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普遍认为，美国之所以在1960年代将冷战从两大阵营对抗扩散至第三世界而导致冷战的全球化，与美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日趋积极这一变化密切相关，但国际学术界目前对这一转变的解释却有两种不同的框架。受越南战争影响，自1960年代初开始，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约翰·怀特（John White）等学者提出了批判性很强的现实主义—外交史解释框架。这些学者通过辨析各种公开资料，发现共和党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政府与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等民主党议员尽管在发展援助问题上互相攻讦，但实际上都赞成美国积极介入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仅在介入方式和程度上存在分歧。沃尔夫等人认为美国政界的如此表现是其现实主义理性考量的结果：在当时冷战向第三世界蔓延的情况下，美国政治人物从维护美国外交利益的现实主义思路出发，都希望将发展援助作为一种外交工具来拉拢或胁迫不发达国家。他们认为，正是这种自私理性倾向令美国的发展援助不仅未能解决发展问题，反令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但沃尔夫、怀特等人的研究不足在于原始史料的缺乏令其未能详述当时冷战发展与美国政策演进之间的具体联系。
从1980年代开始，伯顿·考夫曼（Burton Kaufman）、斯蒂芬·拉比（Stephen Rabe）等学者基于美国解密档案发现，1950年代末美国对不发达国家经济政策之所以发生重大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出现的“中苏经济攻势”（Sino-Soviet Economic Offensive）——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与不发达国家经济交往——这一冷战新变化的刺激，但其论述重点在于美国政策变化，对美国政府的认知、其他国内外举措等着墨甚少。随后国际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解释逐步为雷迅马（Michael Latham）、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等学者倡导的理想主义—社会史解释框架所主导。雷迅马、文安立等在解释这一时期美国对不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变化时，更强调由沃尔特·罗斯托（Walter W. Rostow）等美国“现代化理论”学派与肯尼迪等民主党人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家—学者联盟在推动美国走向全球冷战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看来，由于美国自身浓厚的理想主义传统与经历（如美国长久存在的“自由帝国”理念、美国技术官僚在“新政”过程中对美国式国家干涉主义的自信等），该政学联盟所进行的国内强大政治与学术动员令“现代化理论”迅速成为当时美国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这些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变化是美国走向全球冷战的重要内在动力机制。该解释框架固然突出了美国国内因素的重大影响，但也存在两大问题：首先，该框架强调现代化学派—民主党人联盟积极介入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动机是因为美国社会对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一直抱有的强烈善意和自信，这实际上弱化了此前现实主义解释框架对美国政策自利本质的批判；其次，该框架主要聚焦于民主党人的活动，对共和党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美国走向全球冷战中的角色未给予充分探究。
上述已有研究的状况说明，要理解美国如何走向全球冷战并将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冷战化这一重要学术问题，仍有必要进一步探究艾森豪威尔政府究竟如何认知和应对“中苏经济攻势”这一问题。此外，随着近年来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联系快速发展，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相关经济活动多有指摘并有实质性政策反应，其形势与1950年代后期颇为相似，因此梳理相关历史事实也有现实参考作用。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综合利用新解密的美国档案文献以及目前尚未得到重视的相关美国政府宣传资料、美国智库和研究机构相关报告等史料，系统展示艾森豪威尔政府围绕“中苏经济攻势”所进行的复杂情报分析工作、深度政策调整和大规模国内冷战动员活动，并重新审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相关认知与反应在美国走向全球冷战过程中的角色。
一、“中苏经济攻势”的出现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认知：1955—1956年
1955年以前，美国政府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持消极态度。杜鲁门政府虽承认不发达国家如何解决贫穷问题将决定它们究竟是倒向西方阵营还是倒向共产主义，但坚持 “自由主义”发展观，即强调不发达国家只能通过与西方的自由贸易并吸引西方私人投资才能解决其发展问题，西方经济技术援助只能起辅助作用。据此杜鲁门政府在具体政策上只提出了以技术援助为主要内容的“第四点计划”。
