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的改变及经学的史学化重新激起了有关今文经学义理的探讨。蒙文通受廖平思想的影响，由早期今古文经学的探究上溯周秦学术，继而梳理周秦思想脉络，并在民国政治革命的影响下，提炼出孔孟儒学的内在精神，即与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的素王革命论。对素王革命论的论述表明，蒙文通意图通过史学研究超越晚清的今文经学，探究周秦两汉之学的真谛。蒙文通以现代史学的方式重估经学，是经学的史学化，其中的现代性毋庸置疑。
关键词：今文经学；廖平；蒙文通；素王革命论
晚清今文经学并未因清朝的灭亡而消亡，其影响延续至民国时代。虽然在疑古派学术研究的冲击下，今文经学有关论点的荒诞性被揭露，但与之密切相关的孔子及儒学研究并未失去热度。《古史辨》对儒家及五经问题的讨论，胡适对早期儒家的研究，以及保守派学人对经学的重估，都显示出经学承载的文化精神并未完全消亡，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被延续了下来。同时，还出现了以经学为主体的思想转化，这种转化本质上是经学的史学化，而非传统语境下的经学研究。其中，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的研究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蒙文通通过周秦学术思想研究梳理出孔孟儒学的内在精神，并且指出，这种精神演变至秦汉即成为今文经学的素王革命论。这一认识不只是蒙文通对周秦两汉儒学的高度概括，更是蒙氏在紧迫的时势下对国家政治走向作出的回应，其本质是传统经学转向现代史学的独特产物。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分析蒙文通素王革命论的源起、形成及其义涵，以呈现蒙氏在经史研究方面的独特思想。这有益于深入认识蒙文通的史学思想，以及传统经学的现代化与史学化，亦有助于反观当下史学研究的局限性。
一、对廖平经学的继承
清末今文经学家以康有为与廖平为代表，但二人思想在本质上差别甚大。康有为重视今文经学的素王改制论，以附会其政治目的；廖平之学则基于《王制》《穀梁传》等礼制研究，确立平分今古的礼制论，以此贯通今古文经学。
综观廖平一生经学的变化可知，其目的在于从经学角度论证孔学的崇高价值——这种价值在廖平看来具有永恒性，而不是从礼仪制度理解孔学表现出的变动性。廖平对今古文经学的理解建立在经学信仰尚未完全瓦解之际，因此，经的地位远高于史，民国时期所谓的六经皆史料是不被廖氏承认的。廖平在重塑孔学的至高价值时，借鉴公羊学的三世论来论证三代时期的蒙昧，以及三代不应当再被视为理想的政治状态；直到孔子，才为未来世界谋划了一幅美好蓝图。可以说，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上古蒙昧的线性历史叙述一旦碰到孔子就失去了合理性。廖平对孔学的尊崇使他无法认同孔子之学的平庸，亦无法认同经为史的论调。因此，廖平之学看似在维护经学的独特性，实则在西学冲击下充斥着挥之不去的现代性。
蒙文通早年受学于廖平，深受廖平今古文经学观的影响。他在早年的《经学导言》中即表示，希望在廖平平分今古的思想基础上能够有所深入。由此，蒙文通提出，上溯先秦，探究汉代之学的源头，思考周秦时期的学术如何造就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局面。在《经学抉原》序中谈及自己在四川国学院就读时，廖平与刘师培争论齐学、鲁学，今学与古学，蒙氏表示，“两先生言齐、鲁学虽不同，其舍今古而进谈齐、鲁又一也。”蒙氏在《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文中又说：“文通昔受今文之义于廖师，复受古文学于左盦刘师……稍知汉学大端，及两师推本齐鲁上论周秦之意。”