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指纹学家介绍，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绝不会有指纹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我们现在常用的二维码，就是模仿指纹原理制作的。可是，在儿童时期的我们看来，指纹只有两种，一种叫螺，一种叫箕。
螺是指螺旋状的涡纹，箕是指簸箕状的开口纹。张爱玲在《谈看书》中提到：十只手指上，螺越多越好，聚得住钱;男人簸箕也好，会赚钱，能够把钱铲回家;女人则是螺好，会积钱，手上没螺，拿东西不牢。
张爱玲的螺纹说过于简单。我小时候知道的比这复杂，也更有趣一些，我们客家人有一首螺纹歌：“一螺穷，二螺富，三螺牵猪牯，四螺蒸酒卖豆腐，五螺骑马应圩，六螺打死人，七螺做中人，八螺驮锁链，九螺解下院，十螺十足，层箩列谷，瓮子盛足。冇螺穿椟惢（没有螺什么都留不住）。”
现在如果还有螺纹歌的话，估计得换换名堂。比如“牵猪牯”这个行当，即便在偏远的农村也已绝迹多年。我在江西石城长大，在那个边远的小县城，小时候常常碰见那些被称作“猪牯佬”的光棍汉，穿着一条脏兮兮的大裤衩，赶着一头步履蹒跚的老公猪，走村串户去给别人的母猪配种，收取极少的几毛猪牯钱。现在网络上有时会看到一些搞笑视频，一个年轻男子坐在一头大公猪身上，大公猪走得屁股一扭一扭的。这种视频纯属娱乐，真正的“猪牯佬”是极其爱惜大公猪的，因为那是他的身家性命。大公猪一天交配十数次，身子疲惫不堪，总是一边走，一边不停哼哼，别说驮人，驮只鸡都费劲。
螺纹歌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不再流行，是因为螺纹歌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已经跟现代社会基本脱节。螺纹歌的时代，就是猪牯佬的时代，一个渐行渐远的，留在传说中的时代。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从一九一八年开始面向全国征集歌谣，然后分批刊印，我印象中没有发表过这首螺纹歌。而在一些书商出版的童谣集中却载录了大量的螺纹歌，如商务印书馆《各省童谣集》第一集（一九二三年）就收录了三首，分别采自安徽休宁，浙江杭县、新昌;上海世界书局《绘图童谣大观》（一九二四）也收录了三首，分别采自江苏的吴县、无锡和江都;一九三二年的《民间月刊》发表的螺纹歌中，仅浙江富阳一地就有六首。可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这三十年间，螺纹歌就再没有被大陆的正式出版物收录过。我相信在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民间文学采风运动肯定采录到了这首风行全国的著名童谣，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公开发表。
一九二三年《各省童谣集》的编者说：“看螺纹定一生贫富贵贱，各省都有这种事，但所说各不相同，可见这事不足深信。”这话听起来，好像如果各地所说一致，就可以深信似的。这首曾经被打入“封建迷信”另册的趣味童谣，正因为异文众多，不足为信，才会给我们的童年生活带来许多相互打趣的快乐。
我陆续搜集了一百一十九首大同小异的螺纹歌，却发现它们只出现在十三个省市，并非“各省都有”。以其流行区域统计，螺纹歌似乎主要流行在东南沿海地区，从海南沿海路向东北方一路向上，广东、福建、台湾、浙江、上海、江苏，一个不落，而内陆却只有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几个紧靠以上地区的省份。广西、云南虽各有一首，但变异较大，跟其他地区的螺纹歌有明显区别。在西北和东北地区，我居然没能找到一首螺纹歌。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至少东北的辽宁和吉林还是有部分流传的，只是他们不说“螺”而说“斗”。但是，这并不影响上面“沿海路传播”的假设。