1953年上台的共和党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不仅坚持“自由主义”发展观，更信奉财政保守主义原则，要求美国应缩减对外支出以减少财政赤字，以此维护作为美国国力基础的自由经济。为此，该政府在对不发达国家经济政策领域最初确立了“贸易而非援助”原则，只鼓励美国与第三世界的贸易、但大幅削减美国对外援助，并只在美国为维护所谓“自由世界共同安全利益”而建立的共同安全援助（Mutual Security Aids）框架内向与美国结盟的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上述立场自然决定了其执政初期在发展问题上乏善可陈。总统本人虽然早在1953年4月16日就发表了要求结束冷战、关注发展问题的《和平的机会》（The Chance for Peace）演讲，但仅将这一演讲作为冷战宣传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1954年西方在印度支那的挫败虽然激发了政府内外要求美国扩大对不发达国家经济援助的呼声，但为避免自身投入太多资金，华盛顿只选择了通过扩大已有的“科伦坡计划”来加强西方国家对不发达国家技术援助这一温和方式。
但自1955年底开始，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加强了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被称为是“中苏经济攻势”的这一新现象令艾森豪威尔政府上下普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对美国和西方构成极大威胁的新冷战，美国必须在对不发达国家经济政策方面做出重大反应。就笔者所见，最早发出警告的是1955年11月1日美国情报文件NIE 100-7-55。该文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当前史无前例地向中东和南亚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其目的是要在相关国家促进中立主义、削弱西方影响、并创造进行政治颠覆的各种资本。这一警告随后成为11月15日和2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66、267会议讨论的重点，与会者一致认为美国必须认真研究该问题并尽快做出应对。12月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署的一份情报文件又强调，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已通过积极的援助和贸易等活动突入到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希望通过贸易、外交与文化攻势来削弱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并鼓励当地共产党的发展，以便展开颠覆与间谍活动。12月5日，总统前心理战助理C. D. 杰克逊（C. D. Jackson）更致信艾森豪威尔，强调苏联东欧国家正积极针对埃及、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印度等国发动一场非常危险的“经济攻势”，局势已经严重到“手枪就顶在我们脑门上”的地步，美国唯有通过大规模发展援助活动才能拉住这些重要的中立国家。
接踵而至的警告以及11—12月苏联总理尼古拉·A. 布尔加宁（Nikolai A. Bulganin）和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Nikkita Khrushchev）在访问印度、阿富汗、缅甸后与各国达成诸多重要经济合作协议的事实，令艾森豪威尔十分紧张。他在收到杰克逊来信的当天立刻通知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Dulles）应组织各部门领导人立刻讨论“中苏经济攻势”问题，强调“（美国）若在此时仍不能组织起来维护并推进我们与朋友的利益，那么我不得不说现在就到了要考虑‘合众国绝望时刻’的时候了”。随后1956年初多次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的结果均认为，美国为应对“中苏经济攻势”而应采取更灵活的对外经济政策，特别是应提高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灵活性和效果。
由于政府内部财政保守主义者的抵制，1956年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并未发生重大调整。但此时华盛顿对冷战的认知却因“中苏经济攻势”而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彻底阐明 “中苏经济攻势”究竟对美国威胁如何，在负责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设计的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Council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主席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组织下，1956年年中美国各情报机构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情报分析和讨论活动。尽管在细节上有些许差异，但这些情报部门一致认为，“中苏经济攻势”的出现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正在发动一场新冷战。
这些情报部门都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与不发达国家经济联系的举动有其经济合理性，因为已经或正在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可通过加强这一联系来获得自身所需的工业原料并为其工业品开拓市场；同时它们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仅凭经济联系难以控制不发达国家的内外政策，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一攻势在削弱西方影响、瓦解西方军事同盟方面未有斩获。但这些部门都强调，“中苏经济攻势”是后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新冷战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当前核时代东方阵营为避免发生核战争而利用其他手段削弱西方阵营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它们看来，“中苏经济攻势”对美国冷战利益构成了以下严重威胁：首先，不发达国家因此相信社会主义国家有强烈的和平意愿，并发现中立主义立场可令其从两大阵营都获得援助，所以它们更愿意在冷战中采取中立主义立场而不愿与美国结盟，从而损害美国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围堵政策（Containment）。其次，阿拉伯国家因为得到东方阵营的经济支持而激化与以色列的对抗，令中东这一战略要地局势十分不稳。第三，这一经济攻势冲击了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管制政策，国防部官员甚至担心社会主义国家在强化了与不发达国家经济联系后可能会针对西方发动抛售物资等经济战。
