营作坊相比，铸造它们的合金类型繁杂，砷铅锡铜四元合金都有。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起源之地，政治统治中心所在，用料优中选优自然不难理解，偏安一隅的师姑墩，铜料配比并无严格要求也在情理之中。
汉代以前的先秦时期，铜资源便是历代王朝争相追逐和极力控制的目标。除了古铜陵地区，湖北的铜绿山、山西的中条山、江西的铜岭，都是铜资源聚集的战略要地。铜绿山矿冶遗存中的竖井、平巷、盲井、斜井……纵横交错，层层叠压，靠木制榫接方框支架维护，最早可追溯到春秋。黄河、涑水河间的中条山，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道：“奇峰霞举，孤峰标出，罩络群泉之表，翠柏荫峰，清泉灌顶。”据考古学家推测，夏商时期，也许先人们聚在中条山一带，采掘铜矿，炼铸生产。山西夏县发现的铜凿、铜镞和面范，侯马发现的东周铸铜遗址，紧邻黄河和中条山的古虢国墓地出土的西周铜器，皆为明证。至于江西九江幕阜山东北角的铜岭铜矿遗址，经考古学家五次发掘，出土炼渣总量有10万吨。其他遗迹有工棚、选矿场、露天采坑、槽坑、材料加工场、围棚等。遗物有采掘、提升、装载、运输、淘洗、照明、排水等工具以及生活用具。遗址保存之完整、内涵之丰富，让人叹为观止。
看着眼前这些几千年前的铜镞，想象这些采铜矿冶历史遗存的昨日风华，岁月的风化让它们锐利尽失，浑身上下残斑点点。但前聚成锋、边缘成刃、后延倒刺的样态，还依稀可见，引人想象当年的将士是如何圆睁怒目，会挽雕弓，把它接合在弩箭上，穿过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穿透敌兵的胸膛。
战场上的打打杀杀、军士间的兵戎相见，青铜被血与火激发了暴力逻辑，从而充当维护国家安全的盾牌。李白在铜陵偶遇的场面，那些工人所炼之铜，或许也有一部分被送至军器监，被制成兵器送上战场。事实上，彼时的大唐，战争的风雷已在帝国后院鸣响。粟特人安禄山入奏，请以番将代汉将，又请调洛阳兵至蓟门。流连笙歌美人的唐玄宗一一准许。待叛军发兵自范阳南下，河北诸地尽陷，朝堂大为震动。叛贼反意已明，荣王李婉、高仙芝、哥舒翰、郭子仪、颜真卿……众将纷起，皆欲与叛军决一死战。穷兵黩武，或胜或败，历经贞观开元繁华盛世的大唐王朝，终于来到历史的峡口，向天堑深沟、荆棘恶土堕坠下去。
说来倒巧，远离长安战火的古铜陵地区，与唐帝国缘分不浅，甚至一度成为国家的采冶铜业中心和铸币基地。翻开《新唐书·地理志》：“南陵，武德四年隶池州，州废来属。后析置义安县，又废义安县为铜官冶。利国山有铜，有铁……”用今天的话说，铜矿是国家重大战略资源，事关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唐朝时铜陵属宣城郡南陵县，设“铜官冶”，便是朝堂为禁止民间私采铜矿、私铸货币而将采矿铸币的权力收归中央。“利国山”更是玄宗亲下诏书，封古铜陵境内的矿冶之山铜官山为利国之山。深山里的铜料源源不断开采，或被铸成货币，进入市场流通；或被制成铜器，供王公把玩。这些亿万年前得益于地壳运动的金属，在铜陵这个小小的市镇被冶炼工人反复敲打淬炼，成为源源动力，支撑着大唐帝国八方来朝，繁荣着市井社会经济商贸。
铜陵博物馆内还藏有一件唐代盘龙纹镜，镜背浮雕一龙，腾空而起，缭绕于云气之中。唐玄宗恰有一首《千秋节赐群臣镜》，中云：
铸得千秋镜，
光生百炼金。
分将赐群后，
遇象见清心。
玄宗所赐之镜，是否就是眼前这面？或是由铜官山出土的铜料打造？历史总会在一些细节之处，展现人力算计不得的蹊跷与乖谬。晚年的李隆基长居甘露殿，身边一众亲信皆被清洗，独剩君王一人顾影自怜。此番境地，再华丽的铜镜，想必照出的也是个愁云惨雾、郁郁寡欢的模样。
人生的忧郁，李白无从领会。此时他身处烟雨江南，未被战争的腥风血雨裹挟。诗仙敞开心性，弹拨艺术的琴弦，由衷赞美眼前的冶铜工人。李白是剑迷，吴钩干将莫邪时常挂在嘴边、写进诗里。题诗以后，他是否与高霁上前向工人讨铸青铜佩剑一柄？红星炉火已熄，不多久，青莲剑侠也在离此不远的当涂追月而去。让人感喟的是，幸有乘月而行的一晚，才让那炉火、那缕烟，写进了历史，被后人铭记。