北京的儿歌是最丰富的，从清末开始，就有许多外国人在北京搜集儿歌出版，顾颉刚说，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学发动歌谣运动，“征集到的歌谣以北平为最多，单是常维钧先生一个人就有了一千多首”，可是，北大《歌谣》周刊并未见到有螺纹歌发表。我所仅见的北京这首，被雪如女士收录在一九三0年出版的《北平歌谣续集》，内容还被精减、合并为“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开当铺，五螺六螺磨豆腐，七螺八螺自来有，九螺一箕，稳吃稳坐”。标题《一螺穷》也是仿《诗经》取首句为题。
北京的《一螺穷》虽然简单，却大致反映了螺纹歌的主要理路，也即张爱玲说的，螺越多越好。另一首不明地域的螺纹歌，这一思路更加明显：“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卖豆腐，五螺六螺开当铺，七螺八螺有官做，九螺十螺享清福。”生活质量的好坏基本上与手上螺纹的多少成正比。
像我这种一个螺没有的人，理论上是最穷的，所以我们客家螺纹歌的最末一句是“冇螺穿椟惢”。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正相关关系，也不是每首螺纹歌都遵循这种关系。螺纹歌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它的游戏性，而不是命理的准确度。同在浙江，新昌人说：“十个箕，落得嬉，嬉到杭州上海没得剩。”基本上也是穿椟惢。杭州人却说：“十个箕，满天飞，前堂吃饭后堂嬉。”表面看都是“落得嬉”，可结果却有质的差别。
各地螺纹歌中最一致的，大约是起首句“一螺穷，二螺富”，全部一百一十九首中，占了七十三首。大凡“一螺穷，二螺富”的地区，基本都是为了在前几句中押一个“富”字韵。北平的《一螺穷》虽是删减版，却最有代表性。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开当铺”“磨豆腐”“卖酒醋”“披麻布”“无着裤”“住大屋”“倒大路”。
浙江富阳对于一螺和二螺的认识却是颠倒的，这里流传着许多《一螺富》的螺纹歌：“一螺富，二螺穷，三螺叠稻蓬，四螺挑粪桶，五螺磨刀枪，六螺杀爹娘，七螺八螺银子撞脚箩，九螺十螺讨饭没有路，十只箕，前厅吃饭后厅嬉。”由于穷和富的次序颠倒，导致后面螺数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三螺四螺之所以要“叠稻蓬”“挑粪桶”，就是因为要押第二句末尾“穷”的方言韵。富阳还有一首《一螺富》的第二句用了个“破”字收尾，再次導致三螺四螺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一螺富，二螺破，三螺掬猪屎，四螺开烟火，五螺磨刀枪，六螺杀爹娘，七螺八螺讨饭没路，九螺踏官船，十螺中状元。”
多数螺纹歌都会在五螺之后换韵。韵一换，运也转，比如湖北的“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住大屋，五螺卖柴，六螺穿鞋，七螺八螺，挑屎过街，九螺单，当天官，十螺全，点状元，十个簸箕，金银挑起”。昆明的螺纹歌跟其他地区不大一样，起首不说穷和富，而是巧与笨：“一螺巧，二螺笨，三螺四螺捡狗粪，五螺六螺甩团棍，七螺逗人蛝，八螺不下田，九螺发大财，十螺中状元。”但是，即便如此，这首螺纹歌依然在说到五螺的时候转了韵。
这就有点像客家儿童唱“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放屁就是他”，为什么放屁的是“他”而不是“你”或者“我”，只是因为“他”与“家”押韵。因此，如果上一句唱成“老虎在家里”，那么对不起，“放屁就是你”。
起首句与《一螺穷》不一致的地区，主要是广东、福建南部和台湾。台湾金门的“一螺一嗲嗲，二螺跄脚蹉”与闽南的“一螺一底底，二螺跑飞飞”，以及潮州的“一螺一帝帝，二螺走脚皮”估计是同源异文，所谓“一嗲嗲”“一底底”“一帝帝”之类，大概也只是各地搜集者记录时选用文字的差异，都是为了表达一种舒适的状态，说明有钱有闲，以便与二螺“跄脚蹉”“跑飞飞”“走脚皮”的劳碌状态相区别。