廖平在讨论今古文经学时说到齐、鲁学的问题，认为齐、鲁学虽有差异但皆为今学，不过鲁学相对来说更能体现孔子的思想。刘师培在《群经大义相通论》中认为西汉初年无今古文之争，只有齐、鲁学之分别。在追溯今古文经学的源头时，廖平曾言，古文乃孔子早年之学，今文则是孔子晚年之学；今文言改制，古文言从周。刘师培不同意廖平的这种看法。他认为，先秦时代今古文经学同出一源；至于为何后来发生分别，刘氏认为，传播过程中的地域因素导致文字书写不同、意义改变，由此才会出现望文生义、异说不断的情形。关于齐学、鲁学，廖平、刘师培虽然都重视地域差异，但刘师培并不赞同廖平有关孔学的理解——廖平认为今古文之分源于孔子，而刘师培则认为源于孔子后学。后来不论是讨论经学还是史学，蒙文通都十分注重不同学术以及思想的流变，而且，在思考今古文经学的源起时一直延续廖、刘的思路而展开，并深入分析周秦时代的学术思想，从而尽量合理地解释周秦学术如何演变成汉代的今古文经学。
1922年，身居重庆的蒙文通提出，“今文为齐、鲁之学，而古文乃梁、赵之学也。古文固与今文不同，齐学亦与鲁学差异。鲁学为孔、孟之正宗，而齐、晋则已离失道本。齐学尚与邹、鲁为近，而三晋史说动与经违，然后知梁、赵古文固非孔学，邹鲁所述斯为嫡传。” 1923年，蒙文通出版《经学导言》。书中，他延续了廖平、刘师培对齐、鲁学的讨论，注意分析不同学术的地域性，明确孔子后学的分化，认为鲁学为嫡派，齐学、晋学则为鲁学之外的分支。也就是说，不同地域的知识传播导致孔子后学的学术分化。在秦汉大一统前，孔学的分支齐学、鲁学、晋学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借鉴诸子学的内容。这三派中，齐、鲁之学的区分主要在于礼制，同时，齐学受到齐地稷下诸子学及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晋学则具有一定的史学化倾向，也就是孔学的理想与古史的混合。而且，蒙文通认为，三晋之地与孔学结合之前，其史学与孔学相违背；之后，到秦始皇时，博士官之学乃齐、鲁学结合，加之方士化的内学；至汉代，则形成今文经学。因此，蒙文通认为，汉代所谓的今文经学是从秦始皇时开始形成的，而三晋之学则以《左传》《周官》为核心，在西汉河间献王的推广下于民间广泛流传。此时，蒙文通认定鲁学是今文经学的根本，而《孟子》《穀梁传》则是鲁学的根本，《荀子》是三晋之学的呈现，而董仲舒则是齐学的代表；汉代占据势力的是齐学，所以孔学的真谛无法得到明确体现。这也就是说，汉代的今古文之学无法呈现孔学的微言。受廖平的影响，蒙文通此时看重鲁学，还未曾明确汉代今文经学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他对汉代内学的认识也持否定态度，与后来看重内学中的孔学核心精神并不相同。由此可知，蒙文通虽然未曾认识到素王革命论在孔学中的独特价值，但他已经知晓经学研究不能拘泥于家法条例的分析，而应当对思想义理进行深入讨论，即传统士人所看重的“由明经进而明道”。
蒙文通此时对孔学的理解并未脱离传统尊孔的认知。他对齐、鲁学的划分，仍以孔学为轴心（廖平、刘师培都未曾突破这种情况）。蒙氏后来的《古史甄微》亦依据这个认知来考察三晋之学。在之后的《天问比事序》中，蒙文通才突破这种固有框架，意识到孔学源自鲁学，与三晋史学无关，所谓“儒家六经所云，究皆鲁人之说耳”。不仅如此，在《楚辞》研究中，蒙文通又了解到楚地之学的特殊性，从而提出史学三系的论断；而且，通过比较，蒙氏认为，三晋古史多较真实，以楚、鲁为核心的历史记载则多理想虚构。
二、对周秦学术的重估
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通过古史鲁、晋、楚三系研究意识到古史的地域性，同时也意识到史与经的截然对立。他不再相信六经皆史之论。早年他在《经学导言》中持有的经史混杂的观点也随之自行放弃。经史关系的明确划分使得蒙文通摆脱了史实的纠缠，更加集中精力思考今古文经学的源起。为此，他必须进入周秦的思想世界，考察孔孟诸子思想的源流。