上述情报机构的分析无疑具有浓厚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即以美国自身冷战利益的损益来判断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行动的动机，而罔顾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关政策是否在客观上满足了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需求，也未能检讨自身对不发达国家经济政策是否存在着不足。但艾森豪威尔政府领导人对此笃信不疑，并为此一改此前力主削减对外援助力度的态度，突然为 1957年财政年度共同安全援助提出了49亿美元的拨款要求，比1956年实际拨款28亿增加了21亿美元。国会虽然最终只对共同安全援助拨款38亿美元，但政府对 “中苏经济攻势”威胁的渲染却令国会感觉有必要审查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是否需要进行调整。从1956年5月开始，美国政界启动了自“马歇尔计划”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援助政策审查活动。除参议院、众议院和国会咨询机构国际开发顾问委员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dvisory Board）都展开相关审查活动外，总统为保证政府的主导权，也于9月22日委托由美国钢铁公司主席本雅明·菲尔里斯（Benjamin F. Fairless）组织了一个以示公正的公民委员会（简称“菲尔里斯委员会”）进行政策审查。此外，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新主席克拉伦斯·兰德尔（Clarence Randall）在任职后发现美国驻外使节纷纷反映美国已有经济举措难以应对 “中苏经济攻势”，也于1957年2月设立 “苏联经济渗透问题分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Soviet Economic Penetration）进行内部审查。
以往研究少有关注的是，美国府院同时展开的大规模政策审查活动令 “中苏经济攻势”研究成为1950年代后期美国智库和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其受重视程度不亚于美国社会科学学界对“现代化”问题的关注。除麻省理工学院国际事务研究所、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福特基金会、全国计划协会（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等著名智库积极参与府院政策审查活动并撰写了大量报告外，规模与影响最大的当数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由前中情局情报官员、经济系副教授罗伯特·L. 艾伦（Robert L. Allen）牵头的“苏联集团对外经济关系研究计划”研究团队。该团队成立于1956年，到1960年为止围绕“中苏经济攻势”主题共产生了55份有关苏联、东欧和中国对不发达经济活动的研究论著。在这一热潮推动下，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领域领导组织之一“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甚至在其权威刊物《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年鉴》（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323卷（1959年5月）上以“进步的伙伴”（Partners for Progress）为主题组织了专刊，集中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援助问题以及美国如何在经济援助问题上进行反击的问题。这些智库与学术机构的看法与1956年美国政府情报界大讨论的结论并无实质性差别，只是以所谓客观独立和学术的姿态论证了 “中苏经济攻势” 是社会主义阵营新冷战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对美国与西方构成极大威胁，美国应予以积极反击，其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与协调了美国政坛各方之间的分歧，为此后美国政界采取更为积极的相关政策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
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苏经济攻势”的全面反击：1957—1958年
1957年艾森豪威尔竞选连任成功后，新内阁班子普遍赞成美国应加强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活动以全面反击“中苏经济攻势”。而1957年3月前后参众两院、国际开发顾问委员会、“菲尔利斯委员会”和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也都完成了各自的政策审查报告，不仅在采取更加积极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以应对“中苏经济攻势”方面意见一致，也都赞同美国经济援助应转向以软贷款（即长期低息贷款）为主，并应与私人投资构成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但各方在是否扩大发展援助规模这一问题上分歧严重。参议院与国际发展顾问委员会都赞成增加对发展援助的相应拨款，并建立一个专门提供软贷款的机构；众议院虽支持利用软贷款来反击“中苏经济攻势”，但要求美国减少援助数量、鼓励美国私人资本的海外投资以避免受援国产生对美援的依赖；立场最为保守的“菲尔利斯委员会”强调政府只应着重鼓励对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与私人投资，无偿赠款部分只用于美国盟国。这些立场上的异同，解释了此后美国政界在如何反击“中苏经济攻势“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所在。