二
送走了大唐的炉火和风烟，有宋一朝，铜陵迎来了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梅尧臣是安徽本地人，老家宣城离铜陵不过百余公里。宣城古称“宛陵”，后世便尊称梅尧臣“宛陵先生”。皇祐五年，梅尧臣本在杭州永济仓做监官，主管粮仓事务。是年母亲病逝，便解官归乡，扶母亲灵柩回宣城守制。路过铜官山，当矿山深处传来日夜不息的凿山采铜声时，诗人虽尚在丧母之痛中，仍按捺不住心悸，写下《铜坑》一诗：
碧矿不出土，
青山凿不修。
青山凿不休，
坐令鬼神愁。
好一句“坐令鬼神愁”啊！采矿的工人裸露着青铜色的身躯，与山岩通体一色，他们手持金属采掘工具，躬身俯卧在黑暗狭长的矿坑中，艰难地挥动着双臂。他们一锤一凿攻击山岩，仿佛也在攻击自己的躯体。身体是采矿人寄予生存希望的最大本钱，挥动臂膀举起铅锤，也是在搅动生活。陶渊明有诗云：“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体的最终归宿在大山深处，这些采矿的工人理应体会得更早更精。
忽想起古希腊雕塑，十分擅长为雄强有力的身体塑形，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健硕的身体又再次回归艺术家的视线，成为艺术家审视的对象。那些竞技体育场中的运动健将，或是《旧约》神话中的英俊王子，多少带有艺术家讴歌力量与人性的美而刻意附加的魅力。若是米隆或米开朗基罗，穿越到宋朝的铜陵，像梅尧臣一样见到采铜的场景，再将之诉诸雕塑形象，想必较之于流传后世的《掷铁饼者》和《大卫》，也不会失色。
宋诗很有意思。在华丽的唐诗的荫蔽下，宋诗仿佛失去很多阐释的空间。人们似乎觉得，唐诗才是天才诗人们逞才使气的天地，宋诗就是玄经义理的枯燥图解罢了，怪不得鲁迅说：“一切好的诗，到唐代就已经做完了。”我相信钱钟书的论断：“诗分唐宋，唐诗以风情神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读唐诗像是吃荔枝，一颗剥开入口，晶莹剔透，满颊生香。读宋诗像是嚼橄榄，初入口清苦干涩，回甘却在咀嚼之后，值得花时间让口腔与之慢慢厮磨。
梅尧臣开宋诗风气之先，曾激烈反对雕润密丽、辞藻华美的西昆体，主张诗歌要作得平和冲淡，朴实蕴藉。《铜坑》一篇短短四句，平淡了三句，诗人还是忍不住在最末句枨触万端，兴尽悲来，为采矿的工人们怒号：哪怕是鬼神见了也愁怕。没有大规模工业介入的手作年代，我们借了梅尧臣的同情之眼，将这采矿的人的苦与难，仔细瞧了一过。
采矿工人的辛劳并没有付诸东流。他们的千锤万凿，凿透了山体里的矿脉，也凿出了一个世俗世界的繁华与锦绣。铜陵作为沿江古矿区，伴随着对铜矿的开采、冶炼，铸造业高度繁荣，商贸经济高度发达，城镇里的百行千业，随之迈向中兴，一个成熟的市民商贸社会，在此形成。如今铜陵江边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的大通，是这段繁华岁月的见证者。据北宋元丰三年《元丰九域志》记载，“州东北140里，五乡，大通、顺安二镇”。大通濒临长江，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递运集散。如今走在古镇大通的红麻石板街，看着临街粉墙黛瓦的小门面，还有自带美人靠的临江吊脚楼，似乎还能想起当年那个商贸辐辏、经济富庶的兴旺景象。有杨万里的诗作《舟过大通镇》为证：
淮上云垂岸，江中浪拍天。
须风哪敢望，下水更劳牵。
芦荻偏留缆，渔罾最碍船。
何曾怨川后，鱼蟹不论钱。
风急浪高，水拍江滩，雾气蒙蒙，险象环生。纤夫缓慢地拖动船只，密集丛生的芦荻花，偏偏牵留住船上的缆绳。多到“不论钱”的鱼虾蟹，在渔罾里跃动，阻碍船只前行。杨万里的观察准确细致，下笔处处皆是可见可信的画面。叫人好奇的是，杨万里舟过大通、悉心记录后，是否会发出疑问，这个偏安江隅的小镇，怎会有这一派繁荣景象？