《治学杂语》言及1933年蒙文通与章太炎的谈话，其中即涉及今古文经学的问题。鉴于廖平、刘师培对今古文理解的不同，蒙文通想要寻求一个确定的思路，以解决二人的歧义。他说：“六经之道同源，何以末流复有今古之悬别？井研初说今为孔氏改制，古为从周，此一义也。一变而谓今为孔学，古始刘歆，此又一义也。再变说一为大统，一为小统，则又一义也。”可见此时蒙氏还未能完全解答这个疑问。
1934年，蒙文通在北大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领悟到：“廖先生说古文是史学，今文是经学，的确是颠扑不破的判断。同时也看出经学家们把经今古文问题推到孔孟时期显然是不对的，孔孟所言周事还基本是历史事实而不是理想虚构。”所谓“周事”，在蒙文通看来，主要是制度层面的体现。1935年，蒙文通发表《职官因革考》，依据《诗》《书》《左传》等文献，考察周秦官制的变化，证实《周官》《王制》所载与西周官制并非完全吻合。制度层面的研究之外，蒙文通还对孔子之后儒家及战国其他诸子的流派与思想进行深入探讨。他发现，战国儒家多借鉴道家、法家思想，从而形成汉代之新儒学。所以，其《儒学五论题辞》云：“六艺之文虽曰邹鲁之故典，而篇章之盈缺、文句之异同，未必即洙泗之旧，将或出于后学者之所定也。故经与传记，辅车相依，是入汉而儒者于百家之学、六艺之文弃驳而集其醇，益推致其说于精渺，持义已超绝于诸子，独为汉之新儒学。”在蒙文通看来，汉代新儒学最值得称道的便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寄托着儒家理想；而古文经学以经学为史学，反而促进了经学微言的消亡。由此可见，蒙氏对周秦之学的研究最终还是回到了其师廖平关于今古文经学的认知中，即古文经学为史学而今文经学为哲学。不过，蒙文通认为，刘歆创立古文经学，而今文经学乃西汉儒学在官学中的呈现。
蒙文通对周秦之际诸子学的解读，核心是儒家。通过梳理儒家学派的性命观，蒙文通对儒家思想的核心及其演变形成了独到见解。对此，蒙氏于1937年发表的《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堪为代表。他对孔孟、《荀子》《管子》《中庸》《易传》以至汉儒的心性之学都进行了阐释，这些阐释具有明确的思想史脉络。在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蒙文通对孟子以心为本体的性善论非常推崇。他认为，其后的荀子夹杂了道、法思想，已经远离了孟子的性善论；而汉代董仲舒、刘向等已经乖离了孔孟心性论，且受到荀子性恶论的影响。《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对周秦两汉儒学思想的梳理，正有助于理解周秦诸子学的演变及其同异，把握不同时期儒家的基本宗旨，启发对今古文经学源起问题的思考。在此基础上，《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1937年）认为，“汉儒外王之学出孟子，而内圣之学亦本之孟子，非仲舒之徒所可及也。”由此，蒙氏从内圣之学否定了清代刘逢禄等关于荀子、董仲舒在汉代经学谱系中地位的看法，也就否定了今文经学的谱系。
此后，蒙文通从政治层面提出素王革命论，继续强化周秦两汉孔孟思想内核的延续与演变。其相关文章主要有《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非常异义之政治学说》（1937年）、《非常异义之政治学说解难》（1938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1940年）。在这些文章中，蒙文通对1934年于北京大学形成的关于今古文之学及周秦学术的认知进行了深化。他提出周秦时代经、史性质的区别，即，经多蕴含理想而史则趋于史实。蒙氏对经与史的明确区分，实质上并非尊经弱史，而是通过对史的强化来解读经中的微言大义。