在各方分歧较小的私人投资和贸易政策调整领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的延长《互惠贸易法》（Reciprocal Trade Act）、政府为美国私人海外投资提供担保、税收优惠和信息服务等立法要求均顺利通过。在对外援助领域，由于各方都同意调整美国对外援助体制并加强软贷款，1957年8月17日国会通过的1957年《共同安全法》（取代了1954年《共同安全法》）根据总统的建议对美国援助活动做出了以下立法调整：首先，该法首次将美国共同安全援助明确区分为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和紧急援助三大类，自此经济援助正式成为美国法律认可并进行持续拨款的独立援助种类。其次，为反击“中苏经济攻势”，该法还授权政府设立专门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软贷款的发展贷款基金（Development Loan Fund, DLF）。最后，该法授权总统对美国国家安全体制中的对外经济部分进行重组。据此1957年11月29日总统下令，由负责对外经济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代表总统和国务卿总揽监督和协调军事、经济、紧急三大援助执行的职责，这改变了以往国际合作署由于地位不高而难以协调各项外援活动的情况。在狄龙之下，美国各种援助活动的管理职责也重新划分：军事援助由国防部负责；国际合作署则负责所有美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活动；而国务院欧洲司则管理美国参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EEC）的各种多边经济合作活动。自此，此前具有很大独立性的美国经济援助活动开始被全面纳入服务美国冷战战略的国家安全体系中。
但各方在是否扩大软贷款规模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总统希望国会能许诺未来3年对发展贷款基金进行20亿美元的总拨款（1958财年拨款不少于5亿美元， 1959和1960财年每年拨款7.5亿美元），但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坚持进行年度拨款并只同意1958财年拨款3亿美元。最后双方达成妥协：1957年共同安全法最终只同意对发展贷款基金做出2年财政拨款承诺（1958、1959财年拨款分别不超过5亿和6.25亿美元）。此外该法规定1958财年只对共同安全援助拨款33亿美元，比政府提出的38亿元少5亿美元。
鉴于发展贷款基金在拨款问题上遭到重大挫折、而“中苏经济攻势”自1957年中期开始再度加强，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有必要发动一场国内宣传运动来令美国国会与公众充分认识“中苏经济攻势”的危险性。在1957年10月中旬由《时代》和《生活》杂志与斯坦福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国际实业发展大会（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nference）”上，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专门向到场的全球知名经济界人士进行了一场公开演讲来警告西方公众：“（中苏经济攻势）虽不如苏联发射卫星或洲际导弹那样富于戏剧性或令人瞩目，但却是一个现实威胁，而且我认为就长远而言更加危险。我们不敢忽视苏联发射卫星或洲际导弹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军事威胁，但我们如果忽略了他们用来进攻我们的经济武器却是同样愚蠢。苏联也许永远不使用第一种武器，但肯定会使用第二种武器。”尼克松要求与会者应积极推动私人经济的发展以对抗这一威胁，并详细介绍了美国政府目前在贸易、私人投资、援助、立法等方面准备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措施，号召美国公众与西方其他国家予以积极的支持。
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10月末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和在11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公开提出要与西方国家展开贸易竞争等信息，更令艾森豪威尔政府掀起了一波宣传动员运动的高潮。在1957年底北约首脑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向其他盟国元首强调了“中苏经济攻势”的威胁，并成功地将北约国家如何在对不发达国家援助和贸易领域展开积极合作这一议题列入此次会议公报之中。1957年12月3日艾森豪威尔又率领内阁成员会晤国会领导人，希望国会能在经济援助问题上给予充分的立法和预算支持，以便政府能反击正在对美国产生重大威胁的“中苏经济攻势”。但国会领导人反应冷淡，只要求政府提供相关信息和一份关于美苏对外援助比较的报告，以便国会切实掌握实际情况。
为推动国会采取更为配合的态度，不仅政府首脑随后不断发表演讲和文章鼓吹“中苏经济攻势”的巨大威胁，1958年1月3日美国国务院在其《公报》中更刊登了题为《苏联集团在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攻势》（Soviet Bloc Economic Offensive in Less Developed Areas）的文章，声称这是“有关最近苏联经济攻势的概述，以此准备来答复媒体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询问”。这一文章立刻获得美国媒体的关注，次日《纽约时报》头版以引人注目的《苏联集团向10个国家投放15亿美元援助》（Soviet Bloc Aid to 10 Nations Put at $1,500,000,000）为题，特意介绍了该文章并提醒美国公众注意“中苏经济攻势”对美国的威胁，并要求政府进一步公布相关信息以便美国公众能更了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与此呼应，总统本人在1958年1月9日国情咨文中大肆渲染“中苏经济攻势”的威胁，认为 “如果这一非军事行动被我们低估，它将会击败自由世界，无论我们军事力量如何强大”。他强调美国的有效反击方式就是将对外经济政策重点从原来的“贸易而非援助”转向“贸易加援助”。这一咨文成为1月10日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被美国媒体追问的热点，杜勒斯趁机全面阐述了美国政府对中苏经济攻势的认识与美国政府计划采取的反击措施。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上述言论并非是故意恐吓民众，因为此时其领导人已陷入社会主义阵营可能发动经济战的恐慌。在1958年1月10日内阁会议中，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尼克松都非常激动地强调，苏联极有可能在世界市场上发动对西方的大规模“经济战”，即通过倾销物资或敌意降价行动来控制第三世界的市场并掌控不发达国家，由此会损害美国与相关国家的经济联系，为此美国应立刻展开对策研究。为应对这一恐慌，3月26日商业部专门组建了一个由美国商界领袖人物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研究美国的应对措施问题。