翻开史书，原来还是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宋代的矿冶技术产生了水法冶金的应用，即所谓的“胆水冶铜法”。“以生铁锻成薄片，排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铁煤，入炉三炼成铜……”这段《宋史·食货志》中的记载，清晰还原了胆水冶铜的全过程：利用金属铁从含有铜化合物的溶液中置换出铜，然后刮取经烹炼得到铜锭。看似要在现代化学实验室里才能完成的化合分离反应，居然在遥远的宋代就能实现。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一直好奇，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科技如此之发达，近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古代诞生？真正意义上的物理学、化学革命都是发端于欧洲，继而引发工业革命，带动生产力变革，缔造现代社会。其实，从古铜陵地区的“炼铜法”即可看出，中国古代真正发达的是应用技术体系，一项技术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一次次来回试错，而在于这项技术是否能够应用于实际的劳动生产中。科学遵循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逻辑，一次不成再试一次，不成功便成仁。技术遵循的是效用和功能逻辑，就像“胆水冶铜法”，要的只是铁在溶液中置换出铜，至于铜与铁在溶液中发生的是什么反应，至于现象背后因果链条，熟练操作的技术工人们不置可否，从不追究。
以今天的眼光看，李约瑟实际混淆了科学与技术的概念。他囫囵吞枣地把科学与技术混合在一起分析问题，概念的混用带来逻辑的混乱，殊不知二者表面确有相关，根底却判若云泥。李约瑟晚年像一个皓首穷经的发掘者，一直在中国古代的科技文献中爬罗剔抉，打捞出不少藏在史册里中国古代科技的多个“世界第一”。可惜的是，李约瑟应该没有读过《宋史·食货志》中这段记载，更没像梅尧臣一样，看到这愁煞鬼神的采铜景象。要是如此，他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应该能加深一层认识吧。看来，还是陆游的诗说得有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宋朝铜陵的繁华盛景，技术的推动一马当先，若是放宽历史视界，会发现这是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经济声势浩大的合唱中一段清婉的小插曲。自东汉末年始，大批北方的百姓为了躲避战争、寻求安定，开始向南迁徙。农耕自然经济年代，人口就是生产力，人口的多寡决定着地区生产力的高低。《三国志》里关于东汉末年北方战乱的场景有这样的记载：
凡坑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于是乎，中国历史便开始了第一次人口向南大迁徙。宋朝以前，这等规模的迁徙，还曾有过两次：一次是衣冠南渡，一次是安史之乱。到了宋朝，南方的人口已超过北方。梅尧臣主监的永济仓，就是南方有名的粮仓。南宋时期，南方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粮仓。精耕细作的耕种、河道纵横土地丰腴的平原腹地、稻麦一年二作制、温润的气候、新物种的引进，当然还有劳动人民的勤劳肯干……一个个有利的砝码都促使南方整体的经济产量蒸蒸日上。江南的富裕与雅致，深处皖江地区的铜陵，自然也分得一杯羹。
可惜，好景不长。宋金对峙开始，战争频繁发动，矿冶急剧衰落，铜矿产量猛跌。金人的连年侵犯，更是让官办的铜矿开采和冶炼业陷入停滞。南宋绍兴年间铜产量每年仅1389斤，记录在《宋会要辑稿·食货》里这个少得可怜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等到元代的矿冶加倍受到战争重创、明代的封坑闭矿开始施行，古铜陵采铜、炼铜、铸铜的辉煌景象，就湮入历史的风烟里，不再被人记得。走入近代，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破坏更为彻底。新中国成立前夕，铜陵矿区仅留有巷道400余米，多数已坍圮，沦为山中废墟。千年前，诗仙歌咏的铜官山，红星紫烟不再，炉火天地暗暝。宛陵先生赞叹过的千锤万凿和青山碧矿，皆成一片荒凉。