《一螺穷》放在闽南话中，读起来很不爽口，因此只能重编一套《一螺一嗲嗲》的新螺纹歌，所以说，一螺到底是“穷”还是“嗲嗲”，不是因为东海岸人与南海岸人长得有什么不一样、命运有什么不一样，而是因为他们的语言系统不一样。
在浙江，尤其是从杭州到台州的连接带上，杭州、诸暨、新昌、天台、临海，都流行一种恐怖版的螺纹歌，杭州是“五螺磨刀枪，六螺杀爹娘”，诸暨是“七螺磨刀枪，八螺杀爷娘”，新昌是“七螺磨尖刀，八螺杀爹娘”，天台是“六螺磨刀枪，七螺杀姨娘”，临海是“五螺掼刀枪，六螺杀爷娘”。少一螺的，总是执行前一工序，或者叫帮凶;多一螺的，总是执行后一工序，因此成了凶手。听起来，好像五螺和六螺（或者六螺和七螺，七螺和八螺）天生就会是一对杀人凶手，这两种人要是聚在一起，父母基本上就没活路了。
六螺在所有螺数中是最狠最倒霉的，在杭州和临海一定是凶手，到了天台，可以弱化为帮凶，再到诸暨或新昌，穷虽穷，却可以不必干那杀人的勾当，如果能走远一点，北上江苏如皋，好歹可以“去种田”，到了扬州、仪征一带就能“骑花马”，如果脚力勤，远上北京，还能攒钱“开当铺”。但是不能往西或往南，往湖北只能“穿草鞋”“做强盗”，往湖南则是“打草鞋”“放鸭婆”，到江西也还有可能“打死人”，到了广东和福建，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只能“讨饭匹”“掰心肠”“做小偷”“跌落水”“给狗拆”。当然，少数南下分子，也可能“做相公”，如果能渡海到臺湾，则有可能“米头全”或者“有米煮”。
十螺在所有螺数中是最好的，俗称十全十美，这一说法几乎通行全域，只是说法稍有差异，诸如“十螺全富贵”“十螺去当官”“十螺做相公”“十螺驾盐船”“十螺足足，买田起屋”“十螺全，生个儿子中状元”等，福建平和县甚至说“十螺做皇帝”。只有少数异文会有诸如“九螺十螺讨饭没有路”“十螺守空房”的说法，这两种说法都出自浙江富阳（叶镜铭：《富阳关于手的俗信》），其他几则如“十螺做长工”“十螺无瓦片”，也只出现在上海和浙江一带。或许是因为富裕地区的人民对于“满招损，谦受益”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多数螺纹歌为了方便儿童理解和记忆，在前一螺和后一螺之间，都会设置明显的对应或承接关系。比如，“一螺穷，二螺富”是财富的两极关系;“七螺八螺讨牢饭，九螺十螺做大官”是身份的两极关系;“六螺会种田，七螺贩私盐”是居家务农与外出冒险两种生存方式;“八螺去偷鸡，九螺去偷鹅”是异曲同工;“三螺无米煮，四螺无饭炊”是同义反复;“七螺八螺挨枪打，九螺十螺过刀剐”是相同结局，不同刑具。
据说人种不同，手指的平均螺数也不同。白种人与非洲人箕纹多，大洋洲土人螺纹多，黄种人介于两者之间。假设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黄种人应该是以五螺六螺居多了，按杭州和临海的说法，他们都在“磨刀霍霍向爹娘”，这当然只能拿来当个噱头，供儿童们互相唱着取笑。
福建北部的顺昌县，流传着一首似乎由女性专享的《手螺歌》：“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忙碌碌，四螺开金铺，五螺没儿生，六螺做奶奶，七螺插金钗，八螺要挨打，九螺全，十螺中状元。”所谓“做奶奶”“插金钗”，性别特征都很明显，可是，最后一个“中状元”，却又不是旧社会的女性能够享受得到的荣耀。
有些地方的螺纹歌则会将男女的螺纹运势明确分开，比如唱到“九螺做老爹”的时候，如果针对女性，就得唱成“九螺做奶奶”。
纵观各地螺纹歌，涉及的职业行当五花八门，计有重工业（砸石条），轻工业（磨豆腐、弹棉花），军事工程（掼刀枪、磨刀枪、背刀枪、甩团棍），农牧业（会种田、牵猪牯），建筑业（起大厝），服务业（挑粪桶、抬花轿），商业（开当铺、卖绸缎、卖老婆），交通运输业（驾盐船、挑粪桶），旅游业（走天下），能源开发（担柴卖），文教卫生（中状元、学做贼、捡狗屎），信息产业（做媒婆），文化艺术（吹喇叭），宗教（拜菩萨），行政管理（会做官、坐官船、管天下、做相公、做太公、封太守）等等，三教九流，包罗万象。