但政府对“中苏经济攻势”威胁的渲染却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1958年1月初民主党参议员迈克·蒙罗尼（Mike Monroney）、约翰·肯尼迪与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库珀（John S. Cooper）等纷纷抨击政府，强调正是其所坚持的共同安全援助令美国不能向未与美国结盟的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而且政府援助活动充满着管理混乱、资金浪费严重等问题。蒙罗尼倡议的西方应建立专门提供软贷款的新国际金融机构“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的议案随后获得了国会立法，这反映了其批评在国会内有众多赞成者。即使是政府内部也有普遍不满。1957年12月6日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致信兰德尔，指出政府在反击“中苏经济攻势”问题上存在着缺乏指导性政策、没有核心机构负责统筹所有行动、与西方其他国家缺乏合作三大缺陷，引发了许多部门的共鸣。
针对政府内外的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从1958年初开始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在基本政策设计方面，1958年5月5日NSC 5810/1基本国家安全政策文件明确提出，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四大威胁之一是 “许多地区的脆弱与不稳定……令其对中苏扩大了的颠覆、政治行动与经济渗透非常脆弱”，并要求美国应立刻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在加强行动统筹方面，政府也要求国会授权政府进一步改革国家安全体制，由国务院统一协调反击行动。在强化西方多边合作方面，美国与英国等重要盟国展开积极协商、推动日本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经济联系、调整对拉美国家经济政策外，甚至将加强与不发达国家经济联系这一经济职能增设为北大西洋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军事组织的重要职能。此外，艾森豪威尔更在1—2月提出一系列立法和预算要求：在贸易立法方面应延长《互惠贸易法》5年、授权总统适度削减关税以刺激美国从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在投资立法方面应有立法保证美国企业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可获得税收优惠；在援助预算和立法方面，国会应支持政府的1959财年共同安全计划预算，修改立法以便美国能向印度等中立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并从立法上区分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鉴于前一年国会在预算和拨款问题上多有阻挠，政府又启动了一波国内宣传运动以向其施压。在1958年1月末专门邀请美国商业领袖参加的一次白宫午餐会上，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副国务卿赫脱、兰德尔等都大谈美国公众支持共同安全计划的必要性。2月26日，总统又授意国际开发顾问委员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Eric Johnston）在白宫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美国国家安全对外问题全国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Aspects of U.S. National Security），到场的美国各界领袖纷纷表示支持政府的预算和立法要求。在1958年2月底3月初参议院的对外关系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就“中苏经济攻势”问题召开听证会上，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罗伯特·艾伦和沃尔特·罗斯托也以资深“专家”身份到场作证，再三强调“中苏经济攻势”是苏联新领导人发动的一种新冷战，美国必须采取充分的反制措施加以应对。
政府上述强力宣传活动最终迫使国会对其立法诉求做出了很大让步。在外贸方面，尽管美国此时已有经济衰退的征兆，国会仍将《互惠贸易协定法》延长4年，并授权总统可将美国关税减少20%，如4年内未使用已授权减税额度，则可在该法结束后４年内继续使用。在经济援助方面，1958年《共同安全法》删掉了《巴特尔法修正案》中的限制规定，令美国从此可向印度等与东方阵营有经济联系的中立国家提供援助。但政府起初提出对经济和军事援助分别立法的设想，由于国会中的政府盟友认为将两者合并为一个立法议案更易获得通过而未能实现。在国家安全体制调整方面，1958年《共同安全法》也授权总统可根据需要而改革相关政府架构，随后艾森豪威尔将狄龙擢升为在国务院排名第三的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专门负责协调所有反击“中苏经济攻势”的行动，这意味着反击“中苏经济攻势”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极具优先性的日常对外事务。在共同安全计划的预算方面，政府提出的1959财年39.421亿美元预算要求只被国会削减了近4亿美元，其中有关发展贷款基金和技术援助的预算要求得到全部满足。
