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复古”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转型、发展。那么，怎样看待这种文化现象呢？
马克思提供的准绳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有一段表述，为我们评价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复古”现象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简言之，时代剧烈变革之际，往往是复古思潮蓬勃发展之时。刚刚萌芽的新事物、新思想还十分弱小，会不自觉地借用古人的躯壳来彰显合法性；等到不再借用古人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时，才算真正长成，成为时代的主导力量。这就好比学习外语的过程，一个人刚学外语时，总会不自觉地想起母语，总要习惯性地拿外文单词对应母语单词，“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能够忘掉本国语言而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中国近代的发展历程也类似于这一学习外语的过程，如梁启超称清代复古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他接着指出，“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
纵观整个清代至民初的思想学术史，一方面，一些思想家总是不断宣扬“复古”；另一方面，实质上他们却总在推陈出新。清代学术“复古求解放”的结果不是真正引导社会走向复古，而是为新思想的启蒙、新政治的发生提供资源。梁启超说得很明确，现代学人毋庸为清代经学的消亡“痛惜留恋”，而是要沿着它开辟的新道路走下去，一旦新道路成为主导，所谓“上古三代”的外衣自然而然就无需存在了。
马克思当然不可能知道梁启超，梁启超或许也没有读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但这毫不妨碍两者“所见略同”。这些论述其实为我们衡量近代史上的复古与革新提供了精确标尺。事实上，许多人的经历也成为上述历史观的绝妙注脚。
“复古”与“解放”
新文化运动与晚清学术之争有密切联系，晚清学术之争又属于梁启超所述“以复古为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1905年，刘师培与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发起国学保存会，创办机关刊物《国粹学报》，遥尊尚因“《苏报》案”而身陷囹圄的章太炎为精神导师。国粹学派主张的国粹、国学，不是那种作为封建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而是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学。国粹学派批判两千年之经学，主张复先秦诸子之“古”，是要为中国文化开辟新道路。这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批判中世纪教会经院哲学，主张复古希腊、罗马之“古”，为近代欧洲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开辟道路相类似。
清末“古学复兴”对应的英文为“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新潮》杂志的英译同样是“the Renaissance”。在国粹学派看来，先秦诸子学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物理学知识，足以与现代学科体制接轨。如刘师培《周末学术史总序》，就以上述现代学科重新分类先秦诸子，借恢复古学之名，而倡现代科学之实。
国粹学派主张恢复先秦诸子学，是复古的一面；同时主张效法百家争鸣、文艺复兴，是开新的一面。传统与现代、古代与当今之间的关系绝不是截然对立、冰炭不容的。近代中国的新文化、新思潮也绝不能如一些人那样简单地用“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一棍子打死。
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主张都脱胎于清末国粹主义复古思潮。举例来说，国粹学派既然批判两千年经学，就很难不波及经学的“崇拜对象”—孔子。章太炎早在1902 年的《订孔》中就称，孔子“虚誉夺实”，“闻望过情”，又称孔子并不是今文家所说的“为万世制法”的“圣人”，只是一名史家，“孔氏，古良史也”，“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许之衡评价此文，“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
不仅如此，章太炎虽然赞扬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有教无类”，体现了他启蒙家、教育家的一面；但严厉批判孔子“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章太炎的孔子批判与他的政治主张密不可分，如他所说，“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章氏的民主共和思想，更可以看到他对人民群众的期待。刘师培也有与之类似的说法。可以说，清末的国粹主义运动既将孔子“拉下神坛，还原为人”，又为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吹响号角。
后来许多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与国学保存会、《国粹学报》有直接关联。如钱玄同当时正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国粹学报》是他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此外，朱希祖、沈兼士、鲁迅、周作人等都是《国粹学报》的热心读者，并在东京成为章氏座下弟子。其中吴承仕后来还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早期的理论家。
上述国粹学派的历史有力表明，新思想的萌生，往往要依托于“复古”这颗旧卵，在旧卵的滋养中安全发育成胚胎，最终破卵而出。在激变时代，看似保守的思想或主张，往往也有新的一页。新文化运动正是新思想发展到脱离于“复古”旧卵而独立成长的表现。它的爆发证明新势力已经获得独立于旧躯壳的力量，不再需要借用古人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了。
“老教条”与“洋教条”
相较于清末国粹学派的“复古”主张而言，新文化运动无疑更进一步，但新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仍未臻于成熟。尽管新文化运动去掉了古人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却换上了西洋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它破除了古代的神话，却树立了西洋的神话。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他接着说道，“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
上述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具体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表现为两点：其一，新文化派为了体现自己的独立性而极端非古，不能进一步合理利用优秀传统资源；其二，新文化派对于舶来的西洋思想囫囵吞枣，不能分辨哪种西方思想才是真正先进的，是真正适合中国的。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与巴黎和会的惨痛屈辱，使得五四新文化运动突破了自己的局限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由此认清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威尔逊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乃至其他什么主义，才是真正适合中国的普遍真理。
总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为依据，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与西方文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