在传统螺纹歌中，穷人的比例非常高，常常会穷到无饭炊、睡大街、做乞丐、倒大路、讨饭没有路。命运不济的表现是忙碌碌、没儿生、掬狗屎、掰心肠、要挨打、讨牢饭、狗土虫。富足人家的表现常常是骑白马、穿绫罗、住大屋、谷满仓、银子撞脚箩、买田起屋、前厅吃饭后厅嬉、金子银子压秤砣、有钱无人知。平常的生活则是平平过、坐颓颓、走脚皮、盖草铺、住瓦屋、操心肠、得高寿之类。另外，打死人、杀爷娘、做强盗、做贼、偷挖壁、过刀剐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要说螺纹歌真实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人生百态，那显然是拔高了，但若说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对于社会结构与人生百态的粗浅理解，则不会太过。
当然，螺纹歌也缺失了许多很重要的社会内容。比如对于读书的理解，只指出了“中状元”一条出路，似乎中不了状元就只能捡狗屎。至于现代社会的现代行业，就更加得不到体现。
螺纹歌一般只是用极端化的语言来戏说命运，不涉及人品问题，人们就算数到自己“倒大路”，也不会多生气。但是，南宁歌谣罕见地涉及了人品问题：“一螺富，二螺贫，三螺为君子，四螺为小人，五螺佮（音gé，结伴合作）大贼，六螺救花军（乞丐），七螺担尿桶，八螺骑马上坟，九螺起屋平天下，十螺坐金墩。”尤其是“四螺为小人”“五螺佮大贼”等，很容易演化成为人身攻击的恶意标签，变成破坏歌谣游戏性的“老鼠屎”。这类歌谣比较罕见，我搜集的螺纹歌中仅见一首。
在歌谣中，有些螺纹的命运必须与其他螺纹配合在一起才能生成完整的意义，比如浙江的“五螺磨刀枪，六螺杀爹娘”，松阳的“六螺跌落水，七螺拉不起”，江苏如皋的“八螺搬砖头，九螺砌高楼”，好像这两种螺纹的人不互相搭个手，就什么也干不成。
螺纹歌本是游戏性的，但在清末，还真有人拿它当回事。据胡祖德《沪谚外编》说：“旧例，招募兵勇，及解配重犯，皆验十指箕斗。至狱讼供招，则仅以大拇指捺之。今俗以指上螺纹作圆形者为螺，如山脉装者为畚箕。旧有此歌，谓关于贫富，未必验也。”这里说“未必”，用词谨慎，表达的是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
得知我在搜集《螺纹歌》，东北地区的朋友很不同意我对于流传地区的假说。民俗学同人杨秀认为，我之所以没能注意到东北地区的螺纹歌，是因为东北人不称“螺”而称“斗”，南方地区的“一螺穷，二螺富”，到了东北地区，只是变成了“一斗穷，二斗富”而已。
同事程玉梅也给我发来一条短信：“爱东兄，今晨拜读大作《螺纹歌》，有趣！提供我记得的东北（长春地区）童谣一首：‘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五斗六斗背花篓，七斗八斗摇街（读该）走，九斗一簸，到老稳坐。’还有一个说法：‘九斗一簸，到老稳坐，九斗一撮，到老背鍋。’但我不知道簸和撮的区别。东北话里收运垃圾的工具叫撮子，多铁制，大概类似于你文章中提到的簸箕。”
辽宁大学的洪展姑娘提供了一首类似的东北童谣，很有趣，但是卖豆腐和说媒、做贼的比例有点高：“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爱说媒，七斗八斗爱做贼，九斗坐着吃，十斗全是福。”
另外一位辽宁朋友也说：“我们小时候常常念：‘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开当铺，七斗八斗封官侯，九斗十斗享清福。’老人们还说，十个斗和十个簸箕的人，都是十全十美大富大贵的组合。”
非常奇怪的是，所有为我提供资料的朋友，全都是女性！这让我产生一个好奇的问题，螺纹歌的传播群体，是不是以女性为主？带着这个疑问，我将手头所有的资料重翻了一遍，只有三十一份资料标注了讲唱者，其中有二十三位讲唱者可以根据姓名判断为女性，比如张阿奶、廖应芳、朱芹勤、詹素珍、黄雪兰，等等。另外，多数回忆性的记录者在提及螺纹歌具体源头的时候，都是说到“我奶奶”，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我爷爷”或“我爸爸”这样的男性传承人。这虽然不是一个充分的统计数据，但也大致可以认为，螺纹歌的主要传承人是女性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