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衡，字叔平，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是著名的金石学家、考古学家， 为我国文物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在《马衡日记：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紫禁城出版社二00六年版，260 页）一书中，有一首诗颇不平常，摘录如下：

十载劳人不自由，

是非场里久沉浮。

著书岁月成虚掷，

伏案生涯宁强求。

垂白那堪闻辩难，

杀青差幸减愆尤。

世间期望知多少，

豁目来登更上楼。

诗题名为《读袁希渊与傅孟真往复问难书，诗以解嘲》，作者是马衡，时间是一九四0年。题目中的袁希渊是袁复礼，曾任“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团长，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傅孟真是指傅斯年。傅斯年的威望名气则更大，是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民国重要的学术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马衡日记》对这首诗没有任何的背景解读，读起来颇费解，马衡如何与傅斯年产生了“问难”？值得探寻。邢义田先生考证此诗是马衡面对傅斯年的指责时所作，揭示出了一个隐藏很久的过往。

一九三0至一九三一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西北边塞发掘汉简上万枚，震惊海内外。居延汉简入北平后，最初放置在北平图书馆保存，主要的整理考释工作由马衡负责，傅振伦、傅明德等协助绘图、编目、登记等工作。一九三三年， 在胡适的斡旋下，居延汉简从北平图书馆转移到了北京大学，当时的“北大和考察团不太分家，不少人员交错兼职”，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财力人力大部依北大赞助”，对于西北科学考察团，北大的意见十分重要，甚至对于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成员也有很大的决定权。居延汉简的发现轰动学林，国内外极为关注，能参与整理居延汉简也令学人艳羡。胡适就曾说过：“北大为此出钱多出力多，何以无一人？”据傅振伦回忆：“一九三四年蒋梦麟担任了北大校长，以胡适为文学院长， 解聘了全体原有教授、讲师以至助教。七月份我工作了一个月，到会计课领取薪金，才知道已被解聘。” 傅振伦被迫离职后，上交了钥匙和藏品册、文件，移交了全部居延汉简的资料，去了故宫博物院任职，退出了整理居延汉简的工作。傅振伦是协助马衡整理居延汉简的核心人员，也是马衡的学生，他的去职无疑使得居延汉简整理人手缺乏，也凸显出居延汉简整理过程中的人事纠纷。

居延汉简的释文考释及出版也面临一定的国际压力，整理工作又很迫切，直接导致了傅斯年与马衡的冲突。二0一五年，傅斯年的信件公开出版，使得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梳理出缘由。据劳榦回忆：“当时马衡的进度甚慢，傅斯年觉得须要加快，否则在国际上会失颜面。”傅斯年的原话是“久不出版，学界之耻，国家之耻”，从这些词语之间可以看出，傅斯年对汉简整理速度相当不满。傅斯年还指责说：“若非马叔平辈当年据为己有，早已在北平印出。”其中“马叔平辈”“据为己有”的指摘，语气是很严厉的，还言：“所谓‘请叔平先生及其他学者早日缮清付印’，实则‘叔平先生’与‘早日缮清’似为矛盾名词。叔平今日一如往日，何暇速写此也。”傅斯年在信件中还说：“正文出版后，可以中外抢作释文，寻此物之来历，不能禁止瑞典人不作。盖正文一出，人自作其文章，法律不能禁。大约勤者先出，精者晚成，讨论结果，终有一是。学问之道。”傅斯年力主尽早、尽快出版居延汉简之意跃然纸上。在傅斯年等人的催促下，马衡的压力可想而知，这才有了《读袁希渊与傅孟真往复问难书，诗以解嘲》自嘲。

由于人手缺乏，又急需加快居延汉简的整理速度，马衡调贺昌群、向达，傅斯年调劳榦、余逊参与居延汉简整理。据邢义田整理“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居延汉简整理文件” 所记，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沈仲章记录：“马先生报告整理木简情形并提议拟添请北平图书馆之向达、贺昌群二君协同原有之傅振伦君继续帮忙整理。傅孟真先生提议：劳榦君亦可请其加入帮忙。议决：初步考释工作由马叔平（马衡）、徐森玉、沈兼士三先生约同向、贺、劳、傅四位规定时间负责进行。”说明对居延汉简的整理，贺昌群、向达、劳榦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被理事会批准的。余逊加入则更晚，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西北科学考察团会议第三次全体理事大会的记录：“本团所藏木简，可否仍在北大原处整理，并添请下列人选积极工作：陈受颐、蒙文通、孟森、余逊、姚士鳌、傅斯年，俟马叔平先生回平后召集以上几位及上次已推定之向达、贺昌群等详细计议工作办法。” 其中指出余逊属于第二批加入人员，晚于贺昌群、向达、劳榦。实际上，直接阅简进行整理工作的时间更晚，依据“整理木简会议四次会议” 的记录，贺昌群、向达等人的交接工作直到“廿四年一月十六日”才开始（ 一九三五年）。依据两人调阅汉简的记录显示，贺昌群“自二四年二月十二日下午至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向达“自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至二四年七月十三日下午”。两人受邀整理居延汉简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整理的时间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