虽然此后东方阵营并未发动“经济战”，但华盛顿对“中苏经济攻势”的敌视与恐惧未有丝毫改变。国务院于1958年6月又出版了题为《中苏在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攻势》（The Sino-Soviet Economic Offensive in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的小册子，向西方公众强调 “这一经济攻势代表了中苏集团以其正在增长的经济和工业力量为手段，将新独立的发展中自由国家纳入其共产主义轨道的一种尝试”。在7月25日一次内阁级会议上，杜勒斯、兰德尔和狄龙一致强调，由于“中苏经济攻势”对西方构成巨大威胁并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美国仍需进一步调整政策。
三、经济危机前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苏经济攻势”的应对：1958—1960年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贸易赤字和国际收支失衡，这令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扩大政府财政开支来反击“中苏经济攻势”问题上态度趋于谨慎。在1958年11月30日的一次讨论中，虽然杜勒斯建议美国为积极反击“中苏经济攻势”而应增加税收以便政府能扩大相关对外开支，但艾森豪威尔强调保持财政健康而使美国经济具有活力这一点也同样重要。作为这一思路的延伸，在促进美国私人资本对第三世界投资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基于避免美国资本过度外流和税收减少的考虑，只要求国会立法扩大当前美国私人海外投资担保项目和允许政府对私人借贷者提供担保并获得批准，却未支持众议员海尔·博格斯（Hale Boggs）提出的允许美国在不发达国家企业延缓纳税的议案。在对外援助方面，虽然国会中有强烈呼声要求扩大经济援助，但艾森豪威尔并未附和，只是于1958年11月任命前陆军副部长小威廉·H.德雷帕（William H. Draper Jr.）组织独立调查委员会再次审查美国对外援助活动。而国务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詹姆斯·W. 富布莱特（James W. Fulbright）提出的总统应要求国会对发展贷款基金进行一次性多年拨款并将拨款规模维持在较高水平的建议，艾森豪威尔也予以拒绝，在1960财年共同安全计划咨文（1959年3月13日）中只要求1960财年为发展贷款基金拨款7亿美元。
对美国自身经济状况的担心还令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了经济援助的具体形式。为增加美国出口，美国政府此时确立了经济援助必须遵从 “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原则，要求美国援外机构应尽可能采购美国商品作为援助物资。为减轻自身经济负担，美国也更重视以多边经济合作形式来援助不发达国家。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政府不仅大力推动西方发达国家增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本金以提升其对不发达国家的硬贷款总额，还加入了1958年10月成立的联合国特别基金（United Nations Special Fund），以多边合作形式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此外还与西方各国着手建立“国际开发协会”。
但上述谨慎态度和措施并不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政府放松了对“中苏经济攻势”的反击。1959年1月苏联领导人米高扬呼吁东西方缓和冷战、发展经济联系，美国国务院公开指责这只是掩护“中苏经济攻势”的阴谋，并于3月专门出版了《共产主义的经济威胁》（Economic Threats from Coummunism）这本小册子予以所谓“揭露”。在国家安全机制调整方面，1959年2月3日总统授权副国务卿狄龙负责指导和管理国际合作署的工作，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务院对国际合作署具体业务的控制，以保证美国对外援助活动完全服从美国冷战战略的考量。为促进美国对第三世界的私人投资，国际合作署还设立了“私人企业处”（Office for Private Enterprise）以运行国会批准的美国私人海外投资担保计划这一年美国最大的反击措施是，一直标榜自身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观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为拉拢此时获得苏联极大支持的印度，竟然在1959年8月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6次会议上决定大规模援助印度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三五计划”，在其支持之下，肯尼迪等人有关大规模经济援助印度“三五计划”的议案在1959年9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而艾森豪威尔政府最后一份基本国家安全政策文件NSC 5906/1文件（1959年8月5日完成）也提醒各部门，美国将会面临中苏集团在经济领域通过经济力量和资源、利用非军事手段推进其冷战目标的长期挑战，因此未来美国仍需在贸易、私人投资、经济与技术援助三大领域展开持久的反击。