其言曰：“世之争今古文学者何纷纷也？盖古以史质胜，今以理想高，混不之辨，未解今文之所谓也，而漫曰‘王鲁’、曰‘新周’，说益诡而益晦，庄、刘、宋、魏之俦殆亦有责焉。”这段话批评清代治今文经学者未能分清史实与理想的区别，而往往将二者混在一起。最为典型的便是对礼制的考证。诸如凌曙、陈立，皆未能分清经史，往往把礼制看作史实。蒙文通则非常清晰地认定，今文经学中的核心内容多出于儒者的理想建构，这种建构基于周秦时代的思想、制度等内容，并由此糅合成汉代的今文经学。他又陆续写出《儒墨合流与尸子》《儒家法夏法殷义》《法家流变考》等文，逐步加深对周秦学术的理解，深入论证汉代经学乃周秦儒家吸收其他学派而形成的新儒学。这些探索都与蒙氏总结、完善今文经学的素王革命论同步。
《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意味着蒙文通对周秦学术尤其是儒家的研究进入了完善阶段。他之前针对今古文经学的疑问在此文中有了答案。蒙氏本人也认为，此文解决了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源起问题。如此，则蒙文通的今古文经学论与廖平、刘师培也产生了区别。廖平经学二变之后的成果已被蒙文通抛弃；而刘师培对今文经学的否定，在蒙文通的思路下却又恢复了今文经学的独特价值。蒙文通这种由两汉溯源周秦、又以周秦论证汉代经学的学术思路，始终围绕着儒家这一核心。他对秦汉儒家之学源于战国诸子之学的融合进行了梳理，显示出秦汉儒家是与孔孟不同的新儒家，而汉代新儒家的特色在于蕴含了不同时期的思想制度，经学的理想性不言而喻。蒙氏称曰：“至儒家并言法夏、法殷，兼采法、墨之长，各家相争之迹熄，而恢宏卓绝之新儒学以形成，道术遂定于一尊也。”汉代的经学诠释本就杂糅，随着家法师说的不同，必然导致经义的歧义化。之后的刘歆古学助长了此类歧义的出现，今古文经学纷争也就不可避免。沿此思路，汉代今古文经学形成的根本问题便随之得以解决。
三、政治革命中的素王革命论
前文已指出，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聚焦于制度层面，彰显素王革命之深意。他说：“晚清之学急于变法，故侈谈《春秋》，张‘改制’之说，而‘公羊’之学显于一时。然‘改制’之义，才比于‘五际’之‘革政’，而‘五际’‘革命’之说，未有能恢宏之者。”意即，康有为之公羊学不足以涵盖晚清公羊学的全貌，清末的公羊改制论也不如革命论之恢宏。蒙文通在这里已有意重估晚清以来的今文经学。这种内在理路的转变与民国时期的政治革命息息相关。
蒙文通晚年所作《孔子思想中进步的探讨》（1961年）、《孔子和今文经学》（1961年）、《略谈我近年来的学术研究》（1962年），都沿袭了他早年的素王革命论。根据蒙文通的理解，“素王”指孔子，孔子作《春秋》而立一王之大法；“革命”指革去天子所得之天命，即易姓改代。蒙文通认为，素王之法需要通过革命去实现，革命行动则以素王为目的，二者不可分割、孤立。当然，蒙文通对革命的理解很明确，他知晓现代语境中的革命与传统革命的义涵存在差异。但是，今文经学所谓的革命论，在蒙氏看来，实际上并非一致。京氏《易》、齐《诗》中的革命论与《孟子》所言革命论一致，皆指弑君之类的暴力革命；而汉代董仲舒等公羊学则弱化暴力革命，宣扬禅让。后者凸显今文经学下的制度变革，把汤武革命解释为三代改制，由此素王改制论代替素王革命论。清末学者大谈公羊素王改制论，与今文经学的实质有了一定距离，孔学的真实面貌也必然被歪曲。通过梳理战国秦汉的学术思想，蒙文通认为，《孟子》、齐《诗》等文献才是素王革命论思想的真实承载；虽然汉代学者有意弱化今文经学中的革命精神，但并未完全遗弃，只是不断将之边缘化。蒙文通指出孔学的革命精神后，便须考察与此种精神一致的典章制度，并由此论证今文经学中已然蕴藏着万民平等的现代思想——这种思想在他看来就是素王革命论的意义所在。