三
铜陵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积淀如此深厚，铜陵与铜的紧密连接，竟能持续千年不衰。一座城市与一种金属，就这么被历史和现实牢牢拴住，不能分开，直至当代。
新中国成立后至今，铜陵创造了新中国铜工业的多项“第一”：第一座机械化露天铜矿在铜陵设计建设，第一个现代冶炼工厂在铜陵建成，第一座掌握了氧化矿处理技术的城市是铜陵，铜陵炼出了新中国第一炉铜水、产出了新中国第一块铜锭、诞生了中国铜业第一个上市公司，电解铜产量多年保持全国第一……这样的成绩累加在一起，说铜陵是新中国“铜工业的摇篮”，也名副其实。
走进了最新最先进的铜材料生产车间，一卷卷铜箔在精密仪器的操作下有序滚动。一根头发的直径约为60微米，而生产线上的铜箔，厚度不到发丝直径的十分之一。这种薄度的铜材料，对锂电池提升抗拉强度、提高能量密度非常关键，如今火热的新能源、集成电路，就要大量用到。与铜箔的重要性相比，研发也是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艰难历程。只有在实验室里进行成百上千次试验，在上百种添加剂中找到一两种提升铜箔延伸率的添加剂，再结合高温时效处理工艺，才能生产出合格的铜箔来。
梅尧臣对古代矿工采矿景象的描写，重新回到脑海里。在古代社会，工人们采矿凭着浑身蛮力和手中的斧凿，冶炼靠的是铁片胆水，千次万次重复。科技昌明的今天，铜陵的矿产资源面临枯竭局面，但技术的进步化危为机，智能数控技术、配套制酸技术等新技术的采用，让铜的冶炼更加绿色、更加环保、更加高效。而像铜箔这样的铜材深加工产业集群在铜陵崛起，彰显的是铜陵“抓住铜、延伸铜、不唯铜、超越铜”的产业升级变革的壮志雄心。
“铜为物之至精”，体会铜与铜陵的因缘际会，仿佛穿越时光的年轮，打捞中国历史中的青铜印记，回想中华青铜文明的博大精深。司母戊大方鼎、杜岭方鼎、妇好鸮尊、四羊方尊……这些震古烁今的镇国重器，维护着宗法结构，奠定了礼乐制度，更将国家、王权、贵族和财富的象征意义，收纳进奇异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和炫丽的美学气质。承载礼制与政治功能以外，铜的经济实用功能也一直与历史的进程相伴相随。秦朝的铜铸圆形方孔半两钱，为后世简化币制、统一国家和人民的经济生活做出范例。两汉的五铢钱，枚重五铢，形制规整，重量标准，实现了中央对货币铸造权的集中统一。自唐朝始，开辟新纪元的铜币“通宝”，便不再以重量为名称，改为“通行宝货”，并冠以朝代、年号或国名。南唐的“大唐通宝”“唐国通宝”、宋“太平通宝”、明“永乐通宝”、清“康熙通宝”……这些换算便利的新衡制，在钱币铸造的形制和重量上，更适合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逐渐扩大的产物。铜及其衍生出的青铜文明，在物质资料和社会意识双向层面，深度参与了中国大历史的构筑。
铜陵义安大道中段有着一尊醒目的城市雕塑——商周青铜壁。青铜壁中复制了一件1979年出土于钟鸣镇的兽面纹大鼎，大鼎敞口平沿，方唇鼓腹，腹部雕饰兽面纹，足膝部有两道箍形圈饰。雕饰线条简练而豪犷，鼎腹部三组兽面纹饰将饕餮纹变形肢解，突出了兽面的双目，更显出大鼎的肃然巍峨，气象庄严。翻开上古神话，黄帝铸鼎成仙，刻地理形势与珍奇异兽于鼎上；禹铸九鼎，以象九州，既定赋税，万国遵从。兽面纹大鼎把守着李白和梅尧臣们来过的城市，笑迎八方客，仿佛在说，不来铜陵，真不知3000年青铜文化如此绚烂！
（作者：康岩，系人民日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