贺昌群、向达、劳榦、余逊四人能参加居延汉简的整理有多种原因。居延汉简曾在北平图书馆存放过，贺昌群、向达两人又在北平图书馆工作，这无疑是很好的机缘，可能最初存放在北平图书馆时，西北科学考察团就曾邀请过北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帮忙整理，毕竟他们有“地利”之便。当然贺昌群、向达的综合实力也非常好。两人都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文献整理经验。贺昌群还曾东渡日本学习，对海外汉学所获颇多，在国际交往方面有经验。向达的英文也很好，学识渊博。由于居延汉简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外文好无疑是重要的优势。据邢义田所阅傅斯年书信，傅斯年就十分欣赏“向达的学问，力图延揽”。多种因素的叠加，使得马衡、傅斯年对他俩的才能十分认可。劳榦、余逊本就是北大学生，老师又是傅斯年，兼具“人和”。向达和北大也有机缘，一九三四年兼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等课程，他们的北大背景符合胡适的用人思路。

据傅振伦回忆，从一九三一年开始考释到一九三四年，“马先生考释了破城子、大湾、瓦因托莱及地湾、察克和尔特等五个地区的木简文字”。依据史语所藏汉代简牍资料库，居延汉简有数据的简牍约14178 枚，马衡考释的破城子（编号A8）有简近6000 枚、大湾（编号A35）有简近1600 枚、瓦因托尼（编号A10，即瓦因托莱）有简近350 枚、地湾（ 编号A33）有简近3400 枚、阿德克察汗（编号A36，即察克和尔特）有简12 枚，合计约11362 枚，他一人考释就占了居延汉简的80%，这个数据相当惊人。在人员齐备、设备经费无虞、前期准备充足、整理经验成熟的情况下，重新整理出版的《居延汉简》也从二0一四到二0一七年，历时三年多才得以全部出齐，可见居延汉简整理之难。我本人有幸参与整理《肩水金关汉简（伍）》以及《悬泉汉简（壹）》，从我个人整理汉简的流程和时间来看，马衡的整理速度也算很快的，他所付出的辛劳也是巨大的。

需要指出的是居延汉简中有很多残断简，需要进行缀合拼连。在当时的条件下，缀合难度很大。而马衡在贺昌群、向达、劳榦、余逊加入前可能就有了缀合成果。整理木简会议四次会议之“会议录”中有“从前整理木简之手续”，其中写道：“各坑之简不使羼乱，则断者复续， 同编者分而复合，其机会较多…… 每简先写号码，再写释文，其有断而复续者，将每一断简之号码依次写之。”从中可以看到“断者复续”“机会较多”的字眼，明显已经有了缀合成果。据傅振伦回忆：“每天上午到北大研究院文史部作释文及研究者只马衡教授一人。”故我们推测很多缀合系马衡所缀，工作量也是难以想象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马衡等人缺乏整理出土简牍的经验，速度上肯定也快不起来。马衡整理时又非常仔细认真，要求极为严格，“非自己对原物再细看一遍不可”。工作时也追求完美，邢义田说：“据我阅读马、向、劳、余各人释文稿印象，马衡释文稿字迹最为工整，非有把握，绝不下笔，竟一无涂改。”在这种严谨态度之下，居延汉简的释读工作肯定无法与傅斯年的预期一致。由于居延汉简当时的声望太大，关注度很高，傅斯年着急出版的心情与马衡的整理进度必然产生矛盾。

仔细研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居延汉简整理文件， 劳、余、马、向、贺五人在整理过程中，劳榦、余逊为一组（后有“晒蓝本”），贺昌群、向达则为一组（后有《初稿》《釋文》），马衡名义上总体统筹。“当时傅斯年和马衡关系不睦。贺、向为马衡所荐，参加汉简工作，和马关系较近。傅斯年和胡适等企图主导汉简整理工作，马、贺、向心存芥蒂，不少释文稿留在自己手上。”五人整理中，实际上存在了两个组合。贺昌群、向达对马衡负责，劳榦、余逊则对傅斯年和胡适负责。“不论释读或校订，两伙人各自为政，甚至每人依出土地，各分若干包，工作时间不同，各干各的。”傅斯年也曾试图拉拢向达，但“二人始终尊而不亲”。

在居延汉简的研究历程中，较常听到的是“ 晒蓝本”， 如沈颂金认为：“ 一九三六年， 原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将劳榦、余逊二人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 世称‘ 晒蓝本’， 所考释的汉简约占总数三分之一，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出于尽快出版居延汉简的考虑，“晒蓝本”是傅斯年主导下推动的， 这引起了马衡等人的不满。邢义田认为：“ 所谓晒蓝本是据劳榦和余逊释文原稿晒蓝而成，保留了释文书写的原始面貌。”可见贺昌群、向达以及马衡所作释文，“晒蓝本”可能吸纳不多，这也是傅斯年与马衡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或许也留下了心理上的更大裂痕。贺昌群、向达所作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直到两人过世也未出版，他们也很少对人提及这段往事，马衡先生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目前也未见披露，留下了很多的遗憾。

时光已逝，邢义田先生领衔的整理小组对居延汉简进行了重新整理出版，提供了更清晰的图版与更准确的释文，并进行了大量的汉简缀合工作，可谓是目前的“ 善本”。希望此能抚慰两位先生，因为这才是他们最看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