蒙文通在《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及晚年的《孔子和今文学》中着重讨论了井田、辟雍、封禅、巡守、明堂制度，并通过文献论证史实与理想的差别，从而推导出儒家理想制度的优越性。在井田制方面，蒙氏认为，《孟子》《周官》所言井田并非实现太平的理想制度，只是部族间极不平等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反映；今文经学家董仲舒、何休有关井田的描述，才是一种经济平等的理想制度。蒙氏关于辟雍的考察则是从教育制度层面抨击周代教育的不平等，认为《王制》《尚书大传》中的教育制度方为今文经学家的理想。蒙氏关于巡守、明堂的讨论同样旨在证明现实与理想制度的差异，以及理想制度指向万民平等。蒙氏对禅让说的考察不是论证今文经学中的革命性，而是凸显今文经学的软弱性。他认为，禅让本质上是今文经学家迫于君主威权而提出的，董仲舒对禅让制的解释与宣扬是对孔学的歪曲。除此之外，蒙文通还明确表示，古文经学的出现也严重阻碍了孔学微言大义的传授。可以说，蒙文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晚清的古文经学，强调古文经学与孔学精神内核的差距；同时，他也未因袭刘逢禄等人的今文经学谱系，反而批评董仲舒等对于孔学的篡改。由此，蒙文通对孔学的革命论进行了重估。
他对素王革命论的重估强调暴力革命、万民平等观念。这一观念的生成与蒙氏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有关。蒙文通在《儒学五论·自序》中这样概括儒学：“儒之学，修己以安人。达以善天下，穷以善一身，内圣而外王，尽之矣。”他又说：“孔孟之道，三古所为训也，中国文明之准也。”由此可见，蒙氏对儒学的政教功能依旧怀有很大的信心。他对周秦诸子流派思想的研究也都指向秦汉儒学，认为秦汉新儒学的缔造离不开周秦诸子学的影响。他认可儒学对于社会完善的重要意义：“世谓儒以旧社会之崩溃而衰废，斯固然也。然其复乘新社会之完成而益显，独何与？”他借用友人严立三之言来表达自己对当下政治的关注：“际此事变之亟，深宜多集友朋，究明此学，以延墜绝于一缕。宋之儒研几于天人，内圣之学则既明之矣，而外王之道则必于汉世今文家求之。”蒙文通认为，孔孟的素王革命论倡导从社会个体的道德层面入手，激励社会政治制度层面的革命，从而造就未来的理想世界。这不仅可拯救欧洲的道德危机，亦可解决当下中国政治的衰败局面。
蒙文通关于早期儒学的研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反映出他与其师廖平之间的共性。他对孔学政教功能的宣扬，可谓是其师尊孔的一种变相（不过，相较于廖平的狂想与激进，蒙氏较为温和）。蒙文通尊孔，并非打着孔教的旗号，而与这一旗号背后的今文经学有着紧密的渊源。他对周秦两汉学术的探讨未曾脱离孔学，而是绕了一大圈，再次论证了孔学独特而恒常的价值。所谓“儒者内圣外王之学，匪独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以西方学术之趋势衡之，直可推之于全人类而以创造其将来”。这种强烈的文化自信，清末的康、廖已然具备。然而，蒙文通的文化自信更源自他对民国时期现实政治的不满。另外，蒙文通的历史研究一直在努力呈现中国历史的独特性，这一点晚于章太炎。唯有培养具有强烈民族凝聚力的社会群体，才能引导国家向着正确的轨道行进。
清代末季，康有为、廖平推崇孔子托古改制，谭嗣同《仁学》批评传统伦理，章太炎亦从公羊学中看到黜周王鲁、素王改制背后的革命意义，这些关于孔学的重新解读都隐含着对孔学革命意义的肯定。只不过，因为当时的社会趋向于反传统，政治上要推翻帝制，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孔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但是，转机出现了。正如学者所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横行，激发了民族意识，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亡国危机加重，原本个体的解放转变为国家民族的存续。胡适所言“新名教”也道出20世纪20年代之后政治状况的改变。抗日战争的爆发加速了这种认知，对个人自由的激烈讨论趋于边缘化，对民主科学的关注也转向对国家民族力量的弘扬。这意味着不仅要从西学寻求解决的方法，更需要找到内在自足的通道。今文经学视域下的革命论由此逐步进入学者们的话语。