由于认为1960年革命古巴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联系的迅速发展是“中苏经济攻势”继续的表现，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其执政的最后一年仍在各领域举措不断。在经济援助领域，政府对发展贷款基金和技术援助提出了较高的拨款要求并获得国会支持（发展贷款基金的拨款在1959年已经确定为11亿美元，2.075亿美元的技术援助拨款要求最后获得国会拨款2.065亿美元）。在多边行动领域，此前政府的诸多构想在这一年都获得落实或推进：如扩大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本金，联合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国际开发协会”，成立了负责资助美国私人资本对不发达国家投资的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rporation），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重整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政府就私人资本海外投资与相关国家展开投资优惠谈判等。在冷战宣传领域，总统7月14日下令在国务院专设了一个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由其率领4名区域信息专家启动了一项旨在让海内外公众了解美国共同安全计划对反击“中苏经济攻势”重要性的信息计划。当年年底总统的海外信息活动委员会还提出了一项大规模海外信息计划，希望通过向不发达国家深入介绍美国社会经济体系性质、美国援助目标等来影响不发达国家对于东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看法和态度，以便遏制“中苏经济攻势”在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在相关国安体系调整方面，艾森豪威尔在11月8日发布第10893号行政令进一步明确了美国政府各部门在反击“中苏经济攻势”问题上的分工：国务院及下属国际合作署负责经济援助（包括防御支持和特别援助）、技术合作、投资担保和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国防部负责军事援助；发展贷款基金负责用于发展目的的贷款和其他金融交易；商业部负责刺激美国私人企业在不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和开发；美国新闻署则负责与此上述所有行动相关的海外宣传活动。
在卸任之时，艾森豪威尔为提醒接任的肯尼迪关注“中苏经济攻势”这一问题，将之列为 “需要尽早注意”的国家安全问题，其重要性仅次于“需要立刻注意”的国家安全问题。肯尼迪政府上台后完全也接受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有关“中苏经济攻势”问题的判断。从实际效果来看，到1960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已成功将反击“中苏经济攻势”这一问题树立为美国和西方关切的冷战政策核心议题之一，并已经在诸多政策领域和国内外动员领域采取了重大措施。这些都说明，肯尼迪政府在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上虽有更加突出的表现，但无处不有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影子。
结论
本文相关论述说明，自1950年代中期发现“中苏经济攻势”后，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就此调整了其对冷战的认知，更判定这一活动会对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甚至数度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会发起经济战的恐慌之中。在这一认知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有对外经济政策领域的广泛调整，更启动了持久而大规模的冷战宣传与学术动员，并不断推动美国立法变革、调整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组各种多边组织以强化其发展援助职能。艾森豪威尔政府为克服国内阻力而持久进行深度与大规模的国内宣传与政策动员等事实说明，在当时美国经济保守主义力量十分强大的背景下，如无政府强有力的冷战煽动与政策调整，仅凭在野的民主党和“现代化理论”学派的政治动员，未必能令第三世界发展问题于1950年代后期迅速成为美国全球冷战战略设计和西方社会热议的核心议题。就此而言，已有研究无疑低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苏经济攻势”的认知、解释与反应在发展问题冷战化和美国走向全球冷战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再结合当前美国对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诸多反应中仍有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认知特点和国内外动员手法的影子，因此对相关历史事实进行挖掘和探究依然意义重大。
此外，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认知演变和广泛国内动员活动还说明，已有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解释框架在阐释美国干涉第三世界的动机与动力机制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缺陷。理想主义—社会史解释框架在强调美国积极介入发展问题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动机的同时，忽略了美国将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冷战化过程中颇为阴暗的一面：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态度之所以从消极转向积极，并非是其对发展问题的看法趋向自信与积极，而是因为受到了“中苏经济攻势”的刺激并数度处于自我惊吓的极度恐慌之中；而美国社会之所以随后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并开始支持政府的政策变化，也不完全是受到美国国内理想主义传统的激发，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持久冷战宣传与动员所引发的美国社会极大恐惧的结果。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决策过程中不断展现出来的冷战歇斯底里、忽略社会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经济联系发展的内在经济合理性等因素也说明，现实主义—外交史解释框架也难以解释其中由冷战意识形态所激发的各种非理性因素。这提醒在论述美国何时、为何与如何将发展问题冷战化并将冷战扩散至全球等重要问题时，相关研究应对这两种解释框架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来加以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