梁漱溟、熊十力、钱穆、蒙文通等学者都在苦苦追寻传统文化思想中可以为当下利用的资源，且熊氏、陈氏、钱氏也都十分看重儒家的革命论。熊十力曾说，孔子作《春秋》志在改乱制，并谓孔子晚年已具备民主革命之思想。陈柱在《公羊家哲学》中设有“革命论”一节，专门讨论孔孟的革命论。这一作法远早于蒙文通。不过，蒙文通认为革命学说导源于孟子而非孔子，这与陈柱的理解不同。虽然陈柱与蒙文通二人很早便相识，但是，蒙文通是否受到陈柱著作的影响，则不得而知。钱穆对革命论未有长篇大论，但他与蒙文通讨论过龚自珍，对龚自珍未谈革命深致惋惜。蒙文通的佛学老师欧阳竟无也曾向其坦言儒家革命论的重要性，并强调由孔学培养士人志气，所谓“无志失士名矣”。相较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欧阳竟无等人对心性的强调，蒙文通更看重今文经学的经世功能。深受马列唯物主义思想影响的郭沫若，在其初版于1945年的《十批判书》中，也对孔子进行了较为积极而正面的讨论。郭沫若认为，孔子思想的进步性体现在他的言语中所蕴含的革命精神，早期儒家中近于任侠的一派反抗权威的勇猛强烈正是革命精神的体现，这与尚同的墨家不同。虽然蒙文通与郭沫若对于孔学的理解并不相同，但二人涉及孔学革命精神的论述，都有着强烈的民主革命意识，而对儒家民本思想的解读也都渗透着对民众权利的关切。
民国时期的政治革命深刻地影响着诸多学者对传统学术思想的解读，也影响着蒙文通对先秦两汉思想的剖析。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无论从学术还是从政治角度，都指明今文经学在价值层面的优越性，以及对古文经学的排斥、对法家的批评。这种偏见源自清末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对荀学、古文经学的排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曾总结康有为微言大义之学：“其言有伦脊，先排古文以追孔子之大义，次排荀学以追孔子之微言。”对蒙文通来说，现代史学并未磨灭传统经学的存在；他以现代史学尊崇孔孟、显扬今文经学，呼应清末以来排荀斥古的偏见。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廖平等晚清今古文经学的影响一直存在；无论他多么明确经史之分别，他的学术思想都与此内容密不可分。
结语
民国的社会现状始终刺激着蒙文通不断思考如何从传统中找寻民族精神，找寻国人可以自立于现代世界的勇气。同诸多学人无法摆脱传统影响一样，蒙文通依旧围绕儒家及孔孟之学来阐释孔学的独特价值。又由于民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清朝有了很大不同，蒙文通看待传统知识思想的语境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蒙文通对制度、思想的探索虽然未曾脱离廖平的影子，但是，相较于廖平哲学沉思式的尊孔及后来的大统、小统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乃是通过现代史学的方式获得。蒙文通明确区分经史之别，认为经学具有不同于史学、子学的独特价值，但他对经学价值的重估却是通过现代史学的方式实现的，同时，也借助史学研究去呈现对国家政治与民族文化的思考。这是蒙文通作为史学家的思考方式，也是民国以来经学史学化的必然。
